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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我接到了青瓦台任命我为行政自治部部长的电话通知。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内，行政自治部的几名干部就来到我的个人办公室。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他们竟然还带来了部长的就职演说稿以及印有“行政自治部部长金正吉”的名片。
并且，他们还开来了我下午去青瓦台参加任命仪式时要乘坐的、粘贴青瓦台出入证的部长专用车。另外，他们还带来据说是需要紧急批阅的文件让我批阅。但是，由于我只接到入阁通知，尚未获得部长任命状，所以就拒绝了这一要求。
总而言之，行政部门职员的反应能力的确惊人。我认为换做任何非公务员，都可能无法达到这种办事效率。我并未使用他们为我准备的就职演讲稿，只是简单讲述了自己平时的几点想法作为我的就职演说。事后方知，这几位行政自治部干部在来到我的办公室之前，正在前往入选呼声较高的另一位行政自治部部长候选人家，由于中途得知被正式认命为部长的是本人，方又匆忙转抵我的办公室。数日后，我在秘书办公室中偶然发现了几张印有那位候选人姓名的信封。可以断定这是在销毁过程中出现纰漏才被遗留下来的。
当然，这种尊敬上司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问题在于他们对普通国民的态度是否如此？可否对普通国民所提出的问题同样做出迅速反应呢？每当想及此处，总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要知道，他们事先为部长候选人准备的名片和信封，均是利用国民交纳的税款造出来的。如此说来，这种迅疾反应是否意味着是对国民心血的浪费呢。
官僚集团是反应力和观察力高度发达的组织。呈报文件时，公务员首先会观察部长当天的心情如何，倘若其认定部长心情不佳，就会将需要报批的文件延后一、两天再呈报。反之如果秘书室内的气氛融洽，则说明部长心情舒畅，这样更容易获得批准。
我所经历的代表性事例，是电子身份卡的采用问题。我在担任交接委员会干事时，对于电子身份卡的采用问题一直持保留态度。首先，我担心因此会引发侵害个人隐私的问题。另外，这项工程需要投入约二千七百亿韩元的政府预算，如果包括安装感应器等民间部门的费用，则共需约六千到七千亿韩元的巨额投资。因此，在财政状况极其困难的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体制 下，对于是否真的需要紧急推进这一项目，我一直举棋不定。 。 想看书来
官僚调教部长（2）
相关部门的公务员对这种情况非常清楚，所以在我面前他们谁也不提及电子身份卡一事。在彼此逐渐熟悉之后，当断定我心情好时，才会逐步向我灌输推进这一项目的必要性。利用诸如“如果不引进它，我们部门的行政改革程序项目会出现问题”、“这是必须推进的国家事业，不能进行将非常可惜”等极具说服力的话语，把我的思路引向他们设定的路子上去。有时，这些话语还会通过与我关系比较亲近、并且能够对我产生影响力的亲信传达到我耳中。
经历过这些事情，我发现公务员在揣摩部长心理状态，设法实现他们有所求的一面，可谓异常机敏。
下面，我将为读者讲述另外一件事情。我在某个时事周刊看到一篇以“调教部长”为标题的文章。文章指出新官到任后一般会遇到的三种陷阱：
第一，日程安排陷阱。官僚们为部长安排紧凑繁忙的日程，使其异常忙碌，从而没有闲暇时间考虑政策方案。当你忙碌得毫无思绪时，官僚们会突然呈出已经在其手中保留一到两周的政策方案，要求部长审批，并催促说向青瓦台报告的时间马上就到了。如此一来，在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后，部长会习惯性地说出“看一下，明天有什么安排”之类的话。部长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主持工作，反而会越来越依赖于这些官僚们。因此，在缺少充足的时间进行外部咨询或听取外部舆论意见的情况下，部长便会草率发布一些政策方案，从而遭到媒体或其他部长的抨击。
第二，访客陷阱。一般情况下，访问部长的访客数量很多。其中一部分访客是与部长有预约的，但是更多人则是无约而至。后者并非前来指出某位部长的缺点或政策上所存在的问题，而只是一味地说些中听的话语取悦于你。通常，前来提出问题的访客，不会无约而至。长此以往，经常与这一类人相见，也就只能听到一面之词。
