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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露太太回过头看了他一眼，微微做了个鬼脸：“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件事？这件事有什么意义吗？”她开口说话时，光洁的额头上显出皱纹，而深陷的皱纹成了她脸上最显眼的地方。福尔摩斯没有看她，而是把目光投向地板，仿佛盯着一样只有他才能看见的东西。
是没有什么重大意义，他告诉她，哪怕是凯勒太太在他面前现身，穿越历史的长河，向他伸出了她戴着手套的手，也都没有什么意义。在物理和植物协会的公园里，她曾经抚摸过蓝荆棘和颠茄、马尾草和小白菊，又把一朵鸢尾花捧在手心。她缩回手时，发现一只工蜂飞到了手套上。但她没有退缩，也没有把蜜蜂抖落，更没有一下把它捏死，而是仔细地看着它，露出崇敬的表情（她好奇地微笑，用深情的语气悄悄说着什么）。工蜂停留在她手上，并不急于离开，也没有把刺扎进她的手套，似乎和她一样，也正打量着对方。
“那种亲密的交流，我没法用言语来准确描述，从那以后，我也再没有见过类似的画面。”福尔摩斯抬起头，“总而言之，那交流持续了也就十来秒钟，绝对不会再长了。然后，她觉得是时候该放走这个小东西了，便把它放回了它来时飞出的花朵。这短暂而简单的经过，这女人和她温柔的手，还有她曾经全心信赖、握在手中的生命，促使我一头扎进了蜜蜂的世界，并全身心投入了进去。你看，这并不是什么精确计算的科学，亲爱的，可它并不像你说的那样毫无意义。”
蒙露太太仍旧盯着他：“但那很难算是真爱吧，不是吗？”
“我对爱没有什么了解，”他痛苦地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懂爱。”无论是谁或是什么激发了他对蜜蜂的兴趣，他知道，他这孤独一生的追求将完全依靠于科学的方法，他的想法和所著的书籍都不是感情丰富的门外汉们所能理解的。不过，他还有金色的蜂群，金色的花朵，金色的花粉。神奇的蜂群文化支撑了蜜蜂们的生活方式——持续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一个万年又一个万年——证明了昆虫王国在克服生存困境时的巧妙功力。蜂巢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小社会，没有一位成员需要依赖人类的施舍。只有守卫在蜜蜂世界边缘的人、保护它们的复杂王国不断进化的人，才会对人与蜜蜂的伙伴关系感兴趣，在它们和谐的嗡鸣声中找到平静，舒缓心灵，在面对世界纷扰变迁时，能得到一丝丝的安慰。而由此生发的神秘、惊喜与敬畏之情，又在傍晚照耀养蜂场的橘黄色阳光中更加彰显。他确定这一切罗杰也都曾体会过、思考过。当他们一起在养蜂场时，他不止一次在那孩子的脸上发现了由衷的惊奇表情，这也让他心中涌上一种无法准确表达的情绪。“也许有人会说那是一种爱，如果他们硬要这么说的话——”他的表情突然变得哀伤而压抑。
蒙露太太发现他偷偷在哭（泪水涌上眼眶，顺着脸颊，流到了胡须里）。可是，那眼泪的消失和它的出现同样迅速，福尔摩斯把脸上的泪痕擦干，叹了一口气。最后，他听到自己说：“我真的希望你能再考虑考虑，如果你能留下来，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蒙露太太不愿说话，只是把目光转向墙上的画，仿佛当他不存在。福尔摩斯又低下头。这是我罪有应得，他想。眼泪又开始涌出，但马上停止了。
“您想他吗？”终于，她打破沉默，语气平淡地问。
“当然想。”他立马回答。
她的目光掠过画作，停在了一张褐色的照片上（照片里，她怀抱着还是婴儿的罗杰，年轻的丈夫骄傲地站在他们身边）。“他很崇拜你，真的。您知道吗？”福尔摩斯抬起头，如释重负地点了点头。她转身看着他：“是罗杰告诉我关于瓶子里蜜蜂的事的。您跟他说过的关于蜜蜂的一切，他都提过；您说的一切，他都跟我说过。”
尖锐严肃的语气消失了，蒙露太太突然想要跟他说话了。她温柔的声音中透着忧郁，她直视着他的眼睛，这让福尔摩斯感觉她似乎原谅他了。可他只敢认真聆听，点头赞同，偷偷地打量着她。
她的痛苦越来越明显，她仔细盯着他懊恼而憔悴的脸：“先生，我现在该怎么办？儿子不在了，我该怎么办呢？他为什么会那样离开我？”
