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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完这件不寻常的事——此事我已经记录下来——的第二天上午，吃过早饭，我们正在抽烟，面容严肃的仆人把苏格兰场的雷斯垂德先生引进我们简陋的客厅。
他说：“早安，福尔摩斯先生，请问，您现在很忙吗？”
“还不至于忙得不能听你讲话。”
“我想要是你手头没有特别的事，你或许愿意帮助我们解决一个非常奇怪的案件，这事是昨天夜里在韩姆斯德区发生的。”
福尔摩斯说：“啊！怎样的案件？”
“谋杀——一件非常惊人的特别的谋杀案。我知道你对于这类案件非常感兴趣，要是你能去阿倍尔多塔一趟，给我们提些建议，我会非常感激你的。我们监视这位米尔沃顿先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老实说，他只是一个恶棍。人们知道他持有一些书面材料，可以用来勒索。杀人犯们把这些材料全烧了。没有拿走任何贵重物品，所以犯人们可能是有地位的人，他们的目的只是防止这些材料传到社会上。”
福尔摩斯说：“犯人们？不止一个？”
“是的，他们是两个人，差一点当场把他们抓住。我们有他们的足迹，知道他们的外貌，十之八九我们会查出他们来。第一个人行动相当敏捷，第二个人被一个花匠的学徒捉住，经过挣扎才得逃脱。这个人是中等身材，身体强壮，下颚是方的，脖子较粗，有连鬓胡，戴着面具。”
歇洛克·福尔摩斯说：“仍然相当模糊，听来好象你在描述华生。”
雷斯垂德打趣地说：“真的，我是在描述华生。”
福尔摩斯说：“雷斯垂德，我怕我无法帮助你。我知道米尔沃顿这个家伙，我认为他是伦敦最危险的人物之一，并且我认为有些犯罪是法律无法干涉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私人报复是正当的。不，不必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我的同情是在犯人的一面，而不是在被害者的一面，所以我不会去办理这个案件。”
关于我们亲眼目睹的这一杀人惨案，那天上午福尔摩斯对我没有提到一句话。我看出他一直在沉思。我得到这样的印象，从他迷茫的眼神和心不在焉的态度来看，他象是在努力回忆什么事情。我们正在吃午饭，他突然站起来，大声说：〃天啊！华生，我想起来了！戴上你的帽子！我们一起去！〃他快速地走出贝克街，来到牛津街，继续向前走，差不多到了摄政街广场。就在左手边，有一个商店橱窗，里面全是当时著名人物和美人的照片。福尔摩斯的眼睛凝视着其中的一张，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看到一位穿着朝服的、庄严的皇族妇女，头上戴着高高的镶着钻石的冕状头饰。我仔细看着那缓缓弯曲的鼻子，那浓厚的眉毛，那端正的嘴，那刚强的小小下巴。当我读到这位妇女的丈夫——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贵族——的古老而高贵的头衔的时候，我的呼吸屏住了。我们彼此对望了一眼，当我们转身离开橱窗的时候，他把一个手指放到嘴唇前，示意要我对此事保持沉默。
诺伍德的建筑师
“在刑事专家看来，”福尔摩斯先生说，“自从莫里亚蒂教授死了以后，伦敦变成了一座十分乏味的城市。”
“我不认为会有很多正派的市民同意你的看法，”我回答说。
“对，对，我不应该自私，”他笑着说，一面把他的椅子从餐桌旁挪开，“当然这对社会有好处，除了可怜的专家无事可做以外，谁也没受损失。在那个家伙还活动的时候，你可以在每天的早报上看出大量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且，华生，常常只是一点极小的线索，一个最模糊的迹象，就足以告诉我这个恶毒的匪首在什么地方；如同蛛网的边缘稍有颤动，就使你想到潜伏在网中央的那只可恶的蜘蛛。对掌握线索的人来说，一切小的盗窃行为、任意的暴行、意图不明的逞凶，都可以连成一个整体。对一个研究上层黑社会的学者来说，欧洲别的首都没有具备过象伦敦当时所具有的那些有利条件。可是，现在……”他耸了耸肩，很幽默地表示对他自己花了不少气力造成的现状不满。
