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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自由意志的敌人，它为自由意志提供了一种肯定性解释，它对该议题的混乱局面把握的更好，实际上，好于那些试图用一套“晦涩而惊慌失措的形而上学”（彼得斯特劳森的精辟短语）来保护自由意志远离科学之爪的观点。
在我1984年的《活动余地：值得渴望的种种自由意志》一书中，我展示了一个解释版本。但我发现，人们甚至常怀疑我的意思是否可能就是我说的那样。他们（包括汤姆沃尔夫）都深信，从物质主义里当然不可能为自由意志找到空间，对此，沃尔夫至少有时还会带着讥讽地表达他的愉快兴致，（“我喜欢跟这些人交谈——他们表达了一种毫不妥协的决定论”），其他人则不会。比如，布莱恩艾波雅（BrianAppleyard）就数次写书警告世人，但根据另一位危言耸听者莱昂卡斯（LeonKass）的说法，他自己已经不起诱惑而堕落了：
艾波雅（非常恰当的）讨厌基因中心主义（genocentrist）的含义，想象并表达了它或许会被发现是错误的希望，无论如何他都会坚持，那必须被抵制。但他自己并未在哲学上武装起来从而能说明它错在哪里。更糟糕的是，他看起来是这种想法的不自觉受害者，被最极端还原论的（reductionist）、最浮夸的生物学先知的夸张宣言所迷惑，这群先知包括：弗兰西斯克里克，理查德道金斯，丹尼尔丹内特，詹姆斯沃森（JamesWatson），和爱德华威尔逊。（卡斯，1998，p。8）
决定论、基因中心主义（genocentrism）、还原论（reductionism）——小心这些浮夸先知，他们即将颠覆值得珍爱的一切！如此频繁的面对这些非难（和我们将会看到的曲解），我已认识到需要某种自辩（apologia）。我如此起劲的散布这些观念，是在做什么不负责任的事情吗？
在他们的传统象牙塔里，学者通常不太忧虑他们对其工作的社会影响所负责任。比如，虽然关于文字和言辞诽谤的法律并未豁免我们任何人，但我们中多数——包括多数领域的科学家——通常不会主张，与文字和言辞诽谤无关的思考，可能给他人带来即便是间接的伤害。为文学评论家、哲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和宇宙学家提供职业过失保险显然是个荒谬想法，这一荒谬性也是对上述事实的一个方便检验。
第12节，
一位数学家或文学评论家在履行其专业职责时，到底能做什么，才会需要职业过失保险的安全保护伞？她可能在走廊上不小心绊倒一个学生，或把一本书掉在某人头上，但一般会认为，除了这些特殊副产品之外，我们的典型活动是无害的。但在那些涉及利益更重大——也更直接——的领域一直有着保持格外小心、并为确保不出现伤害后果而承担特定责任的长久传统（就像在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Oath）中明确承诺的那样）。
工程师们了解，他所设计的桥梁可能涉及数千人的安危，他们在特定约束下进行目的明确的操作，以便确定，根据现有知识，他们的设计是安全而可靠的。当我们学者有志于对“现实”（相对于“学术”）世界拥有更大的影响时，我们需要采纳那些更具应用性学科的态度和习惯。我们需要让自己对所说的话负责，认识到若我们的话被相信，可能会产生或好或坏的深远影响。｜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不止如此。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的话可能被误解，而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对自己所说的话容易被误解负有责任，正如对这些话的“适当”效果负责一样。原则并不陌生：工程师设计了一个若被误用就有潜在危险的产品，他就对误用的效果和对恰当使用的效果同样负有责任，因而必须采取任何必要措施以避免外行对产品的危险误用。
尽可能述说我们所能搜罗到的真相，是我们的首要责任，但只有真相还不够。真相可以造成伤害，特别是如果人们误解它时，认为真相是任何主张之充分辩护的学者，或许未曾仔细考虑各种可能性。有时候，一个人的真确陈述被误解（或其他误用）的可能性，和这种误解传播的可预见伤害，将是如此巨大，他最好闭上嘴。
