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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评中，胡颂平为胡适作了如下辩护：“先生在学术上所以领导群伦者，不仅为个人在学术上之成就，而尤为知识分子精神上之象征。凡偶得有文化之争，先生不必居于两造者之一方，而实为两造所共同期待之评判者。五四时代之文化斗士，必须化为今日流亡时代之文化保姆。区区之忱。想可蒙先生谅察也。”＇44＇
胡颂平之所以摘录徐致胡的信函，除了对徐氏前后判若两人的面目在心中引起的震撼，自然也有今夕何夕，“人为何物”的感慨。
1962年1月10日，胡适病愈出院，暂住福州街疗养。老年胡适的生命已迈入衰朽之坎，即将灯熄香灭，万事皆休。
在夕阳西下、余晖残照的生命尽处，给予胡适心灵慰藉的，已不是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对其恩誉并隆的礼遇，更不是他追寻了大半辈子一直放心不下的那个“天外来客”神会和尚，而是入住台大医院期间的病友——梅贻琦。世人没有想到，两位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大学校长、教育家，在各自奔波忙碌了几十个年头，足迹踏遍千山万水，历尽九九八十一难之后，于人生的晚年，竟有这样的机缘得以在台湾孤岛的医院里相聚，并有难得的空闲抛弃一切杂务，执手言谈，话古论今，忆往事，思未来，以淡泊、宁静的心境参悟现实人生，并相互抚慰着对方心灵的悲伤与苦痛。如此人生际遇，实在是胡、梅二人预想不到的不幸之中的大幸。只是由于梅贻琦不善张扬和沉闷寡言的禀性，在时人和后世研究者眼里，梅氏于奔往“田横之岛”的路途中，离开北平出走南京再至海外，似乎比胡适当年的逃离又多了几分神秘色彩，而其中的内情和谜团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直到几十年后才逐渐浮出水面并变得清晰起来，梅氏辽阔的胸襟与恪尽职守的处世风范，也才让更多的国人仰慕追思，永怀缱绻。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注释（1）
＇1＇《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6期。
＇2＇郭沫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讲座的开幕词》，转引李权兴《胡适与唐山》，载“学说连线”网站2008年11月5日）。
＇3＇载《光明日报》1955年1月6日。
＇4＇《胡适之先生的几封信》，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1976年5月。
＇5＇自20世纪80年代始，学术界开始反思批胡运动并重新评价胡适对中国文化与学术的贡献，如当年批胡的干将蔡尚思说：“解放后批胡适，三年多出了200多篇批判文章，好像北京加各地出了20多本书。有的连他对白话文的贡献也否定。我也写了一篇，顾颉刚也写了一篇，这个是事实，‘左’了。”［张德旺《胡适研究访谈录——蔡尚思谈胡适》（1982年4月12日上午于复旦大学蔡宅），载《胡适研究》，第三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
＇6＇要说沈从文所言胡适不敢搞中国文化史似符合事实，因文化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精神的或可翻一些古书旧籍加上西洋的观念来叙述一番，但物质就没有那么容易，特别远古与上古时代的物质文化，到了胡适时代非依赖地下出土物不可，而胡适对考古和古文字则是地道的外行，因而搞一部像样的文化史确是胡适很难胜任的。至于《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迟迟没有写出来，确有其事并曾遭到一些人的误解，甚至遭到胡适对立面的嘲讽。由北京大学转往南京中央大学任教的黄侃老夫子，在课堂上谈到胡氏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道：“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问其原因，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已。
