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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扩大，导致政府机构变得更加庞大。另外，因为当时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尤其需要组建强有力的政府。
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所谓“福利病”的依赖文化后遗症愈发严重，发达国家开始着手进行手术，采取了减少人均租税负担率、公务员数、政府的权限范围等措施，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型。
韩国还没有达到福利国家的水平，并且也不是经过战争洗礼成长起来的国家。税负率或公务员数量以发达国家的尺度衡量，相对偏低。如此看来，韩国政府也可以称为一个“小政府”。
改革可以，但不能动我的“奶酪”（2）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首先，政府在整个社会领域行使了超越规定的权力。虽然政府的财政规模较小，但银行金库存储量一半以上受到官僚集团的影响，准组税、限制条件颇多。所以，将韩国与人口和收入远远领先的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并不合适。其实，韩国政府并非“小政府”，而是正在发展的“大政府”。因此，只能组建“韩国式小政府”。
民众都认为公务员的工作是“铁饭碗”。不过，保障公务员的身份和政治中立的目的，是让公务员以公仆的身份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不是让公务员借此谋求个人利益。
为了有效地执行行政程序，公务员持有优越的公职权力，将自己称为“人民的公仆”、“差人”、“雇工”等，而实际情况却与之相反。公务员常常误以为自己拥有比普通国民更优越的地位。另外，因为维持、管理行政机关的所需费用均来自国民的纳税款，所以，政府或公务员一般对金钱并不敏感。
对公务员身份的保障、公务员的优越心理及对缺乏对经费的正确认识等因素，最终为行政部门带来诸多弊病，这也是行政部门必须进行改革的重要因素。
近期，我在报纸上看到对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1841年写的《官僚生理学》的简介。虽然已经过了150年的时间，但此书仍然充分地揭露出当今官僚社会的弊端。
“公务员只是一种为了生存领取俸禄、放弃择业的自由、只会制作文件和批准文件的人”、“高级公务员是未能对政府有所帮助、反而善于利用政府为自己服务的技术人员”、“虽然规定公务员每天必须在官厅工作九个小时，不过其中四个半小时他们用在闲谈、诋毁自己的上司、交换人事信息和察言观色上。也就是说，国家在流失一半以上的办公时间”。
这本书中指出，繁杂而不负责任的批准流程是官僚制度中的最大弊害之一。“报告书是一种拖延的手段，有时也会成为逃避责任的工具”。最后他感叹道：“懈怠、不负责任、摆架子、拉关系等问题就是公务员身上典型的顽症”。
官僚主义英文叫做“bureaucracy”。其中，“cracy”是统治的意思；“bureau”原意是指办公桌，尤其是有抽屉可存放文件办公桌，这意味着“整理办公桌最为官僚化的方式就是将需要废弃的文件复印保存”，这应该是对官僚主义弊端的一种讽刺吧。官僚主义的用词刚出现时，具有与“合理性”相同的含义，是一个褒义词。但是，如今却被贬为“不顾及国民的意愿，采取独断、威权、压迫态度的主义”，脱离了广大国民，一味强调扭曲的精英意识。
这些官僚主义弊端已经成为阻碍改革进程的绊脚石。倘若不予以摒除，极有可能会演化成不注重目的、只强调手段和步骤的过度的形式主义。我认为，“改革可以，但不能动我的‘奶酪’”的态度也是官僚主义的一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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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务员的战争”
1998年5月21日，某日报以《与公务员的战争》为标题，做了下列专题报道：
“茶山丁若镛在其着作《牧民心书》中根据清廉度，将公职人员分为三种类型：只靠国家发给的俸禄生活的公职人员；除了国家给予的俸禄之外，巧立名目接受百姓馈赠的公职人员；压迫百姓收取贿赂的公职人员。当然，第三种类型的公职人员是最卑鄙、最*的。
