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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经济学-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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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人的工作时间确实少得多,不仅与美国人比如此,与其他发达国家比也是一样。2004年美国人均年工作时数为1 820个小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美国相近,日本仅高出2%。相反,法国、德国人均年工作时数低了近20%。意大利、英国人的差距稍小,分别低了13%和8%。
  这种差距并非自古就有。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大多数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和德国人)工作时间多于美国人。工业化国家包括美国的年工作时数都呈下降趋势,只是欧洲的下降更加显著。
  欧洲人有更多的休闲时间。2004年美国人每年约有4周的假期,但是德国和意大利人有8周、法国人有7周、英国人约有6周。
  最后,欧洲人退休比其他国家的人都早,拿60岁左右劳动力参与比例(工作或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占人口的比例)来说,美国比意大利高出1/3;类似的,日本的60多岁劳动力参与比例高出法国3倍,韩国高出德国7倍!
  如何解释欧洲的这些与众不同呢?
  税收的作用
  人们多工作一小时需缴纳的税收是人们工作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欧洲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工作时数下降显著的原因之一是有效边际税率的大幅度上升——近30年里有效边际税率从40%上升到60%。欧洲许多调高边际税率的国家工作时数减少得很厉害。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的有效边际税率基本保持不变,年平均工作时数减少的幅度很小。
  面对高税率,工人们的典型反应有两种方式:从事非税工作或极端的做法从事地下经济活动(如交易只接受现金)。非税工作的例子是,一位医生决定少工作,回去粉刷自家房子,而不是更多地工作(交更多的税)。有足够证据显示,意大利的高税率使许多母亲宁愿待在家里而不是去工作并雇用保姆。
  事实是,欧洲人的工作并不比美国人少,而是需纳税的工作少于美国人。最近西班牙的经验进一步说明了税收在人们工作决策中的重要作用。1998年,西班牙政府进行了税收和人事改革,在此过程中,降低了较高的边际税率,在接下来的5年里,税收经济中平均周工作小时数上升了近20%。
  退休激励的作用
  在欧洲,对人们早点退休的鼓励或对推迟退休行为的惩罚力度都很大。对55岁以后仍在职的行为处罚是征收养老金税或丧失年金收益,且数额很高。葡萄牙和法国的处罚比例为50%,比利时约60%,卢森堡竟然高达85%,难怪在55~59岁愿意继续工作的人中,卢森堡仅有1/2,在处罚力度很小的美国和日本达到3/4。自1970年以来,欧洲许多国家有效退休年龄提前了2~4年。
  大力度地鼓励退休的动机之一是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工人腾出空间。然而21世纪的前10年中,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法国和意大利都超过了20%,说明这个目标并没有兑现。这个话题的深入讨论可阅读第30章的内容。
  工作分享的尝试
  通过强制提前退休来创造工作机会是工作分享的典型做法,欧洲许多国家政府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这么做。最近的例子是法国的周工作35小时的试验。
  2000年,为降低畸高的失业率,法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周工作时数由39小时减少到35小时。政府希望,法国的每位员工少工作数小时,雇主就会有激励雇用更多的人。不过,这项法律的实施并没有降低失业率,失业率仍然在10%左右徘徊,受到工人(因为想多赚钱)和雇主(因为不愿降薪,只好支付较高的小时工资)的一致反对。劳动成本的上升使人们可以预见新增工作的减少,企业会设法以设备替代工人。2005年,法国国民大会否决了这项法律,指出无论出于何种意图、何种目的,其一律不适用于私人部门的工作。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是没有哪个国家成功地通过工作分享提高了就业水平。
  工会的作用
