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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依赖性会滋生更强的依赖性，并表现为新的危险形式。里根的继任者日益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持这种生活方式。秘而不宣的共识是：在政治家们所说的“国防”上挥霍浪费，可以维持国内挥霍浪费能源和进口产品。前所未有的军事实力能够无限推迟清算日的到来，至少希望如此。
一项注定要牺牲上万人生命的事业（5）
20世纪80年代，里根在军事支出上大把花钱，创造了无数机会来检验这一论点。先是老布什，接着是比尔？克林顿，最后是小布什，都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些机会，即便是越来越难以为以“防御”为名而发动的军事行动寻找恰当的理由。
到1989年1月老布什接替里根时，萨达姆对美国的用处已经大大降低。当1990年8月萨达姆派军进入科威特，攫取其石油财富时，他已经失去了在华盛顿看来仅有的一点价值。
结果是“沙漠风暴行动”的实施。自从1898年乔治？杜威（George Dewey）准将的舰队击溃了停泊在马尼拉湾的西班牙舰队以来，美国军队还没有取得过这样的历史性胜利。它表面上战果辉煌，实际后果却具有讽刺意义。
杜威将军的大获全胜给他赢得了暂时的名声，但除了美国吞并菲律宾这个头等战略失败之外，没有其他实际成果。“沙漠风暴”指挥官H？诺曼？施瓦茨科普夫（H。 Norman Schwarzkopf）将军在“战争之母（Mother of All Battles）”中声名远扬，但只不过是重复杜威的成就。他也赢得了片刻名声。然而，如果仔细分析，他的丰功伟绩远不如外界宣扬的那样光芒四射。“沙漠风暴行动”不是美国军事优势的表现形式，即告诉别人谁是老板，只是带来新的复杂情况和更多承诺。
“胜利”的一个后果是美国在波斯湾大规模、永久性驻军，把萨达姆困在“笼子”里，让地区盟国放心。在“沙漠风暴行动”之前，美国在海湾地区很少驻军，而是喜欢让军队“留在视线之内”。至少在许多穆斯林看来，“沙漠风暴行动”之后，美国成了占领军。美国在*圣地沙特*驻军，尤其令人感到惊愕。就像杜威准将的情况一样，施瓦茨科普夫的胜利与最初看起来非常不一样，既非胜败分明，也非代价低廉。从表面上看，美国在“沙漠风暴行动”之后的地位好像牢不可破。实际上，它非常不稳固。
1993年1月，比尔？克林顿总统继承了这一局面。值得肯定的是，克林顿是最近几位总统中唯一至少能够间或保持联邦预算平衡的总统。然而，这位美国的第42位总统热衷于全球化，加剧了美国经济的基本矛盾。克林顿时代，石油进口增长了50％还多，贸易逆差翻了近两番，联邦总债务增加了近万亿美元。然而，在疯狂的互联网时代，很少有美国人理会这些事情。
在波斯湾，克林顿同时瞄准伊朗和伊拉克，采用“双重遏制”政策，维护美国的霸权。对于伊朗，遏制意味着从外交和经济上更加孤立这个*共和国，防止其重建严重受创的军队。对于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情况大同小异，只是外加了联合国的严厉制裁和一项武装骚扰计划。
克林顿上任第一年，由于蒙受羞辱的索马里“黑鹰坠落”惨败事件，他对空中轰炸产生了惊人的胃口，同时极其讨厌派遣地面部队。没有什么地方比伊拉克更能满足克林顿的空战欲望了，他定期向伊拉克发*确制导炸弹和巡航导弹。其实，终止“沙漠风暴行动”的停火没能叫停海湾战争。在短暂停顿之后，敌对状态又恢复了。随着时间推移，对抗更趋激烈，美国不断任意进行惩罚性空中打击。
虽然克林顿在牺牲美军士兵的生命方面小心谨慎，但在消耗武器弹药上一点也不吝惜。在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海军和空军共出动数万架次，在伊拉克空域投下数千枚炸弹，发射数百枚巡航导弹。除了将伊拉克军队和政府设施炸成瓦砾之外，这样如瀑布般倾泻昂贵军火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由于美军未损失一兵一卒，美国人很少关注这些军火值多少钱、落在什么地方。毕竟，不管扔了多少炸弹，总有更多军火源源不断，供应好像永不枯竭。
不管作出多大努力，由于这个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希望萨达姆消失，但他还活着，于是许多身居华盛顿的人（共和党人和*党人、政客和专家）共同努力，形成了一股狂乱的热潮。对那些狂热的人来说，萨达姆蔑视美国使他成为一个重大威胁，只要他还活着，就是令美国无法忍受的侮辱。
1998年，反萨达姆游说团体操纵国会通过了《伊拉克解放法案》，宣称它是“美国致力于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并用*政府取而代之的政策”。这项法案在参议院获得一致通过，在众议院以360比38票获得多数票通过，授权拿出1亿美元用于实现这个目标。
