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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我们那时候处在一个低水平的平静当中，但是改革开放迅速地来了。其实，1978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也在焦虑着传统的、非常低水平的慢。2007年我去日本了解到一个细节，邓小平当年去坐新干线的时候，当时日本人蹲在那儿给他介绍新干线，邓小平一直没有接话，他的思绪已经完全飞走了，他在想自己的事情，突然间他说了一句：“我们现在很适合坐这个车。我们太慢了，我们走都不行，我们要跑。”因此，中国的改革是以打破那种低水平的慢开始的。于是有了邓小平的那句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还有启动中国改革的一个著名的标语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被称为“深圳速度”。我曾做过一组节目叫“中国标语批判”，其中第一个就是这个。不是说它有什么错，而是它在过去30年是对的，但是这几年我们要重新反思，它不一定成为我们永远的标语，但是一定要记住，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进步中的问题。
不应再用江湖规矩行事
2011年7月24日，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在青岛发生“打人事件”，奥运冠军王濛牵涉其中，冬管中心也很快宣布对王濛的处罚：取消王濛国家短道速滑队队员资格，取消王濛国家队队长资格，禁止参加国内外一切比赛（无限期）。
王濛事件发生之后，我做了一个节目，采访了王濛。其中有一些就是反思，看来有一些事情不是越快越好。比如出了一个事之后，我们就急于陈述原因，媒体追问，老百姓也要追问。当然探究原因的冲动和愿望是正常的，但是为了这种愿望和冲动就快速地给出原因的过程有可能是糟糕的。因为调查的过程是公开和透明的，我们就可以相信他，要给他时间进行充分的调查，然后给出更准确的答案。否则，有可能是敷衍了事，仅仅是为了要迅速地把这个事摆平。
“摆平”是中国挺有意味的一个词，也是在我们思考“快慢”时挺有意思的一个词，“摆平”不一定是对的，因此，不能越快就越好。比如王濛这个事，从青岛打架到王濛等人被开除出国家队，时间并不太长。有关方面认为，一切调查都已清楚，因此迅速处理。可事实上，从丽江到青岛，事件中很多关键事实都还云里雾里，王濛欲言又止；王春露也许也有很多委屈，可作为国家干部，话到嘴边又说不出来；各路记者，拿着从不同角度了解的不同真相，凭自己的感觉和好恶展开了各自的评论。快速处理不仅没有摆平一件复杂的事，反而引发了更多的口水和麻烦，以及不同当事人的不同委屈。可这个时候，处理意见都已出台，先不管当事人服不服和接下来改不改，仅就我们这些看客来说，就有太多的不服和不解。
问题就出在这儿，咱们不是处理，而是要迅速摆平。“摆平”与“处理”是两回事儿，“摆平”是江湖的做法，“处理”是依法依规依程序的。现如今的中国，虽有江湖，可已不该总用江湖的规矩来行事，但总有些人心存摆平之念，以为一摆平，事儿就过去了，可惜，总要留下很多后遗症。这反映了我们的一种心态：急于看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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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另一种速度
十几年前，在当时建设部部长俞正声的办公室，我正好要采访他。因为就在头一天，重庆的綦江虹桥垮塌了，突然电话响了，是总书记的电话，问关于重庆虹桥垮塌的事，问他这是什么桥，他说拱桥。然后总书记在电话里就说了一句话：“赵州桥不也是拱桥吗？怎么没塌呢？”
还记得十多年前采访世界著名的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时，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贝老您觉得北京的建筑怎么样？贝老的回答是：“好在北京的规划很好，将来拆起来会很方便。”我永远记得这句话。
我们已经很难回到那个时代了：一个工匠做一个工艺品，用一生的时间。
中国为什么现在一切都急功近利，一切都想急着要处理？可能来自过去我们穷怕了慢怕了，现在就想快速富，想快点走，想快速地实现目标，一切都想快。快，成为中国这么多年的一个倒影。ㄨ米ㄨ花ㄨ书ㄨ库ㄨ ；www。7mihua。com
