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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注定会低估将来自己的感受会跟现在自己的感受有多么大的不同。
比较和厚今主义（2）
小结
历史学家用“厚今主义”这个词来形容用今天的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的倾向。虽然我们非常鄙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但是这些主义不过是在最近才被认为是道德沦丧的标志，所以，指责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蓄奴或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女性表现出优越感就有点像因为某人在1923年没有系安全带而逮捕他一样。然而，通过今天的视角来看待过去的做法绝对是泛滥成灾的现象。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曾经指出：“没有消除厚今主义的现成办法；它是很难从现代退场的。”好消息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是历史人，所以不用担心寻找这个出口的问题。而坏消息是，我们都是未来人，而当人们往前看的时候，厚今主义造成了更加严重的问题。因为对未来的预言是现在做出的，它们势必会受到现在的影响。我们现在的感觉（“我饿了”）和现在的想法（“那个大音箱听起来比小的好”）非常严重地影响了我们对自己以后感觉的判断。因为时间是个非常难以捉摸的概念，我们倾向于将未来想象成为稍加扭曲的现在，所以我们想象中的未来必然会看起来像是稍加扭曲的现在。当前的现实是如此实在和强大，所以想象只能被牢牢地拴在以它为中心的轨道上，永远无法真正逃离。厚今主义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们无法意识到未来的自己不会以现在的方式来看待世界了。正如我们将要了解到的，未来人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严重的一个就是，我们根本不能从以后我们要成为的那个人的角度来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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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实免疫（1）
我靠在背上好保卫我的肚子；
靠我的聪明好守住我肚子里的玩意儿；
靠我守住秘密好保持我的清白；
靠我的面罩好卫护我的美貌；
——莎士比亚《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也许是20世纪最伟大的天才，但是，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差点把这个头衔输给一匹马。威廉？冯？奥斯滕（WilhemvonOsten）是一位退休教师。1891年，他宣布他养的一匹名叫“聪明的汉斯”的爱马能够回答有关时事、数学和其他许多话题的诸多问题，而回答的方式就是用前蹄敲打地面。比如，奥斯滕可以让聪明的汉斯计算出3加5等于多少，而马会等到主人提问结束，敲打8下，然后停下来。有时候，奥斯滕不是口头提问题，而是将问题写在硬纸板上，然后举起来让聪明的汉斯看，而这匹马理解书面语言的能力似乎丝毫不逊色于它理解口头指令的能力。当然，聪明的汉斯并不能答对每一个问题，但是，它的表现比其他任何钉掌的家伙都好多了。它在公共场合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很快就成为柏林的风云人物。1904年，柏林心理学研究所的主任派他的学生——奥斯卡？芬特格斯（OskarPfungst）非常审慎地调查这一现象。而芬特格斯注意到，如果奥斯滕站在聪明的汉斯身后而不是面前，或者奥斯滕自己也不知道问题答案的话，这匹马答错问题的几率就要高得多。在一系列实验之后，聪明的芬特格斯终于证明聪明的汉斯其实并不会阅读，而它能够读懂的其实是奥斯滕的肢体语言。当奥斯滕微微弓身时，聪明的汉斯就会开始敲击，而当奥斯滕直起身子，或者稍微歪一歪头，或者微微挑眉，它就会停下来。换言之，奥斯滕在最恰当的时间发出信号让聪明的汉斯开始或停止敲击，这样就造成了马能够回答问题的错觉。
