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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停住脚步，往窗前靠了靠。窗子两侧垂着绿色的窗帘（料子是一种丝绒），在窗帘的衬托下，褪色柳显得美极了。他走到窗户跟前，隔着玻璃向房间里看去：壁炉中烧着旺旺的火，在炉前地毯上，一只漂亮的德国种小猎狗正蜷缩着身子把脸埋在肚皮底下睡觉。从这半明半暗的光线中所能见到的情况来看，这间屋子里放满了舒适的家具，有一台小型钢琴，一张大沙发，好几把垫子厚厚的扶手椅。他发现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大鹦鹉。比利自言自语地说，在这种地方，有小动物往往是个好兆头；看来这地方是个挺像样的去处，肯定会比龙钟旅馆舒服。
但从另一方面看，小旅馆比私人家的寄宿处要热闹惬意些。晚上可以喝啤酒，玩掷镖，还会有许多人在一起谈天，而且很可能会便宜得多。他曾在一家小旅馆住过两夜，挺喜欢的。他还从来没有在私人家寄宿过，而且，说实话，他有点害怕这种地方。那名字本身就使人联想起煮得稀烂的卷心菜，大块头女房东和客厅里强烈的熏鲱鱼味儿。
比利就这样犹豫不决地在冷空气里站了两三分钟之后，决定继续往前走，先到龙钟旅馆去看看，然后再决定住在哪儿。他转过身子准备走开。
这时，一件古怪的事发生了。他正要退后一步转身从窗前离去的时候，突然他的视线被放在那儿的那则小小的启事以最奇怪的方式牢牢吸引住了。住宿加早餐，上面写道，住宿加早餐，住宿加早餐。每一个字都像一个巨大的黑眼睛透过玻璃瞪着他、抓住了他、强制着他、逼迫着他停留在原地，不离开这所房子而去。突然他发现自己竟已离开窗子向前门走去，爬上了通向前门的台阶，伸手去按门铃了。
他按了门铃，听见在远远的后面的一间房间里响起了门铃声，门马上开了——门一定是马上就开了，因为他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把手指从门铃按钮上拿开——一个女人站在门旁。
在一般情况下，你按了门铃以后至少要等上半分钟门才会打开，但是这位夫人就像是个玩偶匣里的玩偶，他一按按钮——她腾地就跳了出来！把他吓了一大跳。
她约四十五到五十岁的年纪，一看见他就向他热情地一笑，表示欢迎。
“请进来，”她愉快地说道。她往旁边一站，大敞着门，比利发现自己机械地抬起脚要走到房子里去。迫使他随她走进屋子里的力量，或者更确切地说，要这样做的愿望是异乎寻常的强烈。
“我看见了窗子上的启事。”他克制住自己，停住脚步说道。
“是的，我知道。”
“我正想找个房间住下。”
“一切都给你准备好了，亲爱的。”她说道。她有一个红润的圆脸和一双极其温柔的蓝眼睛。
“我正准备去龙钟旅馆，”比利对她说，“但你窗户里的启事吸引了我。”
“亲爱的孩子，”她说，“你干吗不从冷空气里走到屋子里来？”
“你收多少房钱？”
“住一夜五先令六便士，包括早餐。”
简直太便宜了，还不到他想象的一半。
“你要是嫌太贵，”她补充道，“那么我可以稍微少要一点，你早上要鸡蛋吗？眼下鸡蛋很贵，你要是不吃鸡蛋，就可以少收六便士。”
“就五先令六便士好了，”他答道，“我很想在这里住下。”
“我知道你会住下的，请进吧。”
她看上去非常和蔼，就像一个最要好的同学的妈妈欢迎你到她家去过圣诞节。比利脱下帽子，迈进了门槛。
“就挂在这儿吧，”她说，“把大衣给我吧。”
在过厅里没有别的帽子或大衣挂在那儿，没有雨伞，没有手杖——什么也没有。
“就咱们两个人，”她说着。她领他上楼时，回过头来向他微微一笑。“你知道，我不是常常有幸把客人带到我这个小小的窝里来的。”
老太太有点儿疯疯癫癫的，比利心想。不过五先令六便士一夜这个价，谁还在乎那个？“我认为投宿的人会多得使你简直应接不暇的。”他客气地说。
“啊，是的，亲爱的，是的，当然是的。但问题是我有那么点儿挑剔、苛求——不知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啊，明白。”
“但是我总是事先准备好，这所屋子里的一切都是日夜放在这里，以备万一会出现一个合意的年轻先生。每当我有时打开门，看见门外站着一个正合我意的人时，我是多么愉快啊。亲爱的，这是多么巨大的愉快啊！”上到楼梯的半中间时，她一只手扶着栏杆停了下来，转过头，苍白的嘴唇向跟在后面的他微微一笑。“就像你这样的人，”她补充道，一双蓝色的眼睛慢慢地从头扫过他的全身，一直看到脚，然后又从脚看到头。
