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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统帅向前拽，顶头上司朝後拖，廖耀湘营口走不成。
杜聿明又被蒋介石召回黑土地。他本是街总统之命来做廖耀湘工作的，一研究，也认为走营口是上策。
廖耀湘又去找卫立煌。一番口舌，卫立煌最後也同意先力图出营口，万不得已时退沈阳。两人都认定共军将回师东进。廖耀湘说：“无论实行退营口或退沈阳哪一条方案，要紧的问题是争取时间，必须立即行动或采取预备行动。”⑹。
当前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时，历史确实存在著那麽一个瞬间，眼明手快，可以把後一块骨牌抽脱出来。
“军中闻将军之命，不闻天子之诏。”卫立煌倘能当机立断，廖耀湘兵团不能说一点救也没有。可对于蒋介石出辽西顶得叮当响的这条汉子，这一刻却记起军人的“天职”，要听“天子之诏”了。正好，“天子”要他开会，于是又跑去北平“研究研究”起来。
一“研究”就是5天。
现在轮到廖耀湘体验范汉杰临覆灭前的滋味儿了。只是，这回在辽西大地上漫天搅动的黄褐色征尘，不再是虚张声势的“唬牌的”西进兵团，而是林彪急如星大的东进大军了。
廖耀湘准备“独断专行”了：“只要能救出兵团主力，我就决定干，个人的罪责，出去以後再说。”⑺。
其实，廖耀湘出辽西後徘徊、观望，等待锦州“被解决”，已经是独断专行了。这当然有违军人的天职。但在出营口这个问题上，一代名将廖耀湘的眼力，比所有人都高明。而蒋介石曾寄以厚望的卫立煌，这位当年的内战和抗战名将，无论其动机如同，在黑土地上的表现，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馀。
（比之林彪当初在锦州和四平恰到好处的“独断专行”，智谋与将才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了。）。
可连蒋介石的表针都是毛泽东拨动的，廖耀湘岂能“独断专行”？
此前往辽西所以能够如此，那是因为正中毛泽东和林彪的下怀。
10月19日晚，心急如焚的廖耀湘直接致电蒋介石，决心要求经黑山、大虎山直退营口。
10月20日晚，蒋介石仍令全力攻锦州，必要时也可退营口。
中国的传统，历来是“谁官大谁表准”。在出辽西还是守沈阳上，以出辽西为准，或多或少，蒋介石和卫立煌等人各自把表针向对方拨动了一次。现在，蒋介石又把表针向廖耀湘拨动了一下，只是，此刻出营口巳是一厢情愿了。
都去做明知不是那麽回事儿的事儿
10月19日（或是20）下午，蒋介石在北平东城圆恩寺行邸，召集东北和华北两集团首脑卫立煌和傅作义开会，研究如同东西对进。
不伦不类，中间还夹着个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杜聿明。
会间，蒋介石单独和杜聿明“研究”，杜聿明：校长看收复锦州有几成把握？
蒋介石道：六成把握总有。
学生：孙子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接下去是”而况於无算乎”——他未敢说出来）。”现在我们算到六成，只会失败，不会胜利。
校长：你看如何才能收复锦州？锦州是我们东北的生命线。
学生：孙子说：“五则攻人，十则围之，倍则奇正并用；有奇无正，有正无奇，每战必殆。”以目前敌我兵力比较，敌倍於我，有奇有正，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
学生给校长讲兵法。
校长要提升学生为沈阳“剿总”总司令：我把东北全交给你好了，你自己发纸币，找粮食，扩充军队。
学生赶紧推辞，却又不敢大拗——杜聿明就是杜聿明。
于是双方又把表针拨动一下，当初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重返黑土地，成了卫立煌的副手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
听鼙豉而思大将，想起杜聿明也是自然的。陈诚无能，卫立煌不听话，爱将杜聿明的表现确实比他们都好。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别说杜聿明也是林彪手下败将，就是把国民党精英全部调到东北，事到如今，谁能有回天之力？而且临阵换将，将心士气，岂不更乱？兵家所忌，蒋介石样样占全。
如果说北宁线上战事正烈，东西对进尚不失下策中的上策的话，现在蒋介石是彻底举止失措昏了头。
而毛泽东，一不换将，二不“深入实际”，就在那情秀幽静的小山村西柏坡，一封又一封电报，把蒋介石支使得东跑西颠，焦头烂额。
10月6日，蒋介石带杜聿明去沈阳开会。卫立惶默不作声。蒋介石一再问：俊如（卫立煌的字）兄意见如何？卫立惶说：请光亭、大伟（赵家骧的字）讲讲。杜聿明说：请大伟兄作判断。
