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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森向来都拒绝任何在政府名下有关政治上的尊称或是地位，而莱昂内尔却想进入下议院（House of mons）。现在，根据惯例，犹太人不能在英格兰担任民事或是军事机构的职位。他们不允许参加议会选举，也不能进行投票。在英国的犹太人生活在一种政治上和社会上的犹太人区中，处理罗斯柴尔德人和其他相当少数的一些取得非常重要地位的犹太家族之外，没有人能希冀摆脱这种状况。只有两大议会有权破例或变更这种条件。然而，莱昂内尔认为既然他的家族在金融事务上给予了英国如此之大的帮助，他就有能力战胜这些困难。
在1847年8月，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作为自由党参选人的身份代表伦敦市，最终他也当选了，同时当选的还有约翰·拉塞尔大公（Lord John Russell）。现在每个下议院成员在就职之前，都要宣誓，而其中有一句是“作为一个忠诚的基督徒。”自然，莱昂内尔是不会说这么一句誓言的。下议院提议应该对宣誓内容进行调整，但上议院拒绝了这个提议。于是莱昂内尔无法就职；但是他又再次成为了一位参选人，而且也总是当选，然而却从未发挥过作为一位议会成员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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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新的危机（1）
在1830这关键的一年，以及在1848年前夕，罗斯柴尔德人参与了大量的贷款业务。除爱尔兰饥荒贷款之外，他们还掌握着利率为3％，数额达两亿五千万法郎的法国贷款，罗斯柴尔德以的票值成交。鉴于奥地利的贷款问题，他们对这笔贷款采取按月分期付款的预防措施。在1847年12月出现了问题发生的不祥征兆，奥地利表示希望能获得发行一定数额的证券，同时要对此高度保密，这些发行债券除了那些平常的贷款之外，还要为威尼斯和伦巴第国土的军事力量的壮大提供必要的基金。对于此事，Kolowrat伯爵当时发表了他的观点，并且对未来的发展表现出了相当的远见。
货币市场（他写道）现在非常低迷，没有任何能够尽早改善的希望。政治发展常常让人们有理由担心情况会进一步恶化。通过对货币市场状况的认真考虑后，拜仁·库贝克（Baron Kubeck）认为他能很放心地将考虑中的证券，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那也要尽可能多地交给罗斯柴尔德保管，这样对他而言更为安全，如果利率能达到的话他将会十分满意的，这一利率水平对于商业资本来说已经算是相当合适的了，尤其是考虑到它包括了所有当今不确定环境下有可能产生的风险。
于是拜仁·库贝克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提议交给国王，并急切请求国王予以接受，而且允许让当局对此保持高度的保密。
现在最为重要和紧迫的就是给予财政管理部门尽可能多的业务，让其能够从军队未预料到的沉重开支这一窘境中摆脱出来。我之前提到的储备基金是无所作为的财政部长最后的希望了。然而不幸的是，当这笔钱也用光的时候，我们就再没有一分一毫能够用来应对可能发生的灾祸了。但是各州必须要面对可能发生的灾难，即使是那些超越人类力量所能控制范围之内的，比如国家首脑的去世、流行病的突然爆发以及农作物歉收。现在我的职责就是在仍然有可能对在意大利不断增长的军队开支和我国仅剩的资源利用实行上限的情况下，尽我所能断然地在没有储备的情况下事先考虑到这些可能发生的意外；呼吁大家关注现实，不然显而易见的是当奥地利政府将大量精力都放在国王的情况下，却忽视了本国的发展，这将会导致我国财政的崩溃。
我有责任发表这一严肃声明，我们正处在落入深渊的边缘，随着财政部不断对抗击外国革命事件而增加预期之外的开支，已经导致了全国不断上升的不安情绪，而这一点几经被省级地产（Provincial Estates）和我们邻国新闻界的文艺大爆炸所印证了。
拜仁·库贝克的议案还不足以完美地陈述一个严重的经济批判。从他的角度出发，已经超出了问题本身的紧迫性，在我看来，唯一要补充的就是罗斯柴尔德的出价在我看来是非常合理的，尽管到了今天，2月13日，利率4％的债券已经在交易所里涨到了93％的成交价格。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场新的危机（2）