我们还会发现，现在所有需要细工夫慢慢打磨出来的东西都不好卖。据我了解，过去故宫以及北京的一些重要的皇宫建筑，用的全是“林青砖”。林青的砖都是一块一块打磨出来的，但是现在这种砖已经到了濒临被市场淘汰的边缘。因为它的制作工艺复杂，虽质量好，但耗时耗力，所以价格也相对比其他的砖贵，没有人愿意买，大家更愿意买那种更快的更便宜的性能价格比更高的。
中国人都在求这个“性能价格比”，每个人都想付出最小的代价捞取最快的回报。“快”，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成了一个不好的词汇。其实“快”挺好的，“快”本身从来不错，要不奥运会能说“更高、更快、更强”吗？但是当你想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回报的时候，“快”就成了让我们感到很难过的一个词汇。
很多人在“723”动车事故出完之后，开始质疑速度，说速度是不是可以降下来？其实跟京沪高铁的每小时300公里比起来，动车速度没那么快，尤其出事的是第一代的动车，其公里数可能也就是一小时200多公里。对此，我看到英国的交通事务学者胡德说的一句话：“高速交通的关键在于调度和轨道维护。是否仅仅把速度降下来就能保证安全呢？2002年的英格兰赫特福德郡脱轨事件后来发现原因不在车速，而是路轨接轨处螺钉没拧紧。”《三联生活周刊》李鸿谷有句话：“速度，看来是我们必须面对并且认真思考的重要稳定。不仅火车的速度、铁路发展的速度，甚至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我们要跟着配套。”
因此，不是我们的高铁太快了，速度不是问题，而是另一种速度有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只求效益，只求政绩，一路向前走，但是忽略了以人为本，忽略了规律，忽略了科学，忽略了我们生活中很多乘客的感受，尤其忽略了科学的管理和监督。这样一种快速度才真正可怕，因此，要给我们的铁路部门的“速度”正一下名：速度不可怕，大家另一方面的冒进才可怕。
高铁时速300公里不是问题，但是我们综合管理还没达到这个程度，就想快速地展现给别人看，就想把订单给别人。骨子里思维的冒进，以为可以绕过很多应该符合客观规律的阶段，后来发现绕不过去，不也得重新回来补课吗？
因此，动车事故后铁道部新闻发言人有句话我不太认同，他说：“中国高铁的技术是先进的，是合格的，我们仍然具有信心。”我为什么不太认同？我们不能把技术先进等同于合格，等于我们拥有信心。为什么？仅仅是技术先进，你的管理是否先进？整个运营是否先进？监督是否先进？对人的尊重是否先进？所有的细节是否先进？归根到底，综合起来看，你的运营能力是否先进，如果综合运营能力是先进的，我们才可以说，它是先进的，是合格的，我们才会有信心。
举个例子，我们形容一个人身体非常健康，怎么去说？说他心脏功能40岁像20岁一样，肝、肺都是40岁像20岁一样，你觉得他身体好极了是吗？但是他弱智。你能说他是健康的吗？只有当他各种身体器官，包括智慧、大脑全部是健康的，我们才可以得出健康的结论。因此，只有技术是先进的这一点不能说是合格的，也不能等同于信心，需要看综合运营能否给予我们一种先进的感受。但愿动车事故，会帮着中国铁路人真正让高铁先进起来。
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边
有这样三个画面：西北有一位老乡在墙根底下晒太阳，成都的茶园里有人在打麻将，上海街头上是匆匆的脚步。有人问我，这三个画面对照，哪个更幸福？我说，我如果是上海匆匆忙忙的那个人，如果我不仅是为自己的衣食谋，我很多努力或者我信仰的一部分，是与西北的那个晒太阳但很贫穷的人有关的话，虽然我的脚步匆匆但我不会觉得太累。但是我如果只为自己忙，那就会有很多让我担心的地方。成都是一种态度，它富裕的和不富裕的都会找到自己的幸福方式，值得我们借鉴，但是我觉得更多忙碌的人的心里，要想着西北那些不富裕的人，他们会让你再忙碌也会幸福一点。有的时候当你出生在贫穷落后地区，一出生就落后几十年了，个人是很难弥补的，这需要社会去弥补。你不能跟在那个地方出生的人说“你要勤奋，你要努力”，有时越勤奋越糟糕，越勤奋对水土的破坏越大，越可能荒漠化。这三个画面总的来说会形成另一种平衡。但是我不太赞同一个晒太阳的乞丐嘲笑一个晒太阳的财富拥有者，说你不也在晒太阳吗？不一样。我们这个社会还没到可以站在乞丐的一列去嘲笑财富拥有者晒太阳的时候。我估计短期也到不了。
虽然我是外行，但我觉得中国的GDP是不能低于预期的，否则就业等会一塌糊涂。我一直形容中国是辆自行车，只有骑它才不倒，一旦哪天不动了自行车准倒。
龙永图先生说，要平衡，就跟踢球一样，快慢有节奏。我们现在提慢是我们快得到了离谱的地步，甚至冒进，因此要重新返回来明白“慢”中的含义。我经常提到一个墨西哥的谚语，说一群人在快速地走，突然一个人停下来，他说，我得等等，我灵魂扔在后面了。