在二楼的楼梯口上，她对他说：“这层楼我住。”
他们又上了一层楼。“这一层楼全归你住，”她说，“你的房间在这里，我真希望你喜欢它。”她把他领进了一间小小的然而很可爱的临街的房间，进门时顺手打开了电灯。
“早晨，太阳光从窗子直射进来，珀金斯先生。你是叫珀金斯先生，对吧？”
“不，”他说，“叫威弗尔。”
“威弗尔先生，真好听。我在你被子里放了一个热水袋给你烘一烘，威弗尔先生。你不认为在铺着干干净净的被褥的一张陌生的床上睡觉，有个热水袋是个极大的安慰吗？你如果觉得冷，随时可以点上煤气。”
“谢谢你，”比利说，“非常非常感谢你。”他注意到床罩已经揭开，被子的一侧被整齐地掀起，就等着有人钻进去睡觉了。
“你来了我真高兴。”她热切地看着他的脸，说道，“我都开始担心了。”
“没事，”比利欢快地说道，“你别为我担心。”他把箱子放在椅子上，打开它。
“吃晚饭吗，亲爱的？到这儿来之前你搞到东西吃了吗？”
“我一点也不饿，谢谢你。”他说，“我想尽快上床睡觉，因为明天我得早起到公司去报到。”
“那好吧，我走了。你最好把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不过你上床以前，能不能费心到楼下客厅去填一下住宿登记表？法律规定人人都得填，咱们在这个时期可不想干犯法的事，对吧？”
她向他微微一挥手，迅速走出去，关上了门。
看来女房东有点精神失常，不过这丝毫也没有使比利不安。反正她不仅毫无危害——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很明显心肠很好。他猜想她很可能在战争中失去了一个儿子，或者是有过类似的遭遇，一直没能从这个打击中解脱出来。
就这样，几分钟后，当他把东西从箱子里拿出来，洗过手之后，便匆匆下楼走进了客厅。女房东没在客厅里，但壁炉中炉火熊熊，那只德国种小猎狗仍在炉前睡着。房间里暖洋洋的，使人感到十分舒服。我可真走运，他搓着双手，心想，这儿可真不错。
他见住宿登记簿打开放在钢琴上，因此就拿出钢笔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在这一页上，他的名字前面只有两个人登记过，就像人们看见旅客登记簿时常做的那样，他读起前面的登记来。其中一个叫克利斯托弗·穆尔荷兰，从加的夫来的；另一个是从布里斯托尔来的格里高利·坦普尔。
真奇怪，他突然想到，克利斯托弗·穆尔荷兰，这名字有点熟。
他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个颇为不常见的名字的呢？
是小学的一个同学吗？不是。是他姐姐众多的男朋友中的一个吗？也许是的。也可能是他父亲的一个朋友？不是，不是，都不是。他又一次看了看登记簿。
克里斯托弗·穆尔荷兰
加的夫市大教堂路二三一号
格里高利·坦普尔
布里斯托尔市梧桐大道二十七号
事实上，细想起来，第二个名字好像也和头一个名字一样很耳熟。
“格里高利·坦普尔？”他念出声来，拼命地回想，“克利斯托弗·穆尔荷兰？……”
“多么可爱的孩子们，”在他背后一个声音答道。他回头看见女房东手里端着放茶点的托盘飘然走进房内，她把托盘高高地端在手中，好像托盘是勒在一匹欢跃着的马身上的缰绳。
“不知怎么这两个名字很耳熟，”他说。
“是吗？太有意思了。”
“我几乎可以肯定以前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两个名字。你说怪不怪？也许是在报上见到过，他们不是什么有名的人物吧，是吗？我是说有名的板球手啦，或足球队员之类的。”
“有名人物，”她把托盘放在沙发前的一张矮茶几上，说道，“啊，不，我想他们不是什么有名人物。可是他们长得非常漂亮，两个人都很漂亮，这点我可以肯定。他们个子高高的，年轻、漂亮，亲爱的，和你完全一样。”
比利再一次低头看着登记簿。“嘿，我说，”他注意到了上面的日期，说道，“最后一个登记的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
“是吗？”
“是的，确实这样。而克利斯托弗·穆尔荷兰是在这之前几乎一年之久——是三年多以前的事了。”
“哎呀！”她说道，一面摇着头，一面轻叹了一声。“你要不说，我是不会意识到这一点的。时间真是一晃就从我们身边过去了，真快，不是吗，威尔金斯先生？”
“我的名字是威弗尔，”比利说，“w—e—a—v—e—r。”
