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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初期，我大举更换了高层公务员。根据现行国家公务员法，国家一级公务员的身份没有任何保障。如果一级公务员六个月没有得到任职机会，其公务员身份将会被自动免除。
在两个部门合并初期，为了缓解沉重的人事压力，我不得不辞退部分一级公务员。另外，在已经精减10％公务员的情况下，又辞退了一些将要退休的高层公务员，借此把位置留给年轻的职员。
最终，在行政自治部14名一级公务员中，辞退了7名40岁以上的人。当然，这一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行政自治部所属机关的一名公务员，一直拒绝提出辞呈，强烈要求在下属机关为其安排一个职位。就这样结束公职生活，我想他心中肯定会留有遗憾，但目前的局势是多数国民和公务员都在受苦，我希望大家能用长远的目光看待这个问题，一切以大局为重。
经过行政自治部的两次组织改组，很多公务员处于待业状态。在内务部和总务处合并之前，两个部门总人数为975名，合并为行政自治部后缩减到855名。经过第二次的改组，又精减了两个局和五个科室，总人数减少至804名。
在第二次改组之后，等待分配的职员人数已经达到145名，其中包括局长级职员11名、科长级职员20名。而改组后的总部局长只剩下10个人，精减人数达到一半以上。待业人员如果在1999年上半年依然没有找到工作，那么只能被免除公务员身份。
因为公务员的身份是受法律保护的，一般不容易被辞退。1980年军人政府执政时期，政府曾辞退了8；000多名公职人员。然而，由于政府事后在法庭诉讼中败诉，不但补偿了公务员被辞退期间的工资，而且还将这些人官复原职。
另外，解聘在任职前后出现过问题的公务员时也遇到重重困难。新政府执政后不久，政府对那些在成为公务员之前和在其任职期间受过刑事处罚或其他处罚的2；400名公务员，进行了整顿。
当时，甚至出现过一名教师因工作之前曾偷食他人养的鸡，在退休期将近之时被予以退职，而后含羞自杀的事件。那些被撤职的公务员自发组成“取消公务员任用对策委员会”，整日在政府办公楼和国民议会办公楼前静坐抗议。
有一次，对策委员会的五、六名代表向我哭诉。听到这些诉苦，我得知他们确实存在很多难处。而且，政府聘用公务员时没有对其应聘资格进行彻底调查，也存在一定错误。如果当时能够对聘用人员进行严格审核，或许可以使他们选择其他职业。政府有保护弱势群体的义务和责任。所以，我不希望出现由于政府过失导致国民遭受冤屈的事情。但是，对这些代表，我只能用“我会从你们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寻求更好的解决办法，但是希望各位也要站在政府或部长的立场上考虑这个问题”的话语来安慰他们。
虽然他们希望能够得到复职，但在此之前已经有数千人因上述原因失去了公职。更何况当前的形势是，随着政府的结构调整，即使是没有任何前科的公务员，也将面临被辞退的危险。他们接受了我的提议，解除了静坐并答应对话。我任命一些干部组成政府协商代表团，积极主动地与他们进行对话，并且再三嘱咐这些干部“不要以为政府有随意辞退公职人员的权力，希望你们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客观对待问题，另外一定要与之积极对话。在尊重他们名誉的同时，还要慎重考虑对其他公务员的公平性”。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人事为万事之根本（2）
对话开始后，政府门口的静坐现象消失不见。经过几次协商，双方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按照原来的规定，那些不符任用资格的公务员，只能在自己交纳税款的范围内享受退休金待遇。但经过协商决定，根据劳动法，他们至少可以拿到正常退休金一半以上的薪金。
特别是那些因政府的过失，在被聘用前出现问题而被辞退的人，可以得到正常退休金90％的薪资。而且，经调查后发现确有冤情的人，政府给予其所属部门自由裁决权重新聘用。此事是政府与上访人通过对话成功解决问题的一个典型事例。
政府人事的目的是使公务员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力，并不只是单纯的提拔或辞退人员。选用优秀人才、适才而用和教育培训等对在职人员的人事管理、运营旨在保障退职后生计的退休金制度等都属于人事范畴。可以说，行政部门是从人事开始并以人事结束的。