10月31日，克林顿总统按时签署这项法案，使之成为法律，并发表了一篇声明，支持所有伊拉克人的自由事业。“有些人认为由于伊拉克的历史、民族和派别构成，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我坚决拒绝这种观点，”这位总统说，“伊拉克人和其他人一样向往并且应该得到自由。”
所有这些不必要的空战和荒谬轻浮的立法，都是在逢场作戏。伊拉克前线的现实情况则是另外一回事儿。
联合国授权、由美国及其盟国实施的制裁措施让萨达姆日子不好过，限制了从伊拉克石油中抽取的资金，但其主要效果是让不幸的普通伊拉克人更加不幸。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96年的一份报告估计有近50万伊拉克儿童死于制裁。在被要求作出评论时，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甚至没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相反，她回答道：“我认为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是这个代价……我们认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无疑，奥尔布赖特后悔讲了那么愚蠢的话。但是，她的话抓住了美国波斯湾政策的本质，尤其是在对美国实力的信心达到极点之时。其实，美国与萨达姆建立了伙伴关系，强加给伊拉克人民巨大的苦难。可是，在克林顿时代，消费者享有低油价，大量使用便宜的亚洲进口商品，美国人民经历了长达10年的富足，其他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无关紧要。
比尔？克林顿的伊拉克政策在战略上误导世人，在道义上不可原谅，如同约翰？F？肯尼迪在20世纪60年代针对古巴的颠覆和破坏活动一样鲁莽，如同理查德？尼克松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对老挝和柬埔寨的非法轰炸一样应受谴责。可是，那些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而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伊拉克政策是在美国人民众目睽睽之下执行的。要说这项政策得到了人民热情支持显然有些言过其实，但无论是轰炸、国会的姿态，还是残酷的制裁，美国人的确没有坚决反对。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此不予理会，采取了默认态度，因而也可以说是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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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国的自由，还是伊拉克的自由（1）
比尔？克林顿的主要批评者认为伊拉克政策的主要问题是投掷的炸弹不够多。*保守主义者坚持自己的数量型解决方案，想要提升暴力的等级。如果说萨达姆的存在是对美国海湾地区霸权的冒犯的话，那么清除萨达姆则是必要的矫正手段。“9？11”之前，在新里根主义共和党人中，除掉萨达姆就能万事大吉的想法几乎成了迷信。新保守主义主要人物罗伯特？卡根1998年2月在《标准周刊》上敦促进行大规模全面入侵。他承诺，推翻*复兴社会党政权，就能确保“为新的后萨达姆的伊拉克开辟道路，它的意图肯定是善意的”。
军事升级可能实际上加剧了美国在波斯湾的困境，但这一点很少有人考虑。美国公民通过改变自身行为就能减轻这一困境，当前的解决办法可能在于内部而不是世界另一侧。这一点也没有人考虑。
2001年的“9？11”事件更加强化了这一倾向。对*来说，“9？11”事件让他们更加认为在海湾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绝对必要。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2001年10月准确地总结了这种普遍看法：“我们有两种选择。要么我们改变生活方式，要么我们必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选择后者。”今天，这种黑白分明的看法好像有些过于简单化了，但在2002～2004年间，在国家层面上，没有一位政治家拥有足够智慧，提出相反的观点。
因为布什政府着力纠正“他们”的生活方式，于是就把美国的军队当成了实现变革的工具。布什及其主要顾问认为，通过首先使用高压政治，美国就能巩固对波斯湾的控制。这位总统的父亲1991年没做到的事情，总统认为他们现在必须做到：开进巴格达，对萨达姆政权展开“斩首行动”。主要由克林顿当政的那个10年里，他一直敷衍塞责。但现在美国要真刀真枪地干了，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是首要目标，但绝不是最终目标。
