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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已经非常习惯直奔目的，干什么事都是直奔目的，过程往往被忽略了，尤其是旅游。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从来不习惯那种直奔目的地的旅游。有一次在厦门鼓浪屿，98％～99％的游客，甚至100％的游客，一到鼓浪屿就会直奔日光岩，到了那儿，爬几步照完相转身就走。而我离开日光岩不到100米，走进鼓浪屿的巷子里，突然看到另一个鼓浪屿，最美的鼓浪屿在巷子里。其实很多风景都在意外当中，但是大家都直奔目的地了。有个外国人写了一篇文章《跟着中国旅游团游欧洲》，他跟了一个中国的旅游团，八天十国旅游。八天十国旅游，这在国外是没有的，只有我们中国有。我们还有世界公园，一个公园里边有50多个国家的典型建筑，一天就能游完。我们太想直奔目的地了。
这就是过去匮乏所导致的一种急于拥有的心态。但是要忍受它是一个过程，慢慢地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离开这种生活方式，离开这种节奏。机场上安静的人会多起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一听“延误”，心平气和地转身拿出一本书。有的时候他可能突然还会“感谢”，幸亏今天飞机晚点了，我能把这本书认真地读完了。如果未来有一天，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是这种心态就会好得多。
第12页 ：别去信那些没用的
别去信那些没用的
一个人要想成功有三个层面，一个要立言，一个要立功，一个要立德。冯友兰先生曾说，立言和立功都有成本，立言需要天才，立功也就是事业有成，需要机缘。他说只有立德是最高境界，但是成本最低，可是最难，需要你每天坚持。我觉得幸福也要回到这三个词上，我还是愿意强调精神的作用，因为这个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物质有的时候也需要机缘，情感有的时候也需要机缘，但是只有精神需要你自己很强大，有一个强大的心脏。
举龙永图先生的一个例子，我很少讲这个例子，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他还是副部长，有一次把我们几个人叫到他的办公室，当时他也正处在最艰难焦虑的时期。因为是我们内部会议，当时他脱口而出：“我要是为了当官，你见过有这么当官的吗？”这一句话透露了什么呢？他的精神支柱高于官位，或者说跟官位没有关系。就像他有一次在日内瓦即将上电梯时跟我讲的：“你知道为什么要复关吗？中国不能走回头路啊。”这是他超越于官位的巨大的精神支撑，让他那么多年来都葆有一种很亢奋的动力。
对我来说也如此。我不想去讲述我每天做新闻时所遭遇的很多东西，但是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还在做？我说起码因为我还在相信，相信新闻有助于这个时代变得更好。我愿意信，新闻是我的某种信仰，对未来的好奇是我的信仰。
新闻永远跟其他职业不太一样。论工资收入，全世界媒体行业的收入都中等偏下。因此，从养家糊口的角度来说，这不是一个好职业。为什么还有很多人义无反顾、前赴后继呢？因为除了工资收入，还会有一些情感和精神的收入，有一种改变的欲望和推进改变之后的小小的、卑微的成就感。当然，现在很多有关系的人都去了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都去考国家公务员了。
我每年夏天都会回老家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几天不关注新闻。那儿的人也不太关注新闻，生活很好，幸福指数很高。你无力时，要知道有的人可能更无力，怎么去让那些更无力的人有力，哪怕多点希望。作为职业，这是使命。
因此，做新闻的人，不能人家失望你也失望。那么希望在哪儿？要一点点地推动改变，让人看到一种希望。我觉得，希望才能支撑人们幸福指数高一点，往前走。
如果有一天这些信仰不在了，崩盘了，我就不会再干了，但是支撑我的是这些东西，我就可以忍受日常的悲伤、挫折、打击。因此，每一个人，不管穷还是富，不管年轻还是已经衰老，都要给自己的精神找一个支柱，它是最廉价的，但也是最有用的。
内心的平静有时要靠精神去获得，这个不是阿Q精神，不是安眠药，你去美国、去德国都需要。德国还有很多具有信仰的流浪汉，他认为人就应该这么活着，我不浪费世界，但是我很幸福，这也是一种信仰。更何况当你有了精神支柱，有可能反过来物质的获得、情感的获得也会比你想象得要快一点，所以我还是愿意回到最廉价的更公平的能够获得的资源——精神。我们每个人最后恐怕都是靠精神活着的。