你推我让，都很“谦虚”。
在北平开会，蒋介石和卫立煌无法统一思想，杜聿明和卫立煌意见一致，蒋介石问：宜生（傅作义的字）兄意见如何？傅作义道：关系国家大事，要好好地考虑。
会场与战场，博作义都够老练的。
蒋介石愤怒地说：我们空军优势，炮兵优势，为甚麽不能打？
蒋介石气壮如牛，10月26日第三次飞沈阳那天的日记中却写道：“东北全军，似将陷于墨尽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土矣！”⑻蒋介石说晚饭後继续开会。饭後，杜聿明说腰痛坐不住，博作义和卫立煌也说不去了。三位也真做得出，让总统在那儿傻等。
10月20日，卫立煌和杜聿明同机回沈。卫立煌说：我不同意就不参加意见，也不执行他的命令。
当晚在卫立煌家中，召集廖耀湘、刘玉章（52军军长）和赵家骧开会，由杜聿明传达蒋介石的命令：西进兵团全力攻锦州，必要时可逐次抵抗退营口；52师出营口，攻占海上通路；53师及其在沈其它部队守沈阳。
在回顾这一段亲历时，杜聿明写道：
我当时是这梓想的：蒋介石的命令我虽然不同意，但我不能不下达，希望卫、刘能顶回去，那我就可以向蒋介石回报说各将领皆认为不能执行，蒋介石要办就办大家，由大家负责，卫也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卫不敢说顶回去，我也不敢说顶回去，廖、刘更不放说顶回蒋介石的命令，那就是说大家皆认为蒋介石是失策，可是谁也不愿意承担起挽救东北国民党军免遭覆没的责任，只是背后埋怨慨叹，这就是当时国民党特领的一般心情。⑼。
都觉著不是那麽回事儿，都想说，又都不说，都那麽去做明知不是那麽回事儿的事儿。
不管甚麽事情，到了这份儿上那就算完蛋了。
蒋经国是个孝子
廖耀湘兵团浩浩荡荡向著黑山和大虎山进发，一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架势。
当初的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蒋经国，在上海可是动了真格的，真刀真枪打起老虎来了。
蒋介石赶紧收束马拉松式“研究”，飞去上海放虎归山，前方乱了套，後方乱了套。
早就乱套了。
权力就是印钞机
请看“八·一五”後第一个春节的各地春联：
北平有：天上飞来，三洋开泰；地下钻出，五子登科。⑽。
昆明有：本利轻微，捐税请少抽点；生命宝贵，自由请放宽些。
重庆有：政治协商完成，民主伊始，官老爷还发横财麽？和平建国揭幕，天地回春，工人们再也穷不得！
甘肃有：日日了日，日日不了，愁何日能了不了日？年年过关，年年难过，想哪年无过难过年？
胜利锣鼓音犹在耳，中国人就用这种辛辣的幽默和呼天抢地的悲伧，迎迭抗战後中华民族第一个最隆重、最红火的传统节日了。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八·一五”後，国民党政府在受降的同时，“接收大员”满天飞。
原在沦陷区的国民党特务首先从地下钻出来，选择油水最多的对象“劫收”。第二轮是航空司令部、海军部、后勤总部，战时运输局和前线部队，仗著现代化和地利之便，以闪电战进入收复区，劫夺现金、物资、生产机构、仓库、住宅等。待由陆军总司令部到达开始正式“劫收”时，已是第三轮了。
京、沪、平、汉等大城市，雨後蘑菇般冒出40多个各不相属的接收机关，各种服饰的接收人员揣著盖有各种大印的封条沿街张贴，有的还在门口放上两个枪兵。这拨刚走，那拨又到，撕去别人的，贴上自己的。有的一张门扇上贴著10多个封倏，有的乾脆破门而入，先是金银现钞，接著是贵重物品，後来有的连灯泡也没了。劫收多少，一靠先下手为强，二凭人多枪多後台硬。汤恩伯的第3方面军，与上海警备司令部争夺一所日本俱乐部，开枪互击，死伤多人。
北平有敌伪房产1万4千馀所，被接收的只有380馀所。南满铁路在沈阳房产1千2百栋，最後只剩下两栋。武汉180多座工厂，劫收过後，能开工的只有30多座。长沙和岳阳有3千4百多辆汽车和100多吨汽车零件，10多个劫收单住抢红了眼，势均力敌，算是没有被劫分。
可监守自盗，最後几乎全成废车废料。
列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序列的94军军长牟廷芳，到上海没几天就“五子登科”。票子、条子捞多少，天知地知他知。人们看得见的，是两栋洋房，四辆轿车，三个女人。
日本人早已熟谙国民党的寡廉鲜耻，交出资产时故意留下一些不入人册，另以副册交给接收人，做“买路线”。日军第6方面军总司令冈部直三所部，在武汉投降後，留下大批现金、鸦片、军粮、食盐、轮船、汽车，另行呈缴给第6战区副长官郭忏。这位接收委员会主任将大部变卖，馀皆用轮船装运南京，“赠送”上层官员。
劫收敌伪物资拍卖所得总值达5万亿元，相当于国民党政府1945年预算支出的四倍多。
