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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道以修习内丹为成仙证真的基本法门，为“天上大道”。以性命双修为基本内容，先性后命，以修性为主。王重阳云：“宾者是命，主者是性”。《丹阳真人语录》云，“屏绝万缘，表里清净，久久精专神凝气充，三年不漏下丹结，六年不漏中丹结，九年不漏上丹结，是名三丹圆备，九转功成”。就简要地说明了全真道派修习内丹基本要诀。
对于成仙证道，传统的道教教派认为经过修炼，形、神皆可不死，与精神一起长存，王重阳则认为“欲永不死而离凡世者，大愚不达道理也”。指出“气神结合，谓之神仙”的修行方式，孝养师长父母，救一切众生，意同天心，正直无私者为天仙；打坐修行者为神仙；养真气长命者为地仙。只要体内“丹”成，就能身在人间，神游天下。认为要死是自然正常的，活着的时候只要修炼，死后“真性”、“阳神”就能得到解脱后，长存于天，是种“阳神”不灭的成仙证真方式。这种成仙证真的方式只要遐想，不需求证；既简单化，也避免“长生不死、霞举飞升”无法兑现的尴尬。
对于成仙证真的修行方法，全真教也因人而异。对于文化修养高的，王重阳就教其修炼*，对于平民百姓，修炼方式则更简单。在《重阳全真集》里，对于平民的修行，王重阳就指出“诸公如好真修行，饥来吃饭，睡来合眼，也莫打坐，也莫学道，只要尘冗事屏除，只要心中清净两个字，其余都不是修行。诸公各怀聪慧，每日斋场中细细省悟，庶几不流落于他门。行功乃别有真功真行”。这种修行方式连打坐都不用了，只要消除杂念，心中清静即可。
4、超凡脱俗的人生理念
人活在世上，人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烦恼和困惑。而在战乱的年代那烦恼就不是一般的烦恼，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痛苦和磨难。所以全真教的一些人生理念就为人们解脱烦恼带来了心理指向。
全真教认为，人的为“真性”、“阳神”桎梏，所以破斥、否定人生，斥人生为“苦海”、“火宅”，视父子、夫妻亲情为“冤业”等等，是全真教的一个重要的人生理念。在王重阳及其弟子们的诗文集中，这种言论比比皆是。如王重阳的诗：“修行须借色身修，莫滞凡躯做本求。假合四般终是坏，真灵一性要开收”。称“唯一灵是真，肉身四大是假”。再如丘处机的词，把人形容为“一团臭肉。千古迷人看不足。万种狂心。六道奔波浮更沉”。谭处端则把人体贬斥为“本是一团腥秽物，涂搽模样巧成魔”。像这类诗词，让现代一些生活热情很高，喜欢追星自恋的人看了心里绝对不舒坦。但是这样的人生理念，给艰于生活，心灵苦闷的人们则指出了一条心灵解脱的出路。
全真道认为只要做好内省功夫，便能顿见真性，超出生死，得到阳神解脱。王重阳认为“心忘念虑即超欲界，心忘诸境即超色界，不着空见即超无色界”这种精神上超出“三界”的人，就像莲根在淤泥而花在虚空，“身在凡而心在圣境”，谭处端宣称的“一念不生，则脱生死”和邱处机称的“一念无生即自由”，都是在阐述这样的理论。
透过全真派祖师王重阳和他的七大弟子的身世，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王重阳和他的七大弟子大部分都是出身于望族豪富之家（丘处机是否出身于望族豪富之家尚有争议），而且都是文化修养很高的人士，但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却都抛弃了财富，“乞食度日，垢面蓬头”，以生活的苦行来追求精神上的超脱。在“金钱至上”的今天，我们仍然能从中得到启迪和思考。
丘处机和全真道的大盛于天下
丘处机（1148—1127年），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人，《金莲正宗记》记载其“家世栖霞，最为名族”；元代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称其“祖业父农，世称善门”；说法不一。
丘处机少年父母早丧，靠兄嫂拉扯成人，少时即“敏而强记，博而高才，眉宇闲旷，举措详雅”，虽喜读书，但无心功名，兄嫂与之议婚，坚辞不受，遂去宁海昆嵛山（今山东牟平东南）隐居修行。后闻王重阳于宁海设全真道，即前往拜于师门。成为王重阳著名的七大弟子之一。金大定九年十月，丘处机和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等人随师父王重阳率弟子西归，次年一月王重阳在途经大梁时登真（今河南开封）。丘处机和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等人将王重阳遗蜕归葬于终南刘蒋村故庵（今陕西户县祖庵镇）。几人守墓三年，然后分头去各地传道。丘处机没有回山东，而是西入磻溪（今宝鸡市东南）穴居苦修，日乞一食，行则一蓑，人称“蓑衣先生”。赋诗曰：“十年苦志忘高卧，万里甘心做远游；特纵孤云来此地，烟霞洞府习真修”。