我跟大学生沟通的时候，很多人问我，说现在的社会不良现象都是“富二代”、拼爹、托关系送礼去打造自己的前程、看相貌等。我就问他，拼父亲，起码还得有父亲，我八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我母亲一个人带大我们哥俩。开个玩笑，我也曾经拥有一次当“富二代”的机会，但是我爸没有珍惜。我们在内蒙古偏远的地方长大，离苏联最近。我在北京没有一个亲戚，我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送过一回礼，我不也走到了今天吗？
我总跟大学生们说这句话：“去相信那些对你们有用的东西，别去信那些没用的。”说我自己的故事，是要让大家相信，要靠自己的努力，你要变更强，你一定会成为强者。可是另一方面我也知道，现实中有另外的例子，可是你还得鼓励年轻人，去信那些该信的东西，因为它能改变你。因为如果你要信那些你没法不愤怒的事情，它只能害了你。
我也愿意相信社会是奔这个方向走，我还是愿意相信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时代的转折点，我们所有的不满意不是过去糟糕的结论，而是未来更好的开始。因此我们今天对幸福的追问、对公平的追问、对民主的追问是新的好的开始，而不是过去糟糕的结果。如果有一天我们自己都不信了，社会就会按照另一个逻辑走。因此，我们还是要乐观的，我觉得还是要去相信那些我们相信的东西。因为你的相信就是推动力。我在最近的节目当中两次说过这样的话：“当你把对方当朋友的时候，最后他真成了朋友。当你把他当敌人的时候，最后他真成了敌人。”一个时代也如此。
无信仰，不幸福
每个人的幸福和焦虑与大环境有关，但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都是原告也都是被告。卖猪肉的人用自己夹着瘦肉精的猪肉挣来的钱，兴高采烈地出来买了馒头，没想到被别人染了色。然后卖了染色馒头的人，兴高采烈地出来去给孩子买奶粉，结果里头有三聚氰胺。我们每个人都在害别人，而每个人又都是受害者，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怎么去建立一个良性循环？
我想有三个词可以概括，那就是公平、民主和信仰（或者叫希望）。
第一，没有公平就不可能让大家觉得我可以选择属于我自己的生活。不公平就会有愤怒就会有焦虑，用一句形象一点的话来说，我希望全中国人民都成为“富二代”。当所有的人都成了“富二代”的时候，财富就没那么重要了。要知道真正敢抛弃财富的人一定是富裕的人。就像大画家董寿平，他后来之所以成为大画家，是因为他们家太富了，他就喜欢画画，把财产全扔了，一心画画成了大家。如果他家庭不富裕他能扔掉财富吗？他会成为大画家吗？当中国人都成了“富二代”的时候，生活会静下来，这需要公平，规则的公平，各方面的公平。
第二，是民主，只有民主才能让全社会的信任建立起来，因为我参与其中了，就像陪审团。中国现在也慢慢开始让民众的意见参与进来，你参与其中了，最后你才会拥有更大的信任感。大家别把“民主”当成敏感词，十七大报告里头两个章节都在大谈民主。
最后一个，就是信仰（或者叫希望）。有信仰就会有敬畏，就会有变好的冲动与行动，就会有自觉对恶的克制，个体与社会就会美好一些。
我觉得中国有很大的焦虑痛苦，来自我们的确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中国只有1亿多人有着各种各样的信仰，剩下的都是临时抱佛脚。中国人进庙里或者到观里头目的非常明确。什么事？没孩子，那去找观音。什么事？病了，进药王殿。什么事？缺钱，拜财神爷。指向特别明确。另外，中国还发明了“许愿”和“还愿”这一说，全是临时的，千百年来就这样。
当然，必须强调，在中国，信仰可不一定与宗教有关，但一定与我们内心的充实有关。我们内心要建立一种信仰，就是要有敬畏。改革开放30年，欲望面前，信仰的核心是敬畏。敬畏是两个词，尊敬什么，畏惧什么。因此，我一直把它比喻成一条大河两边的河堤，这边是敬，那边是畏，河的堤坝足够高，不管河流怎么波涛汹涌，都不会泛滥成灾。但问题是，这100多年信仰的崩塌，敬畏的河堤不在了，或者变低了，因此欲望的河流奔腾泛滥，带来无数灾祸。
人一定是活在希望之中，只要有希望有信仰，人就不会那么焦虑。
寻找信仰，我觉得这是中国最大的命题。
