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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长矮矮瘦瘦，50多岁，光着脚丫子，腰间扎着一条武装带，别着一把美式手枪。神父40多岁，没穿黑色袍子，只在胸前挂着一个十字架，对于校长一家的到来，二位德高望重人士表示出极大欢迎。拉着正跟一梳着大辫子村姑打情骂俏的张医生，热情无比地把他们一家请进村部吃饭。
米酒不知道喝了多少碗，车上行李和生活日用品怎么搬进学校宿舍的都不知道。
一觉醒来太阳已快落山，妻子坐在书桌前发呆，儿子好像在外面跟村里的孩子一起玩耍，嬉笑打闹，好不热闹。
“他们真能喝，一碗接着一碗，哎呀，这么多年没喝醉过，头疼，难受。”
杜氏梅转过身，冷冷地说：“没喝醉过，在解放区你敢喝吗？”
喝醉了就会说糊话，一旦说漏点什么，就会有掉脑袋的危险，潜伏期间真不敢喝，那些年几乎滴酒不沾。
方乐先挠了挠头，一脸尴尬地说：“阿梅，过去的事都过去了，不要再提好不好，我们重新开始。”
“阿寿死了，阿清死了，四伯死了，六伯死了……喝过我们喜酒的人全死了。天天梦见他们，你让我怎么重新开始？”
杜氏梅情绪激动，说着说着泪流满面。
你死我活，干这一行就是这样，方乐先深吸了一口气，紧握着妻子手道：“阿梅，战争就是这么残酷，站在他们立场上，他们没错。站在我的立场上，我一样没错。”
“你有什么立场，你特务，你是叛徒！”
又来了，被外人听见多不好。
方乐先关上房门，紧盯着她双眼问：“奉哥怎么死的，被自己人活埋的，死那么惨，就因为他爷爷、他父亲省吃俭用给他留下四十几亩地。他是你表哥，你是他看着长大的，直到我俩认识他还在不断接济你们家。
他是坏人吗，他是敌人吗，不是！他不但什么坏事都没做过，而且不止一次给越盟提供过帮助，甚至救过区委书记陈文江的命。该交的公粮一斤不少，要钱的时候你们要多少人家就给多少，可结果呢？”
表哥死得冤，解放区搞土改像表哥一样被杀的人成千上百。杜氏梅心如刀绞，坐在凳子上一个劲流泪。
方乐先深吸了一口气，接着道：“你问我立场是什么，我的立场就是让所有人像外面那些村民一样能够过上太平日子。不用担心说错话被抓，更不用担心凭辛勤劳动赚到点钱却成为被镇压的对象。”
杜氏梅毫无底气地哽咽道：“那是……那是下面人执行时出现偏差，纠正之后就没发生过。”
“偏差。人命关天。一句偏差就完了？”
派遣到南解内部执行潜伏任务的人。大多与越盟有着血海深仇。方乐先同样如此，他紧搂着妻子，吟着眼泪道：“我从来没跟你说过，其实在认识你之前，我的家人全死在越盟手上。”
杜氏梅一愣，鬼使神差地问：“为什么？”
“我家原来是在河内开餐馆的，父亲掌勺，母亲负责招呼客人。虽然地方很小，只放得下四张桌子，客人一多只能坐外面，但我家饭菜味道好，生意一直都不错，不仅衣食无忧，而且能供我念书。
有一天店里来了几个客人，他们坐在门边的桌子上吃饭。我家餐馆位置不算好，去吃饭的大多是常客。我母亲话比较多，总喜欢跟客人攀谈。那天没什么事，他们吃完就走了。
过了几天。他们又来了，我母亲又跟他们拉家常，我爸看她聊得正起劲，干脆自己上菜。我母亲没注意背后有人，一不小心碰到我父亲，菜洒了，洒了一个客人一身，帮他们擦油渍的时候，我父亲和我母亲发现他们身上有枪。”
“后来呢？”
“又过来几天，我从外面回来，居然发现他俩全倒在店里，全是血，凶手用的是刀，身上好多伤口……后来，后来才知道，发现他们身上有枪那天下午，我父亲因为我工作的事，去找一个街坊帮过忙，而那位街坊的儿子就在警察局上班。
恰恰在那天晚上，去店里吃饭的人中有两个被警察抓了，证实他们是越盟，没过几天就被法国人枪毙了。跑掉的那个认为是我父母告的密，于是……于是就痛下杀手。”
原来公公婆婆是这么死的，杜氏梅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用蚊子般地声音问：“你……你……你怎么知道的？”
“那个凶手后来也被抓了，他主动交代的，说动手的不止他一个，是他们的组织实施的报复。”
“对……对不起。”
方乐先一边帮她擦拭着泪水，一边凝重地说：“不关你的事，之所以说这些，只是想告诉你，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他们或许没错，但总得来说他们确实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革命为什么，就是为了让大家能过上好日子。
