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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人打仗，很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诸葛亮所提出的“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反倒狭隘的多。反映了诸葛亮潜意识中存在的忽视客观环境，夸大主观努力的思想。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刘备的确不具备恢复汉室的“天时”。诸葛亮提出以“人谋”来抵“天时”的口号，颇投刘备喜好。
缺陷之二：用兵太贪，实力分散
用兵打仗，最忌兵力分散。而“隆中对”恰恰就犯了这样一个兵家之大忌，提出“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的错误主张。事实上，后来诸葛亮也坚定执行了这一错误路线，一方面让镇守荆州的关羽主动出击攻打樊城，另一方面组织汉中的大部队准备大举进攻曹操。结果由于兵力过于分散，导致荆州被孙权袭取，关羽也惨遭杀害。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毛泽东对“隆中对”的评价，他在谈到诸葛亮之败时说：“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缺陷之三：对困难估计不足
在曹操、孙权、刘备、刘彰、张鲁这些军阀之间，刘备是实力最弱的一支力量，但刘备所怀的“恢复汉室”的希望最强烈。刘备所担心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老百姓对皇室宗亲的概念将会越来越淡漠，而天命定数的观念却会渐渐占据人们的内心深处。诸葛亮向刘备描绘了一个“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的美好未来，恰恰就是刘备最喜欢听的话。这一席话忽视了未来的斗争困难，却让刘备听得如痴如醉。可见，“隆中对”本身就是一副迷魂汤。
孔明临行时嘱付自己的弟弟诸葛均：“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我功成之日，即当归隐。”这足以说明他对未来的困难估计不足。等到他走出隆中的时候，才发现遇到的敌人一个比一个强大，凭他的能力根本不能实现“隆中对”里的宏图大志。在他陷入与司马懿之间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后，“隆中对”里所规划的内容已经变成了泡影，而“病死五丈原”也便成了他必然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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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中对”外来和尚的迷魂汤（2）
补注说明：
史学家对“三顾茅庐”的问题也有争议，虽然《三国志》认可了“三顾茅庐”的说法，但《魏略》和司马彪所著《九州春秋》均记载是诸葛亮先主动去求见刘备，而没有“三顾茅庐”和“隆中对”。还有人猜测，可能是诸葛亮先去向刘备毛遂自荐，然后才是刘备的礼贤下士，主动邀请。只不过中国人还是更愿意接受“三顾茅庐”的说法，这大概说明中国人对雇主总是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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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外脑未必灵验
世界最著名咨询公司之一的麦肯锡公司，曾是国内企业家眼中的“世外高人”。国内知名企业实达集团就曾经以３００万元请麦肯锡为实达设计营销方案。麦肯锡的专家给实达开出了管理改革“处方”：打散下属各个供产销自成体系的子公司，重组为集团统一整合的事业部制。由于这套西方先进管理方案似乎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它让公司变革历时半年，在实达内部被形容为“千人大换岗”，其直接后果是，长达半年的经营和效益大滑坡，直接和间接损失过１亿元。最终，实达只得调整回到原来的管理体制。
错用了麦肯锡的实达，与错用的诸葛亮的刘备一样，都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实达改革失败3年之后，其集团总裁叶龙与麦肯锡公司大中国区董事长兼总裁欧高敦、北京分公司经理潘望博和董事吴亦兵曾共同约见媒体记者，公开宣称：实达巨亏，并被ＳＴ，与麦肯锡甚至与叶龙都无关。
叶龙说麦肯锡的方案绝对是好方案，可惜他自己当年有些操之过急，把本应花１年时间做的事放在３个月内就完成，显然不太可能。叶龙还为自己辩解：虽然麦肯锡方案在实达的集团层面最终没有全面推行，但这并不是一个巨大损失。因为通过这场变革，各个子公司都已经树立了优化资源配置的意识。麦肯锡公司也公开推卸责任，其北京分公司董事吴亦兵表示：“客户并不是病人，麦肯锡也不是医生，而更像是教练。”后来便有记者撰文质疑：教练训练的球员比赛时惨败球场，难道他就不该负任何责任吗？