第三，自我陶醉的陷阱。面对忙碌的日程、不间断的会谈，通常感觉到自己对待工作已经非常认真。所以，对给自己提出批评的人，会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反感。同时，心中慢慢滋生出“这工作并不是很难做”的自满情绪。当其认识到这些自身问题的时候，通常是在离职之后。只可惜，木已成舟，悔之晚矣。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与之较为相似的事情。在新官到任以后，老练的高级公务员一般会暗示给部长两个建议：
第一，要经常与总统单独会面。他们会向部长暗示“我们会为您创造单独会面、取得信任的机会，您只须竭力与之相见即可，只有如此才能长期确保您的职位”。
第二，“要最大限度地为本部门争取预算，只要时机成熟一定要提出这一问题。当务之急便是竭尽全力确保自己所管辖的部门预算，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出一个部长的能力。”这样的话一旦有机会他们便会重复说，似乎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给部长出谋划策。
到任后不久，你有可能会听到“部长的能力不行，有可能被调迁”一类的传言。这种传言本身也许就是公务员内心不平、不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可以理解为对部长不能充分维护、代表他们的利益以及不能最大限度实现部门利己主义的不满情绪。
部长若想确保在自己领域的位置，正常运行业务程序，必须具备以下三种条件：
首先，要确立明确的发展目标和计划，避免出现执行具体政策的官僚常见的偏见及错误。
其次，要具有说服力。部长为了能够彻底贯彻执行自己认为正确的政策方针，必要时需要说服其他部门、国会和执政党、媒体、相关团体及企业、国民甚至是具有任免权的总统采纳自己的意见。
最后，要具有领导能力。部长只有能够具体、准确地掌握业务流程，才能获得下属职员的信任及其响应，进而才能够正确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部长所处的位置是“政治”与“行政”的交叉点。部长一般可以分为尽职尽责推进业务的行政型部长和致力于引进新政策的政治型部长两类。我则认为作为一名合格的部长，最为重要的是要对部门的运营状况持有坚定的信念，并且能够准确洞察行政部门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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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没有避风港
“古代曾有一位将军在上战场之前，将家人全部杀死。这是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家人在战争结束后卑屈地被敌人屠杀。这是因为，在抵达战场之前他已经想到了这场战争的结果，并且预想到家人的结局会是怎样。
但是，在IMF这种管理体制下，我想通过裁减公务员的方式获取战争的胜利，是否不太现实。公务员所从事的工作，并不是需要时随便选出人来培训几天，就可以胜任的。通过裁减部分公务员的方式以换取国民的理解，这种想法非常危险。难道因为IMF改革就要使其子女挨饿、辍学吗？请不要忘记公务员及其家庭成员也是韩国国民。
我真的开始有些怀疑部长您是不是我们的‘父亲’？倘若没有‘子女’存在，‘家庭’的存亡还有什么意义？日后，您也将从如今的位置上退居下来，您的照片也将会挂在会议室的墙壁上，成为一段历史。希望您能给行政自治部留下美好的回忆。”
“许多公务员在忍受着微薄薪资、人员过剩、国民的误解、责怪的目光以及‘我们被公司炒了，你们公务员也得被炒’式的所谓“水怪逻辑”等种种压力下默默地工作。但是，即使在100名公务员中，只有一名公务员犯下错误，普通国民也有权利批评政府部门。对待国民的这种批评，难道你能够以‘称职的公务员比不称职的公务员多’为理由进行反驳吗？
因IMF导致的国家经济危机，远比公务员们的想象更为严重。我曾经在火车站的候车室中睡过一晚，目的是为了了解媒体上所报导的失业人群的具体数量及其想法。结果竟是，在经历八年公务员生活之后的今天，我才明白作为一名公务员是多么幸运的事情。并且，深深感受到行政部门也不能够成为结构调整的例外。”
以上是两位公务员发表在行政自治部网站上的文章。此二人对行政部门改革的看法截然不同。时至今日，也许尚有许多公务员对前者的看法持有同感。很多人指责行政部门没有跟进整个社会的改革步伐，状态依然如故。新政府内阁上台后，已经过去半年的时间，但公务员的状况却没有发生丝毫变化，因此，国民对于改革没有弹性这点怨言颇多。
