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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的问题
第二章 思想的冲击
第三章 合约的一般概念
第四章 承包责任合约的演进
第五章 承包合约的扩张与县际竞争的兴起
第六章 县制度的佃农分成
第七章 分成方程式的效果
第八章 县现象的经济解释
第九章 县际竞争的其它效应
第十章 中国的货币制度与人民币的兴起
结语
不愉快的后记
第一章 中国的问题（1）
个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一九八○。一九七九的秋天，我到离别了多年的广州一行，看不到任何改革的迹象。*与将来的史学家无疑会选一九七八为改革的起点。这里日期明确：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那天，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公布了一项极为重要的决定。有了这个日子，朗奴？高斯策划的这个中国研讨会议就有一个特别的意义：肯定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改革，今天刚好是三十周年了。
当年的三中全会决定了两件事。一、中国开放推动经济发展；二、*再获授予权力。那时，相信这两项公布的人不多吧。关于经济，类似的豪言壮语曾经表达过。至于邓的复出，这是第三次了。虽然这一次说明他获授予的是最高的权力，但资历比他高而又反对市场经济的同志，大有人在，而一九七八年的中国，资历辈份重要。有谁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邓可能再下台。
一九七九的夏天，英国的经济事务学社的主编要求我写关于中国的前景。他说戴卓尔夫人的办公室对一个学术性的分析有兴趣。那年的秋天我到广州一行，跟着是愈来愈有兴趣地跟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一九八一年，我察觉到中国的局限在急速转变，于是为该学社写了一篇足以印成小册子的文章。一九八二发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注一）作出了肯定的推断：是的，中国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走！延迟了一年才出版，因为不同意的批评者无数。在西雅图最亲密的同事巴赛尔，不同意我的推断，但他认为关于理论那一节真好，不发表很可惜。
于今回顾，我当年的准确推断使朋友与同事惊奇，而我自己惊奇的，是跟着的改革发展速度。差不多三十年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超越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而发生于一个那么庞大，人口那么多而又是那么复杂的中国，近于不可置信。还有的是，在这奇迹的发展中，中国要面对贪污，面对一个不合格的司法制度，控制言论与宗教自由，教育与医疗公非公私非私，有外汇管制，有互相矛盾的政策，也据说每年有六万次*。除了*的统计数字——不知定义为何，不同地区的朋友说他们没有见到任何他们会认为是*的——其它上述的负面事项皆属实。
大约二○○三年，几位熟知中国的朋友向我投诉国家的多种不是。我回应：「不要告诉我什么不对。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尤其是，不要重复某些人相信的：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的肃贪行动早就把这假说推翻了。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我用一个比喻对这些朋友解释困扰了我好几年的问题。一个跳高的人，专家认为不懂得跳。他走得蹒跚，姿势拙劣。但他能跳八呎高，是世界纪绿。这个人一定是做了些很对的事，比所有以前跳高的做得更对。那是什么？在不同的内容上，这就是中国的问题。
这篇文章要找这问题的答案。长而复杂，因为我有一段历史要叙述，有一个理论要解释。这样，我要专注于中国做对了什么。这里我只能再说，要批评中国我可以写很多本书。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一章 中国的问题（2）
自一九八○起，中国真是个经济奇迹。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高举香港的经济奇迹，因为人口上升了十倍而人均收入还有可观的增长。然而，香港以北的深圳，人均收入的增长比香港还要快，而同样的时间人口上升了四十五倍。举另一个例，我和太太造访绍兴后五年，再回去面目全非。报道说，一些劳工离乡三年，回乡找不到自己的家。有些深在内陆的城市，像三藩市那样，高楼大厦在夜间灯光闪闪。目前，世界上过半的新升降机是在中国装置的。
今天在中国，高速公路每年建造四千多公里，足以横跨整个美国。九十年代中、后期，世界百分之十七的建筑起重机集中于上海。那时楼价急跌，但午夜还可见到镕焊工人在高高的钢架上操作，彷佛天上的星星。上海在五年间建成的商业楼宇面积，比发展得快的香港的五十年还要多。二○○二年，上海的策划者突然大幅减低楼宇建筑的容积率，因为发觉高楼大厦的重量使该市下沉。从南京到上海的四线公路，启用时因为车辆稀少而被批评浪费，但五年后交通堵塞，进帐可观，要扩宽为八线了。因为车辆按大小收费，载货超重严重，世界级的公路很快就被压坏了。整个国家的所有港口都要排队落货。二○○五年，地球最长与次长的跨海大桥同时建造，而且是在同一地区。
温州一家造鞋厂雇用十二万员工。该市差不多产出地球上的所有打火机及圣诞灯饰。义乌，十五年前以地摊小贩多而知名，今天每日输出过千个货柜，来自韩国及非洲的购买商人云集该市，使写字楼的租金升穿楼顶。有谁听过几千间店子只卖短袜，不卖其它？这是义乌，那里的批发商场大得我一看就坐下来，因为老人家不容易走那么远。乐从镇有一条马路，两旁满布家具商店，长达十公里。苏州的广大工业园，园艺美观，满是世界级的名牌工厂与世界级的厂房设计，五年间在农地上冒出来。杭州每年游客四千万。该市有一间零销店，出售一个名牌的皮包，每天平均进帐八万美元。
我可以不断地继续叙述类似的现象。没有什么意思吧。需要补加的，是浦东的一个故事，即是上海黄浦江之东。一九九三年我带弗里德曼夫妇到那里，见到的只是一行一层高的店子，据说是建造给*看的。米尔顿当然反对这样做，指出政府的发展策划一般失败收场。然而，八年后，我带一位美国建筑设计师到浦东商业区，他目瞪口呆，说那里密集的摩天商厦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上了一课：一个像中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而又发展得那么快的国家，会有很大的空间容许以尝试的方法学习（注二）。