我们以前的一个制片人叫陈虻，他已经去世了，但他有一句话我总在念着，“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当初为什么出发”。因此，成都值得借鉴，但是在没达到某种程度之前大家不能都开始晒太阳打麻将，肯定不行，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不是哪个最好的问题。
有一年4月初我去西班牙，我们看到西班牙满大街都是晒太阳的。那天晚上跟西班牙一个非常棒的记者一块吃饭，我们说真羡慕西班牙阳光这么好，到处都是晒太阳的人。
没想到这个记者拍桌子跟我们急了。西班牙人其实很随意不会很严肃的，但是他真的急了，他说：“你们都在说晒太阳，晒太阳，晒太阳，你们知道西班牙的失业率是多少吗？”他说西班牙的总体失业率是24％，青年人超过40％，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晒太阳，他说“我们现在都在等待你们中国”。因为西班牙总理正好要来中国访问，中国要买西班牙的国债，从那一刻起我再也不去谈论这个，但是我们还会去羡慕晒太阳，因为现在我们完全没机会晒太阳，所以这需要一种平衡。
第16页 ：不要把成功的调子定得那么高
不要把成功的调子定得那么高
◎龙永图
在我们人生当中，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碰到像马云那样的机会，或者说像姚明那样的机遇。机遇这个问题，有时候可遇不可求，不是每个人都能接触到一个大平台或者撞到一个大的发展机遇。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脚踏实地，在自己最平凡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找到一点快乐，找到一点成就感，这样才是比较实际的。
当然，你自己做出努力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马云，我曾经当过外经贸部副部长，当时马云在外经贸部电子商务中心工作，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作人员。有一天我以部领导身份去电子商务中心检查工作，有四五个人来汇报工作，汇报完了以后我做了一些点评。
后来马云的阿里巴巴要上市，他到北京来找我，请我出任上市后公司的独立董事，马云说，我在外经贸部时就见过你，你那天听完我们几个人汇报以后你还记得你讲什么了？我说我不记得了。
他说，你就讲了几句话，还说几个人当中那个瘦瘦的年轻人汇报得最好，英文讲得也不错。
这就说明马云当时讲话当中肯定有些火花、有些智慧和亮点打动了我。
马云后来找到了机会，但是他自身的努力和自身的素质还是很重要的。每个人只要把自身的素质提高，自己勤奋，哪怕没有碰到这种大的机遇，我觉得还是会过得很充实的。人过得很充实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每天睡觉睡到十点多的人，你给他再好的工作，他也不会感到高兴。每个人都希望追求成功，但是对成功的标准不要设置得太高，设置得太高的话，可能会对我们造成巨大压力，在奋斗的过程中也得不到什么快乐。最主要的是你要能享受这个奋斗的过程。
降低成功的标准并不是说降低对人生的要求。成功并不一定就是名或者利，这句话已经被很多人说过，但是大家还是朝着这样的一些目标前赴后继地迎头撞去。
家长也都这么想，望子成龙，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功，那么成功的标准就越来越高，比如要考上重点高中这才叫成功，考上重点大学才成功，出国留学要到哈佛才能够成功，这个太过分了。我和国外名校的老师、校长接触得比较多，所以常常有很多的家长来找我，让我给他们的孩子写推荐信，到哈佛或者耶鲁。我说这对孩子要求太高了吧，美国名校每年在中国就招这么几个人，现在认识的人来要求推荐，不认识的也来要求推荐，光我推荐的人美国名校就收不下了，这会给孩子带来多大的压力？
