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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方面就不得不小心一些。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据说“涨停板敢死队”购买了一套非常厉害的分析软件，用以设计技术陷阱以伏击散户。即便如此，对他们来说也充满了风险。在资金链普遍吃紧的时候，不计成本地抛售股票是很多老庄家的自救策略，假如“涨停板敢死队”碰上了这样的股票，十有###会遭到伏击而尸横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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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里的投机奇观：“涨停板敢死队”（2）
2004年5月12日，“涨停板敢死队”将桂东电力拉至涨停板，当天解放南营业部买卖金额达到万元；5月13日该股在冲击涨停板元时，被巨量抛单打到元，5月14日，“涨停板敢死队”仓皇出逃，导致桂东电力跌停收市。
第三种死法：因违规而被处罚，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无论是战争，还是投资交易，都有一定的游戏规则。谁违背了这个规则，谁就会遭到惩罚。
诸葛亮违背了信用承诺，结果引来东吴的加倍报复，蜀军就此元气大伤。“涨停板敢死队”也违背了投资交易的游戏规则，所以也必败无疑。
根据我国1999年7月1日实施的《证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禁止任何人“通过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
我国《刑法》第182条之规定，“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获取不正当收益或者转嫁风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而涨停板敢死队具有明显的股票操纵特征，已经违反了《证券法》和《刑法》的有关规定。
职业经理人的投机冒险
不只是普通的股民有着严重的投机情结，很多职业经理人也被投机心理所左右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航油集团新加坡公司总裁陈久霖便是这样的人物。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在取得中国航油集团公司授权后，自2003年开始做油品套期保值业务。在此期间，陈久霖擅自扩大业务范围，从事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搞金融的人都知道，期权交易是一种以小博大的杠杆交易行为，其风险是现货交易的几十倍。陈久霖和日本三井银行、法国兴业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新加坡麦戈利银行等在期货交易场外，签订了合同。陈久霖买了“看跌”期权，赌注每桶38美元。没想到国际油价一路攀升，陈久霖很快便被严重套牢。
做过期货的人都知道，没有谁能在这个市场上永远赚钱，而被套牢则是家常便饭的事情。只不过如果你能及时斩仓，则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交易风险。显然陈久霖并不具备忍痛割肉的勇气，他总是幻想行情能向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所以每每在平仓的一瞬间又改变了自己的计划，转而追加新的保证金进去。然而，市场行情是无情的，它往往会站在幻想者的对立面。油价继续飙升，使陈久霖的损失不断放大。每桶油价每上涨1美元，陈久霖就要向银行支付5000万美元的保证金，导致新加坡公司现金流量枯竭。在不断加重的亏损面前，陈久霖几乎已经失去了理智。至到公司的保证金全部赔进去的时候，他才想到要向集团汇报。
当集团公司得知这一噩耗的时候，局面已经很难控制了。陈久霖的希望是，集团公司能够继续帮助新加坡公司追加保证金，但集团还有哪个领导敢冒这个风险？所以他们没有“救陈久霖一把”，而是忍痛下令全部斩仓出场了。这次由陈久霖造成的损失高达亿美元。事后陈久霖很委屈地说：如果再给我5000万美元，我就能挽回损失。陈久霖之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因为就在他斩仓不久，国际油价就大幅回落了。