  欧洲大陆联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地区,近乎完美地做到由政府提供普遍的社会安全保障和失业救济,同时实施鼓励提前退休和对工人的强有力保护。欧洲严格的劳动市场管制导致了局内人/局外人困境,已经就业的工人(局内人)得到很好的照顾,而尚未找到工作的工人(局外人)若要就业却困难重重。深入讨论可阅读第30章的内容。
  没有证据表明欧洲人因为少工作而更快乐
  欧洲的一些政治官员和分析人士对美国人高强度的工作嗤之以鼻,声称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更均衡。但这一判断与事实不符:首先,近几十年来的欧洲文化和习俗的变化不足以解释工作时数应纳税数额的骤降;第二,欧洲人与美国人的工作量相差无几,只是方式不同;最后,调查显示美国人实际上比欧洲人更幸福。2007年一个对47个国家45 000人的调查显示,美国人中65%的对生活表示满意,在欧洲只有53%。47个国家中美国的满意度位列第4。所以,更短的工作周数、更充裕的假期和更早的退休并不必然使人更幸福。
  美国人没那么疯狂、欧洲人没那么懒惰
  人们对经济中和劳动市场管制的反应是非常理性的。美国人和日本人更多地工作是因为税负轻(相对而言),到了退休年龄继续工作的处罚也不重;欧洲人少工作是因为赚取的钱中只能保留很少部分,实际上是被迫尽早退休。
  事实上:激励的作用最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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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限制竞争无异于盗窃公众财物(1)
这个世界天生就是个竞争的地方,激烈的竞争使商品和劳务的供应稳步提高,价格更为低廉。某家公司供应更好的产品(或更有效生产),竞争公司的利益受影响,但整个经济却受益。于是,生产厂商厌恶竞争,因为竞争使他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降低了边际收益,在位厂商(尤其是大厂商)总是想方设法控制市场、限制竞争,有时他们设法通过院外游说左右政府,通过立法和采取保护措施提高潜在厂商进入市场的门槛。最近金融、高科技和生物技术企业拥有新创意的专利就是个例证。
  政府可通过实施反托拉斯法和必要时干预市场的方式很好地保持市场的竞争性,无论如何,这样的政策应该符合增进竞争而不是限制竞争的目标。这在过去并没有完全做到。例如,航空管制使机票价格几十年来居高不下,具体细节可参见第11章的内容。
  竞争以小博大,使经济趋于最优
  很容易就能列举出一堆竞争带来的好处,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好处无处不在,但有些好处不是显而易见的。这里列出的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
  竞争使价格处于低位、边际利润得到控制。为了保持市场份额,企业往往随同竞争对手进行降价(或维持原价不变)。因此,在充分竞争市场,价格总是面临单边降价的压力。
   竞争性市场中的企业有很强的通过质量与服务的改进赢得竞争的动力。
   价格和边际利润的下降压力促使企业不断提高效率,否则只能关门大吉。
   结果,竞争性市场比缺乏竞争的市场有更多的创新和更快的生产率增长。
   最终,竞争缩小了*和权钱交易的空间,加快*化进程。
  大萧条过后,世界上许多地方弥漫着强烈的反市场情绪,这导致政府通过管制对关键产业干预的加强,有些方面甚至是完全控制。不过风水轮流转,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快速复苏和对工业过度管制的关注,市场机制重新受到青睐。在此期间,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俘虏管制”的担忧,即受管制企业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左右管制者的行为,使自己(受管制企业)获得巨额好处,庞大的费用开支却由消费者买单。
  于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许多产业(然后是欧洲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开始解除管制(或私有化)。此后的20年里,航空、天然气、铁路运输和货运等部门由于竞争的加强,运营成本和消费者支付的价格(物价调整后)下降了25%~75%。在许多情况下,服务质量也得到改善(比如,更多的选择、更快捷的周转和更便于消费者的时刻安排)。这些都是竞争加剧取得以小博大较好效果的典型例子——带来的好处被经济学家命名为“社会剩余”。
  在其他国家也能找到类似的事例。在日本,有些领域(家用电器、机器人、精密仪器和交通工具)的国内竞争非常激烈,这些领域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但其他领域如服务业、零售业、化工产业、软件业和服装业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并普遍存在政府干预,这些产业几乎没有竞争,日本消费者为竞争缺乏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很典型的例子是日本的照相机行业,纽约的价格低于东京的价格,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纽约的零售业竞争更激烈,边际利润比东京受保护的同行低得多。