“啊，当然是这样！”她往沙发上一坐，大声说道。“我真笨，我向你道歉。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我就是这个样子，威弗尔先生。”
“你知道吗，”比利说，“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十分离奇的地方吗？”
“亲爱的，我不知道。”
“嗯，你看——这两个名字，穆尔荷兰和坦普尔，我不但好像记得，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名字还似乎有那么点儿奇怪的联系。就好像两个人因为同样的什么事出的名似的，不知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就像……嗯……就像，比方说，像邓普西和突尼（邓普西（william h。dempsey）和突尼（james j。tunnney）均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著名拳王。），或者像邱吉尔和罗斯福。”
“真有趣，”她说，“现在你到这边来吧，亲爱的，挨着我坐在沙发上，你喝杯好茶，吃块姜汁饼干，再去睡觉。”
“你真的不该这么费心，”比利说，“我并没有想让你这么费心。”他站在钢琴旁，看着她张罗着茶杯茶碟。他注意到她有一双白皙、小巧、动作灵活的手，涂着红指甲。
“几乎可以肯定我是在报上看到他们的名字的，”比利说，“我马上就会想起来的，一定会的。”
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样似乎记得可又记不起来更让人着急的了。他不愿意丢开不想。
“咳，等一等，”他说，“稍等一等，穆尔荷兰……克利斯托弗·穆尔荷兰……这不就是伊顿公学那个学生的名字吗？他在西部徒步旅行，可突然……”
“要加牛奶吗？”她问道，“要糖吗？”
“要。可突然……”
“伊顿公学的学生？”她问道，“啊，不是的，亲爱的，不可能是这样，因为我的那位穆尔荷兰先生到我这儿来的时候肯定不是伊顿公学的学生，他是剑桥大学的学生。过来坐在我旁边，在这可爱的火前暖和暖和。快来呀，你的茶点全都准备好了。”她拍拍身边沙发上的空位子，向比利微微笑着，等着他到她身边来。
他慢步走过房间，在沙发边上坐了下来。她把他的茶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好啦，”她说道，“多好，又舒服又暖和，是吧？”
比利小口喝着茶，她也一样。约有半分钟左右两人谁也没有说话。但是比利知道她在打量着自己，她的身子半朝着他，他可以感觉到她的目光落在他的脸上，越过茶杯沿看着他。他不时地闻到一丝好像直接从她身上散发出的奇怪的气味，这气味一点也不令人讨厌，而且使他想到——咳，他也说不清这气味让他想起了什么。是腌核桃仁？新鞣出的皮子？还是医院走廊里的气味？
“穆尔荷兰先生是个喝茶大王，”良久她又说道，“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哪个人像亲爱的、可爱的穆尔荷兰先生那样喝那么多的茶。”
“我想他不久前才离开这儿的吧，”比利说，脑子里还在琢磨着那两个名字。现在他敢肯定自己是在报纸上看到这两个名字的——是在报纸的大标题上看到的。
“离开了？”她弯起眉毛说道，“可是亲爱的孩子，他根本没有离开，他还在这儿，坦普尔先生也在这儿，他们在三楼，两个人在一起。”
比利慢慢地把茶杯放在桌子上，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女房东。她报以微笑，然后伸出一只白皙的手安慰地拍拍他的膝头，问道：“你多大了，亲爱的？”
“十七岁了。”
“十七岁！”她高声说道，“啊，最理想的年龄了！穆尔荷兰先生也是十七岁。不过我想他比你要稍稍矮一些，事实上，我敢肯定他比你矮一些，他的牙齿也没有你的那么白。你有最漂亮的牙齿，威弗尔先生，你知道吗？”
“我的牙其实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好，”比利说，“后面的牙全是补过的。”
“当然，坦普尔先生年纪要大一些，”她没有理睬他说的话，继续说道，“他其实已经二十八岁了，可是要不是他告诉了我，我是怎么也猜不到的，一辈子也不会猜到的。他浑身上下一个小瘢点也没有。”
“一个什么？”比利问道。
“他的皮肤简直像婴儿的皮肤一样。”