聪明的汉斯并非天才，但是奥斯滕也没有招摇撞骗。事实上，他曾经用了很多年的时间耐心地教授自己的马儿数学和世界形势，而当他知道原来自己是在自欺欺人时，真的感到相当的震惊和沮丧。这种欺骗非常巧妙和有效，却是在无意之间做到的，而奥斯滕并非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我们可以将心理免疫系统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称为“战术”或者“策略”，但是，这些词都不可避免的带有计划和故意的色彩。而事实上，我们却不能把人们当作是操控这一切的阴谋家，认为他们有意识地试图从自己的经验中得出积极的观点。研究人员指出，事实恰恰相反，人们通常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是，如果非要他们给出一个理由，他们却准备好了现成的理由。比如，在志愿者们看着电脑屏幕的时候，屏幕上闪过一个又一个单词，每个单词停留的时间不过几微秒，人们根本就无从知道自己曾经看到过这些词，也无从猜测这些词到底是什么。如果屏幕上闪过的是“敌意”这个词，志愿者们就会以消极的态度看待他人。如果屏幕上闪过的是“老迈”这个词，志愿者们就会走得很慢。如果闪现的是“愚蠢”这个词，他们就会在考试中表现的很糟糕。而事后，当他们被要求解释自己为什么会那样判断、行走，以及在考试中有那样的表现时，他们不是说，“我不知道。”而是很快调动大脑考虑一些他们知道的事实（“我走得很慢”），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合理但是谬误的解释（“我累了”），而旁观者也可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在烹调事实时，我们同样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而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刻意要得出正面的观点（“破产一定会有什么好处，除非我发现它，我就不离开这把椅子”），其实就种下了自我毁灭的祸根。一些志愿者欣赏了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的《春之祭》。一些人的任务是听音乐，而另外一些人则被要求一边听一边努力让自己高兴起来。在曲目结束时，比起那些只是听音乐的人，被要求努力快乐起来的志愿者们情绪要差得多。为什么？有两个原因。首先，也许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坐着不动，什么也不做，然后特意去从自己的经验中得出正面的结论。但是，研究表明，但凡我们有一点分心，这些刻意的企图就很有可能逆火，反过来让我们感觉更差。第二，刻意烹调事实实在是太明显了，让我们觉得自己很轻贱。当然，在未婚妻将我们孤零零地抛弃在婚礼圣坛前时，我们希望相信没有她自己会生活得更好，如果能够发现支持这个结论的事实（“其实她根本就不适合我，是吧，妈妈？”）我们的感觉会更好。但是，发现这些事实的过程必须感觉起来像是一个发现的过程，而不是刻意的粉饰太平（“要是我们这样来提问题，而且只问妈妈不问别人，我几乎一定能够听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一旦诡计被拆穿，曾经被人抛弃的这个污点就会在自己的可怜素质列表中显得非常显眼。积极的结论要令人信服，就必须建立在我们自信是诚实得来的事实基础之上。我们通过下意识地烹调事实然后有意识地消费它们来做到这一点。人们在餐厅用晚餐，而厨师却藏在地下室。这种无意识烹调的唯一好处就是它行之有效；而它的代价却是，我们因此变成了自己的陌生人。现在，请允许我向你解释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对现实免疫（2）
从向前看到向后看
据我所知，还没有人曾经系统地研究过那些曾经被怯场的准配偶单独留在结婚圣坛上的人。但是，我很愿意用一瓶好酒打赌，如果你能够集合起足够多的差一点就成为新郎或者新娘的人并问他们是更愿意将这个事件称为“我今生遇到的最坏的事情”，还是将它称为“我今生遇到的最好的事情”，那么，他们中更多的人会选择后一种描述而不是前者。而且我愿意用一整箱这种酒来打赌，如果你找到的样本从未经历过这种事情，而你的问题是，回顾过去，什么事情能够被看做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事情”，没有人会把“被抛弃”算进去。跟许多其他事情一样，想象中被抛弃的经历更加痛苦，而回忆中被抛弃的经历则更加浪漫。想象自己以这种方式被晾在那里，我们自然而然地得出了对这个经历所有可能看法中最可怕的一个；然而，一旦我们真的经历过了这样的心碎，并且像这样在家人、朋友和鲜花商面前丢面子，我们的大脑就开始搜购一种没有那么可怕的观点了，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人类的大脑是非常精明的购物者。然而，因为我们的大脑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购物的，我们根本意识不到它们会这样做。因此，我们漫不经心地认为，在回想此事的时候，我们对它的看###同预想它的时候一样的可怕。换言之，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看###改变，因为，通常我们并不了解改变它们的过程。