  表91解除管制对成本和价格的影响①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9章 限制竞争无异于盗窃公众财物(2)
产业 成本节约幅度 价格回落幅度
  航空 25% 33%
  天然气 35% 30%
  铁路 60% 50%
  货运 35%~75% 35%~75%
  ① 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经物价调整。
  资料来源:Clifford Winston;“US。 Industry Adjustment to Economic Deregul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Summer 1998;110。
  沃尔玛:激烈竞争中成本收益控制的著名案例
  竞争是把双刃剑,会给企业和雇员带来痛苦。竞争压力下的成本缩减加剧了失业、降低了工资。沃尔玛这个案例是多种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从好的方面看,沃尔玛提供了丰富的商品,价格远远低于一般的夫妻便利店,主要是因为沃尔玛的工作效率比一般零售商高出40%~50%,低廉的价格使穷人大大受益(尤其是在美国农村地区),沃尔玛也是商店所在社区的最大雇主。从差的方面看,沃尔玛以低工资著称,对供应商的压价毫不手软,还因加速夫妻便利店的衰落而备受指责。
  过去的30年里,沃尔玛成长为美国最大的零售商和最大的私人雇主(有超过100万的雇员)。尽管受到民粹主义政府官员和左翼媒体的妖魔化,沃尔玛的巨大成功还是给美国的零售业带来了革命,鼓励其他大型、低成本零售链的兴起,供应商更多地通过提高生产率获利。
  那么,沃尔玛对穷人而言是敌是友?沃尔玛在低收入家庭中的广受欢迎说明其(还有其他“大盒子”商店如斯特普尔斯美国零售、塔吉特公司、家得宝公司、劳氏等)利大于弊。最近的研究显示,仅2006年,沃尔玛争效率赢利润的努力就使美国家庭平均支出节省了2 500美元。沃尔玛进军食品零售领域意味着相当多的食品在沃尔玛门店的销售价格比其他超市低10%~15%。由于贫困家庭支出中的食品支出比例高于富裕家庭,低收入家庭从中得到的好处更大。
  最后,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无法回避:沃尔玛是个吝啬的雇主,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愿意为之工作?没有其他工作可以选择的回答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即使在沃尔玛广为分布的小镇或农村,仍然有许多工作可供选择。零售部门的工资福利的国家标准是很低的,无论如何,没有证据表明沃尔玛支付的工资福利低于其他商店。
  在欧洲,小规模所有者拥有的商店比美国普遍得多,不过,效率也相应的比美国大规模折扣店低得多,价格也高得多。欧洲限制零售部门规模经济的规制也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
  为什么美国的高校很优秀,而初级、中级学校却很差?
  一言以蔽之:富有竞争则兴盛,缺乏竞争则凋败。
  从全球背景下进行审视,美国的高校和美国的初、中级学校绩效简直是天壤之别。世界高校前50所中75%在美国,虽然美国初级、中级教育体系中每个学生的花费比其他多数富裕国家高得多(每年9 000~10 000美元),但与其他国家相比,绩效却不尽如人意。比如,经过8年的学习,美国学生数学和科学常识的成绩远低于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日本、比利时、荷兰、爱沙尼亚和匈牙利学生的成绩。而且,美国仅有76%的青少年完成高中学业(在世界工业化国家中位列后3)。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希腊、德国、芬兰、日本、韩国、挪威和爱尔兰等国毕业率均在90%以上。 。。

第9章 限制竞争无异于盗窃公众财物(3)
美国大学如此卓越有许多原因,或许最重要的原因是赢得了全国性甚至世界性的优秀生源、师资、赠款和研究经费。颇为有趣的是,美国顶级的高校并不全是私立的。许多州立高校(如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威斯康星大学)也有很强的竞争力、质量一流。与此相对应,欧洲大陆仅有4所高校位于前50,对此不尽如人意的表现的解释之一是,欧洲的高校是国家经营和控制的,在生源(学生无须付费)、师资(教师全是国家公务员)和资金(绝大部分由政府提供)上没有竞争。
  与美国高校很不同,美国的初级、中级教育体系完全是地方垄断的,无数次引进竞争的努力都因既得利益集团(教师联合会、学校管理机构、国立师范学院和地方学校董事会)的阻挠而付诸东流。反对竞争的理由常常会以维护家长与学生,尤其是贫困家长和学生利益的面目示人。而事实上,当前的这种体系是一种退化,对穷人的伤害最大。因为富裕家庭在定居在哪里、送孩子上哪所学校上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贫困家庭没有选择余地,只能接受垄断经营的公立学校较差的服务。资金匮乏并不是真正的问题,许多城市学校学生人均经费高于美国全国学生人均经费50%,而质量却差得离谱。改进美国教育的方案在第24章中将做讨论。