可福尔摩斯也想不出任何确定的答案回答她。她用目光恳求着他，似乎她只要一样东西，一样有价值的东西，一样确定的而且是好的东西。在那一刻，他突然感觉全世界最残酷无情但又是最坚韧不屈的心态应该就是在没有确定答案的情况下，还想要寻找一件事真正的意义。况且，他知道，他不能像对待梅琦先生那样，编造谎言去安慰她；也不能像华生医生写小说那样，创造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来填补事实的空白。不行，这一次，事实的真相是明明白白、无法否认的：罗杰死了，而且死于不幸的意外。
“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先生？我必须知道为什么。”
她说的这句话之前有无数人曾经说过——他在伦敦时就来找过他的人；多年以后，他退休隐居在苏塞克斯时，还来打扰他的人——他们都想要他的帮助，请求他减轻他们的困扰，让他们的人生重新恢复正常。如果事情真有那么简单，就好了，他想。如果每个问题都能确定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就好了。
然后，困惑感再次席卷而来，让他感觉无法再思考，但他尽力要把自己的想法表述清楚。他庄重地说：“有时候，很多事情的发生似乎确实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亲爱的，现实的情况对我们来说是不公平的，是毫无逻辑的，是我们无论怎样都找不出个中缘由的。可它们就是如此，很遗憾。我相信，我真的相信，我们如果要生活下去，就必须接受最残酷的现实。”
蒙露太太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似乎并不打算回应，但接着，她苦笑着说：“是的，是这样的。”在接下来的沉默中，她又把目光转向了书桌——笔、纸、书、玻璃瓶——她把她曾经碰过的每样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摆完以后，她转过身，对他说：“对不起，我要睡一觉了，过去这几天真的太累了。”
“你今天晚上要待在我那边吗？”福尔摩斯很担心她，同时，他也感觉此时的她不应该一个人待着。“安德森的女儿正在做饭，不过，也许你会发现她的厨艺实在不怎么样。客房里还有干净的床单，我确定——”
“我在这里挺舒服的，谢谢您。”她说。
福尔摩斯想坚持己见，但蒙露太太的目光已经越过他，投向了黑暗的走廊。她弓着背，头却坚定地仰着，眼睛睁得大大的，瞳孔又圆又黑，周围还有一圈浅绿色。她无视他的存在，把他推到一边，一言不发地走进罗杰的房间。他想，她大概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出来吧。她朝门口走去时，他拦住她，抓住她的手，不让她往前走。
“我的孩子——”
她没有挣扎，他也不再阻止她，只是握着她的手，她也抓住了他的手，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也没有看对方一眼——他们掌心贴着掌心，手指轻轻的触碰已经传达出了对彼此的关怀——最后，她点了一下头，抽出手，走出了房门，很快消失在走廊里，只剩下他孤独地留在黑暗中。
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罗杰的房间。在走廊里，他用拐杖在前面一边敲，一边走，就像盲人一样（他身后是男孩明亮的房间，面前是昏暗的小屋，而蒙露太太就在他前方某处）。走到门口，他摸索着找到门把手，费了很大力气，才将门打开。外面的光线刺痛了他的双眼，让他一时停住脚步；他站在那里，眯起眼睛，呼吸着雨后湿润的空气。宁静的养蜂场就像座避难所，召唤着他，他感觉自己就像坐在四块石头间时一样平和。他深吸一口气，往前迈步，走上小路时，眼睛还是睁不开。他在路上停下来，在口袋里搜寻牙买加雪茄，但只找到一盒火柴。算了，他想。他继续往前走，鞋子在稀泥里发出啪叽啪叽的声音，小路两侧高高的草丛上闪耀着露珠的光芒。快到养蜂场的时候，一只红色蝴蝶从他身边飞过。又一只蝴蝶跟着来了，像在追赶前面的一只——接着，又有一只。当最后一只蝴蝶飞走后，他扫视了一眼整个养蜂场，最后把目光落在了一排排蜂巢和隐藏了四块石头的草坪上（雨后的一切都是湿漉漉的、安静的）。
他继续往前，朝着农庄与天际线交接之处走去；地平线上，是他的农庄、花园和蒙露太太的小屋。白色而纯净的土壤中，岩层的变化显示了岁月的变迁，通往海滩的蜿蜒小路边峭壁林立，每一个岩层都暗示了历史的沧桑巨变，它们在漫长的时间里持续而缓慢地形成，层与层之间还夹着化石和卷曲的树根。