实际上，陈久霖的那个“如果”是根本不成立的。油价之所以会回落，其主要原因是国际投机基金借陈久霖斩仓之机而获利了结。那么，假如陈久霖重新追加5000万美元的保证金，是否就能挽回损失呢？当然不是。因为陈久霖进行的市场外交易，他早已被国际炒家给盯上了。中航油的钱再多，也多不过这些国际炒家。你陈久霖追加5000万保证金，人家国际炒家就可能再追加5亿美元的保证金。总之，不把你打爆仓，对手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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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救不了投机事业
在经历了多次北伐失败后，诸葛亮终于意识到了攻打曹魏的难度，为了稳扎稳打，诸葛亮在第六次北伐时采用了分兵屯田的策略，打算久驻而战。看起来这是一种消除投机的稳妥战略，但这依然挽救不了诸葛亮失败的命运。因为他已经踏上了投机的不归路，局部的弥补措施对于消除投机风险是无济于事的。
很多人读《三国演义》时，曾为诸葛亮扼腕叹息：如果诸葛亮能多活几年，他的分兵屯田之策一定解决将士的粮草问题，因此也就一定能够最终打败司马懿。然而，这又是一个天真而幼稚的想法。试想一下，远道攻伐，士兵已经相当疲惫了，再命令他们在敌人的眼皮下屯田种粮，他们能种得好吗？再说，蜀军本来就人少将寡，动用所有兵力都无法攻克曹魏，更别说分兵屯田之后能有什么战斗力了。所以，这种一心二用的战略注定也是要失败的。实际上，当诸葛亮发现这一所谓的稳妥方式其实并不稳妥的时候，他便万念俱灰了。这也便是他病死五丈原的直接原因之一。
曾经是中国股市一面旗帜的新疆德隆公司，也如诸葛亮一样，试图以投资弥补投机风险。德隆以炒股起家，很快成为股市里的庄家，后来搞了一些产业投资，如收购了一些上市公司，希望以此来化解其因操纵股市行情而带来的投机性风险。
不过由于德隆在产业经营方面并不专业，其收购的上市公司大都业绩平平，丝毫不能冲淡整个德隆集团的危机。于是，德隆不得不继续在股市投机上加码，其入主重组的德恒证券公司违规操作，以3％…23％左右固定收益率的承诺开展资产管理业务，进行疯狂的高额融资，非法吸收资金亿元，这些钱主要用来维护德隆手中股票的价格。
有人说，德隆系股票和其他庄股不太一样，因为德隆是做产业的。然而，德隆做产业并不专业。德隆在骨子里还是投机炒股票的。介入产业投资掩盖了德隆的投机行为，却不能化解德隆的投机风险。所以，后来德隆还是失败了，而且几乎是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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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战群儒”的逻辑推理（1）
中国人历来对雄辩者抱有好感，总认为雄辩者必然拥有着出众的智慧。然而当我们将目光瞄向历史纵深处时，就能发现，雄辩者往往在把人们引向伪智慧的误区。
“舌战群儒”原本就是一出伪造的故事。根据真实的历史记载，诸葛亮赴江东主要是为了面见孙权（所以他没有必要去“舌战群儒”）。虽说诸葛亮曾在孙权面前使用激将法，但最终促使孙权下决心抗曹的关键人物并不是诸葛亮，而是江东大将周瑜。至于“舌战群儒”，史书中并无记载，估计是出自于民间说书艺人们的艺术加工。这种艺术加工的故事，读起来似乎很让人过瘾。但仔细推敲之后，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的漏洞。只不过，几百年以来，人们习惯于沉浸在阅读“舌战群儒”的快感中，却把事情的逻辑关系忘却了。
如果读者喜欢推敲逻辑关系，那么就不会相信“舌战群儒”这样的故事，而且也应该把“舌战群儒”当成一个反面教材来对待。
第一项推敲：“舌战群儒”有没有必要？
诸葛亮赴江东，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服孙权。但是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却花费了很多时间去“舌战群儒”，简直是在舍本取末。如果说，孙权打算根据孔明与江东谋士们的辩论结果来进行军事决策，那么“舌战群儒”就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而事实上，孙权只是想单独听取诸葛亮的意见。由此看来，“舌战群儒”的确是多此一举的行为了。
江东大将黄盖规劝诸葛亮：“愚闻多言获利，不如默而无言。何不将金石之论为我主言之，乃与众人辩论也？”可见黄盖已经看出“舌战群儒”只是徒费口舌而已。黄盖还斥责张昭等人：“孔明乃当世奇才，君等以唇舌相难，非敬客之礼也。曹操大军临境，不思退敌之策，乃徒斗口耶！”。这句话何尝又不是说给诸葛亮听得呢？言下之意便是：既然你孔明是当世奇才，就不要在这里斗嘴了，赶快为我家主人出谋划策吧。
第二项推敲：“舌战群儒”有没有成效？
既然“舌战群儒”不会影响到孙权的决策，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还会去浪费唾沫呢？《三国演义》认为，“舌战群儒”是张昭等江东谋士所挑起的争端，而诸葛亮的回应主要是为了灭掉这些谋士们的威风。《三国演义》曾描述道：孔明自思张昭乃孙权手下第一个谋士，若不先难倒他，如何说得孙权。也就是说，孔明把难倒对手当作了说服孙权的必经之路。这样的想法自然是非常幼稚的。试想一下：在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讨论会上，岂能把相互为难当成是辩论的目的？