芒山村的乡亲们过得怎么样你也看到了，家家有地，个个能吃饱饭，养鸡养鸭养猪搞副业有不错的收入，孩子有书念，生病有地方看，没那么多苛捐杂税，不用交什么公粮，不用提心吊胆，生活比解放区农民好多了，而这样的村子在下六省很普遍。为什么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去折腾？”
“这里没苛捐杂税，西宁有。这里不抓壮丁，西宁抓。”
“那你有没有想过，西宁55、56、57那几年为什么没太多苛捐杂税，为什么不抓壮丁，老百姓为什么能安居乐业？”
方乐先反问了一句，拉着她循循善诱地继续道：“原因很简单，北越要推翻西贡政府，所以派人过去发展组织拉队伍、搞土改、伏击国…军。一个为了虚无缥缈的主义，一个为了维持其统治，最后倒霉的是老百姓。
再说苛捐杂税，南解收得比国…军少吗？至于抓壮丁，南解一样抓，只是方式不同罢了。动员蛊惑，连十来岁大的孩子都不放过，很难说谁对谁错，谁是正义谁是不正义的。”
“我们是为国家统一，民族独立。”
妻子“中毒”太深，这个思想工作不好做，方乐先暗叹了一口气，耐心劝说道：“阿梅，国家统不统一跟两口子过日子一样，南北社…会…制度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喜欢苏俄那种生活方式的去北边，喜欢自由的来南边，像1954年那样按照各自意愿来多好，为什么非要凑到一块去？
至于民族独立，法国人早走了，美国人也看不上这地方，之所以过来完全是为了抵御苏俄阵营扩张。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为什么非要打打杀杀，有本事比经济，比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你去北越学习过，那边农民过得比南方好吗，没有了，别说没法跟芒山村比，连解放区农民都不如，前几年甚至还饿死人
第二百三十九章芒村
相比解放区农村，芒山村堪称天堂。
居家过日子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经过迪石时“特务丈夫”在城市里买了好多，把车厢和后排塞满满的，陪在宿舍呆不住的儿子出来转转才发现村里有商店，在村公所（村部）对面。商店是华人开的，店面很大，从生活日用品到化肥农药全有，价格不比城里贵。
“特务丈夫”也不是村里唯一拥有或会驾驶汽车的人。
村长的小女儿，也就是正在同张医生谈恋爱的阮氏莲，指着前面卡车上卸货的小伙子，不无得意地介绍道：“南哥是我二姐夫，跟高校长一样会开汽车，商店就是他家的。要是你想带安安去迪石玩，高校长又没时间送你们，就搭他的顺风车。”
杜氏梅倍感意外，禁不住问：“你……你二姐嫁给华人？”
“华人怎么了，张医生也是华人。”
阮氏莲感觉她不像一个城里人，像看土包子一样回头看了她一眼，一脸惊诧地问：“阿梅，你不看电影吗，不看电影总该看过电视吧，现在谁还讲究那个，只要喜欢就可以结婚，有娶进来的，有嫁过去的，像我二姐跟南哥这样的多了去了。”
解放区连电都不通，哪有电影电视看。
杜氏梅不无尴尬的摸了摸鼻子，敷衍般地问：“你姐夫经常去迪石？”
“不是经常，是天天去。早上5点，村公所门口准时出发。中午11点准时回来。不管刮风还是下雨。”
“天天去。去干什么？”
“他家要进货，其他人要去城里做小生意，不然种那么多菜，养鸡养鸭下那么多鸡蛋鸭蛋卖给谁？汽车要烧油，不能白搭他车，来回一人四块，东西多再加四块。你和安安跟他们不一样，不用给车钱。可以坐前面，不用跟他们一样在后面挤。”
去进货还能赚村民的搭车钱，一天一趟，搞得像大城市的公共汽车，不得不服气，华人资本家真会做生意。
从商店和商店后面的二层楼房能看出来，她二姐夫家绝对是村里最有钱的人。而她家也不简单，中午一起吃饭时神父说过，村长的大儿子也就是她大哥好像是伪军第3师的一个少校营长，部队驻扎在岘港。平时极少回来。
从饭桌上他父亲说话的口气，以及村民对他父亲的态度上。就能看出他父亲在村里拥有什么样的地位，简直说一不二。
没想到他家不但支持西贡伪政府，而且还同有钱的华人资本家联姻，杜氏梅不由地感觉到一阵厌恶，故作若无其事地问：“四妹，你大姐呢，你大姐结婚没有？”