劫收得沸反盈天时，蒋介石置若罔闻。第二年5月才下道手令，由国民参政会、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监察院，会同组织清查团。
又一场混战。发了横财的各派势力，为了保卫“劫收”战果，都往清查团里塞人，明争暗斗之烈，不亚於劫收。
京、沪为劫收重点。清查团从上海到广州，两个月末办一个案子，就腰包滚圆地打道回府了。
冀察热绥清查团，在北平检举了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亲属盗卖几十辆汽车的案子。孙连仲立即以公函知会清查团，说是登记手续末备，现已补行登记了。
广东各接收机关的接收清册，概不交出，清查团只有坐冷板凳。
有的交出的清册，都是後来伪造的。时隔一年，接收单住或者撤销，或者改组，人员星散，办移交的日本人更不知去向。上天入地随便查，反正死无对证。
闽台清查团想干点真事，也真下了功夫，把台湾专卖局和贸易局长等人贪污罪证，移交给了法院。可贪污大虫们，早像郭忏那样买通了上下关节，结果，这些大虫安然无恙，清查团灰溜溜走人。
天津公用局长等人发劫收财被部属告发，市长张廷颚召集公用局全体职员，破口大骂：密告检学的人是禽兽，非父母所生，一定要彻底严办！
广西干脆拒绝清查团入境。
土皇帝阎锡山最实在，根本就反对清查，山西也就根本未派去清查团。
监察院参加清查的22个监委，出发前开会，一些人慷慨陈词，大有同贪官污吏决一死战的气魄。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长于右任，摸著胡子笑道：“御史豺冠，不畏强暴，自然是中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的神圣职责；但是也要体贴主席（指蒋介石）此次要三方面委员组织清查团的苦衷，总要做到不偏不激，使人心悦服，使政府过得去，千万不要将来又有人说要‘清查’清查团委员才好。”⑾。
北平临参会议长谷锺秀，在欢迎清查团大会上致辞：“国难发国难财，胜利发胜利财，今天清查不希望再发清查财！”⑿。
有人说：清查是第四轮劫收。
虎狼当道，法币也象洪水一泻千里。
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14亿元。抗战胜利前夜，发行额达5千亿元，1948年8月21日以金元券代替法币时，法币发行额已达660万亿元，为抗战前的47万倍。
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评述法币购买力：法币100元，1937年可买两头牛，38年买一头牛，41年买一口猪，43年买一只鸡，45年买一条鱼，47年只能买不到半盒火柴。
国民党是枪杆子的财政，每年内战经费占总支出的80％，1947年军费开支100亿元，全年收入只有17亿元，那83亿元全靠印钞机弥补。
国民党政权糜烂之快，如同军事上的迅速崩溃一样，令人吃惊。
京、沪要地，大案要案大部与豪门权贵有关，清查团当然是碰不得的。可像沈阳西塔第四粮库这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单位，又怎样呢？
曾当过仓库保管员的宋长青老人说：贪污“扫地粮”是公开的，吃空饷，雇10个工，少时报20个，多时报40、50。今天分这个，明天分那个，夏天黄卡叽工作服，冬天是海军呢，有甚麽分甚麽，一层层往下分，像我这样的，小得溜的也给点，好堵你嘴。不堵嘴也不敢怎的。大小是个官，就和主任占亲带故。国民党倒台那年，主任把几十包出口猪鬃拉到亲戚家盗卖，还勾结部队抢粮食，抢10车报20车丢失。上边来检查，不知从哪弄来些人，你叫“张三”，他叫“李四”，交代一番，月报表，季报表，连宿大夜做假帐。远接高迎，把检查组请到最好的饭馆喝一顿，再揣些“红包”。检查组抹抹嘴巴，“挺好”，走了。反正干甚麽吃甚麽，当多大官发多大财。谁也不害怕，因为谁都这麽干，谁在适当位置都有後台撑腰。
贪污腐化已经像癌细胞一样，扩散到国民党的整个肌体。
诚实的官员，要麽被通货膨胀吞噬，要麽变成贪官污吏。
而军人不必通过流血冒险就能得到升迁，谁还爱干傻事，拿脑袋当赌注呢？这是个到处都是“门”的世界，人人都在为自己选择最佳途径。贪财者敛财，好色者猎色，兴趣广泛者样样俱全。无论牛头马面，还是酒囊饭袋，大小只要有个象征权力的甚麽东西，就能在那方大地里无所不有。权力就是最大的印钞机。
穷了百姓，富了党人，这样的党能不垮台吗？
在这点上，蒋介石是不糊涂的。
1948年7月27日，他在南京国防部会议上讲：“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几十倍、制空权、制侮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於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於接收。”⒀。