丁若镛同时指出‘古之贤牧，视为逆旅，如将夙驾，湥洳臼椋渥叭危Ｈ缜秭雷埽內唤拧Ｒ坏闼桌郏×簦絽u行，旷无余恋，此湥恐幸病！溆靡庠谟诟娼牍叭嗽保吧钪皇侨松械囊桓龆淘堇蹋心蛭傲倒僦岸钕萜渲小？梢钥闯霾枭较壬唤鍪窃谘史矫娉删屯怀觯幢闶窃诙怨吧畹母形蛏弦部俺频贝说谋砺省�
行政自治部部长金正吉在记者招待会上吐露，‘在担任部长几个月后我发现，公务员以集团利己主义为核心团结起来，以非常隐蔽的巧妙方法阻碍改革进程’。他指出‘政府的下属部门之所以如此繁多，也与公务员退职后的工作保障存在一定关联’，并坦言‘即使成为部分公务员的敌人，也要准备和公务员进行一场战争’。
对于他此次的发言，部分行政部门深表不满，认为‘措辞过于严厉’。但是，金部长的发言确实把握住了问题的要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如何实践。诸如高层公务员退职后，仍然就职于下属部门，同时享受退休金、工资双薪待遇，这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长此以往，下层职员只知剥削民众收受贿赂，而高层职员不谋其事，专注于退职后的工作问题，国家怎能取得正常的发展？”
我在记者招待会上关于“改革行政部门”的话题被报纸以《与公务员的战争》为标题报导后，无意中成为了人们指责的对象。其实，我并不喜欢“战争”这一词，而且更没有和公务员开战的想法。只是，在开始行政部门的改革后，我确如一位战场上的司令官一般，做足了精神准备，而关注改革进程的人们也经常将改革实践比做一场战争。
韩国行政部门的模式已过于庞大和僵化。权威主义和行政便利主义思想存在其中，明哲保身的意识依然如故。所以，出于对国家长远发展的考虑，即便做出一定的牺牲，我们也要不遗余力地推进改革，为国民呈现一个果断干练的公职人员形象。
所谓的“与公务员的战争”，从1997年末我担任总统职位交接委员会政务分科干事时就已开始。就职行政部长后，首次听取业务报告时，相关部门的公务员呈报新年公务员工资调整方案、增加人员的计划书、升职、转补人事方案及奖赏计划等文件要我审批，并称其事十万火急。
由于IMF管理体制刚实行不久，考虑到财政条件，他们提出的公务员新年工资上涨3％的方案被我驳回。当时，我将他们的工资上涨方案暂时保留。因为，我认为在各部门刚刚开始实施结构调整的时期，涨工资的举措并不现实。
而后，新政府在事先冻结公务员工资的基础上，又决定削减其10％的工资。当时，正是遭遇IMF危机的第一年，税收不足七兆六千亿韩元，财政状况非常紧张。况且，在民营企业均已裁员减薪的关键时刻，身为公务员又怎能例外？
另外，随着新政府的上台，公务员增员计划未能得以实施，新政府尽可能控制了新职员的招聘数量。交接委员会在先期制定了保留70％公务员的计划后，不久又调整为50％，最后规定保留人员数量不超过50％。
关于公务员精减问题，时任总统的金大钟为了克服IMF带来的危机，提出到1999年末除军人、警察、教师以外，在中央和地方50万公务员中裁减10％（5万名）的方案。
最后，在处理人事和勋状、奖赏的计划问题上，交接委员会认为政权末期进行大规模升职、转补，滥发勋状、奖赏是盲目收买人心的错误行为，所以没有予以采纳。
说各部门向交接委员会递交的业务报告是其相互间的一场角逐亦不为过。因为这是宪政历史上因政权更迭首次进行的名符其实的权力交接，所以整个交接过程始终笼罩着一种既紧张又兴奋的气氛。特别是在得知政府组织的改组计划后，各部门为了保全身家，利用宣传、游说战等手段相互间展开了生死搏杀。
在政府交接的过程中，为了使交接得以顺利完成，交接委员会临时从各部门调遣部分人员充当专业委员，但是当他们看到自己所属部门面临危机时，却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利己主义行为。
例如，在改组的过程中，有人向委员会哭诉自己的部门是必不可少的部门，更有甚者，竟然在提交改组方案时要求成立新的部门，互探信息的不良风气四处弥漫。另外，有一部分人则在会议期间私自离开，利用手机向其所属部门透露会议内容。无奈，我不得不对其提出警告：“委员会将遣返那些陷入部门利己主义的人”，并且强调到：“这样做的人在人事安排上没有任何好处”。站在公务员的角度上看，被遣回其所属部门，是一件极为耻辱的事情。此时，国家正陷入危机，在政府、企业等组织都在全力进行结构调整的关键时刻，作为人民公仆的公务员却因一己私利而不顾国家的安危，其行为令人感到万分心寒。
经过这些事情，我深切地感受到，那种深深扎根在公务员心中的“政权有限，而公务员社会是无限的”思维意识依旧没有得到改变。
我与公务员的正式接触要追溯到我在交接委员会任职期间。当时的行政部门只要遇到与自身利益相冲突的事情，便会以强有力的对应逻辑武装自己，组织起来进行反抗。诸如遇到减薪、辞退等与其切身利益相悖的问题时，他们的表现便会异常激烈。由此，我认定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组织。