我现在谈到的那个时候，福尔摩斯回国已经几个月了。我依着他的请求，出让了我的诊所，搬回贝克街我们合住过的旧寓所。有个姓弗纳的年轻医生买了我在肯辛顿开的小诊所，他半点也没犹豫就照我冒昧提出的最高价付了钱，使我感到奇怪。几年以后，我发现弗纳是福尔摩斯的远亲，钱实际上是他筹措的，这才明白过来。
在我们合作的那几个月里，日子过得并不象他所说的那样平淡无奇。因为我大致翻看了一下我的笔记，就找出了在这个时启发生的前穆里罗总统文件案和荷兰轮船“弗里斯兰”号的惊人事件，后者差点使我们两人丧失性命。不过他那种冷静、自重的性格，一向不喜欢任何形式的公开赞扬。他以最严格的规定来约束我不再说一句有关他本人、他的方法或是他的成功的话。我已经解释过了，这项禁令只是到现在才被撤消。
发完那一通古怪的议论之后，福尔摩斯先生往椅子背上一靠，悠闲地打开当天的早报，这时一阵吓人的门铃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紧跟着一阵咚咚的敲门声，象是什么人在用拳头捶打大门。门开了，我听见有人冲进过道和上楼梯的急促的脚步声。没过一会儿，一个脸色苍白、头发散乱的年轻人，发狂似地闯进屋来。他两眼充满了激愤，全身都在颤抖。他来回看了看我们两个。在我们疑问目光的注视下，他感到有必要为他这样无礼地闯进来表示一下歉意。
“对不起，福尔摩斯先生，”他大声说，“您不要责怪我，我几乎要疯了。福尔摩斯先生，我就是那个倒霉的约翰·赫克托·麦克法兰。”
他作了这样的自我介绍，似乎只要一提他的姓名，就可以解释他的访问和访问的方式；但是从我同伴毫无反应的脸上，我能看出这个姓名对他和我都一样不说明什么。
“抽支烟吧，麦克法兰先生，”他说着把烟盒递过去，“我相信我的朋友华生医生会根据症状给你开一张镇定剂的处方。最近这几天天气真够热的。现在如果你感到心定了些，请在那把椅子上坐下来，慢慢地告诉我们你是谁，有什么事找我。你只讲了你的名字，好象我应该认得你，可是除了你是个单身汉、律师、共济会会员、哮喘病患者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以外，确实我对你一点也不了解。”
由于我熟悉我朋友的方法，我很容易领会他的推理，并且看出是这位年轻人的不修边幅、随身带的那一札文件、他表链上的护身符和他喘起的声音使福尔摩斯作出了这些推测。可是这位年轻的委托人惊得目瞪口呆。
“不错，您说的就是我。除此以外，我现在还是全伦敦最不幸的人。看在老天的份上，您别不管我，福尔摩斯先生。要是在我没有把话讲完以前他们来逮捕我的话，务必请您告诉他们给我时间把全部事实告诉您。只要我知道有您在外面为我奔走，我可以高高兴兴地走进监狱。”
“逮捕你！”福尔摩斯说，“这的确太……太有意思了。那你会因为什么罪被逮捕呢？”
“谋杀下诺伍德的约纳斯·奥德克先生。”
在我同伴富于表情的脸上，露出一种似乎多少带点满意的同情。
“啊，”他说，“刚才吃早饭的时候，我还对我的朋友华生医生说一切轰动社会的案子已经从报上消失了呢。”
我们的客人伸出一只颤抖的手把仍在福尔摩斯膝盖上放着的《每日电讯报》拿起来。
“要是您看过这份报的话，先生，那您一眼就能看出我今天为什么来找您了。我觉得好象人人都在谈论着我的名字和我的灾祸。”他把报翻到刊登重要新闻的那一版。“就在这儿。如果您允许的话，我给您念念。您听这个，福尔摩斯先生。这是标题：‘下诺伍德的神秘案件——著名建筑师失踪——怀疑为谋杀纵火案——罪犯的线索'，那就是他们正在追查的线索，福尔摩斯先生。我知道它必然会引到我身上来。我在伦敦桥站一下车就被跟踪了，他们只是在等着对我发出逮捕证。这会使我母亲伤心的——一定会使她伤心的！”在极度恐惧中，他使劲扭着自己的手，在椅子上来回摇晃。
我注意看了看这个被控行凶的男子：他长着淡黄色的头发，面貌清秀，但显得十分疲乏，两只蓝色的眼睛带着惊恐的神色，脸刮得净光，神经质的嘴唇显得优柔寡断。他的年龄大约在二十岁左右，衣着和举止都象个绅士。从他的浅色夏季外衣的口袋里露出一卷签注过的证书，说明了他的职业。
“咱们得利用现在这段时间，”福尔摩斯说，“华生，请你把报拿起来念一念刚才谈到的那一段，好吗？”
就在我们的委托人引述过的大标题下面，有这样一段带暗示的叙述，我照着念道：