基辛格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一直记得。他说，一个人不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可能很悲哀，但是一个人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以后，发现这个目标不是自己所要的那样一个目标，这可能是更大的悲哀。我觉得他这句话讲得很对，就是说设定目标出现了偏差，在你实现自己的目标以后却发现自己一直追求的东西并不是自己想要的，这该有多么可悲。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一个男孩追求一个女孩，他认为如果追求不到这个女孩会是他人生的一个悲剧。但如果他把这个女孩追求到以后，发现这个女孩不是他原来想象的那样子，这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悲剧。所以设定成功的标准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人都会有追求，人不可能没有追求，但是怎么样把追求的目标设定得更加现实，更加符合自己的能力，这就显得非常重要。有一句话叫胜任愉快，就是你胜任了以后你才愉快，一个工作再好，你自己不胜任，你就会很痛苦。
我原来一直想做最好的翻译，我当时把给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做翻译设定为自己的目标，但是后来突然有了一个入世的大机会，李岚清同志说要找一个可以用英文跟美国人吵架的人，我就一下从翻译这样一个平台，走到了中国的贸易首席谈判代表的平台。我并没有一开始就准备设定一个目标，更别说做中国的贸易首席谈判代表，这个不太可能的，这个机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人生就是设定一个实事求是的目标，等待机会的来临。当然这种机会可能是万分之一，可能是百万分之一，但是有可能落到你头上，这样的时候你就接受这样一个机会，获得成功。
这是个目标高低的问题，然后是时间的问题。中国自古说三十而立，于是大家都觉得30岁的时候一定要成功，要成名，不然就晚了，出名要趁早啊。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30岁不成功就完了”这句话反映了很多的问题。首先要问：什么叫成功？你成功的标准是什么？你说30岁我就要当总统，那对不起，你很可能就完了，在这个年龄就当总统的好像没有几个人。其次，这个想法反映了一种非常糟糕的心态，跌倒了还可以爬起来，成功的目标没有实现还可以继续努力，没有那么夸张，说实现不了就完了。
对待这些东西要保持着一颗平常心，那些大人物、成功人士往往能保持一个平常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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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页 ：学会做一点没用的事
学会做一点没用的事
◎白岩松
从国家大梦到每一个人梦想的被尊重
2009年3月31日，我在耶鲁大学做了一个演讲，题目是《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他们问中国有没有中国梦。我说有，但是请注意，目前的中国梦正处于由国家大梦向13亿中国人每个人具体的梦被尊重的过程中转变，这非常重要。
过去的100多年，中国因为积弱贫穷落后，所以确立了一个强大、独立和富强的国家之梦。它使所有个人的梦想变得不那么重要，而且我们也都自发自愿地为这个大梦而努力。我这一代，大部分人是这个国家梦的践行者和支持者，愿意牺牲自己的青春和很多东西，让这个国家变得富强，更不用说也有很多人牺牲生命。回头看历史，中国经过了100多年的努力，国家大梦可以了，GDP世界第二了，我们受到的尊重程度等都不用去说了。
那已经悄悄开始的每一个个人的梦想该如何被尊重呢？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转折期，由国家大梦向个人梦的转变，个人梦就要谈到幸福了。绝不是国家一个大梦实现了，每个人就都幸福了，每个人的梦想不同，每个人的幸福观不一样，要尊重每一个个体幸福的实现路径，这一点是目前最大的挑战。换个角度想很有意思，我们现在感觉到不幸福，因为不幸福而焦虑，其实这将成为社会进步的新的动力，因为我们对这个社会提出了新的要求。
倒退30年，像我这一代人一直认为20世纪末能实现四个现代化，能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样简直幸福死了。就像以前问陕北的农民，当皇帝什么样？当皇帝还不得吃两碗面，吃一碗倒一碗他能够想象的全是物质标准。但是我们现在吃饱了喝足了，又重新感到不幸福了，因为吃饱了之后确立的新的梦想更难实现，实现了才能更靠近幸福。我们现在开始提出了一种新的目标，想实现起来挑战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