  反竞争政策使有背景的人和在位者受益,公众利益受损
  竞争是人类强烈的本能,人类有着同样强烈摧毁它的冲动。历史上可以举出若干例子,例如某些集团千方百计垄断一些如盐、香料、钻石和稀有金属等商品市场并屡屡得逞。毋庸置疑,这种垄断力量的建立得到了政府直接或间接的支持,政府从垄断者那里得到税收和贿赂等好处。
  谁在反对竞争?可列的名单很长:在位企业和组织、*官员、受保护免于国际竞争的工人和各种政府补贴。换言之,是任何从现状获得巨大利益的人。
  垄断不仅不公平,将财富从公众手中再分配转移到有经济强势或政治背景的人,而且造成浪费。垄断企业一般比竞争市场供应更少的产品和劳务,价格却更高。赚取了高于竞争市场条件下企业的垄断利润。不过,这些较高的利润一般都小于消费者所负担的损失,因为消费者不得不支付更多的费用。更令人发指的是,垄断者投入大量的时间进行院外游说,投入大量的金钱进行贿赂,在政府的支持下拒绝引入竞争。垄断带给社会的总成本与垄断者获得的利润之间的差额就是“死损”(前面的章节中已经举过死损的例子)。
  垄断产生的死损最大的非新兴市场国家莫属,在这些地方,世界上最富的一部分人垄断并控制了关键行业,如电信和电力,几乎都与政府相勾结。政府保护垄断的惯用手段是规定很高的进入壁垒。比如在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开办一家企业居然需要5个月时间(如准备书面材料或等候相关部门的同意),与此对应,在美国仅需5天。美国开办企业的成本仅占美国人均收入的02%,在非洲许多国家却高达人均收入的300%~800%。如此高昂的成本和烦琐的手续不仅饱了政府官员和相关部门的腰包,而且阻碍了新企业的产生和竞争的加强。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约有相当于GDP 10%的损失是由这些不必要的、低效率和高度退化的市场行为造成的。反竞争政策对世界上穷国的影响达到数千亿美元。
  反竞争政策与实践在新兴市场国家不受限制,欧洲国家的一些国家巨头企业如电力、能源和航空等关键部门,与国家垄断也几乎没有差别。比如在法国和意大利,国家所有或控制的企业占总产出的10%,而在美国只有1%~2%。这些国家既控制了大企业(通过占优势的股权或集中控制法规)又限制了竞争(通过提高国内进入壁垒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这些政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金钱保护国内巨头企业不受国内和国外竞争者的竞争并被替代,费用却由消费者负担。实际上,政府发起的垄断是世界上反竞争诸种机制中最坏的一种。
  美国并未沾染上反竞争的陋习。在过去的20年里,高科技、生物科技领域创新进展神速,激励更多企业和个人争相利用(甚至滥用)美国专利体系获得制造专权。企业无论创意的创新性大小都会去申请专利。众多的个人和组织纷纷地将专利应用于并不打算自己去生产的产品。结果,专利运用数量急剧上升,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每年10万,到21世纪以来上升到40万,大大快于研发的进展。与此同时,专利配套在1995~2005年间翻了一倍,企业和消费者负担了巨额费用。为遏制对美国专利体系的滥用和限制制造专权,2006年和2007年,高级法院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定,增加了运用专利的难度,削减了专利持有人的权利。
  在下一章我们将指出,个人和企业从新发现中攫取利益从本质上而言并没有错,它是市场对创新激励的一种形式。无论如何,需要进行利益权衡:即利用专利体系获得过大(或时间过长)的垄断权利带来的损失与激励创新带来的收益、短期垄断利益的实现与对未来竞争的潜在影响等进行比较。
  支持企业(或支持工会)不能等同于支持市场
  左翼阵营的人们容易认可工会支持和工人运动支持的反竞争政策(包括贸易保护主义),右翼阵营人们更能容忍维护企业利益的垄断。但两种情形同样恶劣、有失公平、浪费资源并与消费者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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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技术和市场如何在限制垄断方面优于政府干预(1)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一直设法削减垄断权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企业家通过控制石油、煤炭和烟草市场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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