这个事实使我们很难预测一个人未来的情绪。在某项研究中，志愿者们得到一个申请工作的机会，这份工作的内容就是品尝各种冰激凌并给它们起好玩的名字，而且收入可观。在申请过程中，志愿者们的面试过程会被录下来。有些志愿者被告知，一位评审将会根据面试录像来决定是否聘用他们，而此人可以单独做决定（评审组）。而另外一些志愿者被告知一个评审团将会观看他们的面试记录，并通过投票来决定是否聘用他们（评审团组）。评审团组的志愿者被告知，只要评审团里有一位成员投票支持他，他就可以得到聘用，因此，只有在所有评委一致同意不聘用他的时候，他才得不到这份工作。然后，所有的志愿者都进行了面试，并且都预测了如果自己得不到这份工作会有什么感觉。几分钟后，研究人员走进来，很抱歉地解释说，经过认真考虑，评审或者评审团认为这个志愿者不太适合这份工作。然后，研究人员要求志愿者们报告他们的感受。
快乐评审评审团评审评审团
被拒绝之前被拒绝之后
图19：被一位变化无常的评审拒绝的志愿者比被意见一致的陪审团拒绝的志愿者要高兴（右图）。但是，他们都无法在此之前预见到这种情况（左图）。
研究结果如图19所示。左边的圆柱显示，两个组的志愿者预期他们会感到同样强烈的不快。毕竟，拒绝算得上是当头一棒，而不管打这一棒的人是一个评审、一个评审团还是一群犹太正教拉比，我们都预期这一下会打得我们很疼。然而，右边的圆柱显示，当这一棒由一个评审团来打的话，会比由一个评审来打要疼一些。为什么呢？好吧，想象一下自己曾经申请做泳装模特的工作。要得到这份工作，你就必须披上非常暴露的服装在某个穿着3美元外套，眼光挑剔的傻瓜面前走来走去。如果这个傻瓜将你上下打量一番之后，摇摇头，说：“抱歉，你不是做模特的料。”你很可能会感觉很糟糕。至少要难受一两分钟。但是，像这样遭受单个人的拒绝，每个人都时常经历，在几分钟后，大多数人都能够从打击中恢复过来并继续生活。我们之所以很快就能恢复自如，是因为我们的心理免疫系统可以驾轻就熟地利用这个经验中的模糊性，并缓解它的刺痛：“这家伙根本就没有认真看我出色的转体”，或者“他就是那种只注意身高而不注意体重的怪人。”，又或者“难道我要听一个穿着这样外套的人来告诉我什么是时尚吗？”
不过，现在请你想象一下自己在为一屋子的人展示泳装，其中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有年轻人，而他们在上下打量过你之后都摇摇头说不。你很可能会感到很糟糕。真的很糟糕。屈辱、受伤同时也迷惑不解。你很可能从舞台上快步跑下来，两耳发烧，喉头发紧，双眼湿润。被一大群背景各异的人拒绝是一件让人非常屈辱的经历，因为这是毫无争议的拒绝，而心理免疫系统也很难找到既积极又令人信服的开解方式。将失败归结为一位观点有异常人的评审是很容易的，但是，要将失败归结为意见完全统一的评审团就很困难了。“90个人同时眨眼，并步调一致地恰好都错过了我的转体动作”这样的说法太没有说服力了。同样，研究中的志愿者们也发现将自己的被拒归罪于一位有特殊癖好的评审很容易，而将其归罪为一群评委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因此，在被评审团拒绝之后，他们的感觉要更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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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实免疫（3）
现在，如果你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考虑这项研究结果，所有这些都是一目了然的，但是，请允许我指出，只有在有人肯费工夫向你指出这些道理时，它们才是一目了然的。事实上，如果它们真的是如此一目了然的话，为什么那些聪明的志愿者没有办法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几分钟预见到这样的结果呢？为什么这些志愿者没有意识到怪罪一位评审会比怪罪一个评审团成功几率更大呢？因为，当志愿者们被要求预测自己对拒绝的反应时，他们想象到了拒绝的强烈刺痛，但是没有继续想象自己的大脑会如何缓解这种刺痛。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大脑可能会尝试缓解这种刺痛，又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可以通过怪罪那些造成自己痛苦的人来缓解痛苦，所以，他们也就没有想到如果被怪罪的只是一个人而不是一群人，这种做###更加成功一些。其他研究也证实了这个一般的发现，比如，人们以为无论一场悲剧是因为人为失误造成的还是因为运气太差才发生的，都会让他们感觉一样糟糕。但是，实际上，如果造成悲剧的是运气，而没有什么人可以怪罪的话，他们通常会感觉更糟糕。