那么，今后行政部门的人事制度应该如何进行改革呢？我想应该把改革的中心放在“开放、竞争和激励”的策略上。将这三种因素相互联系，加以调和，使其最终为提高政府的效率做出贡献。
“开放”是“竞争”的前提条件。以内部组织人员为对象进行的封闭性人事安排，会导致组织灵活性的下降，并有可能出现论资排辈的问题，致使竞争机制不能取得其应有成效。特别是那些决定政策的高层职位，亟需各界专家的参与。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和英国各自采用被称为SES（senior executive service）、SCS（senior civil service）的人事管理体系，允许行政部门从外部引进专家担任高级公务员。韩国今后也应该增加一些开放型职位；以合同制的形式聘用公职人员。目前，我们正在研究引进从专职公务员和外部专家中选用合适的人才担任高层职位的高级公务员团制度。
“竞争”要通过严格的评定体系加以促进。只有在摆脱以论资排辈为中心的人事制度，以业绩和能力作为评价标准进行人事管理时，竞争意识才能体现出来。为了使行政部门引进竞争机制，加强职员竞争意识，我准备实行目标管理制和分数制。即先设定个人业务推进目标，并根据目标的完成情况给予业绩评定分数的竞争策略。
当然，在行政领域实施目标管理制和分数制的过程中，较之民间，各行政组织的收益概念较差；因此在制定成果计量化评定制度方面存在一定的难度。而且，政府很难开发出适用于各个行政领域的统一评价标准，而且考虑到我们特有的“求稳”人事惯例；估计会出现诸多错误。但是，为了能够执行严格的评价制度，我们将继续进行研究这些问题。
“激励”是指根据竞争结果给予相应褒奖的做法。我们要实行以目标管理制和分数制为衡量标准的严格的人事评定制度，并根据其结果提供公平、客观的升职机会。另外，应加强薪酬与业绩挂钩的等级计件工资制度，分阶段引进年薪制。迄今为止；政府虽然部分采取了激励措施，但是因为受益人少，所以并没有真正激发出公务员的积极性。
在报酬体系方面，我们目前正在研究在减少公务员津贴或福利费的同时，增加与其职责和业绩挂钩的绩效工资；或取消自动上涨方式而依据其生产效率确定提升幅度的等级工资制度等多种方案。
关于工资制度，我们准备引进“薪水封顶制（PEAK WAGE SYSTEM）”；即依据不同年龄段考虑其生活费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在进入一定年龄段后，停止上涨反而下调工资的薪金制度。
将来，在行政部门中除了内部人员之间的竞争以外，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公务员与社会专家之间的竞争，所以公务员不能安于现状。同时，公务员也要做好积极的准备，最大限度地提高自身能力。因为只有在自己所负责的领域成为顶尖人才，才能够得以生存下去。
少开会议
“关于‘南北统一费用’的研讨会，举行次数实在太多了。表面上说是为了准备统一大业，但是大家聚在一起无非就是饮酒聚餐，这也该算做统一费用的一部分。”这是我在参加某大学举办的“统一费用研讨会”时，一位教授发表论文时的讲话。
华而不实、只重视形式的陋习，是我们在进入先进社会之前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会议文化。
民营企业开展经营创新活动时，在第一阶段所采取的措施就是改变会议文化。为了缩短会议时间，他们不是站着开会，就是预先准备沙漏，督促在规定时间内结束会议。
有些企业不召开全体会议，只是以组为单位对其必要的主题进行讨论，并提出相应创意。据说，某些大集团的领导人为强调员工的全球化思想，带领员工巡回国际大都市召开会议。
但是，官僚社会目前仍保持着传统会议模式，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会议中。而在会议进行方式上，仍然没有摆脱以作报告、下达指示为主的低效率会议文化。这种陈旧的会议体系，无法达到通过讨论获得预期效果的目的，
行政自治部自然也不例外。任职部长后，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各种会议频繁，而且效率不高。当天若是举行会议，准备资料的公务员早晨7点钟就要上班，科长则需要在7点30分上班检查资料，并与各方面负责人开会商讨，而8点左右又要在局长室再次举行议会。由于内务部和总务处刚刚合并，并没有行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组织，所以内务部和总务处的局长们分别在副部长助理办公室及企划管理室各自召开会议。随后，这些局长们又集中在副部长办公室开会商酌，最终才在部长办公室举行会议。而会议精神传达过程则又是一次上述程序的倒置版。