我从未产生过批评每一个公务员的主观想法。导致目前这种状况的关键问题在于不合理的政策制度。即使是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如果一直被存在问题的制度所牵制，也会在潜移默化中表现出不良的行为。
因此，我们要通过制度改革措施，规范公务员的行为，培养公务员具备大公无私的精神，使其成为克己奉公的榜样。我们决不能因为承受外部压力而退缩，畏惧不前的行为不利于国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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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裁员与公务员的抵抗（1）
改革并不是因为没有制定合理的计划，才遭遇失败的。即使规划出一幅完美的蓝图，如果改革的主体……公务员不予以积极响应，那么必然一败涂地。因此，强有力的领导能力，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在任职100天时，作为具体实践“造就有竞争力政府”目标的一个环节，我宣布了至本届政府任期届满的2002年为止精减30％地方公务员的结构调整计划。
任职初期，在巡查地方时，我便发现地方行政机构存在冗员过多的现象。据统计，平民政府执政五年期间，中央公务员的增长率不到1％，而地方公务员年均增长率却达到了5％，而且机构组织秩序散漫。因此，我认为已经到了必须改组的时刻。
任何国家，如果没有对公务员额度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根据“帕金森定律”，其数量一定会持续增长。当然，这只是一般的倾向。我认为，政府首先需要把公务员人数减少至合理数量，并引进公务员总定员制，将被精减的人员，安排到适合其发展的部门。
作为一名政治家出身的部长，我也深知不得罪人、取得更多选票对我政治前途的重要性，但是，面对人们对行政部门的批评和指责，却不得不下定决心义无反顾地进行结构调整。
不过，在此过程中我也遇到许多波折。虽然我明确地提出了精减30％人员的指导方针，但实务部门却以20％的精减率已经难以实现为由对我进行反驳。我只得再以“国民希望的不是三分之一，而是一半以上”为由，多次下达强硬的指示。但是，直到记者招待会召开前夕，他们仍然在为几个数字争论不休。
主管部门提出按照交接委员会当初拟定的方案……三年内精减公务员10％的意见制定计划。不过，在我的一再坚持下，最终将方案确定为……至1998年末为止首先精减人员10％，2002年再精减20％，共计精减30％的人员。
我们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的内容是：首先，在一年时间内从目前的291万名公务员中精减10％（3万名），这只是第一阶段的人员精减。而在2002年，通过邑、面、洞事务所的功能转换和业务委托民间，精减单纯事务助理人员等措施，精减人员总数的20％（57000名）。完成第二阶段的人员精减。
邑、面、洞事务所主要从事发放身份证等业务的处理工作。如果韩国可以实现政府办公电子化，这些业务就可以通过电脑自动办理，因此，便可以大幅度精减人员，而存留下的空间将被作为“居民自治中心”使用。在“居民自治中心”，民众可集中在一起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并讨论地区所发生的问题。另外，还可以通过电脑系统获取就业或房地产信息等与生活紧密相关的信息，使其逐渐成为地区社会的活动中心。
行政自治部发表精减30％地方公务员的方案后，在包括行政部门在内的社会各界造成很大的反响。但是，发布会结束后我在查验方案时发现，在预计被精减的87000名人员中实际被精减下来的公务员却只占20％，其余的10％是单纯的事务助理员、环境美化员、保安等接受政府预算支援的人员，而并不是真正的地方公务员。
实际上，他们所申报的这10％的精减计划，只是在掩人耳目而已。主管部门解释说，进一步的人员精减无法继续实施。但是我坚决要求按照原定方案进行人员精减。最终，行政自治部决定制定了公务员精减30％、非正规公务员精减一半（23，000余名）的修正案下发给全国各地的地方自治团体。。 最好的txt下载网
政府裁员与公务员的抵抗（2）
如此看来，主管行政部门发布命令时，其下属单位表面上似乎在积极响应，但是，实际上他们却具有超强的自我保护意识。这让我再一次深刻地意识到，为了达到真正的改革目标，必须对这些行政组织进行彻底的审查及严厉的鞭策。