我以前的一位学生宝琳娜艾桑格（PaulinaEssunger）构思了一个生动例子，将话题从哲学幻想之地带到了冷酷现实中。她曾从事艾滋病研究，很清楚该领域面临的危险因素，所以我把她的例子称作“宝琳娜的险境（PerilofPaulina）”：
比方说，我“发现”，理想境况下（病人完全遵守医嘱，完全没有诸如恶心等抑制药物作用的情况发生，完全没有外源病毒品系的污染，等等），实施一套四年治疗方案后，艾滋病毒可以从一个被感染个体身上被根除。在这一点上我可能是错的。我可能错的很简单很直接。比如我算错了什么东西，误读了某个数据，误诊了某位患者，或者也许外推得太远了。
因为它们的潜在社会影响，我也可能恰恰错在把结果出版了，
即便它们本身是对的。（此外，媒体可能在传达故事时犯错，可能在他们如何传达故事上犯错。但他们所负的某些责任看来会回落到我身上。尤其是如果我用了“根除”一词，那在谈论病毒的语境中常指从地球表面清除病毒，而不“只是”从一个被感染个体身上清除它。）
比如，一种非理性的沾沾自喜可能会在（好比）男同性恋者中传播开：“艾滋病现在可以治愈了，我不必再为它担心了。”由于这种沾沾自喜，这一人群中无保护高风险性行为带来的意外可能会再次上升。而且，治疗处方的广泛流传，可能会因为周期性出现的病人不遵医嘱，而导致抗药性病毒在受感染人群中的惊人扩散。（艾桑格，私人通信）
最坏情况下，你可能治愈了一例艾滋病，知道你治愈过一例艾滋病，但无法找到一种方法，能够负责任地将这项知识公开。忿忿于高风险社区的沾沾自喜或鲁莽，或责备摇摆不定的病人中途放弃治疗，都毫无益处——这些是你的出版行动的社会影响的可预见的自然（虽然可悲）后果。
第13节，
你当然应该想方设法阻止这些对你的发现的滥用，并制订计划以实施任何你能采取的安全措施，但或许，在最坏情况下，你的发现的可见好处，却根本无法实现：你就是无法将它从这儿带到那儿。这不仅是个严重悖论，更是个悲剧。（她假设中的情况从某些方面看显然已经成真：对即将来临的疗法的乐观，已经在西方世界高危人群的性活动中导致了危险的松懈态度。）
所以，原则上是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当我试图发布一个自由意志问题的自然主义“疗法”时，是否可能遭遇这种系统性的挫折来源呢？实际上，有少量这种来源，而且它们确实是破坏性的。存在各种公共利益卫士，他们——带着最良好的意图——想要让那乌鸦闭嘴！他们准备好采取任何可能的措施，赶在某些严重伤害产生之前，去劝阻、压制或弄臭那些被其视为正在打破魔咒（breakingthespell）的人。
他们已执着于此多年，而当他们的运动变得俗套起来，当他们的简单谬论已被其科学同僚一次次揭露，这场运动中的残渣余孽却仍继续在污染着讨论空气，扭曲一般公众在此主题上的理解。比如，生物学家理查德列万廷（RichardLewontin）、莱昂卡明（LeonKamin）和斯蒂文罗斯（StevenRose）曾说，他们觉得自己就像
一支消防队，不断在半夜被叫出去扑灭最新的火灾，总是在应对燃眉之急，但从未悠闲从容的拟定真正的建筑物防火计划。这次是智商和种族，下次是犯罪基因，接着是女人的生物学次等性，然后是人性的遗传不变性。所有这些决定论大火都需要赶在整个学术界都化为灰烬之前用理性冷水去浇灭。（列万廷等，1984，p。265）
没人说过一支消防队一定会公平的战斗，而这支消防队向被其视为纵火犯的人扔了比理性冷水多得多的东西。他们并不孤单。从政治光谱的另一极，宗教右翼也已娴熟掌握了漫讽（caricature）手法的辩驳艺术，并抓住每个机会猛扑上去，用耸人听闻的过度简化代替对进化事实的慎重清晰表达，如此他们便可对之加以呵斥，并警告世人小心。
我同意来自左右两边的批评：被他们当做攻击靶子的人中，确有人曾做出过一些不幸的夸大其辞和过度简化，我也同意：这种责任疏失确可能真的有其恶劣效果。而且，我不会质疑他们的动机，甚至他们的战术；如果我遇到的人在传达一个我觉得如此危险的消息，以至我不能冒险去听个明白，我至少会有强烈的冲动去歪曲它，为了公共利益去漫讽它。