拜仁·罗斯柴尔德本人已经对此情况进行了保密，但毫无疑问的是这对于我们财政管理部门更为重要，我们必须避免任何会对奥地利信用产生威胁的情况发生。
科洛弗拉特的论述是非常正确的。在已经77岁高龄的总理大臣梅特涅和他的骑士们，尤其是冷酷的公安部长塞德尼斯基（Sedlnitzky）伯爵统治的体制下，国家已经出现了显著的不满情绪。在意大利，对国家统一运动所直接采取的打压措施相当严酷，而在梅特涅的势力影响下也让整个事件变得很严重，因此那些来自奥地利政府的威尼斯和伦巴第王国的祝福都被抛诸脑后了。在40年代中期，在邻国瑞士爆发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当地的国民分成了激进党（Radicals）和保守党（Conservatives）两大阵营。七大天主教行政州联合组成了一个独立的联邦，并且公开对抗激进派。
1847年11月，温和派被联邦军队强制赶下台。一贯对保守党联盟表示同情的奥地利、法国和普鲁士将发生在瑞士的事件视为是自我防卫。梅特涅认为所发生的事情是对奥地利在伦巴第的直接威胁。
一直坚定不移地追随总理大臣政策的所罗门·罗斯柴尔德也深深受到了这些事件的影响；在1847年11月20日，他惊慌失措地赶到梅特涅那儿，询问事态的发展状况。
梅特涅简短地说了一下概况，紧接着就问所罗门是否相信“假如国王在这次革命中放弃意大利州，转而将他的精力集中到阿尔卑斯山的这一边情况会有所好转，还是他应该继续维护自己在威尼斯和伦巴第王国的地位”。
“不能那样！”罗斯柴尔德对于第一种可能惊呼道。“那样一来，所有的都将会失去。”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梅特涅回答道，“而且所有有感知的人都应该这么认为。但是，在想法和行动之间，是存在着很大差别的。”
然而，要行动就要做点什么，而其中的方法是需要好好估量的。梅特涅接着说道，他将会建议国王下令援助意大利军队。而这就需要钱，并且是在不破坏现有的国家财政计划之下筹集。他们刚刚才成功渡过了一场危机；如果再发生的话将会是更为严重的，而这是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都要避免出现的。总理大臣宣称，特殊的情况就需要用特殊的方式解决，他问所罗门这样一种特殊的援助是否会到来。
“您需要多少就有多少，”所罗门立刻回答道，“只需您一声吩咐。而这不会有损您的信誉，反而会增加它。告诉我您需要多少，我马上就能支付。”
梅特涅回答说他什么都不想要；需要钱的是财政部，他也知道从哪儿能弄到钱。他想知道的是，拜仁·库贝克当需要钱来完善他的计划时，他是否会去找罗斯柴尔德借。除此之外，他没什么好担心的。
“无论拜仁·库贝克想要多少都没问题，”罗斯柴尔德大声说道。“我会立刻去找他，他可以将货币市场留给我来打理。我刚刚才提高了价格，您知道我是怎样做的吗？我在交易所用金属币将总价提升了2％，达到三千万弗洛林币。”
“我不允许你，”梅特涅说，“对拜仁·库贝克做任何计划。当他需要你时，他会说的；而一旦他来找你，按他说的去做。”
交易所对形势相当敏感。在那年的1月，继西西里岛（Sicily）的导火事件发生后，一系列1848年革命事件开始爆发，空气中弥漫着不安的情绪，意大利到处都是激愤的热浪。维也纳的交易所对此新闻反应相当的焦躁，各国的自由党人都不遗余力地夸大意大利公共财政的艰难处境，而意大利也被认为是这些###的大本营。当地的老百姓也纷纷开始到银行将纸币兑换成硬币，梅特涅开始给予严肃关注。
尽管对金融状况表示担忧，但由于米兰仍然很平静，在1848年1月的下半月，梅特涅对总体的局势还不至于很失望。当所罗门在1月23日去拜访总理大臣时，他描述说，梅特涅措辞非常严肃，并且“皱着很深的眉头”。
“政治性而言，”他对所罗门说，“一切还是顺利的，但是交易所的状况就很不好了；我正做我份内之事，而你却没做你的。如果厄运降临到我身上，那你也不能幸免；我正面对着地狱；而你却在呼呼大睡而不是战斗；你的命运已定！”
对于这个抨击，罗斯柴尔德给予最诚挚的歉意，他说：“我明天就会买进。我已经就此事与拜仁·库贝克谈妥了；你们可以信赖我。”
“我，”梅特涅答道，“只看行动。你也许会明天买进，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昨天没有这么做。如果是为了等待更低的价格的话，那我就没什么好感激你的了。”
这段对话再清晰不过地表现出了梅特涅和所罗门是多么紧密地荣损与共的。1848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很有力地证明了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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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的“二月革命”（1）
