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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之所以模仿克林顿的花言巧语，是因为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在塑造选举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作用主要是提供一种抽象而平淡但最终让人放心的现实观，即接受美国是自由的讲坛，伊拉克应当成为主权国家，上天号召美国发动全面反恐战争。其实，如同华盛顿共识的观点，与这些情绪相左都是偏离了可以接受的观点。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美国代表自由并在为自由而战吗？（6）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尼布尔写道：“善恶之间不可能有简单的胜败。”对比尔？克林顿、巴拉克？奥巴马以及乔治？W？布什来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的行动推翻了这种主张。只要美国依然忠于自己的使命，他们的过去都是可以借鉴的，善良最终将获得胜利。
这样一来，意识形态成为大幅缩小政策辩论范围的工具。不同意见很少能够渗透进华盛顿权力中心。讲原则的反对者，不管是旧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还是新平均地权者，都被排斥为小肚鸡肠（即无法理解美国政策的崇高目的）或天真幼稚（即无视美国面对的难以宽恕的邪恶），一直处在政治边缘地位。
国家安全意识形态之所以持久，不是因为它从实证角度表达了可以论证的真理，而是因为它符合那些创造了国家安全机制的人的利益，也符合那些受益于其继续存在的人的利益。这些人最应为美国政策日益愚蠢负责。
这些男人，还有一些女人，组成了自我挑选、自我维持的秘密团体，塑造（并滥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家安全政策。在半个世纪前出版的著名著作中，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这些“权力精英”。他指出存在一个相互联系的公司、政治和军事董事会，这个论断今天依然有效，只不过我们还可以作些补充，指出内线记者和政策智囊所发挥的作用，他们是最新共识的宣传者、守护者和包装者。兰德公司、哈德逊研究所雇用的分析人员虽然算不上国家安全精英的正式成员，但是他们有利于这个秘密团体的运转。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标准周刊》撰稿的专栏作者，在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忙着组织研究小组的研究人员，占据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学院的政策学者，也是如此。
说权力精英指挥着国家事务，并不是说存在一个黑暗的阴谋，这只不过说明了华盛顿运转的真正方式。尤其是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决策已经变成寡头政治，而非*决策。决策过程不是开放的，而是封闭的，毫无疑问，享有特权的内部人士比那些无知的大众说话更有分量。
米尔斯称，这些权力精英以及那些向其核心成员兜售思想的人，都具有“把国际现实界定为军事斗争的倾向”。在米尔斯写下这些话的20世纪50年代，的确是这种情况，今天更加如此。对政策精英成员来讲，不完美的安全就是不充分的安全。只要有空白，就需要填补。国防必须得到加强。但是最终，正如作家詹姆斯？蔡斯（James Chace）和凯莱布？卡尔（Caleb Carr）所言，绝对安全“不容讨论，只能夺取。夺取意味着既拥有军事实力，也有使用武力的意愿”。
与这种“军事崛起”一致，这些美国*倾向于认为美国已受到严峻的威胁所困扰，甚至更大的危险已近在咫尺。他们无法容忍不确定性，高度认同坐等事情发生带来的假定风险，而低估鲁莽行动带来的真正危险。这一观点在2002年9月得到了经典表现。康多莉扎？赖斯拒绝因为缺乏有关伊拉克核计划的详细情报而推迟策划已久的入侵伊拉克行动，因为“我们不想让所谓的确凿证据后来发展成为蘑菇云”。副总统切尼的立场更加明确。一点点威胁也可以成为采取行动的充分理由。“如果有百分之一可能表明巴基斯坦科学家正在帮助‘基地’组织建造或开发核武器，”切尼曾说过，“我们就得把它当成确有其事，并作出反应。”
想象中的威胁，不管多么模糊、罕见或遥远（如伊拉克的核计划），都需要作出紧急反应，当然包括加强、重组、部署或实际使用美国的威慑力量。赖斯、切尼和布什政府的其他成员坚持认为萨达姆的存在就足以无法容忍，在此很久以前，同样的思维方式让美国决策者深信：1953年伊朗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1954年危地马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必须下台；1961年“猪湾行动”及其私生子“猫鼬行动”都算得上好主意；20世纪60年代支撑东南亚摇摇欲坠的多米诺骨牌符合美国重要利益，值得牺牲万美国人性命。20世纪80年代，同样的思维方式促使美国与萨达姆兵戎相向，总统罗纳德？里根的政府笃信伊朗的领导者拉构成了严峻威胁。