按照《三国演义》的安排，诸葛亮的“舌战群儒”大获全胜，江东谋士们一个个哑口无言且灰头土脸。在我看来，“舌战群儒”是一场未分胜负的辩论。江东谋士们仅仅是一时“语塞”而已，他们并没有心悦诚服。所以这场辩论并不意味着孔明的胜利。
假如诸葛亮通过“舌战群儒”让江东谋士们在孙权面前彻底失语了，那么“舌战群儒”就卓有成效。而事实上，一时“语塞”的江东谋士们并没有在孙权面前失语，而是继续阻挠孙刘联盟，并且搞得孙权举棋不定。若不是孙权的母亲吴国太提醒请出周瑜来，孙权的决策是无法出台的。
第三项推敲：“舌战群儒”有没有负面作用？
“舌战群儒”并不是一个有理有节的辩论，倒像是一场不断升级的骂战，发展到后来，便变成了夹带着人生攻击的唇枪舌剑。这样的“舌战群儒”岂能不伤了和气？
在诸葛亮与江东谋士的争辩中，对方的表现始终是温文尔雅，而诸葛亮则是尖酸刻薄，咄咄逼人。
江东第一谋士张昭虽然暗讽诸葛亮，但他还是很客气的用“愚直之言，幸勿见怪！”的言辞。而诸葛亮的还击则言辞激烈：“盖国家大计，社稷安危，是有主谋。非比夸辩之徒，虚誉欺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诚为天下笑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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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战群儒”的逻辑推理（2）
诸葛亮让江东谋士“语塞”的方法主要是：贬低对方，抬高自己，甚至摆出蔑视对方的姿态来，以达到羞辱对方的目的。比如他骂虞翻：“今江东兵精粮足，且有长江之险，犹欲使其主屈膝降贼，不顾天下耻笑。由此论之，刘豫州真不惧操贼者矣！”他挖苦步骘：“畏强凌弱，惧刀避箭。”他骂薛综：“薛敬文安得出此无父无君之言乎！人生天地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公既为汉臣，则见有不臣之人，当誓共戮之，臣之道也。今曹操祖宗叨食汉禄，不思报效，反怀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愤；公乃以天数归之，真无父无君之人也！不足与语！请勿复言！”骂陆绩：“公轩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骂严酸：“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兴邦立事？”骂程德枢：“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
从整个“舌战群儒”的过程看，诸葛亮的犀利与江东谋士们的温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方的提问虽暗含讥讽，但基本还算礼貌；而诸葛亮的回答却不留情面，几乎像是在骂街了。还好当时孙权并不在现场，否则他也未必能容忍诸葛亮的猖狂。
第四项推敲：口才背后的能力较量
诸葛亮自以为在“舌战群儒”中大获全胜，并对东吴谋士们不屑一顾。那么，东吴的这些谋士果真如诸葛亮所说的那样无用吗？自然不是。别看这些温文尔雅的谋士没有在辩论中驳倒诸葛亮，他们却在后来的孙刘斗争中给诸葛亮出尽了难题，而且纷纷表现出了并不亚于诸葛亮的才干。
且说孙权打算与刘备断交，但又念及自己的妹妹已经嫁给刘备。东吴第一谋士张昭为孙权出一主意：派心腹将领带五百人潜入荆州，下一封秘书给郡主（孙权的妹妹），只说国太病危，欲见亲生女儿，郡主必然会星夜赶回东吴，那时动兵便没有什么障碍了。
张昭此计后来果然得逞，孙权之妹回到东吴，孙权从此便更加坚定了报复刘备的决心。
就在刘备进军蜀中，拓展自己地盘的时候，孙权开始计划夺回荆州了。张昭建议先不要妄动，他出一计策：修书一封给刘彰，就说刘备要取西川，好让刘彰心疑而攻刘备；另外修书一封给张鲁，让他进兵荆州。待到刘备首位不能救应时，孙权再去给刘备致命一击。
虽然张鲁并未如张昭之预料去攻荆州，但刘彰却真与刘备结怨了。不仅如此，刘彰手下大将还设下埋伏，将刘备的军师庞统射死在落凤坡。刘备不得不调荆州兵前去援助。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大队人马都离开荆州去支援刘备。只留下一个关羽防守荆州，给东吴留下了可乘之机。
再来看看那个被诸葛亮讥讽为“畏强凌弱，惧刀避箭”的步骘，此人曾为孙权策划一个方案，更是对刘备、诸葛亮造成沉重打击。当时曹操打算联合孙权共同攻打荆州。而步骘则建议孙权“要求曹操命令驻扎在樊城的曹仁先起兵取荆州，关羽必然会分荆州之兵去攻打樊城。关羽一动，我们便可派出一员大将，暗取关羽后方，一具拿下荆州。”
比起步骘来，诸葛亮的目光则短浅的多。他给刘备出的主意是：命令关羽主动出击，攻取樊城，使敌人闻风丧胆，其联盟自然便会瓦解。