丘处机在磻溪穴居苦修，引得许多信徒前来拜访求道。六年后，丘处机离开磻溪，率弟子仙迁至陇州龙门山修行。后人所称的全真教龙门派之名由此而来。
全真教“始于王重阳，盛于丘处机”。可以说全真教的兴盛，正是得益于丘处机独有的政治智慧和前瞻性眼光。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金世宗召丘处机进京，请教“至道”，并特地在自己居住的万宁宫侧一道观，御书“全真堂”供丘处机居住。在主持万寿节（皇帝寿辰）的醮事后，即请辞回到山东老家建太虚观并居此传道多年。贞佑二年（1214年）应山东驸马都问之请，以“不杀不争”、“整心纯一”的理念，招安了杨安儿、耿京起义军的残部，而名满天下。金宣宗特封赐为“自然应化弘教大师”，派钦差大臣邀他赴京议事，被丘处机婉拒。南宋朝廷也慕名派使请其南下临安也被婉辞。但是，不久后，丘处机却欣然接受了远在西域的成吉思汗的邀请。
现在来看历史，我们知道，随着元代蒙古政权的崛起，当时金朝和南宋政权已处在苟延残喘的历史阶段。但是，处在当时三权鼎立的乱局之中的丘处机要认识到我们后人知道的这种历史局面，则是需要相应的政治智慧和前瞻性眼光的。当丘处机决定西域谒见成吉思汗时，面对弟子们的疑惑，丘处机就说道：“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处无敢违”。丘处机说的循天理而行，可以说是在蒙、金、宋三权鼎立，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已经预见到蒙古政权要一统天下的结果。因而率领弟子18人，不顾天寒地冻，行程数万里，历时三年，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在大雪山（今阿富汗东北巴达克山西南）谒见了成吉思汗。
关于这次谒见的成吉思汗动机，就是“救万灵苦”。在去西域途中，赋诗言志道：
十年兵灾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
去年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
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
穷极漏诸残喘在，早教生民得消忧。
见到成吉思汗，在和成吉思汗探讨有关“长生”之类的问题时，不失时机地宣扬自己“敬天爱民”的思想，以戒杀、清心寡欲等养生之理力劝成吉思汗。在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后，于1223年请准东归。成吉思汗赐金虎牌、玺书，赋予其“掌管天下出家人”的特权，赦免全真道的差役、赋税等等。丘处机则充分利用这种特权，实施其“早教生民得消忧”的政治抱负。在东归途中夜宿盖里泊时，丘处机嘱告随行的弟子：“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1224年丘处机回到燕京住天长观（今白云观）。即四处大建宫观，广收门徒，利用入全真教可豁免以及其它特权，“使其徒持牒召求于战伐之余”，让在战场上大量被俘虏的民众得以复生，解救了大量汉族和女真族民众。清朝乾隆皇帝为白云观的丘祖殿，题了一幅著名的对联，称颂丘处机救民于水火的奇功，曰：“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
丘处机做为一代名士，以其“救万灵苦”的心愿，用自己独到的方式；在烽火连天的战乱年代，尽最大可能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使其得到世人及后人敬仰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为全真教在元代大盛于天下提供了历史契机。在丘处机“立观度人”的号召下，经过约三十余年的大发展，全真道的宫观、弟子遍布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广大地区。全真道也几乎成为了元朝初期的全民信仰，举国信奉。成吉思汗还曾多次钦赐圣旨碑，记录道教的事迹。1227年丘处机登真于天长观，被追封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1228年安葬丘处机时，“四方来会之道俗逾万人，至有司卫之以甲兵”。丘处机时代，也是全真教派的巅峰时期。