在精减行政自治部总部冗余人员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行政自治部在其前身内务部和总务处进行合并时曾精减120名公务人员，而后又在四个月的时间内取消了两个局和五个科室，精减人员51名。这比新政府执政之前的总人数减少了18％。
不过，这一方案在发布之前也曾被多次修改。最初，业务部门提出保留局级单位、只合并科级组织、人员精减30名的意见。在被驳回要求重审后，又递交了取消一个局和五个科、裁减人员41名的减员方案，再一次被予以否定。业务部门最终提出撤销两个局和五个科、减员51名的计划，才得以采纳。
公务员被录取后晋升至局长的职位，一般来说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所以，对于行政自治部的公务员而言，突然撤销两个局级职位，不亚于遭受一次巨大冲击。但是，作为主管政府组织和人事管理的部门，行政自治部如果不引刀自戮发挥其表率作用，将无法带领其他公共部门和地方行政组织施行有效的改革措施。而且，那些转眼间失去工作保障、饱受社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痛苦的民众，也决不会容忍行政部门这样的权力部门在这场变革中置身事外。事实证明，在经历结构调整后，行政自治部的各项工作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业务依然有条不紊地开展着。
政府执政前发表的政府组织改组计划中曾明确提出：在至2000年这一期间内，将中央部门的公务员人数精减10％，即18，000名。但是，此计划发布尚不足半年，各部门却上报要求增加一万名职员的申请。
例如，劳动部因雇佣保险范围扩大到五人以下的营业场所，业务随之增加，是故提出增员要求；而法务部则阐明因新近建造一部分监狱，所以需要增加人员。虽然行政自治部一再要求各部门利用其剩余人员，进行工作调整，但是他们却一直在阐述增员的必要性，继续要求增加人员。
因此，我特别强调“在全面精减人员的时期，增加人员的要求绝对不会予以批准，即使这个要求来自青瓦台”。
据说在英国“经济学家集团”的主持下召开的“经济学家圆桌会议”上，许多人对韩国的公务员提出各类批评。参会人员指出“韩国绝大部分的中层公务员对改革持怀疑态度，韩国公务员至少需要经历六个月到一年的政治变革洗礼，在承受经济上的巨大痛苦之后，才有可能转换认识”，“政府高层官员和普通官员之间对待改革的意见分歧很大。如果通过教育能够改变局级以上官员的否定态度，则可以期待韩国出现焕然一新的变化”。
我们在对行政部门职员的观察中可以发现，越年轻的职员越渴望进行改革。因为他们不希望自己将来投入大部分精力工作的行政部门变成巨大的矛盾体，受到国民指责。但是，他们的个人热情，却无法在改革的框架中得以发挥。
阻碍组织进行变革的敌人有两个：一个是老狯的精神，另一个则是既得利益者。
“老狯”一词由中国的林语堂发明，指入世颇深，精于算计，城府深沉，多疑不前的态度。老狯的人对改革一般抱有隔岸观火的心态，他们会在心里嘲讽“任你百般折腾，结果还不是依然如故。”但是他们不会将其表现出来，因为担心自己会成为被改革的对象。
他们如坐山观虎斗一般，事不关己地等待改革的热潮风退浪平。其中的一部分人甚至会虚假地表示接受改革，并表现出一副为了改革的成功义无反顾的姿态。
既得利益者是分获组织部分权力的人，即公司的要职人员或高层公务员。他们的权力与自己所掌握部门的大小成正比，手下职员越多的部门负责人掌握的权力也就越大。所以，一旦其部门所属人员随工作变化调任至其他部门或其所辖业务本身消失，则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对此，他们会表示抗议，借以维护其个人利益。
所以，消除老狯的精神和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并将其引入改革之中，才是组织变革的捷径。因为，如果没有了解组织实情、掌握组织情况的人帮助推进改革进程，改革的路途将十分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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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时代的悲剧，痛苦的结构调整（1）
在对地方行政组织进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极大的痛苦。“撤销冗余行政组织，至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