他开始沿着小路往下走（仿佛是双脚不停地指引着他，他拄着拐杖，在潮湿的石灰岩地面上留下一个个小坑），他听着海浪拍岸的声音，遥远的隆隆声、嘶嘶声，以及随之而来的短暂沉默，就像是人类生命尚未孕育之前，造物主最初的语言。他看到，午后的微风与海洋的波动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海滩上，几英里之外，阳光反射在海面上，波光粼粼。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海水也变得越来越耀眼，太阳似乎从海底深处升起，海浪中橘色和红色的范围也越来越大。
可一切在他看来，都是那么遥远、那么抽象、那么陌生。他越是看着大海与天空，就越能感觉到它们与人之间的距离。他想，这也许就是人类为什么总是纷争不断的原因——人类进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自我天生的本质，那种背离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副作用。想到这里，突然涌出的悲怆之情让他几乎无法承受。海浪依然卷着，悬崖依然高耸，清风依然带着咸咸的味道，暴风雨依然缓解着夏日的炎热。他继续沿着小路往下走，内心冒出一个不安分的念头：他只想成为那原始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逃离身为人的约束和人类自以为是的无谓喧嚣。这想法在他脑中根深蒂固，超越了他所重视、所相信的一切（他写下的众多作品和理论，他对无数事物的观察）。太阳西沉，天空开始摇晃；月亮占据了天空，反射着太阳的光芒，像个模糊又透明的半圆，挂在蓝黑色的苍穹之上。他飞快地想了想太阳和月亮，一个是炙热而耀眼夺目的星球，一个是严寒而毫无生命的新月，运行在各自的轨道上，却又是彼此不可或缺的。想到这里，他觉得满足了。一句话突然浮现在他脑海中，至于出处，他早已忘了：太阳无法追上月亮，夜晚也不能超越白天。最后，就像他过去走在这条小路上一而再再而三发生过的那样，黄昏降临了。
他走到小路的中点，太阳已经落到地平线上，阳光照耀着满潮池和碎石堆，与深色的阴影混在一起。他在可以俯瞰海景的长椅上坐下，把拐杖放到一旁，望着下面的海滩——然后是海洋，然后是变幻不定、无边无际的天空。几片不肯离去的乌云仍然停在远处，云层里偶尔亮起的闪光就像萤火虫一般。几只海鸥似乎在对着他鸣叫，相互绕圈飞行，灵巧地趁着轻风起飞；在它们下方，是橘黄色的海浪，模模糊糊，但又闪着光。在小路拐弯通往沙滩的地方，他注意到了几处新长出来的草丛和怒放的野蔷薇，但它们就像是被从上方肥沃土地上驱逐出来的流浪者。他觉得他好像听到了自己呼吸的声音——持续不断，低沉而有节奏，和风声的呜咽有些类似——又或者，它是别的什么声音？从附近什么地方发出的声音？他想，也许是悬崖峭壁微弱的低吟，也许是无数土层岩缝的震动，也许是石头、草根和土地千百年来宣告它们超越人类而永远存续的声音；而现在，它在对他说话，就像时间在轻轻诉说。
他闭上眼睛。
他的身体放松了，全身只觉得疲惫。他坐在长椅上，告诉自己，不要动，想一想所有能持久的东西吧。野生的黄水仙和香草园，从松林间吹过的微风，在他还没有出生前，它们就已经存在了。他突然感觉脖子上有刺痛感，胡须上仿佛也有。他将一只手慢慢地从膝盖上抬起。巨大的蓟草弯曲着往上爬。紫色的醉鱼草盛开着鲜花。今天下的雨湿润了他的土地。明天又会下雨吧？大雨后的土地更加芬芳。茂密的杜鹃和月桂在草丛中微微摆动。这是什么？他的手也开始发麻，刺痛感从脖子蔓延到拳头。他的呼吸变得急促，但眼睛还是睁开的。就在那儿，在他张开的手指上，它像一只没头的苍蝇般正在乱窜，原来是一只孤独的工蜂。它的花粉篮是满的；它远离蜂巢，独自来寻找食物。真是了不起的小生命，他一边想，一边看着它在手心起舞。然后，他摆摆手，把它送入了空中。它迅速地、毫不费力地飞入了这变幻不定、自相矛盾的世界，让他嫉妒不已。
尾声
即便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当我再次提起笔，写下有关凯勒太太短暂人生的最后篇章时，心情还是无比沉重。现在我能够确定，我是在以一种不连贯且完全不可靠的方式，试图记录我和这个女人之间少之又少的关系。从第一眼看到她的照片，直到那天下午最终有机会得以一睹她的风采，我一直希望整个故事能在物理和植物协会的公园结束，可以绝口不用再提后来发生的事。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却在我心中留下了奇怪的空白，在经过了四十五年漫长的时间后，那空白仍然无法完全抹去或被其他东西取代。
在这样漆黑的深夜里，我被自己的欲望驱使，想要挥笔尽可能将一切记下，除非我迅速退化的记忆力又违背了我的意愿，将她抛诸一旁。这种情况总有一天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我想我别无选择，只能尽量将所发生的细节呈现出来。我记得，在她离开物理和植物协会公园之后的那个星期五，《标准晚报》的早版中，有一个简短的公告，从它刊登的位置来看，报社显然觉得它并不是什么大事。它的内容是这样的：