尽管有这样的误解与讽刺，但成为“太监”的真正的原因，自是与胡适社会活动太多没有写作时间有关，绝非沈从文说的被冯友兰吓倒。与此相反的是，胡适压根就没把冯氏的著作放在眼里，且有恶评。1930年，冯友兰把新创作的《中国哲学史讲义》寄赠胡适请教，胡于3月20日回信说：“承你寄赠《中国哲学史讲义》一八三页，多谢多谢。连日颇忙，不及细读，稍稍翻阅，已可见你功力之勤，我看了很高兴。将来如有所见，当写出奉告，以酬远道寄赠的厚意。”（《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杜春和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很显然，这是胡适所说的面子话，他对冯的著作压根就没有看上，证据可从1950年1月5日胡适日记中找到：“前些时曾见冯友兰的AShort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中国哲学史》＇，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几年后的1955年1月24日，胡适又在日记中谈到冯友兰：“旧历乙未元旦。……写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美国历史评论》＇要我写此书英译本（byDerkBodde）＇德克·博德译＇的书评，我耽误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为此事重看冯书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故此评颇指出此书的根本弱点，即是他（冯）自己很得意的‘正统派’观点（见自序二）。‘正统派’观点是什么？他自己并未明说，但此书分两篇，上篇必须以孔子开始，力主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力主孔子‘以能继文王周公之业为职志’，‘上继往圣，下开来学’。下篇必须叫做‘经学时代’，也是此意。（但更不通！）陈寅恪（审查报告二）说的比他清楚：‘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此即所谓‘正统派’观点也。”（《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曹伯言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这个日记当是胡的内心真实写照，如果对冯著有所敬仰，想来是不会在私下作如是说的。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注释（2）
＇7＇《访问沈从文同志记录》，转引陈村《沈从文在1960年的谈话：胡适实际上很浅薄》陈村注：下文来源于《“鲁迅传”创作组访谈记录》。鲁迅传创作组整理。制作者：上海市电影局，天马电影制片厂……原书为手工刻钢板蜡纸的油印本。目录4页。正文201页。日期。原文标点极不清晰。原文错讹如“见介，冯有兰，毛文水，邦闲，回文系，全只，张竹霖，一顶桥”等亦照录。陈村……（南按：为方便读者阅读，在引用本文时已将部分错误改正，有的虽知原文有误，但鉴于这是一篇发言记录，本不置一驳，因而对像罗家伦掌燕京大学等不实之语未加改动——事实上罗氏未掌过燕大。另外，判断不准或原文不清的保留原样未动。）
＇8＇后来沈从文不承认他与张兆和的婚事曾借助于胡适的力量，针对外界传闻，沈说：“有人说我和内人结合是胡适作的媒，没这事。当时我对兆和有好感。她那时是校花，学习好，长得好，运动也特别好，跑得快、跳得高。我也没说什么，就是写信，一天一封，她不回信。有一天她找了胡适，胡适说：沈从文我了解，他是个君子，是个好人。胡适说：大学师生恋爱结合的事，在西方很平常。沈从文给你写信，是诚心实意的，他是个诚实的人，至于你接受不接受，那是你的自由，你适当时候回答就是了。所以说，胡适不是我的媒人，说他多少帮了一点也可以。”＇张德旺《胡适研究访谈录——沈从文谈胡适》（1982年4月7日下午，与陈铁健在沈宅），载《胡适研究》，第三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
＇9＇《胡适手稿》，第9集，下册，卷3，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1970年印行。由该文所说“去年（1954）”中国大陆决定展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页523）推断，此文写作时间应为1955年。
＇10＇阿忆《水木清华九十年》之八，（电视专题片解说词），凤凰卫视2001年播出。
＇11、24＇《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曹伯言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12、19＇《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曹伯言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在《大公报》发表的三文中，蔡尚思的文章通篇大话加空话，确有一点神经病人在说话演唱的味道，蔡后来称自己这篇文章确实是“左”了。顾颉刚反对胡的两点，原文如下：“一九二六年以后，我做什么，他就反对什么。例如《周易》的《系辞传》里有‘观象制器’之说，说古代各种工具的创造都是圣人们看了六十四卦象而做出来的。有如涣卦上巽下坎，巽为木，坎为水，圣人看了这卦中木在水上，就造出船来了。