阮氏莲情绪突然变得有些低落，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低声道：“大姐死了，在老家被越盟打死的。大哥说总有一天要打回老家去，帮大姐报仇。”
“被……被……被越盟打死的？”
“我们是天主教徒，不相信越盟那一套。越盟却要我们放弃信仰，要我们帮他们打法国人，要没收我们土地，甚至要杀神父。我们当然不会答应，就跟他们打起来了。我那时小，不懂事，不然我也会大姐一样去当民兵。”
杜氏梅猛然意识到这是铁杆反g的天主教村庄，如果思想进步他们根本不会从北边逃到南边来。
村庄不大，但布局很整齐。
东西走向的一条洋灰（水泥）马路，贯穿整个村子。
一排排瓦房在马路两侧以村公所、教堂、诊所、学校、配电所及商店为中心而建，村公所左侧的电线杆上，安着三个朝不同方向的大喇叭，正在播放迪石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劳累了一天的农民，三三两两聚在摆放在路边的小桌子边吃饭、聊天、纳凉。现在是商店生意最好的时候，孩子们跑来跑去，给大人们买酒，然后把找下的零钱换成汽水或零食。
回到学校宿舍，“特务丈夫”已经做好饭。
红烧肉、炒鸡蛋、炒豆角……两荤两素、四菜一汤，不愧为厨师的儿子，色香味俱全，一看就让人垂涎欲滴。
“慢慢吃，没人跟你抢。”
方乐先捏了捏儿子的小脸，拿起碗筷笑道：“肉、鸡蛋和这些蔬菜，全家长让学生送来的，厨房水缸里还有几条鱼，干柴快堆到房顶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杜氏梅夹了一块豆角，嘀咕道：“当校长一样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
“人家这是尊师重道，要是不收下，学生家长反而不高兴。再说这儿不是老家，入乡随俗，入乡随俗。”
尊师重道，在解放区也一样。
杜氏梅不想再讨论这个话题，淡淡地问：“你从明天就开始当教书匠，我做什么，难道就这么混吃等死？”
“什么混吃等死，说这么难听。”
方乐先笑了笑，意味深长地说：“阿梅，我发过誓要让你过上好日子，从今往后你什么不用干，就在家当全职太太。对了，刚才去找你们回来吃饭时路过商店，我托商店钱老板明天帮我捎一台电视机。在家看看电视，听听收音机，再出去转转，不会闷的。”
校长工资乡里发，一个月2300皮阿斯特，别说在农村，在西贡也算得上高薪，足够一家人花销，何况他有一笔不菲的存款，她赚不赚钱真无所谓。
然而，他的钱上面沾满着同志们的鲜血。
杜氏梅不想花他的钱，嘟囔道：“我有手有脚，能养活自己跟安安，用不着当什么阔太太。”
闲着只会胡思乱想，有事情做或许不是什么坏事。
方乐先刚准备提议她把学校东边那一小块地利用起来，种点蔬菜瓜果什么的，一个村民兴冲冲跑了过来。扶着门框一脸不好意思地笑道：“高校长。教室有点灯和电风扇。四伯晚上要召集大家伙开会说点事，村公所坐不下，教堂一样，想……想管您借教室用一下。”
四伯就是村长阮文严，这个面子必须给，更何况学校电费本来就是由村里承担。
人家派人来说一声是给你面子，方乐先毫不犹豫答应道：“什么借不借的，来吧。没事。”
“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去通知，一会儿就来。”
在敌人内部潜伏那么多年，方乐先对下六省农村基层组织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虽然不再从事情报工作，仍对村里的会议非常感兴趣。甚至决定如果发现什么不足就写一份报告，请蒯先生帮着交给上面，给决策者提提醒，毕竟在农村组织工作上他有一定经验。
夜幕降临，村里只要有点影响力的人。吃饱喝足、说说笑笑来到学校。
神父换上一身庄重的神袍，趁开会前的一点时间。先到宿舍看看他们一家有没有安顿好，抱着安安打听他们一家的宗教信仰，得知不是天主教徒，便滔滔不绝地宣扬有信仰的好处。
杜氏梅很讨厌这个“神棍”，认为国家就是被他们搞分裂的，但为了孩子不被歧视，不仅能够保持极大克制，而且勉为其难的露出一脸笑容。
幸好会议即将开始，神父作为村里的二号人物必须参加，不得不意犹未尽结束布道，并热情无比地邀请这一家“迷途羔羊”旁听。
走进高年级教室，方乐先被眼前的一切搞得哭笑不得。
村长和一帮男人坐在中间，周围挤满女人，织毛衣的织毛衣、串珠子的串珠子，一边做着各自的手工活，一边拉家常，声音比男人们还大。