就在国内企业家纷纷把麦肯锡供为“神仙”的时候，网上却开始流传着这样一则关于麦肯锡的笑话：
有一个老头，正在草地上放羊，忽然走来一个年轻人，年经人走到老头面前说：老先生，我可以为您服务，我将告诉您，您的这群羊有几头，作为酬劳您需要给我一头羊。老头还未作答，年轻人就开始了工作，年轻人用笔记本电脑无线上网，链接上NASA的内部网，调动低轨道卫星，把卫星遥感成像的图片再通过软件分析，数十分钟后，年轻人再次走到老头面前：老先生，您的羊群共有763头。说完后他抱起一只羊就要走。
老头这时叫住了年轻人：“年轻人，如果我能猜出你就职的公司，你可不可以把酬劳还给我？”“可以。”年轻人答。“你是麦肯锡公司的。”老头说。年轻人很惊讶：“您怎么知道？”老头笑了：“因为你具有该公司咨询人员的所有特点啊，第一。你不请自来。第二。你告诉我的分析结果是我本就知道的。第三。你抱走的不是羊，而是我的牧羊犬。”
当年的诸葛亮如同现在的麦肯锡一样精明，只不过当年的刘备却不及放羊老头那样明白。所以，刘备的“羊群”最终被诸葛亮搞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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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考核“外来的和尚”？
诸葛亮仅凭“隆中对”中的一席煽情话语，就得到了刘备的重用，自然引起了关羽、张飞的不满。《三国演义》编造了“火烧博望坡”的故事，让诸葛亮一出山就镇服了关张二人。实际上在后来的征战中，这二人也从来没有服气过诸葛亮这个“外来和尚”。所以有后人曾经怀疑，诸葛亮是为了除掉关羽这个“刺头”而故意不发兵援助荆州。按下这一历史悬案不说，我们先来谈一谈考核“外来和尚”的问题。
很明显，刘备对诸葛亮的任用缺乏必要的前期考察，也缺乏后续的绩效考核。客观评价诸葛亮，除了奔赴江东说服孙权共同抗曹外，几乎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成绩。但刘备却给了诸葛亮丞相兼军师的职位。这不能不说是刘备的重大失误。
为了掩盖用人方面的失误，刘备不得不为诸葛亮护短。在诸葛亮违背盟约而“三气周瑜”的过程中，刘备是诸葛亮的坚强后盾。当荆州因诸葛亮的战略失误而丢失且关羽英勇就义的时候，刘备也没有指责诸葛亮，听凭诸葛亮把荆州之失归罪在关羽的“刚而自矜”上。实际上，刘备是心里有苦说不出。毕竟“三顾茅庐”的故事已被传为佳话，刘备即使心里已经清楚诸葛亮有问题，也不能马上就处罚诸葛亮，否则会被世人笑话自己的眼光问题。所以刘备必须亲征东吴，用一场胜利来向孔明暗示：其实我比你更强。然后再暗暗削弱诸葛亮的权利。然而，刘备东征还是以惨败而告终了。此时再想动诸葛亮已经来不及，于是刘备不得不顺水推舟，上演“白帝托孤”的一幕。
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目前的现状：海龟派人才异常走俏，颇有点孔明遇到了刘备的样子。各单位往往不假思索就对海龟派委之以重任，而对于本土人才，则以相当苛刻的条件进行约束。不论是在公司CEO，还是在学术带头人的位子上，均充斥着大量没有经过严格考察的海龟派。而那些劳苦功高的本土派人才，则被排挤到了无法舒展的地带。
外来人才和本土人才在获取同一职位时所付出的努力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很多用人单位都对外来人才放宽了限制。比如，外来人才不用去考政治课程就可以被国内高校聘为教授、院长等职，而政治课程却要伴随本土人才一生，本土人才上大学要考政治课，读硕士要考政治课，评职称要考政治课。这给人一种感觉：似乎那些从来没有上过政治课的海龟派要具备更高的政治可靠度，而那些从小到大就不离马列教材的本土人才反倒很让人放心不下了？若真是这样，开设政治课又有什么意义呢？
根据《经济参考报》报道，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曾对“外来和尚会念经”的说法提出质疑。他认为，“本地和尚”可能更会念好经。
萧灼基说：“我这个人被当作‘外来和尚’。有一次我到某地去讲课，那里有我的老师、同学和朋友。和他们交谈时，我发现他们的学问比我大，但出头的机会不多。其实‘本地和尚’才念好经。为什么？因为‘本地和尚’最知道念什么经。‘外来和尚’念的经好不好和他本人没有关系；‘本地和尚’念的经好不好，和他的家庭、个人利益关系非常密切，他会更认真地考虑念经产生的后果。况且，‘外来和尚’再好也不可能全都请来，‘外来和尚’是个体，按照历史唯物论观点，群众力量超过个人力量，还是让‘本地和尚’念经好。”
萧灼基举了一个例子：国际上有个很有名的投资咨询公司，它常给中国企业做策划，少则收费几十万美元，多则收费几百万美元。有一次国内一家大公司请它来做战略方案，后来请萧灼基去评估。这家国外的咨询公司只来了两个人，一个是老外，一个是华人，他们讲战略规范、原则、案例，还有本企业情况，事实上他们讲的那些东西都是企业送给他们、再由他们归纳出来的。那一家国内大公司花了７０万美元，但国内咨询公司只收７０万元人民币就能做得很好。萧灼基说：“不要迷信高薪聘请的外国人，外国科学技术比我们先进，但管理方面不比我们强多少。”
毛泽东评点诸葛亮的败因
毛泽东在召开会议时喜欢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一方面说明他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不以为然，另一方面说明他非常重视集体的智慧。