对自身心理免疫系统的忽视导致我们错误估计了那些我们能够怪罪他人的情况，不过，它也会让我们错误估计那些我们必须责怪自己的情况。有谁能够忘记1942年的电影《卡萨布兰卡（北非谍影）》结尾的那一幕呢？当时，亨弗莱？鲍嘉（HumphreyBogart）和英格丽？褒曼（IngridBergman）正站在柏油碎石铺就的停机坪上，而她正在艰苦抉择，是跟自己爱的这个男人一起留在卡萨布兰卡，还是登上飞机跟丈夫一起离开？博吉（Bogey，＇Bogart的昵称——译者注＇）转向褒曼，对她说：“在内心深处我们都知道，你属于维克多（Victor）。你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也是鼓励他前进的力量。如果飞机起飞而你却没有跟他在一起，你会后悔的。也许不是今天。也许不是明天。但是很快，而且你的余生都将在懊悔中度过。”
这个小小的传奇情节是电影史上最令人难忘的情景之一，不是因为表演有多出色，或者编剧有多精彩，而是因为大多数人都时不时会站在同样的跑道上。我们最重要的抉择，无论是是否要结婚，是否要孩子，是否购买房子，是否进入某个行业还是是否出国定居，经常都是通过想象未来的遗憾来确定的（“噢，不！我怎么忘了要生个孩子呢！”）。当一件不幸的事情有可能因为我们在过去采取不同的行动而被避免时，我们会感到非常自责，而这种情绪就是悔恨。毫无疑问，这种感觉是令人不快的，所以，我们目前的行为常常是以避免以后后悔为指导原则的。其实，大多数人还都有着一套关于人们什么时候会感到后悔的完善理论体系，而这些理论会指导我们尽量避开这样的体验。比如，知道有选择的余地要比不知道可以选择让我们更加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接受坏建议比拒绝好建议让我们更后悔，如果坏选择是不同寻常的而不是中规中矩的，我们也会更后悔，以非常微弱的劣势落败，会比劣势明显的情况更让我们悔恨。
但是，有时候，其实这些理论是错误的。请考虑这个场景：你拥有A公司的股票。在过去的一年里，你曾经考虑过要用它来换购B公司的股票，但是最后否决了这个想法。现在，你发现如果你当时换成了B公司的股票，能够多赚1200美元。你还拥有C公司的股票。去年，你将它换成了D公司的股票。现在你发现，如果自己留着C公司的股票的话，就可以多赚1200美元。哪个错误会让你更加懊悔呢？研究表明，10个人中有9个人预期，愚蠢的换持股票比愚蠢的不换持股票要更让人懊悔，因为大部分人认为，比起愚蠢的不作为，自己会对愚蠢的行动更感到后悔。但是，研究还表明，10个人中有9个人搞错了。事实上，从长远来讲，每个年龄段，每个行业的人因为没有做某事而感受到的悔恨都比因为做了某事而感受到的悔恨要强烈。因此，最流行的悔恨包括，没有读大学，没有抓住能够获利的商业机遇，以及没有能够多花一些时间陪伴家人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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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实免疫（4）
为什么人们对不作为的悔恨要比对行动的悔恨更多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比起行动，在面对不作为的时候，心理免疫系统更难找到积极并令人信服的观点。如果我们的行动导致我们接受了某人的求婚，而这个人后来被发现是一个斧头杀人犯，我们可以通过思考自己从这次经历中学到的东西来安慰自己（“收集短柄小斧头不是一个健康的业余爱好”）。但是，如果我们的不作为害我们拒绝了某人的求婚，而这个人日后成为了一名电影明星，我们就没有办法用自己从这个经验中学到的东西来自我安慰了，因为……好吧，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经验。其中的讽刺意义太清晰了：因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心理免疫系统能够合理化过度勇敢，却很难合理化过度怯懦，因此，我们会在本来应该继续跌跌撞撞前行的时候两面下注。看过电影《卡萨布兰卡（北非谍影）》的观众都记得，鲍嘉关于悔恨的警告促使褒曼登上飞机跟丈夫一起离开。如果她留在卡萨布兰卡和博吉在一起的话，可能也会感觉很好。不是马上，也许，但是，很快，并且在余生中都活得心安理得。
微小的触发装置
文明社会的人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了解到，少数邪恶分子常常可以比军队入侵造成更多死亡和破坏。如果某个敌人派出数百架战机和数百枚导弹大举进攻美国，很可能它们中无一可以命中目标，因为这样大规模的进攻会激发美国的防御体系，据估计，这个体系能够有效粉碎这样的威胁。在另一方面，如果敌人派出7个穿着宽松裤，戴着棒球帽的人，这些人则有可能到达目的地，引爆炸弹，释放毒气或者驾驶劫持的飞机撞上高层建筑。恐怖主义之所以会造成悲剧是因为这样一个理念——最好的进攻是不会触发最好的防御的进攻。比起大规模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