我会希望给它起个好绰号，就像基因决定论者或还原论者或达尔文原教旨主义者（Darwinianfundamentalist），然后拼尽力气抽打这些稻草人。就像俗话说的，这是个脏活儿，可总得有人去做。我认为他们做错的地方是，把负责任的、谨慎的自然主义者（像克里克和沃森、爱德华威尔逊、理查德道金斯、斯蒂文平克（StevenPinker），还有我自己）混同于少数鲁莽的夸大其辞者，并偷偷将一些我们已小心否认和批评的观点强加给我们。
这作为一种策略是聪明的：如果你真想抹脏什么东西，就用把宽刷子，只是为了安全，别让那些邪恶家伙躲在品行端正的人质盾牌后面！但这确实有一种攻击并误伤到某些天然盟友的效果，而且坦率地说，意图再好，这也是不光彩的。
我们自然主义者所面临的宝琳娜险境是，每当我们提出我们立场的慎重精确版本，公共利益卫士中的一些人便发挥其才智，把我们的谨慎主张改造成很愚蠢很不负责任的只言片语。比如我发现，我越是小心地将自己的信息表达得清楚而有说服力，这些卫士的疑心就越大。他们的说法大意是：“别去管所有那些戴着光鲜修辞面具的警示标签和复杂细节！他真正说的只是，你没有意识，你没有心灵，你没有自由意志！我们全都只是僵尸，什么事都无关紧要——这就是他真正要说的！”
我能拿它怎么办呢？（有案可查，那不是我真正要说的。）让事情变得更糟糕的是，在我们被假定为铁板一块的“达尔文原教旨主义者”阵营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叛变和分歧。比如罗伯特赖特（RobertWright），他的新书《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从多数方面看，都清晰阐述了我打算在这里展示的许多主题，但我却发现他（依我看）未能接纳我们立场的核心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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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
这里的问题当然与意识等同于大脑物理状态这一断言有关。丹内特等人越是试图向我解释他们这么说的意思，我就越是确信他们真正的意思是，意识并不存在。（赖特，2000，p。398）
唉，在数百页坚定的自然主义去神秘化精美文字之后，赖特退避进了德日进（TeilharddeChardin）的神秘图景。（不那么激进但更具破坏性的叛变者是斯蒂文平克（1997），他对有关意识的神秘主义教条的持续调戏，本身就是神秘的。人无完人。）
很明显，这问题事关重大。这里发生的，就像一场进化的军备竞赛（armsrace），双方都在升级。但请注意，与其试图以漫讽来战胜对手，我宁愿从我这边推出一件不同的武器：我会尝试在你心里埋下怀疑的种子，怀疑针对我们的这些杰出批评家或许在内心甚至知道我们是正确的。毕竟，乌鸦是对的，他们想，可仍要让那乌鸦闭嘴！r米r花r书r库r ；http：//__
如我们将在后面几章看到的，对自然主义版本的自由意志解释的一些最流行的反对意见，是由恐惧而非理由所推动的。这些恐惧本身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你觉得正要递给你的盒子是潘朵拉之盒，就会想尽办法将怀疑之箭搭弓上弦，在让盒子被打开之前用尽你的全部异议，因为到那时可能就太晚了。
面对这样的激烈抵制，为何我仍不懈地试图展示我的观点，尤其是在我承认并不清楚那是否有害的情况下？（当然，通过坚持将观点刻画成危险版本，批评者将威胁夸大了；他们其实是想吓退我们自然主义者。）因为我觉得这已是丹波戒断对魔羽依赖的好时机了。他不需要它了，而且他越早认识到这一点越好。
你或许还记得，在电影里，魔羽在关键时刻从丹波的手里滑落，他随即坠向末日，但在最后一刻他聪明起来，并展开耳朵从俯冲中拉升起来，从而挽救了自己。这就叫成熟，而我认为我们已经准备好成熟起来了。为何丹波离开了魔羽表现更好？因为在不受哄骗的状态下，他变得更不依赖，更有能力，更自主了。
我会尝试说明，我们关于自由意志的某些传统观念显然就是错的，而且实际上它们让事情倒退了，为自由意志在这星球上的未来制造了严重问题。比如，关于自由意志的一个不受哄骗的观点，可以澄清一些关于惩罚和罪责的观念，平息一些对我称之为“潜行开脱幽灵（SpecterofCreepingExculpation）”（科学正在向我们展示没人配得上他所受的惩罚或赞扬吗？）的焦虑。