西西里岛的革命很快就蔓延到了那不勒斯，当时卡尔·罗斯柴尔德就在那儿，但是当地的自由党当权部做出了让步，当地没有发生什么危险。托斯卡那大公（Grand Duke of Tuscany）和皮埃蒙德（Piedmont）的查尔斯·艾伯特国王（King Charles Albert）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将意大利统一在一个王权之下，也遵照了这个做法。
这些起义的星星之火从亚平宁半岛（Apennine Peninsula）蔓延到了法国，在法国燃起了一场大火，而这场大火烧遍了整个欧洲大陆。路易斯·菲利普的统治日益压迫；他拒绝进行必要的改革，而这最终导致了在首都爆发的一场对基佐当权的激烈反对。1848年2月22日，首先在工人和学生中引发了暴动。甚至连国家卫队都希望倒戈，开始惶恐的国王接受了基佐的辞呈。军队被调来对抗反叛者，而这首次的枪击引起了强烈的激愤情绪。
2月24日，城市的所有主要街道都筑起了防御栏；国家卫队和步兵团与反叛者对抗，情形很快明朗，由于国王的原因，局势变得越来越糟糕了。路易斯·菲利普一下苍老了许多；在他第75个年头里，他已经很难再应付这样突然而意外的风暴了。说到阿伯尼（Apponyi）伯爵，他在此刻表现出的因害怕而无法做出决定，他已然失去理智了。早在2月24日，他就逃走了，逃离了他的首都，将自己的国家留给了反叛者们。可爱的奥地利老大使自己全然搞不清状况他给2月23日的舞会送出了九百份邀请函，而在当天的早上，他还问市办公厅舞会能否取消。
对詹姆斯·罗斯柴尔德而言，他在过去几年里在国王和部长们中取得了相当特殊的地位，这件事无疑是晴天霹雳。他无法相信就在这么短短的一夜之间里，所发生的变故就将他的生意和他的家族所取得的积淀从他脚边带走了。这个比任何人与已颠覆的体制关系亲密的银行家此时感到，从事件的发展来看，他现在所处的地位相当危险。他第一个念头就是放弃巴黎，梅尼埃（Prosper Meniere）告诉我们有人在诺德（Nord）车站看到了他，正要搭乘火车前往边界。然而，在最后一刻，他被建议不要离开巴黎，因为这样显然会有损他的地位和荣誉。
于是他留下了，而他的妻子和女儿由于巨大的恐慌逃到了伦敦亲戚家，不打招呼出人意料地抵达了莱昂内尔的住处。由于所经历的恐惧在她们的脑中仍然历历在目，她们凄惨地描述了自己是如何从人类幸福的天堂瞬间跌落到不幸和恐怖的地狱的。
现在新的州政府正想方设法组织金融巨头和银行家们逃离这个城市，因为就和之前的国王一样，他们也需要钱和金融家的服务。巴黎还广泛流行一种说法，说是罗斯柴尔德用粪车将自己的金银偷运出城，以期之后宣布破产。于是科西迪埃派了一名侦探紧盯罗斯柴尔德，当罗斯柴尔德打算逃走的流言持续升温时，他把银行家叫到了警察局。詹姆斯被告知他被监视的原因并有预谋逃走的嫌疑。詹姆斯回答说：“警官，人们都认为我金银无数，可是我除了纸币之外一无所有。我的财富和资产全都是证券，而在此时它们已经一文不值了。我没有想破产，如果我要死我也会先辞职，但是我觉得逃走是懦夫的所作所为。我已经写信给我的家人，让他们给我寄现金过来，这样我才能还债。明天我就会把我的侄子介绍给您，他就是为此刚从伦敦赶来的。” 。 想看书来
1848年的“二月革命”（2）
科西迪埃说他很高兴能够帮助罗斯柴尔德家族，他请他不用担心巴黎的民众。他们虽然穷，但却诚实，即使有些工人成为了罪犯，新政府也知道如何对付他们。
“完全是诽谤，”科西迪埃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之后他向罗斯柴尔德申请一笔贷款，照他所说，是用于出版刊物和其他机构文件的。第二天，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带着他刚从伦敦来的侄子再次来到了警察局，为在2月的抵抗中为保卫警署效力而未能获得酬劳的战斗者家属们存入了一笔钱。詹姆斯离开时头脑更为平静，他也希望能够顺利地渡过这次难关。
总的金融局势很不乐观。和1830年的情况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负担了各种数不清的贷款债券。关于罗斯柴尔德在初期已经支付了八千二百万法郎的总额为两亿五千万法郎的贷款，考虑到目前的状况，不得不放弃那笔保证金了。詹姆斯称这场革命，给他减轻了剩下的一亿六千八百万法郎的债务。
罗斯柴尔德同时还持有大量诺德铁路（Nord Railway）的股票，由于交易所的恐慌情绪，所以也和其他证券那样遭遇大跌。