在那个人们对诸葛亮敬若神灵的时代，毛泽东能将诸葛亮的缺点看得一清二楚，体现了一位军事家足够的智慧。当人们感叹诸葛亮“得其主，不得其时”，并且纷纷为诸葛亮的失败寻找借口的时候，毛泽东心中已经非常明白：诸葛亮之败怨不得天时，怨只怨诸葛亮自己还不够聪明。
在分析诸葛亮的失败原因时，毛泽东说：“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毛泽东之所以说诸葛亮“其始误于隆中对”，是因为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到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乍一看，荆州、益州两路出击是一个颇有诱惑性的方案。但毛泽东却很清楚，荆州离益州千里之遥，两地分兵的做法必然让刘备军团更加失去兵力上的优势。“隆中对”实施的结果便是，关羽所镇守的荆州被孙权军团偷袭得手，而且关羽父子也命丧孙权手中。可以说，蜀汉衰亡的祸根在于“隆中对”。
毛泽东所说“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指的是关羽之镇守荆州、刘备之进攻东吴、诸葛亮之北伐中原。这“三分兵力”依次展开，前两次分兵都失败得很惨，导致蜀汉元气大伤，而诸葛亮的北伐本钱也便所剩无几。所以，毛泽东叹道：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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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论赤壁之战
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借用“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巧借东风”、“华容道”等故事情节，使得诸葛亮几乎成了赤壁之战的头号功臣。而实际上，赤壁之战的头号功臣应该非周瑜莫属。
翻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04页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这样一段话：“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大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在这段话中，毛泽东把赤壁之战定义为“吴魏赤壁之战”，说明他并不认为刘备、诸葛亮对赤壁之战有多大贡献。
一九五三年，毛泽东在《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中说：“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时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这段话表明了毛泽东的立场，他认为赤壁之战的头号功臣是周瑜，而并非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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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评点“失街亭”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中原，督军马谡违背诸葛亮的节度，举动失宜，结果被曹魏大将张颌所破，导致街亭这一重要关口失陷敌军之手。诸葛亮不得不败退汉中，演出一幕“挥泪斩马谡”的悲剧。
历代评书、戏剧在表现“失街亭”事件时，都把重点放在马谡如何违背调度，以及诸葛亮如何执法严明之上。毛泽东对此则有独到的见解，他评论到：“初战亮宜亲自临阵。”在毛泽东看来，街亭能否固守，关系到整个战役的成败，如此重大的任务怎能交给一个没有实际作战经验的人去执行？而且即使派人去防守街亭，也应该不断派军去增援，假如街亭危急，甚至诸葛亮本人也应该前去亲自指挥，与敌军展开大决战。
毛泽东评价曹操
尽管在传统戏剧和小说中曹操一直是个“反派人物”，但毛泽东对曹操却有着相当高的评价，毛泽东曾说过，曹操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还不是了不起？
毛泽东曾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议论曹操时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了道路。”
有一次，毛泽东听到自己的随行医生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他马上反驳说：“屁话！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也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笔杆子杀人哪，那些反动文人垄断了文化，写出东西又愚弄毒害了老百姓，这个案我们要翻过来！”