我认为这种唯心的观点太不对了，船当然是看了木头入水不沉而想出来的，和涣卦有什么关系。这种思想和汉朝的京房一派很相同，说不定是他们的玩意儿。胡适见了这篇文章，就写信来反对我，说观象制器是易学里的重要学说，不该推翻。我为了《老子》书里说‘绝仁弃义’明是反对儒家的提倡仁义，说‘不尚贤’明是反对墨家的弊病已经给人看破的时候。胡适看了又来反对我，维持老子为孔子师的传统说法。我本是跟着他走的，想不到结果他竟变成反对我。固然我所说的未必对，可是他自身却‘宁可信而过，不可疑而过’了，这一个根本态度的转变真使我伸出了舌头缩不进去。钱玄同先生曾在一九三六年对我说：‘真想不到，适之的思想会如此的退步！’”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注释（3）
沈尹默批胡文章的标题是“胡适这个人”。开头说：“胡适这个人，我在北京大学和他共事一二年后，就把他的性格看得很明白了。他是个两面人：一方面自高自大，唯我独尊；一方面却很能够低声下气，趋炎附势的。所以我从头起就没有像社会上一般人士那样的重视他。”接下来，沈氏列举胡氏为人的卑劣之处：“胡适到北大时，正是北大大事改革的时期，首先成立了教授评议会，继之便组织教务处，教务长一职，蔡先生本来属意于胡适，但那时理科有很多教授很不赞成，有人扬言：万一胡适当选，我要闹一闹。我听见了，就向蔡先生商量，我说：他年青，学校方面应该爱护他，让他能够专心一志去好好地研究学问，事务上的琐屑工作，可以暂且不要去烦劳他才好。蔡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见，结果马寅初当选了教务长。但胡适因此对于我大不快意，他向我说：尹默！我向来对于举办任何事情都是欢喜做第一任的主持人，这次不让我当第一任北大教务长，我是很不高兴的。……一言以蔽之，他是个头等喜欢出风头的人物。所以他到了北京，被研究系一勾引，便鬼混到一起去了，什么学问也好，政治也好，在他都不过是借来作为出风头的工具而已。刚才听到颉刚说他的考证方法是从胡博士那里得来的，起初胡博士对颉刚疑古精神还嫌不够，但后来又反对他的疑古作品，他弄得莫名其妙。其实这种心理是很容易了解的，胡适的专长，被人一学会，他就不足为奇了，便要打击别人一下，才能显出他别具神通，还是一种出风头的技能。再就这一点深入研究一下，这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客们的伎俩，完全一样。……还可以说一两件发笑的事，如果不是我亲自看见听见的，绝不会相信。一件是陈仲恕对我讲的，他说他震于胡适大名，有一次胡博士在北大大礼堂公开讲演，他也去听讲，听了好一阵，觉得有点耳熟，仔细想一下，记得是在颜习斋书里看见过，回去一查，果然不差，后来知道胡博士过于忙碌，讲演期到了，讲稿还没有准备好，就到琉璃厂书店去顺便买了一本颜习斋的著作，在洋车上，翻了一翻，便把这一场公开讲演对付过去了。另外一件，是我因事到他家里去，他那时同张慰慈住在一起，他们书房里有一张在的少有的书桌，桌子中间，一本一本的翻开来覆着的书堆得像一座小坟山一样，乍一看不免使我有点惊讶，慢慢地想了一想，才明白了，这是胡博士著书的成绩，他实在没有时间细细读书，只好临时翻检，用剪报的方法去采取他所要的材料。我所以常说胡博士是翻书著书。”正是这诸多颇为“神奇”的例证，才激怒了胡适并谓沈“是一个小人”和“下流的扯谎”。
就沈尹默本人的性格以及在北大的为人为学看，令人诟病的地方亦是多多。1922年胡适从丁文江、秦景阳等人口中了解到的北大十年史，几乎就是一部沈尹默弄权史，连胡适本人也不免为其利用，此案例在胡适的日记中有明确记载，沈、马等人引进旁系，“往往有利用（如吴虞）或借重（如王国维）之心”。（《胡适的日记》第392∽393页，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查看这些日记，或许能从另一个侧面透视两派争斗的一些真相。
＇13＇1980年之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开始发生大的变化，海峡两岸开始来往，罗尔纲从台湾友人中知道胡适曾于1958年底出版《师门五年记》的事。当时的感慨如何，不得而知，只知他又开始提笔追忆当年跟随胡适生活、治学的“辱教”之事。1995年，北京三联书店将罗尔纲新写的追忆文章与原书合并，以《师门五年记·胡适琐忆》为名结集出版。其后，罗尔纲继续写胡适琐忆，惜书稿未能完成，于1997年5月25日去世。1998年，三联书店将罗氏未完稿加以收集整理，出版了《师门五年记·胡适琐忆》（增补本）。在这个版本中，罗尔纲增补了这样一篇文章，标题是《1961年何勇仁说他读了我攻击胡适的〈坦白状〉》，文章说：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注释（4）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1961年8月16日夜谱记胡适给何勇仁信事说：夜里，有给何勇仁的信。
义夫先生：
上月廿三日蒙先生远来看我，得畅谈半个上午，至今感谢。
那天因是星期日，有不速之客来打忧，想能得先生的谅解。