诸葛亮的主意早在步骘的算计之中，而诸葛亮试图以攻打樊城瓦解敌人联盟的计划却落空了。后来，关羽在攻打樊城的时候，被樊城守军和曹操派来的援军击溃，而荆州也被孙权手下大将吕蒙偷袭得手。最终导致关羽败走麦城，死在东吴手中。
至于那个被诸葛亮大骂“欲使其主屈膝降贼，不顾天下耻笑”的虞翻，在后来同样也有出彩的表现。他成功说服了被关羽派驻在公安的大将傅志仁投降东吴，傅志仁又介绍南郡大将糜芳也前来献城投降。这样便彻底断了关羽的后路，使得关羽无一点立足之地，不得不陷入落荒流窜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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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舌之功的超级梦想：骂死王朗
《三国演义》中曾有一段关于诸葛亮“骂死王朗”的描写。大体意思是，蜀魏两军对垒，魏军师王朗上前劝降诸葛亮，却被诸葛亮骂了个狗血喷头，气急之下，掉下马来，吐血身亡。原文如下：
孔明在车上大笑曰：“吾以为汉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论，岂期出此鄙言！吾有一言，诸军静听：昔日桓、灵之世，汉统凌替，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黄巾之后，董卓、郭汜等接踵而起，迁劫汉帝，残暴生灵。因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吾素知汝所行：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今幸天意不绝炎汉，昭烈皇帝继统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兴师讨贼。汝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称天数耶？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老贼速退！可教反臣与吾共决胜负。”王朗听罢，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后人有诗赞孔明曰：兵马出西秦，雄才敌万人。轻摇三寸舌，骂死老奸臣。
孔明以扇指曹真曰：“吾不逼汝，汝可整顿军马，来日决战。”言讫回车。于是两军皆退。
读者阅读这一段时，一定会觉得非常过瘾，并对诸葛亮的口才惊叹不已。然而，所谓“骂死王朗”实则又是一个伪造的故事。据《三国志》记载，王朗是汉献帝、曹操、曹丕、曹睿时代的四朝重臣。他的向上劝谏往往以体恤民意、减轻赋税、严明法度为主。王朗著《易》、《春秋》、《孝经》、《周官》传、奏议论记，都传于后世。可以说是个清正廉洁、才华横溢的好官。只不过到了《三国演义》里，王朗成为陪衬诸葛亮的牺牲品。
关于王朗之死，《三国志》只是用“太和二年薨，谥曰成侯”来描述。根本没有什么“诸葛亮骂死王朗”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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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雄辩走向歧途
诸葛亮在“舌战群儒”，拼尽全力要压倒对方，却忘却了孙刘的合作大计。似乎辩论不是为了得到真理，而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水平。后来，这种为辨而辨的劣根性被我们全盘继承了。
魏晋玄学一派，便是为辨而辨。很多文人出于恐惧不得不向司马氏低头，但又不愿为其卖命，便整天谈些与时政无关的哲学理论，相与论评批驳，借以显示自己学识高深。在洛阳内外，这种玄学坐谈渐渐被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于是便逐渐成风，一发而不可收拾。到东晋时期，玄学之风蔓延到王公世族。他们不学无术，但也要付拥风雅，甚至相互之间出现了胡说八道的现象。由于整个国家管理层陷入了虚妄的“雄辩”风中，严重影响了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导致内乱频起，外祸不断，最终发展为“五胡乱华”的格局。
诸葛亮这个雄辩者，为了达到辩倒对方的目的，不惜采用了人生攻击的方式。这种辩风在文革时期被造反派们演绎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动辄上纲上线的批判和捕风捉影的谩骂交织在一起，使无数“牛鬼蛇神”时时刻刻都胆战心惊。
中国人的辩论，要么是因为政治的压力而不敢出声，要么就是缺乏理性的慷慨陈词和急红了眼相互攻击。仿佛声音不提高八度，就表达不出真理似的。
台湾著名学者李敖，因其渊博的学识和特立独行的举动而受无数华人拥戴。但李敖之成名却是借助了骂人。也许李敖可算是一个专职的骂将，用他的话说，他几乎把台湾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