中国改革头20多年，要解决人和物质之间的关系，“温饱”“小康”“翻两番”，全是物质的概念。经过20多年，我们物质达到了一定程度，提出了“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不就是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吗？进入到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一个新的挑战来了，一个13亿的国家怎么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关系？
几千年走过来，中国人的信仰在哪里？它在一种杂糅了的中国文化里，在你姥姥给你讲的故事里，在你看的戏里，在小学课本、唐诗宋词里，这些纠缠在一起，养成了我们骨子里的信仰。比如中国人讲究对长辈的尊敬，对孩子教育舍得投入，懂得节俭，还有敬畏天地。
但过去我们有的一些信仰，几千年来对中国人起到支撑作用的东西被彻底毁掉了。中国传统信仰是八个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八个字是根基，可现在信的人也不多，如果还有人信，三聚氰胺、瘦肉精等也不至于那么严重。不信这八个字，是一个根源。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曾经提出“信仰危机”，那时候提的“信仰危机”跟现在我说的寻找信仰是不一样的。那时候“信仰危机”指的是对内心的挑战，而现在我们真的要寻找属于中国人的信仰，它是什么？它不一定是宗教，但应该是把中国人被摧毁掉的信仰链条重新接上。如果一个人活着没有任何畏惧，他会让整个社会感到不安。
也有人质疑说，现实中有很多的问题与障碍，可一下子把未来与目标推到了虚无缥缈的心灵与信仰上面，是不是逃避？是不是面对现实难题的一种无能并无奈的溃败？我想并非如此，正是因为这些难题，我们才更需要有清晰的信仰做攻坚的武器，更何况，我们都得知道，我们打算往哪儿走。
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路。富裕之后，必是人们的主动选择。你总该信一些什么，比如真诚，比如友情，比如适可而止，比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让自己安宁，也让周围的人被感染，没信仰恐怕就无幸福。
第13页 ：人生，需要一个好心态
人生，需要一个好心态
◎龙永图
不同于我们当年的包分配，如今的年轻人需要自己找工作，因此有这么一句调侃：“毕业就是失业。”这的确点出了当今年轻人的就业困境。那么，解决这个难题的出路在哪里呢？我认为核心还是需要现在的年轻人自己不断增长才干。在我看来，一个年轻人能够在毕业之后找到一个好工作的最简单、快捷的方式还是把自己的书念好，学好专业知识。这是基本功，上大学就是为了学知识，学做人，为将来的发展铺好路。如果在这个阶段没能好好把握不断充实自己的话，将来想要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还是比较吃力的。这个社会不是没有适合你的工作岗位，而是看你是否有能力胜任这个工作。o米o花o书o库o ；www。7mihua。com
再一个就是要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上大学的时候如果仅仅是专注于那点专业知识，那是远远不够的。你需要扩大自己的视野，多接触一些其他的知识。举个例子，你是个理科生，也许还可以多关注一些文史哲方面的知识。要尽量扩展自己的学习范围。多积累，多涉猎，那么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就会多一条路，多一个选择和机会。
积累丰富不仅对找工作有好处，更重要的是使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多接触，就能多体验一些新的有趣的东西，你的世界就更加丰富多彩。同时，我也相信，一个知识面广的人会更加富于智慧，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思路更灵活，思维更开阔，不至于钻牛角尖。总之，利用好上大学的这几年时间，尽量积累、沉淀，这是以后一笔巨大的财富。
同时，实习经历是一笔资本。学习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就业，尽可能为自己安排多领域的实习。在国外，大学生会不断去实习，他们叫作“Intern”，就是“实习生”的意思。他们会去大机关、国际组织、企业等地方实习，虽然工资微薄，甚至没有收入，但他们不在乎，主要是为了积累经验和资历。在他们以后找工作的时候，这些实习经历将是一笔不错的资本。
而且在实习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喜欢什么，适合做什么。这样找工作的时候也就更加具有针对性。