改革步骤尚没有正式实施，但很多人只是听到口号，就误以为改革措施大部分已经实现。此外，道德散漫的风气四处蔓延。在公共部门的结构调整过程中，竟然有人公然要求特殊的人事安排，而高层官员退休后去下属部门任职的问题依然屡禁不止。
在改革的关键时刻，“与其在做事之后要承担责任、倒不如什么都不做”的想法正在蔓延，“安于现状、不作为”的思维方式重见苗头。
创意氛围消失殆尽。大部分人均在察言观色，等待上司安排工作。另外，那些认为因朝野间的政权更迭而失去了既得利益、遭受冷落的犬儒主义势力亦不可忽视。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一定要进行变革。
目前，我们正处于改革变化的漩涡之中。因此，需要对盲目扩张的大企业以及因不良经营导致外强中干的金融业、劳资纠纷不断的产业现场等整个社会层面进行改革。
其中，对行政部门的改革是克服国家危机的首要步骤。因为在整个社会都需要进行结构调整的大环境下，仅让行政部门成为避风港是决不能容忍的事情。特别是对权威主义政权、官商勾结和政府管理金融、贪污*、全球化的失败等因素导致IMF管理体制和国家危机的指责，整个行政部门应深刻地进行反省。
行政部门的改革已不只是公务员个人或政权层面上的改革，而已经成为与国家存亡息息相关的问题。改革者需要以能够放弃“既得利益”的心态作为出发点，进行广泛、根本性的改革。否则，只是徒劳无功，实现改革的目标将变得遥遥无期。
专家们一致认为，在进行民间部门的结构调整之前，如果公共部门不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则很难实现有效的体制改善和对外信任度的改善。所以，公务员应舍弃“每次换届时上任者都会搞‘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形式主义”、“时间久了总统和部长都会感到疲劳”等等贪图安逸的想法，作为改革的主体行政部门理应走在改革的最前方。
我自担任行政自治部部长后，在六个月的时间内裁减了18％的总部职员。因自身能力或意志力薄弱没有得到任职机会而面临失业危机的职员达到100多名。这与目前总部800余名职员人数相比，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另外，我还下令各地方政府至2002年期间精减30％的人员。这个措施遭到公务员的反对和抱怨，其间发生的令人心痛的事情也比比皆是。职员们都在抱怨“其他部门都按兵不动，为什么只有我们要遭受这样的痛苦？”不过，我认为我们作为负责政府组织和人事管理的部门，应该率先垂范，做出榜样。
在民间部门，伴随着企业破产和银行倒闭，失业者人数不断增多。对此，媒体方面指责行政部门没有深入开展改革，公务员处于相对稳定的地位。考虑到国民的情绪问题，我认为，本应走在改革最前沿的行政部门，却为了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诚心进行改革，这种做法确实有些欠妥。
行政部门的改革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如果没有强大的意志力以及合适的名义推进改革，则很难获得成功。在担任部长之初，我强烈地感到“没有可行的，也没有不可行的组织就是公务员社会”的感觉。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公务员组织比其他任何组织更具有能力，且训练有素、等级观念极强。所以，我确信只要总统和部长坚定信念、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一定可以获得成功。
一些不满政府改革速度的人，主张采取引进外部专家、给予市民团体监督权等做法向政府施压，以加速改革步伐。但是，我则认为不依靠外部力量，而是通过我们公务员自身的变化推进改革进程方为上策。
“恶婆婆”——公务员的形象（1）
如果想要治愈病症，必须首先查明患病部位，并准确诊断病因。改革的方法与之同理，如何走好改革的第一步，要从我们自身对改革的正确认识开始。
昔日创造“汉江奇迹”、将国家发展引入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如今却沦为阻碍企业发展、招致国民不信任的机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政府究竟充当怎样的角色呢？
世界性评估机构……瑞士国际经营开发研究院（IMD），每年以40多个主要国家为对象，在政府、金融、国际化等八个领域进行竞争力调查，并发表评估报告。1998年，该研究院以46个国家为对象进行了评估，结果韩国政府的竞争力排名竟然从1995年的第18位，下降至第34位。这与1997年因经济政策的失败导致外汇危机后，接受IMF金融资助有直接关系。