通过战争，美国试图将伊拉克转变成常务副国务卿保罗？沃尔福威茨所谓的“第一个**国家”。然而，就在他们准备与萨达姆最终摊牌的时候，政府中沃尔福威茨等人的眼光已经超越了伊拉克。在他们看来，伊拉克只是一个过渡目标，是一场宏图大业中的一个小站。巴格达不是1945年的柏林，而是1939年的华沙。
这项事业的最终目标是改造从摩洛哥一直到巴基斯坦、中亚，再到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部的广大*世界。记者马克？丹纳（Mark Danner）在2002年10月9日《纽约时报》上的文章写得非常到位。为应对“9？11”事件，布什政府设计的战略是“全面的、预言性的、热衷于传道的”。它的出发点是，“要想击溃恐怖恶魔”，*世界大部分地区都需要“改造一新”。这一战略的最终目标不亚于“改造世界”，或者至少是改造这届政府所谓的“大中东”。
这是一个真正宏大的帝国梦想，算得上是“天赋使命论”或美国的使命是“让世界对实施*更安全”等古老主张的合格继承者。布什总统的“自由议程”更新并弘扬了这一传统。
人们可能认为实施这一梦想需要持久且大规模的全国性努力。但是“9？11”之后不久，美国人民就恢复常态，只是在总统本人敦促下才会行动。“战争需要花钱，”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后提醒同胞，“这意味着税收和债券，债券和税收。这意味着削减奢侈品和其他非必需品。”在反恐战争开始时，布什政府的看法有所不同。即使美国走上了持续数十年的全球冲突之路，这位总统依然认为减税是可行的。他没有要求美国人降低对奢侈品的胃口，反而呼吁他们继续消费，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世界贸易中心倒塌后不到两个星期，总统就催促同胞们“恢复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做生意，坐飞机去浏览美国的美丽景点，去佛罗里达的迪士尼吧”。
是美国的自由，还是伊拉克的自由（2）
“9？11”事件短暂地打乱了美国人的消费模式：“9？11”刚过去，人们不愿去迪士尼，航空公司正在滑向破产。这种突然的消停有可能让这个消费帝国崩溃瓦解。因此，总统紧急呼吁“带上家人，享受生活，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这成了总统经常提及的话题。2006年12月，伊拉克形势看似不妙，这位战时总统还在劝告同胞不要抑制胃口，而要任意放纵。布什满意地注意到美国一年一度的假日消费热潮“起步很好”。于是，这位总统号召美国人作出更大努力：“我鼓励大家更多购物。”
以前，战争意味着需要将就度日，或者至少勒紧腰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配给制造成了一些不便，但不是真正的困难，可是后方的美国人至少每天都会提醒自己国家还在打仗。在布什总统的战争中，分配给美国人的这个角色是假装冲突根本不存在。尽管声称这是一场几代人的斗争，但这位总统从未考虑过恢复征兵制。他甚至懒得考虑扩大军队规模。这就注定了组成美国志愿兵部队（*F）的人口要承担主要牺牲。除了几个意见不同的人，剩下的美国人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种劳动分工。
可以预测的是，随着军事行动范围的扩大，尤其是在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之后，军事支出也会增加。布什在任期间，五角大楼的年度预算翻了一番，2008年达到7 000亿美元。美国发动“沙漠风暴行动”时，德国、日本和对美友好的海湾国家拿出数百亿美元，支付美军行动的成本，但这一次不同，战争支出的负担全部落到了华盛顿的头上。
可能不太意外但不好预测的是，“9？11”之后，花在“权利”上的钱也在增长。在国会的教唆下，布什政府打了一场“大炮与黄油”战争，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费用大幅增长。联邦预算再次陷入赤字，未再改善。
布什总统及其下属以维护美国生活方式的名义，把美国带入一项激动人心的宏伟工程，争取全球主导权。他们坚持杰斐逊以来的传统，试图扩大美国实力，推进美国自由事业。自由表现为富足，富足需要拥有大量廉价石油。得到这些石油要求美国消除一切疑虑，确保自己能在波斯湾发号施令。它要求进行石油战争。
但是，这种生活方式至少让两代人遵循自我满足和挥霍浪费的道德准则，反而大大削减了这项无所不包的帝国事业所需的资源。在布什总统的鼓励下，美国人只关注自己的事情，不失时机地从这场战争中解脱出来。多数人成了看客，连外围参与者都算不上。布什及其政府成员不断声称美国是“处于战争中的国家”。华盛顿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正在打仗，而整个国家非常安心，就像没有发生什么战争一样。
