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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
对1940年前的多数美国人而言，寻求全球永久军事优势好像含糊其辞，格格不入。这种前景可能让普鲁士人激动不已，却不可能让皮奥利亚人②有所触动。1950年后，如果有人认为美国不愿意成为军事领先国家，那简直无法容忍。这是尼采取得的赫赫成果。
2001年前，尽管尼采竭尽全力鼓吹军营心态，但多数美国人依然声称武力是最后的手段。政治家们依然认为战争应当避免。至于预防性战争，它仍然是不妥当的行为。“9？11”后，预防性战争被推崇为美国政策的核心准则。各派政治家都声称支持“全球战争”，即使冲突会持续数十年甚至数代人，他们的热情也不会消减。其实，对美国来说，战争已经成为一种永恒状态。至少在华盛顿，这一显著进展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兴趣，去探讨这场无限期战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影响。全球战争之外或许还有替代方案，但这种可能性无人理会。这是沃尔福威茨取得的成果，并随着入侵伊拉克而达到顶峰。
尼布尔曾经写道：“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的虚假安全是权力的安全。”战后时期的“智囊”们，从福里斯特尔到尼采再到沃尔福威茨，都从不动摇地忠诚于这种金玉其外的安全观。
伟大的帝国梦与永无休止的战争
“布什主义”是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实施以来最重大的国家安全倡议。其意义远远超过与之齐名的“杜鲁门主义”、“艾森豪威尔主义”、“尼克松主义”、“卡特主义”和“里根主义”。
毋庸讳言，在构建这个学说时，布什政府没有征求国会的同意。它甚至也没有征求美国人民的意见。由沃尔福威茨领导的一批“智囊”看到有机会对国家安全政策进行革命性改造，并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个机会，向总统推销自己的观点，然后以法令的形式付诸实施。
“布什主义”为入侵伊拉克提供了基本依据。布什政府的沃尔福威茨等人深信能速战速决，取得决定性胜利。作为战争目标，伊拉克的吸引力不在于它的强大可怕，海湾战争和10年的制裁已经使萨达姆的军队虚弱无力，而且他基本上没有了空军。伊拉克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看起来弱不禁风。入侵伊拉克肯定非常容易，理应如“闲庭信步”一般。沃尔福威茨等人期望利用这场胜利来巩固“布什主义”，展现其效力，并为未来更多实践铺平道路。简言之，有了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任何对使用美国军事力量（以及行使帝国总统特权）的限制都会烟消云散。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9？11”事件所启动的这些计划的范围。这些计划一开始就在伊拉克遇上了问题，但这不应让美国忽视一个事实，即清除萨达姆从来不是最终的较量。入侵伊拉克只是一个惊人阴谋的组成部分。“9？11”后给布什提供建议的“智囊”们希望先拿一个弱小对手开刀，以一场轻松的胜利为未来更大的胜利搭建舞台。
早在1997年，沃尔福威茨就认为，清除掉萨达姆“将为美国政策开辟新的选择”。新的选择指的是创造施展美国力量的新机遇，从而根据美国的利益塑造未来。“现在看来非常困难或不可能的行动，”沃尔福威茨轻松地预测道，“在走出最初几步后将变得更为可行”。这就是“布什主义”的基本目的：它赋予布什政府一个自行生效的授权，让它在未来采取任何需要的步骤。
虽然未来的步骤还在公众视线之外，但肯定是宏伟的步骤。“我们现在是帝国了，我们行动的时候，就会创造出自己想要的现实，”布什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曾经对记者罗恩？萨斯金德（Ron Suskind）说，“我们是创造历史的演员……你们，所有人，都只能研究我们做的事情。”“布什主义”为创造那种现实提供了主要工具。依靠军事力量，白宫将行动起来。其他所有人，包括官僚机构、国会、美国人民和整个世界，都只能在一旁观看。
当然结果证明，完成最初几步的难度已经远远超出沃尔福威尔茨的预期。我们习惯于尊重那些秉承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的“智囊”，但今天的伊拉克却成了这种尊重的终极表现。“布什主义”第一次应用就翻了船。