平民政府（指金泳三政府）作为其施政重点推进的国际化，全球排名也由1995年的第41位下降到第46位（倒数第一），而金融部门的排名则从1995年的第37位下降到1998年的第45位。韩国各领域综合排名亦从第26位，下降到第35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韩国政府的评价也不是很高。IMF下属的经济研究院近期对一些国家的*程度进行排名，在进行调查的45个国家中，韩国位居第22位。在以10分为满分的透明度排名中，韩国以分，居马来西亚（分）、南非共和国（分）、约旦（分）等国家之后，*情况更为严重。该调查报告指出，加拿大、瑞士等国家的治理*情况最为良好，而*主义发展、舆论自由、经济全球化、非政府机构的活跃等则是消除*的主要影响因素。
IMF同时指出“贪污*并非专指收受贿赂，例如，一个国家的总统在其家乡、…个偏僻的农村建造机场，虽然这种做法与贿赂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也属于反映其国家*状况的因素”。
近期，德国的“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简称TI）”以全世界85个国家为对象，按国家分类发表了各国*指数。其中，韩国的*指数为分（满分10分），1996年排名第27位，1997年排名第34位，1998年则下降到第43位。
在韩国国内进行的政府系统服务状况调查中，各行政机关仍然没能避免不及格的命运。1997年，由国务总理室和韩国行政研究院主持，对37个中央行政机关（22个部、15个厅）进行了满意度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在满分100分的调查结果中，中央行政机关的服务满意度平均分数达到分。其中，气象厅以分名列第一，其后为文化体育部（分）、公平交易委员会（61分）、农村振兴厅（分）、政府采购机构（）。位列排名末席的是检察厅，仅有分，法务部（分）和警察厅（分）分别排名为倒数第二和第三。而行政自治部则以分，紧随信息通信部（分）之后排名倒数第五。
从以上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相对于各厅而言，更具实力的中央各部，尤其是其中所谓“实权”机关的服务水平却处于下游。行政自治部以极低的分数排在纠察和治安机关之后，这说明行政自治部一直被普通国民和地方政府视为“恶婆婆”。
另外，外国企业对韩国行政部门和公务员的评价同样很低。最近，大韩商工会议所以102家外国企业为对象进行了评价调查，结果显示，其中的人认为韩国“政策没有一贯性”，而占的人则指出韩国行政部门之间的意见缺乏统一性。在对行政服务的满意度进行的调查中，的人表示不满意。
“恶婆婆”——公务员的形象（2）
“在不足六个月的时间内频繁更换政府部门负责人的国家，怎么能够使我们放心投资！事业的成败取决于对时机的把握。由于韩国的政府部门之间经常勾心斗角，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决定将投资转移到马来西亚发展事业”。
这是近两年内曾在韩国推进28亿美元规模的投资，最终却决定放弃的道康宁公司的无奈选择。
为何各界对韩国政府的评价会如此糟糕？据说，以往外国政要来访韩国时，是在彻夜灯火通明的政府办公大楼中，寻找韩国如何由废墟中崛起并取得辉煌成就的答案。
在70年代末期，政府在公务员的主导作用下，通过动员全部人力及资源的高效发展模式，两手分别抓经济和安保事业。一个因战争而荒废的国家，只利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便制造出汽车、轮船、飞机的部件，这样的事实确实可称之为奇迹。但是，在进入80年代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产业化步入轨道、民间部门的发展逐渐成熟，企业可以独立履行其决策方针，国民整体的教育水平及对政府的期待值也随之得到了提高。另外，由于*化意识萌生，开始出现“官僚集团成为*权力后台”的批评之声。
此时，政府应该追求*、开放的行政方式，将其职能由主导者转换为调停者。努力解决劳资纠纷、贫富差距、地区矛盾等问题，为形成国民社会并使之正常开展社会活动而提供帮助。另外，整个国家需要步入国际化进程。
但是，官僚集团却怠慢这方面所存在的问题，非但没有实现职能的转变，反而因害怕失去自己掌握的权利，没有积极主动地适应行政环境的变化，而失去了改革的最佳时机。
官僚集团在社会体制的本质正在变化的情况下，却想垄断权力、影响力和信息，拒绝接受社会的多样性。平民政府（金泳三政府）末期，政府对经济专家提出的外汇危机警告不予理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