丘处机在世时即被人们敬称之为“神仙”，登真后被人们敬之为“丘祖”，其受民众敬仰之深，与其“敬天爱民”的济世奇功是密不可分的。
在丘处机羽化登真后，全真教的影响和势力依然越来越庞大，从而已经引起了元朝统治者的忌惮，宪宗年间，随着《老子化胡经》被焚事件列为禁书，宪宗诏令全真道归还侵占佛教的200余处寺院等事件（请参阅本人的另一篇作品相关文章《老子过函关化胡》），全真教的发展就进入了高台跳水后，低位发展的阶段。尽管是低位发展，但是这个低位发展是相对于丘处机时代而言，全真教派仍然为道教的两大宗派（另一大宗派为“正一教”）之冠。其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是绵延不绝。以致后来很多道教的其他的宗派，本属南宗或其他宗派的道士都以忝列全真教自倨。例如张三丰创立的武当派，后来的弟子们就自动归属全真教；本属南宗的元代著名道士陈致虚后来也自皈于全真教等等。在一些明清小说里，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全真教对后世的影响。这里最有意思的当属《西游记》，这本书本身是“谤道敬佛”的，但对全真教的贬损并不激烈，如在《西游记》第四十七回《圣僧夜阻通天水金木垂慈救小童》里，孙悟空对车迟国的“君臣僧俗人说道：‘……今日灭了妖邪，方知是禅门有道，向后来再不可胡为乱信。望你把三教归一，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国王依言，感谢不尽，遂送唐僧出城去讫”，这段话里，孙悟空俨然成了一个全真教“三教一门”、“三教一家”理论的传道者（《西游记》里还有很多有关全真教的描写，如镇元子的弟子都属全真，丘处机也做为天师在灵霄宝殿当值等等，尽管唐代的历史背景下，全真教派尚未创立，但做为文学作品；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不必苛求古人）。
元始天尊、玉皇大帝
在道教的神祇中，最高的神明当属“三清”尊神（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而元始天尊则位列“三清”首席，可谓是大神中的大神。但是，做为位列“三清”首席的元始天尊，其来历和出现的时间相对于道祖老子来说，则是比较晚的。在道教的早期经典《太平经》、《老子想尔注》中均无记载，早期古代神话故事也无“元始天尊”的说法。
最早出现“元始”称谓的则是出于晋朝葛洪《枕中书》：“昔二仪未分，溟滓鸿蒙，未有成形。天地日月未具，状如鸡子，混沌玄黄。已有盘古真人，天地之精，自号元始天王，游乎其中”。而“元始天尊”最早的称谓则是出自于南朝梁代陶弘景《真灵位业图》。该书还把神仙分为七个层次排列序位，尽管这种排序也有诸多争议，但对道教的神祇的系统性形成有着结构性的影响。而葛洪创造出“元始天王”实际上则是一种时代的需求。因为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正是佛、道两教争夺信徒，创造神明的高峰期。而葛洪在《枕中书》的描述正是借鉴了《三五历记》中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故事。
在三国时吴人徐整的《三五历记》（已亡佚，部分段落存于后来的《太平御览》、《艺文类聚》）中，对于盘古开天的故事有着完整的描述：“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在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故天去地九万里。后乃有三皇。天气蒙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为星辰。皮肤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葛洪在《枕中书》中的描述只是为盘古添加了一个“真人”和“天王”的封号而已。
随着“元始天尊”这位道教第一大尊神的出现和佛、道两教争夺信徒斗争的深入，有关“元始天尊”的来历故事也越来越多。五花八门。由于门派和地域的差别，一些“元始天尊”的来历故事甚至于自相矛盾。如为了表现道教的历史久远，后来很多教徒们编来历故事就把“元始天尊”说得更加久远，如《隋书&；#8226；经籍志》就记载：“道经者云：有元始天尊，生于太元之先，禀自然之气，冲虚凝远，莫知其极”。这种说法，就把“元始天尊”的年纪推进得更加遥远。远远超过“自号元始天王”，甚至于比之前的“万八千岁”更加遥远得不可想象。