谈话停了下来。比利拿起茶杯，又呷了一小口茶，然后把杯子轻轻地放回小茶碟里。他等着她说点别的，但她似乎又陷入了常有的沉默之中。他坐在那儿，咬着下嘴唇，两眼向前直勾勾地望着屋子远处的角落。
“那只鹦鹉，”终于他开口道，“你知道吗，当我在街上从窗户看见它的时候完全让它给迷惑了。我简直可以发誓说那是只活鹦鹉。”
“啊，已经不再是活的了。”
“这标本简直做得精巧极了，”他说，“一点也看不出是死的，谁做的？”
“我。”
“你做的？”
“当然是我做的，”她说道，“你见到我的小巴兹尔了吧？”她把头朝那舒舒服服地蜷缩在壁炉前的德国种小猎狗一点。比利看看那狗，突然间他发现这畜生也一直像那只鹦鹉一样一动不动、一声不响。他伸出一只手轻轻地摸了摸狗的背。狗背又硬又冷，而当他用手指把狗的毛推向一侧时，看见了毛下的皮肤，灰黑色，干干的，防腐保存得很好。
“我的老天，”他说道，“真是太令人惊异了。”他从狗身旁转过身来，怀着深深的敬佩之情看着坐在沙发上他身旁的这个小个子女人。“做这样一个标本一定是很难很难的吧。”
“一点也不难，”她说着，“当我的小宝贝们死了以后，全都是我亲手把它们剥制做成标本的。你还要茶吗？”
“不要了，谢谢你，”比利说。茶有一点苦杏仁味（有毒物质氰化物的味道。），他不怎么爱喝。
“你填好登记簿了吧？”
“啊，填好了。”
“很好，要是以后我碰巧忘了你叫什么名字，就可以随时下来查一查。到现在我差不多还每天要查一查穆尔荷兰先生和……先生……”
“坦普尔，”比利提醒道，“格里高利·坦普尔。请原谅我这样问，在过去两三年里，除了他们俩之外难道没有来过别的任何客人吗？”
她一只手高高地端着茶杯，头微微向左边侧着，斜眼望着他，再次对他温和地微微一笑。
“没有，亲爱的，”她说道，“只有你。”
秦湘译
12．十五个杀人者
〔美国〕斯达尔·爱克厄尔
医学界人士的秘密会议总有一种神秘的气氛。人们也许会纳闷他们聚会时讳莫如深，是不想让外人发觉他们所知与所不知的各有多少。
最近二三十年最神秘的医生聚会，是纽约市一群自称爱克斯社的名医的集会。二十年来，这一小撮医生每隔三个月，在华尔顿饭店关起门来开会，直到黎明，不知做些什么。
爱克斯社最近一次有声有色的会议，是在三月一个凄凉的雨夜举行的。天气虽然恶劣，十四个社员却无一缺席，因为这次会议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一位新社友，也就是第十五名社员，将在这次会议上入社。作为一个公认的医学界天才，萨姆尔·华纳医生异常年轻。现被选为爱克斯社社员，就是他医术高明最大的明证。因为这十四位邀他入会而年纪较他年长的医生都是各科的泰斗。说实在的，会员中有一半是华纳医生衷心仰慕的当代名医。
华纳医生和那些名医寒暄之后，坐在角落里，不论威士忌、鸡尾酒和白兰地，一概静静地谢绝。他的面色一直很紧张，矫健的身子坐得笔直，好像他不是在参加会议，而是做好姿势要拔腿飞跑。
九点整，德高望重的诊断专家迪克医生宣布爱克斯社开会。“华纳医生，”他劈头说，“本社只有一个目标。社友每三个月聚会一次，有谁自从上届会议之后杀害过人，要在会上公开认罪。
“我说的当然是治死了人——不过，如果我们之间有谁承认那是因为仇恨而不是因为愚蠢而杀了人，那倒是新鲜。我们关心的是，病人本来可以活下去，但因为主治医生诊断错误，或是用错了药，或手术程序错误，误杀了他。”
“我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会议，”华纳焦急地喃喃说，跟着声音响亮起来，“可是我有些实在重要的话要说。”
“杀了人？”迪克问他。
“是的。”华纳说。
“很好，”老教授点了点头，“我们愿意洗耳恭听。不过，在你前面还有两个要处理的杀人凶手。”
就在这个时候，有几个社员注意到这个年轻外科医生的紧张不只是怯场。大家都肯定华纳是带着一种神秘的激情第一次来参加爱克斯社会议的。
杰出的精神病学家柯蒂夫医生把手放在华纳的臂上，轻轻地说：“我们都犯过更大的错误——不管是什么错误。”
“你要安慰华纳，柯蒂夫，是好的，但请不要出声。”老迪克厉声说，“这不是给受到良心谴责的病人养伤的休养院，这是一个治理错误的诊疗所。我们的目标是做科学研究。今夜要审理的第一个案子，”老迪克一路说下去，“将由戴维斯医生陈述。”
那位温文儒雅的胃病专家起立时室内一片寂静。“去年暮夏我被叫到汽车装配工人霍罗威的家里，”他开始叙述，“贝尔参议员请了他那个选区比较贫穷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