那天我们谈及贵县姓罗的学生，大概就是罗尔纲。先生读了他的《坦白状》，想必也是这样猜想吧？
《胡适思想批判》第二辑，请先生便中饬人送到台北和平东路一段一一五号“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师大对面），至感。
我大概月底出国二十天，不及面辞了。敬祝
先生安好。
弟胡适敬上五十·八·十六夜
尔纲按：我于1961年并没有写什么《坦白状》来批判胡适。我们以前知道当胡适于1961年11月心脏病复发入医院，围剿立刻起来了，一直到1962年2月24日逝世时还没有停止。现在读了这封信，知道当1961年就已经有人假造我写的什么《坦白状》来气胡适哩！
岳南按：罗尔纲直到去世，在他所写的“琐记”文章中，没有一篇提到《两个人生》，更没有提及他写此文的心理反应，只是以自嘲的方式把胡思杜拎出来作为批胡样板为自己解脱。
而在如上这篇短文中，更是替自己撇清，其意似是故意给世人制造一种错觉：罗尔纲未曾讲过批胡的话，也未写过批胡文章，一切都是别有用心的人为气胡适而捏造的。但事实是，罗氏的批胡文章白纸黑字已成为抹不掉的历史的一分子，胡适向何勇仁提到“《胡适思想批判》第二辑，请先生便中饬人送到台北和平东路一段一一五号‘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这个“第二辑”就包括罗尔纲的雄文《两个人生》，此点，想来罗尔纲是知道的。令人费解的是，罗氏直到去世也未写过一篇为此感到羞愧和歉意的文章，确实令活着的人如作者发出一种白云苍狗，“人为何物”的感慨。
＇14＇《欧阳哲生讲胡适》，第19页，欧阳哲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15＇《胡适口述自传》，胡适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16＇鲁迅《华盖集·导师》，载《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17＇《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18＇曹聚仁在50年代曾数次以记者的公开身份回大陆，并写了一系列文章。1957年，曹在《谈右派》一文中说：“记者离开北京那天，反右派运动正在开头，一位朋友以沉重口吻问我：‘你看，将来的演变，该是怎样？’我说我也说不出来。”又说：“记者忽然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话来：他觉得一般知识分子虽说经过了社会革命的大关，但意识形态上还是和新的社会生活不相融洽，所谓‘过不惯’。依孔夫子的说法，即是‘或勉强而行之’；他们在下意识中，依然恋恋于旧社会的生活。这一回，毛主席的演讲，就像经过了心理家使用了催眠术，把他们下意识中的境界显露出来了。凡是下意识中对于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不相融洽，过不惯的，那就是右派的灵魂。我们自己反省一下，在下意识中，还潜伏着一种不安的情绪吗？或者，记者不妨再补充说几句：过去八年中，经过了若干回大运动，许多民主人士，都是保护着过关的，这回却要自己来过关了。”（载《北行小语——一个新闻记者眼中的新中国》，曹聚仁著，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以下引文同。）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注释（5）
1958年2月13日，曹聚仁在北京写了一篇叫做《右派分子的终局》的文章，内称：“记者昨天（十二日）下午到了北京，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知道右派分子的终局。人代会罢免了右派分子几位巨头，如罗隆基、章伯钧、章乃器、黄绍雄这些人的部长职位，该是最大的新闻，也是一般读者所关心的大事。但他们这些人的究竟如何呢？记者先前曾再三报道政府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置，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非常温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当国务会议罢免他们的前夕，周总理曾邀请罗、章、章三氏谈话，把政府将罢免他们职位的决定告诉他们，他们同意这样的决定。不过他们三人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章伯钧完全服从政府的判处，罗隆基服了一半，章乃器依然不承认他是反党、反政府、反人民的。”又说：“上月底毛主席召集最高国务会议，先后两次，乃集思广益之意。第一次，毛氏发言达二小时之久，邀请费孝通氏参加。席上，毛氏宣称将召集右派分子会议（可能有一千人与会）。一方面，对右派分子表示感谢，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