这种腐败作风，很难说清是何时开始的。但在“八·一五”後，正直的官员和善良的百姓，是确曾对国民党满怀热望的。而当人们目睹了这些“劫收大虫”的劣行後，国民党的“白日”就迅速地从“青天”上坠落了。
打虎记
1948年8月13日，在司徒雷登协助下，蒋介石搞出一个“经济紧急处置方案”，决定实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
方案条文甚多，可以归纳为四大项：（1）自8月19日起发行“金元券”，以300万法币兑换1元金元券，限期10月20日前兑换完毕。（2）限期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与外汇，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违者严办。（3）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4）。
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开支。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金融市场，“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如在上海成功，即可打开全国局面，党国即有起死回生的希望。
8月20日，上海经济督导员蒋经国，率领他一手营建的“戡建大队”，杀气腾腾，开进上海。
党国存亡之秋，老子委儿子重任，看来蒋介石是咬牙横心了。
与黑土地有过一段缘份的蒋经国，更是踌躇满志，气魄非凡。
一声令下，上海六个军警单位全部动作起来，“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入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⒁。
10天中，蒋经国选拔1万2千3百多热血青年，组成“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又称“打虎队”），上街示威，宣讲“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响彻上海的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打苍蝇”，“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打虎队员带武器拥入工厂、商店、仓库以至私人住宅，翻箱倒柜，掘地挖墙，搜查金银、强令兑换金元券。
第一个丧命的，是利用职权、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投机的财政部秘书陶敌明。接著是警备部科长张亚尼，警备部第5稽查大队长戚再玉，囤积商人王春哲。被捕入狱的巨商大户，达64人。连上海黑社会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被判8年徒刑。
真有股子“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威势。
在那个“有条有理”的世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外国记者把蒋经国形容为“中国的经济沙皇”。中国商人称之“不近人情的雍正皇帝”。上海百姓当时若是会唱的话，大概要打著腰鼓，提前唱一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了。
与国民党作风判若两党的蒋经国，继续声色俱厉地发表著实实在在的宣言：
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发财的道理，是由於他们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的惩办。戚再玉已经枪毙了，听说不久的将来，还有类似的人，也要得到同样的命运；这就是对於身为官史的人的警告……。共匪和奸商是革命的两大敌人，我们对於这两个敌人，决不能放松一个，要同样的打，一起的打。⒂。
不过，上海毕竟叫“上海”。
警备司令宣铁吾首先发难：今後经国兼任司令，经管工作当能愈和各方面配合，加强管制力量。酸溜溜的口气中，透著股死硬气。
市长吴国桢跑去南京，递交辞呈，向老子抗议儿子。
社会局长吴开先，擅自批准绒线厂上涨五成，公然在太岁头上动士。
商人的战术，先是将700万市民的生活必需品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