“昨晚深夜或今日凌晨时，下诺伍德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恐系严重犯罪行为。约纳斯·奥德克先生为该郊区颇有名气之居民，经营建筑业多年，因而致富。奥德克先生系独身，五十二岁，住锡登罕路尽头之幽谷山庄，以习性怪僻出名，朴素沉默寡言，不爱交际，近几年实已退出建筑业，然宅后之贮木场仍在。昨夜十二点左右，贮木场发出火警，消防车不久即赶至现场，但因木燥火猛，无法扑救，直至整堆木料烧尽始熄。至此，起火原因似属偶然，但另有迹象显示或系严重犯罪行为。火灾现场未见户主，殊令人诧异。经查询，始知户主已失踪。检查卧室，床无人睡过，而保险柜门已开，若干重要文件散落满地。最后发现室内曾发生激烈格斗之迹象，并找到少量血迹及橡木手杖一根，柄上亦沾有血迹。现已查明，是夜奥德克先生曾在卧室接待来客，该手杖即来客之物。此深夜来客为年轻律师约翰·赫克托·麦克法兰先生，即中东区格莱沙姆大楼４２６号格雷姆——麦克法兰事务所之合伙人。警方相信已掌握能说明犯罪动机之有力证据。总之，此事件有惊人发展，则毋庸置疑。
本报付印时，谣传麦克法兰先生，因谋杀约纳斯·奥德克罪已被逮捕。逮捕证确已发出。正在诺伍德进行之调查又有不祥发展。在建筑师所住楼下寝室里，除有格斗迹象外，现又发现法国式落地窗敞开，并有笨重物体从室内拖往木料堆的痕迹。最后在火场灰烬中找到被烧焦之残骸一说已被肯定。按照警方推测，此乃一起极其惊人之凶案。受害者在寝室中被击毙，文件被盗，尸体拖至木料堆焚烧灭迹。此案已交苏格兰场素有经验之警官雷斯垂德进行调查，此刻渠正以其惯有之精力与机智追查线索。”
福尔摩斯合着眼，两手指尖顶着指尖，听了这起惊人的报道。
“这件案子有几点的确值得注意，”他慢吞吞地说，“麦克法兰先生，我想先问一问：既然看起来有足够的证据可以逮捕你，怎么你依然逍遥法外呢？”
“福尔摩斯先生，我和父母同住在布莱克希斯多林顿寓①所，但是昨晚因为有点事要替约纳斯·奥德克先生办一办，就在诺伍德一家旅馆里住下来，从旅馆去他家把事情办了。我是在火车上看到报上您刚才听过的那条新闻，才知道诺伍德发生的事件。我立即看出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就赶来把这件案子委托给您。我知道要是我在城里的办公室或在家里，准会给抓走了。有人从伦敦桥车站就跟住我，我一点都不怀疑——哎呀！什么人来了？”
那是门铃响了，立即又从楼梯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我们的老朋友雷斯垂德出现在房门口。我从他身后一眼看见门外站着的两名穿制服的警察。
我们这位不幸的委托人站起身来，脸色发白。
“由于你蓄意谋杀下诺伍德的约纳斯·奥德克先生，我现在逮捕你。”
麦克法兰作出一个绝望的手势向我们求援。
“等一等，雷斯垂德。”福尔摩斯说，“再等半个小时左右不会对你有影响吧。这位绅士正要给我们讲这桩非常有趣的事件的经过，这可能帮助我们把事情弄清楚。”
“我觉得弄清楚它不会有困难了，”雷斯垂德冷酷地说。
“不过，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倒很有兴趣听他讲。”
“好吧，福尔摩斯先生，我很难拒绝你的任何要求，因为过去你给我们帮过一两次忙，在我们苏格兰场这方面，还欠你一份情呢。”雷斯垂德说，“我必须同犯人在一起，而且还不得不警告他：凡是他说的话都会成为不利于他的证据。”
“这再好不过了，”我们的委托人说，“我只请求您一定要听我讲，并且明白我讲的绝对是真话。”
雷斯垂德看了一下他的表。“我给你半小时，”他说。
“我必须先说明，”麦克法兰说，“我对约纳斯·奥德克先生一点都不了解。他的名字我熟悉，因为很多年以前我父母和他认识，但是他们后来疏远了。因此，昨天下午，大约三点钟，当他走进我城里的办公室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奇怪。在他说明了来意之后，我感到更加惊奇。他手里拿着几张从笔记本中撕下来的单页，上面写满了很潦草的字——就是这几张——把它放在我桌上。
“'这是我的遗嘱，'他说，'麦克法兰先生，我要你把它照正式法定的格式写出来。你写你的，我就在这坐着。'