它有助于恢复道德教育的适当角色，甚至解释宗教观念在过去曾扮演的维持社会道德的重要角色，一个如今宗教观念已不再能扮演好的角色，我们因抛弃这些观念而自陷于险境。如果我们坚持那些神秘主义主张，如果我们不敢交出它们以换取更可靠的科学替代品——如今已经可用了——我们可以飞翔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真相真的会让你变得自由。
关于我们和我们的心智如何进化而来的一个自然主义解释，看起来威胁着自由意志的传统观念，而对此前景的恐惧已扭曲了该议题的科学和哲学考察。有些觉察到这些关于我们自身的新发现之危险的人，严重错误地陈述了它们。我们有关我们起源的新知识的含义，在冷静检查之下，将被证明会支持一个比它所替代的神话更强更明智的自由信条。
第15节，对来源与进一步阅读的说明
第二章
我们对决定论的思考常被幻觉所扭曲，而这些幻觉可以在一个玩具模型的帮助下加以消除，在该模型中，简单实体可以进化出避免伤害和自我复制的能力。这演示了，决定论与不可避免性的传统关联是个错误，不可避免性概念属于设计层次，而不是物理层次。
对来源与进一步阅读的说明
对正文中所引书或文章的完整参考指引，可在书末参考文献部分找到。每章我都会就所讨论主题提供一些进一步的注解和其他阅读材料指南。
一些读者可能会觉得，我在第三页上就开始自相矛盾，可真是个糟糕的开端。首先我否认我们在数万亿个机器人式细胞之外还拥有灵魂，然后我又愉快地察觉到，我们是有意识的：“因为你我都是有意识的，我们必定拥有由那些奇怪的小部件以某种方式组成的有意识自我。”你可能发现你自己强烈地想要同意罗伯特赖特：我实际上是在宣称，意识并不存在。×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如果你任凭这一信念扭曲你对本书余下部分的阅读，那就太遗憾了，所以，请尝试保留判断，抱一点赖特错了的微弱希望吧！我不妥协的物质主义确实是我打算捍卫的观点的一个固有特性，我渴望为它冲锋陷阵，即便冒着引来那些仍在追求一种意识的二元论解释的人的敌意和怀疑的风险。
对这一物质主义意识理论的清晰阐述和辩护，可以在前文提及的我的书里找到，并在2001年11月我在巴黎举办的让尼可讲座上，针对各种新近批评得到进一步详尽说明和辩护，此外，也出现在一系列已经在各种期刊或文集中出版的论文中，在我的网站上也有：http：//ase。tufts。edu/cogstud。
关于自由意志的哲学文献汗牛充栋，而只有一小部分该主题上的新近作品会在这里得到关注。那些得到讨论的文献将提供大量指向其余文献的线索。两本非哲学家的杰出著作已在本书最终定稿的那一年出版，对此主题感兴趣的每个人都应该读一读：乔治安斯利（GeorgeAinslie）的《意志的分解》（2001）和丹尼尔魏格纳（DanielWegner）的《有意识意志的幻觉》（2002）。我已努力将这两本书的主要见解体现在我自己的书里，但他们著作的丰富性远远超出了从这些体现中所能推知的范围。
第16节，文化共生如何将灵长类转变为人
第六章开放头脑的进化
TheEvolutionOfOpenMinds
人类不只是聪明的畜生，在危险世界里小心环顾四周的足智多谋的主体，他们也不只是为他们无须理解的共同利益而无意识的拥挤在一起的兽群。我们的社会性是一种多层次现象，充满了涉及相互认识（的认识的认识的）的反射现象，并因而为诸如此类的人类特有活动提供了丰富机会：做出承诺和毁弃承诺，尊崇和诽谤，惩罚和崇敬，欺骗和自欺。正是这一环境复杂性驱动着我们的控制系统、我们的心智，到达它们自己的多层次复杂性，从而使我们能够有效地应付周围的世界——如果我们是正常的。
有一些不幸的人，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做不到，而他们必须以一种降低了的身份生活在我们中间，充其量就像宠物，被照顾和尊重，若有必要还要被束缚，被爱并以他们自己的有限方式爱他人，但不是人类社会化世界的完全主体，而且当然也缺乏具有道德重要性的自由意志。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