尽管“元始天尊”自出现后，其来历来历故事越来越多，甚至于自相矛盾。但是“元始天尊”的出现，加上南北朝时期出现的“上清灵宝天尊”，标志着道教的神祇系统已经进入了相当完备的发展阶段。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元始天尊”这位道教第一尊大神的影响深入，其来历故事则已居其次。人们所关注只是敬奉和朝拜，以求这位大神明的庇佑。
玉皇大帝
道门中的玉皇大帝属信徒们对中国古代原始宗教里的神明加以改造拉入道教的神明。远古时期，由于早期的人类限于认识能力，对于天、地、日、月、星辰和风、雨、雪、雷、电；山川、河流等自然现象或自然景观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于是就认为冥冥之中都有神灵主宰。而在冥冥之中能主宰一切的最高神明，就是天上掌管天地间一切的帝王，这个居于天上，掌管天地间一切的帝王就被人们敬之为“天帝”、“上帝”、“天公”、“昊天上帝”。
做为中国古代原始宗教的大神，这位掌管天地间一切的帝王，其来历非常久远，在远古人们的心目中，他就是支配日、月、风、雨等一切自然现象，影响人间祸福，支配统治者神性；社会现象；注定人的寿夭、生死；决定战争胜负；谋事的成败、吉凶等等；由于被人们赋予了多种神明属性，这位手中有无限权力大神明，已经远远超出了自然神的范畴，而成为一个兼带人格属性的大神明。其在民间的影响也非常大，古时人们动则卜筮，就是为了求得这位天帝的庇佑，而历代的帝王更是以“天子”（意为天帝的儿子，来到人间以牧万民）自居，利用人们的天帝崇拜，利用“君权神授”的唯心理论来强化其统治权威。
在先秦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大量的天帝崇拜内容。如：“时迈其邦，昊子其子也，实右序有周”（《诗经&；#8226；周颂&；#8226；时迈》）；“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天乃佑命成汤”；“惟时上帝，集厥命于文王”（《尚书&；#8226；周书》）；“天子将出，类乎上帝”（《礼记&；#8226；王制》）等等。从现有的历史文献来看，有关天帝的崇拜非常久远，可以说从人们崇拜自然神明，从人间有了帝王统治，天帝崇拜就已经进入了中华民众的生活。
由于天帝崇拜在民众中有着深远的影响，随着佛、道两教争夺信徒斗争的深入和造神运动的愈演愈烈，天帝也被拉入了道门。
在道教中，玉皇大帝的修为境界不是最高，但是权力最大。玉皇上帝除统领天、地、人三界神明之外，宇宙间万物的兴隆衰败、生死存亡、吉凶祸福都被其掌控。其“妙相庄严，法身无上，统御诸天，综领万圣，主宰宇宙，开化万天，行天之道，布天之德，造化万物，济度群生，权衡三界，统御万灵，而无量度人，为天界至尊之神，万天帝王”。
由于“天帝”的来历比较抽象和单纯，于是道教理论家们便对其进行了粉饰和包装，“天帝”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道教经典当属述说天帝来历和宗教事迹的《高上玉皇本行集经》（简称《玉皇经》，《玉皇经》里有关天帝来历和宗教事迹不那么令人信服，犹如佛教“释迦牟尼”成佛故事的翻版，有篡撰和抄袭之嫌，本文就不进行相关赘述，有兴趣的书友们可以参阅《玉皇经》）。随着道教信徒们的补充和历代帝王的推崇加封等，天帝的名号也越来越多。
南朝齐、梁时期的陶弘景（456年～536年）编制了一个《真灵位业图》，在这个《真灵位业图》里出现了“玉皇”和“玉帝”之称。尽管在这个图里“玉皇”和“玉帝”指的分别是排在第十一位的“玉皇道君”和排在第十九位的“高上玉帝”两尊神明。但是天帝除了起初的天帝、上帝、昊天上帝名号之外，就又有了“玉皇”和“玉帝”之称。
隋唐时期，“玉皇”信仰盛行，把天帝的名字里缀上个“玉”字并流行开来，与“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寓意相关。在道教中，玉是长生不老，与天同寿的象征。古代甚至有一些道士服食玉的说法。而中国民间就有“俗人戴金，贵人佩玉”的传统说法，所谓贵人佩玉在唐代可以说是到了极致。唐代有着严格的用玉制度；如只有皇亲国戚、王公贵族、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够佩玉。而且身上佩带几块都有严格的规定。如《新唐书》记载：“……以紫为三品之服，服金玉带十三……”。由于在唐代，玉是所谓尊贵的象征，所以在唐人的诗词中，“玉皇”和“玉帝”的称谓大量出现。如白居易《梦仙》诗中“仰谒玉皇帝，稽首前至诚”，元稹《以州宅夸于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