从早晨7点到10点，宝贵的时间被会议毫不留情地浪费掉。我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改变行政人员对会议的态度。另外，需要将以往“单方面的报告和指示”的会议形式，向以“对话、讨论”为主要内容的会议文化方向转变。为了融合行政自治部的内部气氛，首先，我要求他们取消在副部长助理办公室和企划管理室各自召开的会议。并且，大幅度地减少开会时间。平时，由部长主持的会议只允许副部长、部门负责人及与方案相关的局长参加，将会议时间规定为20分钟。而每周召开一次的局长扩大会议，时间也以1小时为限。其中，20分钟用来提交报告，其余40分钟进行会议讨论。
另外，为了减少职员在制作资料时浪费掉的时间，我规定在每周三召开无资料会议，而周六则干脆定为无会议日。
每月召开一次的科长会议，主要负责讨论公务员关注的问题或主要的政策事项。会议之初，由于尚不熟悉讨论文化，大家都不愿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过，在经过一段磨合期后，职员们讨论问题的气氛愈加热烈起来。
首次通过讨论方式进行的科长会议，是以行政部门“目标管理制和分数制”的引进为主题开展的。过去，国家保障公务员的身份直至其退休为止。但是，随着目标管理制、分数制、计件工资制等竞争制度的引进，那些能力不足、懈怠的公务员必然会处于不利局面。所以，制定怎样的制度框架成为公务员心中最关心的问题。
分数制的基本方向如下：如果是高层管理人员，在为其制定政策目标后，依据其完成情况进行业绩评价；而下层业务职员，则根据其业务领域及国民满意度进行评定。不过，大家一致认为，在实施评定措施之前，首先要制定出客观的评价标准。
另外，他们又提出“在公共行政领域无法进行计量化，很难引进分数制，采用等级制较为妥善”、“由于行政业务不同，难以实施统一评价标准，应以部门分类自行制定评定制度”、“在为个人制定工作目标时，为保证其客观性和实效性，应进行公开审核”等诸多方案。
这种公开性的政策讨论，不但可以收集到各科、室多样、新颖的意见，而且有助于加深参会人员对其他部门业务的了解，更利于提高行政业务的整体效率。
我认为，日后“干部做报告，部长下达指示”式的会议，应从行政部门中清除。只有形成人尽其言、自由贯通的组织气氛，才不会出现言路闭塞的“动脉硬化现象”。另外，举行会议时，一定要考虑会议本身的实用性和效率性。
近期，随着电脑通信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在相隔甚远的情况下，通过互联网举行会议。因此，我经常督促职员积极应用行政自治部网站（）或政府内的电子批准系统、国情报告流通系统。
行政自治部的网站由“行政自治部所有业务部门”的介绍、各类讨论栏目、公务员的聘用考试、信访消息、新信息、制度及统计等栏目构成。在此，普通国民和公务员均可以坦率地说出自己对国情国策所持意见。
有效应用内部文件流通网的国情报告流通系统，可大幅度地减少因“报告或指示”而召开的会议。职员通过电脑网络可迅速提交报告，不但不会因为失去提交报告的最佳时机遭到上司责备，而且上司也没必要要求下属频繁往返报告业务，如此一来，节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我想，在“为了会议的会议”、“为了报告的会议”、“为了指示的会议”减少的同时，政府的效率一定会得到大幅提高。今后，应该取消那些“徒劳无功，空耗经费”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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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访业务部门
“我做公务员已经有二、三十年了。不过，部长直接下访科室听取业务报告的事情，还是第一次遇到”。
我在任职部长后，虽然需要报批的业务及参加的外部活动很多，但我还是决定抽出时间对下属部门进行一次大规模直访。于是，我利用四个月的时间从自治行政科到设备通信科，直访了行政自治部所属的54个科室。
在韩国，部长与所属部门的公务员在廊厅相遇，最多只是握手示礼而已，有些职员甚至低下头直接避开。而且，许多部门负责人竟然不熟识中层干部的脸孔。