杜氏梅最熟悉的村长千金阮氏莲也来了，正坐在角落里跟张医生卿卿我我。大庭广众之下拉手，她父亲居然对此视若无睹。
见她流露出一脸惊诧的表情，商店老板钱阿贵微笑着低声解释道：“芒村离迪石远，村民看病不方便，好不容易来个医生，人品和长相又不错，当然要把他留下。看样子快成了，过几天请高校长和高师娘喝喜酒。”
他是村长的亲家，有资格发出邀请，方乐先乐了，不禁露出会心的笑容。
“喂喂喂，说你们呢，过来乘凉就乘凉，干活就干活，哪来那么多废话，正在谈事呢，给我把嘴闭上。”
女人们拉家常拉得越来越肆无忌惮，村长不高兴了，起身训斥了一番。他才坐下正准备继续，一个女人竟起身谄笑道：“四伯，一会儿就好。钱老板，过来帮我看看，这是不是串错了。”
“好好好，我看看。”
亲家面子必须给，村长气得一声不吭。
无组织无纪律，杜氏梅感觉很是好笑，方乐先倒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反而认为这样的氛围很轻松，凑到妻子耳边低语道：“她们做的是手工活，那些毛衣和装饰品全出口，钱老板是厂家的经纪人，拿材料过来给她们做，做好帮她们送到厂家拿工钱，听说收入不错。”
开商店，搞运输，又做什么经纪人，这个华人资本家太黑心了，简直是在变着法榨取村民的剩余价值。
就在杜氏梅为村民被资本家剥削愤愤不平之时，会议终于进入正题。
村长再次敲了敲桌子，一脸不快地说：“前天去乡公所开会，乡长说侬村又开了个什么水泥制品厂，专门做水泥下水管、楼板和水泥电线杆。北边要修渠，要用多少水泥管？新会那些没通电的村子要拉电线，要用多少电线杆？
奶牛养殖场、奶制品厂、砖瓦厂、木器加工厂、扎绸厂、冷冻厂，现在又开什么水泥制品厂，村民收入是我们几倍，一个生产队顶我们一个村，队长开汽车，村民开摩托车。过几天他们村长的儿子结婚，我都不好意思去喝喜酒啊！”
刚从北越撤到南边时，由于有教会帮助，芒村日子过得远比侬村好。当时沾沾自喜，几年过去了，人家后来居上。越搞越好。
太丢人了！
村长没面子会发火的。一个个耷拉着脑袋不敢吭声。
别人怕他。阮氏莲不怕，突然冒出句：“爸，这只能怪您，要是那会儿不杀牛吃肉，现在我们也有奶牛养殖场。”
这芒村人引以为耻的一个大笑话。
刚安置到这里时，澳大利亚志愿者送来十几头奶牛，谁都不会养，又不能用来耕地。再加上快过年家家户户饭桌上不能没点荤腥，阮文严干脆让村民们把牛杀了，过了一个有牛肉的年。
隔壁侬村没人送奶牛，但听说周围几个天主教村庄要杀牛吃肉，就家家户户凑钱去收购，把其它几个天主教安置村的奶牛全买下来，并派人去西贡请会养奶牛的人过来传授技术，于是有了奶牛养殖场，有了奶制品厂，有了冷冻厂。差距就是从这儿开始拉开的。
“这儿没你事！”
阮文严老脸涨得通红，又敲了敲桌子：“先说眼前。侬村我们赶不上，总不能不如新大罗。再不想办法搞几个像样的厂，再不想办法多赚点钱，别说年轻人留不住，就算留下来也是麻烦。”
一个村民不解地问：“四伯，留下有什么麻烦？”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好姑娘嫁给外面的好人家，好小伙子娶不到好姑娘，这不就是麻烦么？”
神父深以为然，一脸严肃地补充道：“去年全村二十六个姑娘出嫁，八个嫁到城里、七个嫁到工业村、四个嫁到侬村，只有七个嫁在村里，这么下去多少小伙子要打光棍？”
阮文严点点头，接着道：“种地赚钱没去工厂上班多，去年男男女女加起来出去70多个，有的去迪石工业村，有的去侬村，最远的去富国岛，回来一次带几个，回来一次带几个，再这么下去地谁种，周围谁去巡逻？”
迪石工业村本来就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那些大老板为了工厂安全，又偏偏喜欢来这些坚决反g的天主教村庄招工，年轻人出去开了眼界，赚到比在家种地更多的钱，就不愿意再回来了，直接导致村里出现严重的劳动力流失和男女青年不平衡等问题。
这些问题在解放区是不存在的，男人参加革命，好多人一去就没能再回来，走到哪儿都能看到寡妇，男女比例同样失调，不过是女人多男人少。
杜氏梅情不自禁地拿芒村与解放区对比，村民们则你一言我一语商量办什么厂好，怎么才能让年轻人在家一样能赚钱。
这个议题显然不是头一次讨论，讨论了半天依然没能讨论出结果。
第二个议题是传达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