今天，浦东的商业楼宇还在建造不停，空置着的很多。楼价却在上升。这些看来是互相矛盾的现象只有一个解释：人们在等待。他们下注投资而等待，期望着一旦中国解除外汇管制与金融管制，上海浦东会立刻成为一个有领导地位的金融中心。
统计的数字加不起来。一个从事统计的官方朋友，直言无法前后一贯地把数字组合。二○○五年，北京相当大幅地把过往统计的增长率提高，但这调整可没有算进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是戏剧性地改进了。不止此也，大部分的省份统计的增长率，高于北京对整国的统计，有些高很多。二○○六年，广州报道该市的人均收入暴升，但主要是因为他们用产出总值除以户籍人口，忘记了数百万没有户籍的流动人口的产出贡献。没有疑问，二○○○年起农民的生活直线上升，但官方的统计却说他们的增长率低于城市的。他们一定是用了户籍人口算，因为没有谁知道多少农民「流动」去了。我认为三分之一以上的劳动人口在国内流动。不知道这个陷阱，外间的机构几番报道，说中国的基尼系数正在危险地上升。这些报道脱离目标要以英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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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高斯、韦尔因、巴赛尔和张滔。他们细读了此文的初稿，提供了意见。
注一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London： 1982）； Hobart Paper 84。
注二 当一九九七年上海宣布将在浦东建设一个新的国际机场，怀疑的人说旧机场的使用还没有达到饱和点。浦东的新机场一九九九启用，过了不久一条跑道不够。二○○五增加了一条跑道，二○○八再加一条及一个新的候机处。旧机场现正增建另一条跑道。这样看，上海每隔两年半就增加一条国际机场跑道了。
收费的公路与桥梁有类同的故事，本来亏蚀的没多久就赚钱。一位朋友惋惜卖掉一段公路，因为不久后满是车辆。一位来自台湾的规模不大的方便面生产商，五年后每天产出三千万包。从二○○○到二○○六这六个年头，在中国投资的人差不多不能出错。可惜好景不常，到了二○○七年底，这乐观的景象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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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思想的冲击（1）
罗拔·蒙代尔，北京的荣誉市民，是高斯的仰慕者。听到老人家亲自策划一个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讨会议，他建议要有一篇颂赞高斯的学术贡献的文章，而我是写这篇文章的适当人选。但高斯已经邀请我写这篇关于中国经改的开场主题，不是写高斯本人。我想，这里起笔说一下高斯的经济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适当的。这样做，我无可避免地要牵涉到自己，因为把高斯的思想介绍给中国同胞的只我一人。
一九七九我发表第一篇中语文章，题为《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注三）。这个古怪的题目是回应早一年我读到的、中国著名经济学者孙冶方发表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注四）。*期间，孙先生说了这句话，被困坐牢七年。我当然同情他，但不同意他高举的*的价值与价格概念。我的长文只申述一点：资源稀缺，竞争无可避免；决定胜负要有准则，在无数可以采用的准则中，只有市价不会导致租值消散（注五）。我列举了多个不同的准则，包括排队轮购、论级分配等，指出必会有租值消散的浪费。只有市场价格这个准则没有，而市价的使用是基于有私产的存在（注六）。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该文在北京广泛流传，不少朋友说影响了后来中国差不多什么都收费的习惯。有系统地以中文解释高斯的界定资产权利与交易费用的理念，始于一九八二，见于《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的中译（注七）。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我开始热心地以中文下笔。《从高斯定律看共产政制》一九八四年一月发表（注八）。该文详细地讨论了畜牧与种麦的例子。到今天，我发表了大约一千五百篇中语文章，一半是关于经济的。经济改革与政策分析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吧。我不是个改革者。然而，抗战期间在广西差不多饿死了，今天作为还活着的老人，我对国家的关心无从掩饰。外人是否同意无所谓，只要他们读我写出来的。我相信任何人读任何人的文章，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
没有更好的时间，没有更好的地方，也许没有比我这个写手更好的推销员，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推广高斯的思想。那时，国内的意识大门逐渐打开：同志们知道他们历来相信的不管用，要找新的去处。一九八二年五月，我获任香港大学的经济讲座教授，那是当时跟进中国发展的最佳位置。我对高斯的论著了然于胸，而众人皆知他是我的好朋友（注九）。我是个中国文化与历史专家，同志们不能对我说我不懂中国——他们对外人例必这样说。我可以用中文动笔，没多久就写出读者认为通俗、风格鲜明的文字。这一切之上是高斯的原创思想，当时容易推销。如果当时的中国像今天那样，我是不会那么幸运的。
首先是交易费用的思维。中国人在早前的制度中非常熟识那无数的琐碎麻烦，例如要背诵口号，要排队轮购，要搞关系，要走后门。他们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做这些事。当我说如果这些费用减低，收入会飙升，就是最顽固的旧制度维护者也难以应对。当时的交易费用奇高，怪事天天有，这些大家都清楚，但我需要时间与多篇文章才能说服中国的朋友，如果制度不改，交易费用不会下降。这方面，应归功于我。
要改为哪种制度呢？不容易说服。我一九七九的文章指出的观点：市场价格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准则，那些惯于排队数小时的人不难明白。然而，当我指出市价只能用于私有产权的制度，同志们不易接受。私字当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半点值得尊敬的含意，而私有产权更是直接地违反了北京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执著。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二章 思想的冲击（2）