从这场灾难中吸取教训的努力只关注那些操作性问题。有人告诉我们，美国需要更准确的情报。军队必须提高反叛乱能力，更好地策划“下一场战争”的“第四阶段”，即占领和重建战败国所需的一整套行动。士兵需要更好的装备，既能防止简易爆炸装置（IED）的袭击，又能区分叛乱分子和无辜平民，准确消灭前者而保全后者。
然而，对战术和行动的关注转移了人们对政治领域更重要缺陷的思考。在这方面，如果放在1945年以来国家安全政策的更大背景下，伊拉克战争应当给予美国以下教训。
第一，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是美国例外论最为有害的表现形式，为制定合理政策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当实力处于上升状态时，美国可以装模作样地解释历史的目的或上帝的意愿。今天，美国已经不能继续放纵这种自负了。
尼布尔曾经写道：“整个历史的戏剧是在一个很大的意义框架内上演的，人类无法理解和控制。”接受这一格言中的真理应该是被选举或任命担当高级职位的前提。如果决策者依然故我、狂妄自大，他们将会招来更大灾难，让伊拉克遭遇相形见绌。
第二，美国人再也负担不起一个不起作用的政府。绵延数代人的准危机状态制造了近乎灾难的后果，扭曲了美国的宪法。在这个关头，认为白宫换一张新面孔、把国会控制权从一党交给另一党、再次努力治理国家安全机构就能改变局面，等于忘记了美国数十年的经历。
如果总统聚敛过多权力，如果国会软弱无能，如果国家安全机构无可挽回地破产了，那么美国人民只能责怪自己。他们让*任人劫持。而劫持者不会主动归还他们抢劫的东西。
被人劫持的一个后果是培养出新一批政治精英，他们有既得利益，愿意延长这场危机、扩大自己权力的源泉。这些人在寻求和平、推进自由事业的幌子下设计政策，倡导战争，制造混乱。
继续听从这些精英的意见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伊拉克战争应该让人明白的第三个教训。今天“智囊”们提供的建议正是智慧的反面。其实，按照“9？11”以来贯穿美国政策的鲁莽误判来说，如果依靠随意挑选出来的公民的意见，而不是咨询练达世故的内部人士，总统们能得到更好的服务。毕竟，到头来要由普通公民的子子孙孙来打“智囊”们策划的种种战争。
“智囊”们可能表面上或看起来心肠不坏，指责他们无中生有显然不太公平。但从福里斯特尔时代、尼采时代直到现在，他们不断误判和夸大存在的威胁，造成了恶劣的后果。
毫无疑问，今天的“智囊”视自己为忠诚的爱国者。毫无疑问，他们甚至初衷良好。但这是不够的。保罗？沃尔福威茨自己写道：“如果美国总统的一项政策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仅凭本意的纯洁或正直，是不能为这项政策开脱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那些为总统提供建议并造成可怕后果的人。他们辜负了人们的信任。
吸取的偏偏都是些错误的教训（1）
“战争是最伟大的审计员。”历史学家科雷利？巴内特（Corelli Barnett）曾经如此评论。“9？11”以来，美国经历了这样的审计，并被证明不合格。这一不利的判断完全适用于美国军队。
英勇不是衡量军队强大与否的标准，坚忍、耐力和技术水平也不是标准。强大的军队是能够完成预定任务的军队。自从乔治？W？布什发起全球反恐战争以来，美国军队从未达到这个标准。
2001年9月11日之后，布什设计了一项大胆的进攻战略，发誓“直击敌人，打乱其计划，把严重威胁消灭在其浮现之前”。军方提供了展开这一攻势的主要手段，美国军队很快陷入多线作战。
其中两条战线最受重视，即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条战线的任务是进行摧毁性打击，迅速取得具有重大政治、经济意义的决定性胜利。在每条战线上，尽管美国军队展现了英勇、坚忍、耐力和技术水平，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兵力还是捉襟见肘。问题不在于努力的程度，而在于取得的结果。
在阿富汗，美国军队没有剿灭“基地”组织的领导层。虽然推翻了曾经统治这个国家大部分地区的塔利班组织，但没有清除塔利班运动，它没过多久就卷土重来。本想打一场短暂的战役，但阿富汗战争却成为一场漫长的战事，近7年过后，依然看不到尽头。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美国的对手正在不断强大。战争的结局依然令人难测。
在伊拉克，事态的发展非常相似，轻易的成功被后来的不利掩盖了光芒。美国的入侵开始于2003年3月19日。6个星期后，白宫高举旗帜欢呼“任务完成”，布什总统宣布“在伊拉克的主要战斗行动已经结束”。但事实证明这一说法不可信。