坦诚的对话，是缩短人与人之间距离、增加相互间了解最有效的方法。由于行政自治部是由两个部门合并后产生的，所以在职员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距离。当然，部长和公务员之间也需要这种坦诚的对话。
第一次走进科室办公室，职员们也许是出于紧张，都不敢言声地注视着我。因此，在做完自我介绍和业务报告后，我指名道姓要求他们说出自己的建议。点名之初，一部分人勉强发表了一些意见，敷衍了事。但是在经过几次尝试后，所有人都敢于坦诚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了。他们虽然表面上说“没什么可说的”，但不用多久，就会将心里的想法全部说出。一名公务员甚至以“在胡萝卜和鞭子这两样东西中，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只挥舞鞭子而不是给我们胡萝卜”这种玩笑说出心中的不满。
有些科室甚至在我访问之前，预先整理好所要提出的建议，在我来访时将这些坦率的意见以更直接的方式向我反映出来。我一直希望公务员能够成为行政部门改革的先行者。在任何组织的改革中都存在着同一种情况：如果说推动改革的力量占5％，那么反对的势力也是5％，而剩余的90％会则顺潮而走。既然如此，前面那“5％”所发挥的作用，就由我们行政自治部来承担。
另外，我决定随时向职员开放部长室，只要职员持有建议或遇到困难，任何时间都可以向我提出。而且，我一再要求他们积极应用行政自治部网站的“与部长对话”栏目和电子批准程序。
结束对科、室的访问后，统计出的职员建议事项达到了380余件。相比之下，按规定步骤提交的方案，远不如随时、自由发表的意见富有创意性。
在职员所提出的意见中，以“两个部门的合并事项”为主题举行职员研究会、公开人事原则及评定标准、办公室禁烟、改善值班制度、创办部内信息报、办公大楼门前安置女警和礼仪小姐、每月早会允许六级以下职员一同参加、缩小干部和职员间距离等建议得以落实。
在人事安排和如何提高士气方面，他们也提出了诸如尽快解决人事滞积、活跃与地方自治团体的交流活动、增加女职员的升职机会、支持同好会活动、确保职员的休息空间等意见。
另外，职员们提出“实行‘委派副团体负责人时，回避与其有利害关系地区’的‘回避制’，作为消除地区矛盾”的方案、从外部发掘人才、为公务员的自我开发引进“年假制度”等建议。而且，职员们认为即使是待业人员，其能力也不可忽视，应该对其给予更多的关爱。
除此之外，加班时支付加班费、提供大学生学费补助等福利方面的建议也很多。不过，由于财政问题，这些建议没有被采纳。关于这一点，只有将来通过“根据业务量增加薪酬，改善全体公务员待遇”的方法解决。
主要建议事项还有：减少不必要的加班、着装自由、统一各党派独立的党政协议、引进分数制时保证其客观性及公平性、提供定期的对话时间和空间等等。
某些职员当场向我提出几项有趣的请求。设备通信科处于54个科室的最底层，也许会因此产生些许自卑感吧。在召开职员研讨会时，他们开玩笑似地向我建议“我们在行政自治部中排在最后一位，如果部长能够请我们设备通信科的职员一起吃顿饭，我们会牢记您是一位非常好的部长”。
研讨会结束几天后，恰逢午休时间充裕，于是邀约设备通信科的职员们一起吃了午饭。他们虽然有些惊讶，却感到十分高兴。部长显威、高高在上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一如公务员应为国民服务一样，部长也应该以谦虚的姿态为民众和公务员服务才对。
在去自治制度科时，曾有一位职员向我提出一同拍照的请求。他解释说：“由于工作，我每日早出晚归，夫人和孩子都有意见。如果能够和您照一张相，回家后告诉家人我在单位得到了重视，家人也就不会再有怨言了。我能否与部长一起照相呢？”对此，我欣然答应。得知可以与部长合影留念，旁边的其他职员都要求参加。没办法，我只好冒着酷暑穿着西装，在部长办公室与自治制度科的20余名职员一一照相。秘书科怕其他部门的职员效仿，立即发表“部长做模特儿仅限一次”的声明。
在我直访业务部门之后，行政自治部的内部气氛缓和了很多。廊厅上相遇时，相互间都会高兴地打招呼，彼此问候。我最大限度地听取职员所提出的每一个微小建议，且努力接纳。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微观上的变化，更难以带来宏观上的变革。
我原来只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