毛泽东非常喜欢曹操的诗，他认为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在和他的子女们谈话时，他也说过：“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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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评价司马懿
由于《三国演义》中编造了许多诸葛亮打败司马懿的故事，使得后人多以为司马懿不是诸葛亮的对手。很多人假设，若不是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司马懿终归会被诸葛亮灭掉的。毛泽东对此则有清醒的看法，他认为“司马懿敌孔明之智”。毛泽东还曾说过，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看有几手比曹操高明。
毛泽东与诸葛亮军事谋略之比较（1）
诸葛亮与毛泽东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家，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失败的军事家，后者是成功的军事家；前者是被神话的军事家，后者则是真正伟大的军事家。
毛泽东的确很爱看《三国演义》，但毛泽东的军事谋略早已经超过了魏蜀吴三国中的任何一位军事家，更不消说那个失败的诸葛亮了。
毛泽东从诸葛亮那里得到的大多是反面教训，所以他采用的是和诸葛亮全然不同的领导模式。以下是毛泽东与诸葛亮军事谋略的比较：
比较之一：群众基础不同
毛泽东注重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他要把军队建成是人民的子弟兵。正确的政治纲领为毛泽东的军事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处处得到群众的支持。而敌人则总是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抗日战争时期，老百姓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实行坚壁清野，粉碎了日寇的多次扫荡；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争相推车挑担支援前线；抗美援朝期间，无数人勒紧裤腰带省下钱捐助人民志愿军。这一切都说明，“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的制胜法宝，也是毛泽东军事胜利的保障。
而诸葛亮只注重刘氏政权的利益，为了所谓的“匡复汉室”，不惜穷兵黩武，连年发动战争，所以他无法得到广泛的群众基础。魏属领地的群众并不因为蜀军代表汉室利益就夹道欢迎诸葛亮，他们对曹魏政权的忠心要远远强于对恢复汉室的幻想。在司马懿坚壁清野的策略面下，诸葛亮无法得到当地老百姓的支持，每每因粮草不济而败退汉中。多年征战造成蜀国国力严重衰退，在诸葛亮死后不久，蜀国便从此一蹶不振了。
比较之二：决策机制不同
毛泽东思想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是全体共产党员的思想结晶。共产党的决策机制是民主集中制，这可以有效弥补个人思维的缺陷。虽然毛泽东晚年在政治决策上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在战争年代的军事指挥生涯中，则是很好地执行了民主集中制。
1947年冬季，毛泽东指导人民解放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他把人民解放军的民主制度概括为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这次整军运动到1948年夏季结束。在具体的军事战役中，毛泽东也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多方听取不同意见，然后作出最后的决策。1948年1月，毛泽东同意粟裕的意见，即3个纵队3月下旬渡过长江进行发展。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粟裕认识到3月下旬渡江并不是最好的行动，于是他又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发电报，建议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仍在内线作战，以争取战局之最有利发展。毛泽东看了电报后，急召陈毅、粟裕到中央，并于4月30日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粟裕的方案。会议一致同意粟裕的建议，决定粟裕兵团的任务目前不是渡江，而是开辟渡江道路。这次对重大抉择做出的变动，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它对后来战局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诸葛亮的决策机制完全是靠个人智谋，这就无可避免地会发生很多问题。诸葛亮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