攻陷巴格达之后不久，富有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者戴维？弗拉姆（D*id Frum）和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宣称，“伊拉克自由行动”是“美国能够迅速赢得全面胜利的生动而具有说服力的证明”。统率军队入侵伊拉克的汤米？弗兰克斯将军谦虚地把自己一手缔造的成果说成“其杰出性在战争记录中无与伦比”。回头看来，众多此类判断只能被认为滑稽可笑。一场本应在2003年4月9日巴格达奥费多斯广场结束的战争只不过刚刚开始。战斗绵延了数年，美国付出了惨重代价。伊拉克战争成了越南战争的翻版，所幸的是规模稍小一些。
人们的设想原本不是这样。就在几年前，观察家们一直宣称美国拥有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军事实力。这是美国强大的外衣。军队看似不可战胜。例如，著名军事评论家迈克斯？布特在2002年写道，美国军力卓越的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的霸权国家，如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随着美国“在战争的方方面面”拥有了“无可匹敌的力量”，他写道，盟国已经成为累赘，“我们不太需要别人的帮助”。
布特把这个说法戏称为“大总管学说”（Doctrine of the Big Enchilada）。没出一年，美国军队占领了巴格达。他又进一步声称：美国军队甚至远远胜过纳粹德国的国防军。布特洋洋洒洒地写道，美军在击溃萨达姆时展现的技巧，足以让“欧文？隆美尔和海因茨？古德里安等久负盛名的将军相形见绌”。
所有这些都被证明是夸夸其谈。如果全球反恐战争得到了一个不容否认的结论，那就是对美国军事能力的估计都是赤的夸大其词。布什政府对美国军事效力的错误自信是一种让国家付出惨重代价的战略误判。甚至在秘密行动、精确武器、即时通信时代，武装力量也不是灵丹妙药。即使在所谓的单极时代，美国的军事力量也被证明相当有限。 txt小说上传分享
吸取的偏偏都是些错误的教训（2）
为什么美国人如此夸大军事力量的效用呢？答案在于三大错觉的交互作用。
第一个错觉是：美国在20世纪*十年代彻底改造了武装冲突。结果是让武力更精确、更有识别力而且可能更人道。五角大楼设计了全新的“美国战争方式”，赋予军队前所未有的军事能力。2003年4月巴格达陷落之后不久，布什总统兴奋地宣称：“我们应用了新的技术力量……用速度和难以置信的精确性打击敌军。通过创造性战略与先进技术的结合，我们正在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定义战争。在这个战争新时代，我们可以瞄准政权，而不是国家。”
区别对待政权和国家至关重要。通过使用这些新军事技巧，美国能够清除任性的外国领导人及其亲信，而不必伤害这个领导人统治下的广大人民。导弹可以击穿总统官邸的房顶，而不必摧毁整个首都，使武力具有了此前连做梦都想不到的政治效用，减轻了从古到今对使用武力的道德限制。武力曾经是大棒，现在却成了手术刀。总统讲这番话的时候，这种认识在许多军官和国家安全专家中已经司空见惯。
这就是一个必胜公式。对军事威力的信心反映并强化了冷战后对美国价值观普世性的信心。结合在一起，它们就成了看似不可阻挡的组合拳。
伴随这种组合而来的是更大的野心。20世纪90年代，国防部的目标发生了变化。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先地位，而非单纯的国家安全，成为其明确职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对这一全新的“美国战争方式”作了最为全面的阐述。他说，运用武装力量实现所谓的“全方位优势”，即发挥两种“手段”（技术创新和信息优势）的潜力，在各种形式的战争中占据明显领先地位。
全方位优势与军事相关，如同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名的“历史的终结”论断与意识形态相关一样，两者都声称揭示了终极真理。福山称，*资本主义是政治经济演变的最终阶段。而全方位优势的支持者们说，这一概念是现代战争演变的最终阶段。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最初几天和最初几周好像都证明了这些断言。
第二个错觉是：对于如何使用现在占据优势地位的军队，美国文职和军队官员都接受一套共同的原则。坚持这些原则，就能防止越战灾难再次降临在美国头上。如果政治家们像20世纪60年代的林登？约翰逊总统、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那样临阵退却，那些正确认识并吸取了现代战争教训的将军们可以挺身而出，制止他们的退却。