士兵们在打仗，人们却在消费。美国只拥有世界探明石油储量的不到3％，但是全世界每生产4桶石油，美国就要用掉1桶，进口石油占全美国每日需求的60％，而且还在增加。个人储蓄率一直下滑，2005年，它降至零以下，且未见改观。总体来说，美国人现在的支出多于收入。到2006年，年度贸易赤字达到惊人的8 180亿美元。第二年，公共债务总额超过了9万亿美元，或者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0％。
许多美国人的确在尽情享受生活，至少21世纪初是这样的。2006年2月，《纽约时报杂志》发表了一篇措辞尖锐的文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自由是买更多东西的代名词吗？”通过“9？11”前后的行动，数千万美国人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是美国的自由，还是伊拉克的自由（3）
鉴于消费倾向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传动轴，布什政府非常欢迎普通公民忽视战争、返回购物中心。可是，一旦伊拉克战争显示出“震撼与威慑”的不足，就没有显而易见的方法把这个消费帝国转型为全球解放帝国了。“9？11”之后的美国，青年男女的爱国*只不过是涓涓细流而已。没有父母愿意献出儿女为布什打仗。对于“9？11”事件带来的恐怖，多数美国人选择了一种“有限责任”版的爱国主义，即热衷于在车贴中宣扬自己的爱国心，而不愿背起行军背包。
如果布什政府在伊拉克速战速决的话，也许能够暂时缓解挥霍浪费造成的危机。但是，说得委婉些，这场战争没有按照预定剧本进行。
在2003年4月28日到2006年2月22日之间，伊拉克战争出现了破绽。在这个时间段内，美国人挥霍浪费带来的外交政策负面影响变得无可争议。此前，轻率的美军士兵在费卢杰朝着示威人群开火，打死十几个伊拉克人。如果说伊拉克这场混乱有开关的话，这个事件就是。此后，恐怖分子炸毁了萨玛拉金顶清真寺，引燃了即将爆发的逊尼派、什叶派内战。在费卢杰事件之前，布什政府还能让自己相信其大战略依然可行。甚至一个月之后，傲慢的白宫官员还在自吹自擂：“人人都能去巴格达，真正的男人去德黑兰。”到萨玛拉爆炸事件发生的时候，事态的发展未给这种幻想留一点情面。“真正的男人”只好躲藏在了巴格达壁垒森严的“绿区”里。
随着伊拉克局势的恶化，虚伪与能力之间的差距变得非常明显，让人痛心。一代人的挥霍浪费带来了战略上的破产。布什政府本指望依靠美军的高质量优势弥补数量不足。可是，敌人并不合作。
虽然美国是一个拥有3亿人口的富裕国家，但缩小手段与目的的差距依然是艰巨的任务。2005年2月，《洛杉矶时报》专栏作者迈克斯？布特（Max Boot）建议军队“从布达佩斯到曼谷、从开普敦到开罗、从蒙特利尔到墨西哥城广泛开设征兵站”。布特建议布什政府组建外国雇佣兵“自由军团”，这并非故意地表明了问题之深。如果五角大楼需要在开普敦和开罗的大街上搜寻兵源，局面显然已经非常可怕。
美国缺少士兵，也缺少资金。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拖延越久，成本就越为高昂。2007年，为了维持军事行动，美军驻巴格达司令部每周要花掉30亿美元。同年，伊拉克战争总成本达到5 000亿美元，有人已经估计最终账单可能至少达到2万亿美元。
虽然这些数字广为报道，但它们对华盛顿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影响，表明挥霍浪费习性已多么病入膏肓。国会对预算不平衡的反应不是开源节流，而是不断悄悄地提高债务上限，2002~2006年达到万亿美元。不知道未来几代人能否搞清如何支付这些账单。
所有这些赤字使人惴惴不安地猜测可能会出现类似于“大萧条”的经济崩溃。不管这些担忧有什么必要，这里的问题不是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而是外交政策已经出现了什么情况。
2007年，美国军队和资金都已经入不敷出。根据传统的想法，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确“没有好的选择”。但是，美国人顽固地认为，解决这个国家在波斯湾的问题的办法只在波斯湾而不在国内，从而限制了可能选择的范围。如果有人建议美国少担心国外事务，多关注如何整顿好自己的家园，马上就会被*党、共和党等政治精英们厉声指责为“孤立主义”，这是假想中美国人最有可能犯下的罪恶。然而，要开始整顿家园，就必须提供一系列全新的选择，让美国再次“在正义的指引下，依照自己的利益，在和平和战争问题上作出自己的抉择”。
美国人已经习惯于认为美国是超级大国，尚未意识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