当然，治国不择敌友。现实政治不给高尚立足之地。但是，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这些权力精英表现出一种几乎病态的倾向，他们曲解现实，夸大威胁。帝国总统身边的顾问们不擅长冷静判断，只擅长狂乱的过度反应。虽然*并不总能得势，比如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1954年纠正了干预法属印度*的冲动，约翰？F？肯尼迪1962年拒绝了轰炸苏联在古巴军事设施的建议，但不管是主张直接干预、秘密行动，还是通过代理人，赞成采取行动的人总能占据上风。*并不总是主张立即发动战争，但他们在马鞍上总是身体前倾，抽出马刀，时刻准备战斗。若隐若现的威胁是*的咒语：“所有选择都摆在桌面上。”
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支撑着两党一致的共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赋予外交政策显著的一致性。尽管它不能阻止对具体政策或决策者的批评，但它剥夺了针对实际政策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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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全的国家”（1）
在今天的政治体制中，帝国总统是最终“决定者”。可是，在形势复杂、快速变化的世界里，没有哪位总统能知道所有需要知道的事情，履行白宫日益膨胀的职责。于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会和行政部门携手建立了一台庞大、永久且不断扩大的国家安全机器。
今天，任何有关国家安全的事情都是庞杂的：工资单、预算总额、组织复杂性、对信息的需求、制作自我辩解的新闻报道的能力、掩饰狡辩的能力以及阴谋诡计。仅五角大楼就容纳了万名职员，每天打20万个电话，发送100万封电子邮件，办公室空间达3 705 793平方英尺，走廊长英里，有131个楼梯，4 200座钟表，691台饮水器，284间洗手间。
这些机构虽然名义上为公众服务，实际上却竭尽全力逃避公众监督，在多重保密之下行使职责。表面上，这种保密是为了不让美国的敌人得到信息。但其实际目的是控制向美国人民提供的信息，只公开某个机构或某个部门急于让世人知道的信息，扣留那些可能让政府尴尬或使其政策受到质疑的信息。1961年，社会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这样描述这个已经过度膨胀的国家安全机构的一贯做法：“单向沟通，虔诚地垄断秘密信息，多重设置秘密机构，压制公开讨论……实际上是无视公众反应，把理性的异议者当成爱国的不满者，甚至叛国者。”事态的发展一再证明了芒福德的这个观点。
“美国对雷诺兹案”（1953年）早就说明了这个体系是如何运作的。1948年10月，一架B…29“空中堡垒”轰炸机在测试电子设备时坠毁在佐治亚州的韦克罗斯附近，机上有几个人丧命。机组成员的遗孀想知道坠机原因，请求空军公开事故调查报告。但空军官员拒绝了这一要求，声称“在不损害国家安全”的规定下，他们不能照办。遗孀们提起诉讼，最高法院作出了有利于空军的裁决。首席*官弗雷德？文森（Fred Vinson）声称，“在国防备战期间”，法院不应指示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公开或拒绝公开什么信息。鉴于保密的极端重要性，文森写道，法院只能采信官员们的话，“坚持在法院核查证据，即使仅由法官本人执行”，也会带来过大风险。
半个世纪后，五角大楼最终将事故报告解密，里面根本没有什么敏感信息；相反，它表明飞机坠毁是因为维护不善和飞行员的失误。空军以国家安全名义掩盖了普通的机构失职。
这种行为绝非空军独有，也非冷战初期独有。对于构成国家安全机器的主要机构，包括国务院、各兵种、各种情报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简称“参联会”）、国防部长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来说，这已经成为标准办事程序。指责这些机构的所有官员有意欺骗或戏弄美国人民，的确有失偏颇。可是，如果说急于保护机构利益、保护机构声誉重于所有其他考虑，为不公正、非职业、不道德、与国家福祉相悖的行为提供了基础，这没有什么错。