“我开始抄写这份遗嘱。当我看到他除有若干保留外，把其余的全部财产留给我的时候，您可以想象出来我的惊讶。他是个小雪貂似的怪人，长着全白的眉毛。我抬头看他的时候，发现他那双锐利的灰色眼睛正盯着我，脸上带着一种开心的表情。当我读到遗嘱中那些条文的时候，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可是他解释说，他是个没有任何活着的亲属的单身汉，他在青年时期就认识我的父母，而且一直听说我是个值得信任的年轻人，所以放心把他的钱交给我。当然，我只能结结巴巴地说些感谢的话。遗嘱照格式写好了，签了字，由我的书记当证人。就是这张蓝纸上写的。我已经说过，这些小纸条只是草稿。奥德克先生然后告诉我，还有一些字据——租约、房契、抵押凭据、临时期证等等，应该让我看看。他说只有在这一些都办完以后他才放心，并且要我晚上就带着这份遗嘱去诺伍德，在他家里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一下。'记住，我的孩子，在这一切还没有办完以前，什么话也不要对你父母说。咱们先不讲，好给他们一个小小的意外之喜。'他非常坚持这一点，还要我答应一定做到。
“您能想象出来，福尔摩斯先生，我当时无心拒绝他任何要求。他成了我的保护人，我一心想丝毫不差地实现他的愿望。于是我给家里打了一个电报，说我手边有要紧的事，不好估计我会呆到多晚才回家。奥德克先生还告诉过我，他希望我能在九点钟跟他一起吃晚饭，因为九点以前他可能还没有到家。可是，他住的地方很难找，我到他家的时候快九点半了。我发现他……”
“等一下！”福尔摩斯说，“是谁开的门？”
“一个中年妇女，我猜是他的女管家。”
“把你的名字说出来的，我想就是她吧？”
“不错，”麦克法兰说。
“请说下去。”
麦克法兰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然后继续讲他这段经过：
“这个妇女把我领进一间起居室，里面已经摆好了简单的晚饭。后来，约纳斯·奥德克先生带我到他的卧室去，那里立着一个保险柜。他打开保险柜，取出来一大堆文件。我们把这堆文件仔细看了一遍，直到十一点和十二点之间才看完。他说我们不要打搅女管家，就让我从法国窗户出去。那扇窗一直是开着的。”
“窗帘放下来没有？”福尔摩斯问。
“我说不准，不过我想是放了一半下来。对，我记得他为了打开窗户，把窗帘拉起来了。我找不到我的手杖，他说：'没关系，我的孩子，我希望从现在起能经常见到你。我会把你的手杖收好，等你下次来取。'我离开他的时候，卧室里的保险柜是开着的，那些分成几小包的字据还摆在桌上。已经那么晚了，当然我回不去布莱克希斯，就在安纳利·阿姆斯旅馆过了一夜。其他的我都不知道，一直到今天早晨才从报上知道了这件可怕的事情。”
“你还有别的要问吗，福尔摩斯先生？”雷斯垂德说。在他听年轻人讲这段不平凡的经历的时候，我见他有一两次扬其他的眉毛来。
“在我没有去布莱克希斯以前，没什么要问的了。”
“你是说没有去诺伍德以前吧，”雷斯垂德说。
“啊，对了，我要说的是诺伍德，”福尔摩斯说，脸上带着他那种高深莫测的微笑。雷斯垂德从多次经验中知道福尔摩斯的脑子就象把锋利的剃刀，能切开在他看来是坚不可破的东西。他只是不愿承认这一点。我见他好奇地看着我的同伴。
“过会儿我想跟你说一两句话，福尔摩斯先生，”他说，“好吧，麦克法兰先生，我的两个警士就在门口，外面还有辆四轮马车在等着。”这个可怜的年轻人站了起来，祈求地对我们看了最后一眼，从屋里走出来。警察带着他上了马车，但雷斯垂德留下了。
福尔摩斯正在看他拿在手里的那几页遗嘱草稿，脸上带着极感兴趣的样子。
“这份遗嘱的确有些特点，雷斯垂德，你看呢？”他说着便把草稿递过去。
“我能看出头几行和第二页中间几句，还有最后一两行。这些象印的一样清楚，”他说，“其余的都写得不清楚。有三个地方我一点也认不出来。”
“你怎么解释这一点？”福尔摩斯说。
“你怎么解释呢？”
“是在火车上写的。清楚的部分说明火车停在站上，不清楚的部分说明火车在行驶，最不清楚的部分说明火车正经过道岔。有经验的专家能立刻断定这是在一条郊区铁路线上写出来的，因为只有在大城市附近才能接二连三碰到道岔。假如他花了全旅程的时间来写这份遗嘱，那必定是一趟快车，在诺伍德和伦敦桥之间只停过一次。”
雷斯垂德笑了起来。
“在分析问题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