除了来自未受任何影响的伦敦家族的大量资助外，詹姆斯还不得不为承担沉重的债务而做出巨大的牺牲，他被迫将利率为3％的持股以33法郎这一荒唐的价格卖出，而更糟的还在后面。
共和国宣布成立，暴民侵入到土一勒里宫（Tuileries）和皇家宫殿进行掠夺性的毁灭，他们将价值连城的家具扔到街上烧毁，这让人有理由担心会发生进一步的暴乱。国家卫队和其他军队艰难地重新维护了市中心的秩序，而暴民在郊区开始攻击未受保护的建筑。暴民的愤怒发泄到了所有的铁路工程，比如车站和桥梁上，在巴黎周围方圆三十英里的范围内被彻底损毁和烧尽。人们将这些建设视为剥削自己的事物。像马车夫一类害怕来自铁路竞争的人，在这场运动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在这次暴乱中，位于纳伊（Neuilly）的皇家城堡同样难逃摧毁命运，罗斯柴尔德在叙雷讷（Suresnes）的别墅也被洗劫一空并烧毁。革命中的警察局长对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承诺了过多他无法做到的事情。
Apponyi伯爵根本无法恢复镇定。3月10日，当意外地获得了相对的平静时，他写道：“我们仍感觉就像在做梦。根本无法相信我们身边发生的事实。毫无疑问这根本没有任何预兆、这是一个预谋的袭击、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这样的事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就像突然来袭的雷电交加的暴风雨，将所有的东西都摧毁了；这是天意，是上帝的意愿。”
詹姆斯一点儿也没能轻松地摆脱这一切。科西迪埃拿走了他的钱，而叙雷讷也被损毁了，而他寄托于犹太裔财政部长古德召的希望也泡汤了。设立了国有工厂的临时政府内政部长，莱度·罗琳（Ledru…Rollin）用所有能想到的借口不断的厚颜无耻地向财政部长要钱，直到任职几天后因厌倦而自动辞职才罢休。
根据俄罗斯的秘密代理人，同时也是巴黎革命的目击人之一的描述，莱度·罗琳脑袋里所想的就是想方设法要到钱，而不停地去找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他跟银行家说，如果他不给他为了爱国目的而要的二十五万法郎的话，他第二天就会派一万名工人上拉菲特街（Rue Laffitte）毁坏罗斯柴尔德宫殿（Palais Rothschild）来报复他。他用手枪指着詹姆斯勒索，他惊恐万分地给了钱。这位俄国人讲述接下来的几天莱度·罗琳故伎重演，不断地威胁詹姆斯，又成功地得到了五十万法郎。
无论这个故事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可以肯定的是，詹姆斯不得不为他的自身安全支付一大笔钱。
很快革命就蔓延到了整个欧洲。随着路易斯·菲利普的下台，罗斯柴尔德失去了他在欧洲立足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支撑点。不久前还兴旺发达、让所有人都艳羡的巴黎家族，一夜之间就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现在不得不重头开始依靠那些新生的势力重建自己的地位，与现在的当权者建立起原本就该建立好的关系。然而，在这五兄弟建立起的更为重要和有实力的巨大构架给予的支持让步之前，这仅仅是时间的问题。
“和梅特涅一起下台”
来自巴黎的消息使得奥地利王室中产生极度的恐慌。所罗门·罗斯柴尔德从兄弟那儿得到了电报，然后梅特涅是从他那儿得知基佐下台的消息。他一开始根本不相信，但不久之后俄国的代理公使通知并确证了这个消息，他沮丧地说：“好，我亲爱的，一切都结束了。”他仍抱希望国王还生还；然而当他接到来自所罗门进一步的悲惨消息，说法国已经成立了共和国，这位年老的总理绝望地跌坐在自己的座椅上。
维也纳和奥地利的人民变得很激愤。皇家政府被来自各个地方的请愿书、改革提议和各种各样的紧急上诉所淹没。甚至发生了纸币拒收的情况。贸易和工业都停滞了，所有人都感到将要爆发一场可怕的风暴。当国外收到梅特涅亲王退休的消息时并没发生什么事情。有意思的是，这是在从维也纳听说梅特涅亲王决定辞职的消息后，于1848年3月4日，在帕默斯顿夫人（Lady Palmerston）的招待会上由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些成员传播出去的。当时在场的奥地利代表有很多疑问，但他仅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说这不过就像是证券交易所里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