“9？11”之后的这段时间出现了过多的例证，例如伊拉克战争初期被伊拉克部队抓获的一等兵杰西卡？林奇（Jessica Lynch）的传奇故事。虽然林奇本人在整个过程中的表现值得尊敬，但五角大楼用欺骗性的英雄故事美化她所遭受的折磨，把之后营救她的行动改编成鼓舞人心的英勇故事，其中多数情节是想象出来的。接下来是陆军突击队员、前美国橄榄球队队员帕特？蒂尔曼（Pat Tillman）的故事。在蒂尔曼命丧阿富汗之后，他的各级上司把所发生的事情杜撰成了一部小说：曾经发生激烈的交战，蒂尔曼表现出非凡的勇气，他最终倒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他的指挥官匆忙追授他“银质英勇勋章”。结果这场公关战役取得胜利。可是，真相不久就大白于天下：事实是蒂尔曼死于战友的误射。
“不安全的国家”（2）
这些编造的战地故事在政策上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对于一个旨在照顾士兵及其家人的机构，煞费心机地利用杰西卡？林奇、在蒂尔曼死因上误导其父母绝对不值得称赞。而且，不管我们把林奇和蒂尔曼的插曲归结为误判、傲慢或者就是愚蠢，他们都不是孤立的典型。“9？11”以来，国家安全官员串通一气，编造了其他一些假情报行动，以获取远大得多的政策影响。这包括鼓吹并不存在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危险性，淡化推翻萨达姆之后巴格达的无政府状态和叛乱行动的范围，把系统*待阿布格莱布伊拉克战俘的责任强加给一批低层的美军士兵，瞒报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行动中造成的平民伤亡数字等。
不管这场灾难有多么巨大，那些高级官员为了免于责任，竟会基于模糊的假设而采取行动。单说在伊拉克的情况吧。由于无能和*，为了找到进攻的理由，他们使用不准确的情报，进行草率的占领，又用窃取来的数十亿美元进行“重建”。2007年5月，陆军中校保罗？英林（Paul Yingling）在《武装力量杂志》（Armed Forces Journal）上对“9？11”之后美国的军事领导力发表了尖锐的批评。他写道：“一个丢掉步枪的士兵遭遇的后果远比输掉战争的将军更为严重。”英林的批评是正确的，我们甚至可以把他的控诉延及高级文官。五角大楼一名文员如果将保密文件归错了档，甚至比国防部长因渎职而牺牲千万人的生命要承受更严厉的处罚。
失败不会导致道歉、悔罪，甚至不会有人承担责任。相反，它创造了让人进一步敷衍塞责的机会，简单地说，即撰写自我辩解的*的机会。“你看，不是所有事情都很顺利，”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对伊拉克出现的问题不屑一顾地解释道，“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有些事情进展顺利，有些事情不太顺利。还有，你知道吗？我们还有机会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等我有机会写书的时候，我也会有机会反思这个问题。”
要么承认这个让人不悦的事实，要么设法掩盖、扭曲、否认这个事实，面对这种选择，主管国家安全机构的人总是选择后者。
正如宪政缺陷催生了帝国总统一样，如果这些涉及国家安全的中坚机构有些说得过去的成就，人们也许会忽略这些错误。正好相反，在这些机构存在期间，它们干的坏事远远多于好事。
要证明这个指控，我们可以拿美国总统作为主要证人。没有人比国家安全机器的服务对象更能适应这一缺陷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过去几十年中，历届总统逐渐不把国家安全机构当成帮手，而是当成决策中的障碍。刚上任的总统经常对这些机构提出的建议心怀疑虑，担心它们充满私心。没有被华盛顿行为方式同化的总统马上就会发现，这些名义上听从行政首长指挥的机构是在追求它们自己的利益，将部门目标置于坐镇白宫者的目标之上。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是一个依靠下属工作的人，他是最后一位与国家安全官僚机构密切合作的总统。他在任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召*议366次，通常由他本人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产生了无数备忘录、研究成果和正式命令，都是各个国家安全机构之间细心协调沟通的结果。虽然艾森豪威尔的决策方式高度机制化，有一些纪律严明的意味，但最重要的机构避开了它的控制。各兵种积极设法破坏或扭曲艾森豪威尔的政策，以谋求狭隘的部门利益。中央情报局更像是一个享有主权的国中之国。
“不安全的国家”（3）
1961年1月，约翰？F？肯尼迪一进入白宫，就放弃了其前任细心慎重的做法，因为这不符合肯尼迪的性情，也不符合他的政府希望树立的形象。“新边疆开拓者们”培养出了注重简便、灵活和敏捷的风格。肯尼迪及其侧近人士认为，如果不受制于官僚程序，少数几个像他们一样真正聪明的人能够更快地作出更好的决定。他们认为自己不仅聪明，而且富有创造力，对国家安全机构宣誓效忠的传统和规则毫无耐心。