这些原则在“温伯格–鲍威尔学说”（Weinberger…Powell Doctrine）中得到了最为权威的表述，这一学说阐明了决定使用武力的时间和方式的标准。里根时期的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在1984年首次明确表述了这些原则。20世纪90年代初，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将军对此进行了扩展。然而，这一学说的真正作者是越战后军官团的成员。“温伯格–鲍威尔学说”阐明了军方自己从那场战争中得到的教训。这些原则也表明了高层官员防止越战再现的决心。
温伯格和鲍威尔声称，今后，只有在重要利益真正面临威胁时，美国才会投入战斗。这样做是为了追求具体而现实的目标。美国将动用必要的政治、道义和物质资源，实现速战速决。美国军队将迅速结束冲突，然后马上离开，绝不恋战。“温伯格–鲍威尔学说”的精神实质是不能随意放纵，目的是遏止好战文官的鲁莽轻率倾向。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吸取的偏偏都是些错误的教训（3）
第三个错觉是：军队和美国社会已经成功弥合了越战年代造成的分裂与分歧。到20世纪90年代，这种和解已经形成。“沙漠风暴行动”之后，“美国人民再次爱上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至少，这场战争的伟大英雄之一科林？鲍威尔将军是这么认为的。出于这种拥戴，一种新的军民契约已经达成，其基础就是相信在某种胁迫之下，美国人会最终“支持军队”。这个国家再也不会抛弃它的士兵了。
美国志愿兵部队（*F，名字虽然有些误导人民，但它依然是职业军事建制）是这一新契约的首要表现。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已经开始庆祝*F成为联邦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际功能与公开宣传的一样。*F意味着美国致力于维持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而*F就是“美国之队”。冷战后，*F维持着美国强权下的全球和平，而没有干扰美国平民对生命、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人们怎么能不喜欢它呢？
“9？11”以来的事件揭穿了这三个错觉的真实面目。在实践检验中，这一全新的“美国战争方式”只是发了一下光，但还不是黄金。即使不是公开欺诈，兜售“全方位优势”的将军们也是明目张胆地玩忽职守。按照过去20年的记录来评判，美国军队只是在敌人成人之美般作战时才会取得决定性胜利，而萨达姆的死亡急剧降低了这种可能性，未来再也找不到这样善解人意的对手了。说到留下的后患，从索马里到巴尔干，从中亚到波斯湾，比比皆是。
说到“温伯格–鲍威尔学说”，文官遵守上述条款的意愿也被证明是暂时性的。众所周知，1993年，面对鲍威尔时，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极想知道，“如果我们不使用军队，您一直谈论的卓越军队有什么用呢？”奥尔布赖特沉迷于让美国士兵消除世界顽疾，并且她的想法很快占了上风。左倾空想家与好战政客专家组成的奇怪联盟成功撕碎了对使用武力的限制。“人道主义干预”大行其道，风行一时。20世纪90年代，不管将军们发挥了什么约束力，其影响也没有挺过那10年。曾经看似不可磨灭的越战教训被遗忘得一干二净。
同时，人民与军队的和解也只不过是一种虚构的怪物。筹码投下之后，“支持军队”引诱来的只是姿态和作秀，而没有有约束力的承诺。“9？11”事件没有使人们急着应征入伍，穿上军装，人们反而更喜欢让别人家的孩子去追捕恐怖分子，推广*，确保获得世界上的能源储备。在这场表面上具有震撼意义的全球战争中，美国人却更喜欢家乡的体育英雄，而不是保卫美利坚帝国遥远势力范围的士兵们。汤姆？布雷迪（Tom Brady）在全国橄榄球联赛中打四分卫挣了数百万，作产品广告又挣了数百万。帕特？蒂尔曼退出职业橄榄球比赛，当了一名陆军突击队员，牺牲在阿富汗。然而，在这两个人中，布雷迪更体现了当代人对“爱国者”这个词的认识和理解。
可是，这三种错觉挥之不去，助长了对美国军事威力华而不实的期望。罗纳德？里根以来的每届总统都为这些期望推波助澜，都利用总司令一职扩展椭圆形办公室的帝王特权，也都依靠军事力量来掩盖或治理这个国家挥霍浪费习惯所造成的问题。
“9？11”之后，这些幼稚的期望达到了极致，认为由意志坚定的最高行政长官支配的武装力量无所不能。在未能预见和防止对美国本土的破坏性袭击之后，布什总统继续以全球反恐战争为借口，推进宏伟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