今天下午，在圣潘克拉斯车站附近的铁轨上，发生了一桩不幸的意外，一名女子被火车撞至身亡。伦敦地区及西北铁路公司的火车司机伊恩·罗麦克斯说，下午两点半，他看到一个撑着阳伞的女子朝正在开动的火车走来，他十分惊讶，但实在无法在火车撞到她之前让车停下，于是他鸣笛警告，但女子仍然走在铁轨上，没有任何要躲开的意思。最终，她被火车撞倒，强大的冲击力撞碎了她的身体，她被抛到离铁轨很远的地方。随后，人们在仔细检查了这位不幸女子的随身物品后，确定她就是住在福提斯林区的安妮·凯勒。据说，她的丈夫极度悲伤，到目前为止尚未正式说明她走上铁轨的原因，但警方正在加紧调查事情的真相。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关于凯勒太太突然身亡的所有信息。虽然我已经花了大量的篇幅来阐述关于她的故事，但我还是想再提一提她去世后第二天早晨的事。那天清晨，我用颤抖的双手戴上我用来伪装的眼镜和假胡须，在从贝克街走到福提斯林区的一路上，我都努力保持着镇静。走到她家，大门缓缓为我打开，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托马斯·R。凯勒无精打采的脸以后他身后模糊的黑影。对我的到来，他显得既不惊愕，也不鼓舞，而我的伪装也没有引来他任何疑问的神情。当他平静地开口说“请进”时，我立马闻到一股强烈的赫雷斯白兰地的气味——更准确地说，是朗马克特制白兰地的气味。我想跟他说的几句话一时也说不出来了。我跟着他默默地穿过拉着窗帘的房间，经过楼梯，走进了只点着一盏台灯的书房。灯光照在两把椅子上，椅子之间是一张茶几，正放着两瓶我在他呼吸中闻到的那种烈酒。
就在这时，我无比怀念起约翰来。他可以用精心构思的细节和几近夸张的修辞，把平凡无奇的故事变成让人感兴趣的话题，这才是衡量一个作家真正才华的标准。但当我自己写自己的故事时，却没有能力写出那般华丽而精致的文字。不过，我会尽我所能，尽量生动地描述此刻我的客户的悲伤情绪。当我坐在凯勒先生身边，向他表达我最深切的同情时，他几乎什么都没有说，只是一动不动地把胡子拉碴的下巴垂在胸口，整个人仿佛陷入了昏迷的恍惚状态。他空洞呆滞的眼神盯着地板，一手抓着椅子扶手，另一手紧紧地握着白兰地酒瓶的瓶颈，但在疲惫不堪的状态下，他已经没法把瓶子举到嘴边了。
凯勒先生的举止出乎我的想象，他并没有把她的死怪罪到任何人头上，而当我说到他太太没有做错任何事时，我的言语听起来是那样空洞无力。如果她在他不允许的时候，就没有再去上玻璃琴课，如果斯格默女士真的是被误解了，如果她绝大多数时候对他都是诚实的，那又怎么样呢？但我还是透露了一些她隐瞒的事情，我说起了波特曼书店小小的花园绿洲，说起了她从书架上借走的书，说起了她一边看书一边听玻璃琴。我也说到了书店后面能让她直接走进小巷的后门。我还说到了她漫无目的的散步——沿着小路，沿着狭窄的巷子，沿着铁轨边，还有，她是怎么自己找到物理和植物协会的花园去的。尽管如此，我没有任何理由提起斯蒂芬·皮特森，也没有必要说起她曾与一个动机不纯的男人共度午后的时光。
“但我还是不明白，”他在椅子上扭动了一下，把痛苦的目光转向我，“是什么让她这样做的，福尔摩斯先生？我真的不明白。”
我也曾经反复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也没有找到简单的答案。我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腿，又盯着他充满血丝的眼睛，他的双眼似乎被我的目光锁定，又再度带着倦意看向地板。
“我没法确定，我真的说不出来。”
也许解释有很多，但我在心里反复思量，没有一个是能令人信服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未出生的孩子让她深陷无法承受的痛苦。还有一种解释是，传说中玻璃琴的魔音在某种程度上掌控了她脆弱的神经；或者，她是被不公平的生活逼疯了；又或者，是某种未知的疾病让她疯癫。我找不到其他更有可能的解释，所以，只好花费无数个钟头，将这些解释一遍遍筛选，一个个比较，但仍然没有满意的结果。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发疯是比较合理的解释。她对玻璃琴狂热无休的痴迷已经说明了她的天性中某些神经质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