在这重要关键上，高斯的资产权利需要清楚界定这个思想大显神功。作为当时的经济科学推销员，我知道同样的产品有了个新的包装。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带弗里德曼夫妇会见当时的*中央总书记时，赵先生急于向米尔顿解释资产权利界定的重要。这对话有存案，在好几个地方发表过。成功地推销高斯的经济观给总书记也应归功于我。今天，在百度，那普及的中文搜索引擎，「高斯定律」的几个译法出现过不止十万次。
同样重要的，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我用上好些例子申述。当时的香港，土地是政府或皇家所有，一幅官地的私人业主只持有一纸长期的租用合约。当我在洛杉矶加大作学生时，借钱购买了一部细小的快意牌汽车。我是注册车主，银行是法定车主，但这两权的分离对我使用该车是没有影响的。高斯对权利界定的分析，在那一九六○的鸿文中用上的多个精彩的实例，我看不到所有权是否私有对资源的使用有何重要（注十）。这话题的出现，是因为当时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九八三开始盛行的承包责任合约。我看到在逻辑上推到尽，这合约是准许私人使用资产但没有私人所有权。承包合约是这篇文章的重心所在，我稍后才详论。
让我跳到二○○六年八月于北京。周其仁给我看两本我自己的书：《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与《再论中国》（一九八六）（注十一）。二者皆在香港出版，但被影印复制，扉页盖上一个「内部阅读」的印章。这些书是北京同志的内部或「秘密」读物。我从来没有那样高兴见到自己的书给人盗版（据说每书复印二千册）。在这两本结集中，高斯的影响是清楚而又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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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三 张五常，《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一九七九年十月《信报财经月刊》。
注四 孙冶方，《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一九七八年十月《光明日报》。
注五 租值消散是个重要论题，起于公共资源使用的分析：资源的租值，会因为没有约束的竞争使用，引起使用成本增加而消散了。由此引申，我指出只要不用市场价格，或市价被政策压制着，其它的竞争准则一定会出现，而某程度上这些其它准则必会导致租值消散。从租值消散的角度来解释经济行为是一个重要的法门，可惜经济学行内不重视。我的经验是分析交易费用时，采用租值消散这个通道非常有效。
有关读物，见Frank H。 Knight； “Some Falla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s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ust 1924）； H。 Scott Gord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 mon Property Resource： The Fishe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pril 1954）； Steven N。 S。 Cheung； “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and the Theory of a Non…exclusive Resourc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70）； Idem； “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74）。
注六 采用市价是有费用的，但作为一个竞争准则，市价本身不会导致租值消散。关于采用市价的费用，见R。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November 1937）； George J。 Stigler；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61）； Steven N。 S。 Cheung；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83）。
注七 张五常，《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一九八二，重刊于张五常，《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年八月初版，再版多次，今天由香港花千树出版。
注八 张五常，《从高斯定律看共产政制》，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发表于《信报》，转刊于《卖桔者言》，后者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初版，再版无数次，今天由香港花千树出版。
注九 一九八○年在底特律的美国经济学会的年会中，高斯催促我回到中国去，因为他听到中国有可能开放改革，而他认为我是向中国人解释经济制度运作的最佳人选。几个月后，我听到香港大学的经济讲座教授的位置将会空出。一九八二年五月获委此职，十八年后退休。
注十 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October 1960）。 在早一篇同样重要的文章里，高斯写道：「人们看来不明白的，是联邦传播委员要分配的，或者要在市场出售的，是以一件仪器传达信号的使用权。这样看问题，我们无须想到频率或无线广播的所有权谁属那边去。 Coase； “The Federal munications miss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October 1959）； p。 33。
注十一 张五常，《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二者皆再版多次，目前由花千树出版。
第三章 合约的一般概念（注十二）（1）
艾智仁提出：任何社会，只要有稀缺，必有竞争，而决定胜者与负者的规则可以阐释为产权制度。作为他的入室弟子，加上后来受到中国经改的启发，我尝试从一个修改了的角度看世界。我的看法，是资源使用的竞争一定要受到约束，人类才可以生存，因为没有约束的竞争必然带来的租值消散，会灭绝人类。这些约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或不同的权利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