如果说肯尼迪脑海里还残存着这些机构仍然有用的想法，那也没有持续到“猪湾惨败”之后。肯尼迪成为总统后，计划运用中央情报局训练和装备的古巴流亡者推翻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且进展顺利。肯尼迪只需发出发动入侵的信号。然而，这位新总统有些犹豫，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莱姆尼策（Lyman Lemnitzer）将军评估这一计划的可行性。参谋长们赞成这一行动，肯尼迪便发出了命令。于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发生了。
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参谋长们之所以支持这次行动，不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马到成功，而是因为他们希望借中央情报局的失败为常规入侵铺路，这是他们更喜欢的消除卡斯特罗的方式。参谋长们知道肯尼迪无意下令直接入侵，他已经这么说过多次，但他们期望依靠一场总统亲自参与的中央情报局灾难来迫使其下手。他们不是直接向总统提供专业建议，而是在与总统兜圈子。
在国家安全机构的历史上，“猪湾事件”是一个转折点。愤怒的肯尼迪确信自己被耍弄和背叛了，并从这次经历中得出两个重要结论。
第一，“猪湾事件”让他认为，中央情报局所谓悄悄、经济地处理困难问题的名声被极度夸大了。中央情报局策划的这一愚蠢入侵计划本来就不可能掀起一场成功的反革命运动。它所依靠的情报往好里说是有所欠缺，往坏里说就是蓄意编造的。入侵古巴的流亡力量是一群粗心大意的乌合之众，缺乏人员、训练、纪律、有力领导和充分的空中与后勤支持。从策划到实施，整个行动都很外行、草率。所有这些在中央情报局内部也非常明显，虽然，中央情报局已把这一事件的内部调查报告列为机密，公众无从知道。
第二，“猪湾事件”让肯尼迪认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不管获得了多少绶带和奖章，要么愚蠢，要么不值得信任。“那些吃着水果沙拉的家伙的就知道坐在那里点头，说这个计划会成功。”他埋怨道。不管参谋长联席会议是太愚钝还是太聪明，肯尼迪已经得出结论，让他们在政策制定中拥有更多发言权是一个错误。虽然还需要咨询高级军事领导人，但他再也不会听从他们的集体判断了。
“猪湾事件”让肯尼迪蒙羞，给他上了一课，引起了三种反应。这里非常值得回忆一下，因为为了弥补国家安全机构的不足，他采取的方式与其继任者非常相似。
第一，为了防止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造成更大损害，肯尼迪果断地更换了两个机构的领导人。他清理掉莱姆尼策，换上退役将军马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 Tayloy）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认为，任何一位主席都必须义不容辞地“信守当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泰勒就是这样一位信徒，一个彻头彻尾的肯尼迪支持者。这位总统用约翰？麦科恩（John McCone）替换了长期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更有甚者，肯尼迪在幕后指挥其弟弟、时任司法部长罗伯特全权负责中央情报局最敏感、最重要的任务：加倍努力除掉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位司法部长对秘密行动、阴谋破坏和暗杀几乎一窍不通，但这无所谓，他对总统的忠诚毫无问题，这是他负责“猫鼬行动”所需的唯一资格。
“不安全的国家”（4）
失去对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信任之后，肯尼迪转向别处寻求建议，因而实际上创建了另外一个看似更为强大的权力中心。这是“猪湾事件”引起的第二个反应。从此，当总统征求建议时，他日益倚重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这里的主要想法是邦迪（哈佛大学某学院前院长）及其副手W？W？罗斯托（W。 W。 Rostow，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史教授）、麦克纳马拉（福特汽车公司前董事长）及其国防部长办公室拥有博士头衔的“神童们”，都会向总统提供比杜勒斯、莱姆尼策等阴谋家们更为及时、简练和令人信服的建议。但是越南战争表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肯尼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