还有，好心态很重要，要培养一个好的心态。
我一直看重一个好的心态。人在智商方面当然会有些区别，后天的教育甚至会继续扩大这个区别。但是真正到关键时刻，决定胜负的往往是心态。你看那些乒乓球运动员，都非常优秀，都是第一流的运动员，但是到了最后阶段，比的就是一个心态，很多技术一流的运动员就是在心态这一关上落下马来。因此我们的年轻人怎么培养自己一个好的心态就显得很重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对事物充满好奇，不要把成败看得那么重，这样的孩子我才觉得是有希望的。
有一次在国外，一个公司大老板请我们吃饭。吃饭的地点，他专门选择了他儿子打工的餐馆。他并不是为了刻意显示一下他对孩子的要求多么严格，会让他在餐馆里面打工。只不过是因为他那一段时间和我打交道比较多，很尊重我，所以那天吃饭的时候，他想让儿子见见我。他把一个端盘子的小男孩叫了过来，说这就是我经常给你说到的那个龙部长，你认识一下。他觉得让一个外国客人知道自己的孩子在一个餐馆打工，是非常平常的事情，把这件事看得很淡。我认为这是很了不起的，外国人在心态这块真的做得很好，面对事情，大都能做到心平气和。
这些年，我们中国人整体上还是比较浮躁，往往急功近利，不够踏实。上自政府，下至平民，做出来的很多事情只不过是走走过场，在作秀，做个样子给别人看。比如政府做的很多面子工程，年轻人为了成功而上蹿下跳，四处拉关系，这些都是很有问题的，暴露出目光短浅的弱点。
所谓“路需要一步一步走，饭要一口一口吃”。对年轻人来讲的话，就是不要那么急于求成。急于求成往往会给自己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压力，你现在刚出社会，就想功成名就，那是不大可能的，必然会不断跌跟头，所以这种奢望只会让自己饱受失败的挫折。其实人生很长，要有耐心，一旦制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有步骤、有计划地去努力，没必要心浮气躁，一步步地走，慢慢就走出来了。
第14页 ：请慢一点，再慢一点
请慢一点，再慢一点
◎白岩松
焦虑的背后是过去太慢了
今天我们身处一个事事“求快”的时代。评论要抢“沙发”，寄信要“特快专递”，拍照要“立等可取”，坐车选择高铁，做事最好名利双收，理财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有的还要现房现车这似乎就是一个个客观且真实的现代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人们的心头被一种求快怕慢的焦虑包围着。有人问我：“岩松，你是不是也会有焦虑？”其实，焦虑当然会有，尤其在二三十岁的时候焦虑感更强。现在也会焦虑，但更多的时候会劝解自己，努力去抑制焦虑，因为我发现焦虑并不起作用，焦虑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却往往是一个糟糕的结果。因此，现在依然会焦虑，但慢慢地学会跟自己对话了。比如，在我二三十岁的时候，跟别人聊天，腿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抖动。可能很多人有这个习惯，下意识的。我是这几年慢慢跟自己对话，现在我可以做到腿不动了。1米1花1书1库1 ；www。7mihua。com
其实这是心里焦虑的一种外在的表现。
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焦虑是进步中的痛苦，而非退步当中的痛苦。因为我们是在经历一个很特殊的时代——一个非常低水平的瓶颈被打破了，但是高水平新的平衡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焦虑的背后是有“求快和急功近利”的因素，但是这背后更深的背景是我们过去太慢了。
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我的家乡在内蒙古海拉尔，呼伦贝尔草原，那时候还归黑龙江管。在我小时候，我能看到的报纸是三四天以前北京的报纸。因此当很多人问我，白老师你是不是从小就喜欢新闻，我说对我们那儿的人来说没有“新闻”这个概念，因为我们读到的报纸都是三四天前的，哪谈得上是“新闻”。那时候到一趟北京需要几十个小时，而且慢车偏多。没有电话，要找朋友聚会完全凭运气。比如你约了几个朋友在哪儿见面，他要是没在家，你就得在家门口等着，但是好在那时候人们的生活半径很小，大多时候都能等得到。
总体来说，我们那时候处在一个低水平的平静当中，但是改革开放迅速地来了。其实，1978年在十一届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