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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吴宓自编年谱》，吴宓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27＇《王静安先生年谱》赵万里编载《国学论丛》第1卷第3号（1928年4月）。
王国维受清华之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便是生活所迫与溥仪“小朝廷”的喧嚣混乱。据顾颉刚回忆，最早推荐王国维至清华是他向胡适提出的。顾在《我是怎样编的》一文中说：王国维“以南书房行走的名义教溥仪读中国古书。溥仪出宫，这个差使当然消失；同时，他又早辞去了北大研究所导师的职务，两只饭碗都砸破，生计当然无法维持。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便于这年（1924）十二月初写信给胡适，请他去请清华大学校长曹某，延聘王国维到国学研究院任教。胡适跟这个校长都是留学生，王国维又有实在本领，当然一说便成。”
从胡适保存的资料看，顾说不妄，有书信为证。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信中说：“静安先生清宫殿俸既停，研究所薪亦欠，余月入五十元，何以度日。曾与幼渔先生谈及，他说北大功课静安先生不会担任，惟有俟北京书局成立时，以友谊请其主持编辑事务。然北京书局不知何日能成立，即使成立而资本有限，亦不能供给较多之薪水。我意，清华学校既要组织大学国文系，而又托先生主持此事，未知可将静安先生介绍进去否？他如能去，则国文系已有中坚，可以办得出精采。想先生亦以为然也。清宫事件，报纸评论对于先生都好作（多）尖酸刻薄之言，足见不成气候的人多。”《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手稿本，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
由此看出，顾信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甚至酝酿前，说是他首先向胡推荐王国维入清华并不为过，而从胡与曹云祥书信来往可知，胡正式荐王任教国学院都在此信之后。但从整个过程看，荐王之头功，还属于胡，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王国维死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有“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迁幽居”的诗句。按陈的弟子蒋天枢解释：陈诗中的前一句，来自《昌黎集》嘲鲁连子诗，诗云：“鲁连细而黠，有似黄鹞子。田巴兀老苍，怜汝矜爪觜”。胡适乃安徽绩溪人，盖胡怜王氏之身世处境，荐入清华也。（《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编）
另，当时住在天津张园的溥仪，身边一帮旧臣随从仍阴魂不散，相互倾轧，斗法争宠。与王国维亦师亦友的罗振玉在角逐中渐渐败下阵来，不再受宠。而郑孝胥等一帮孤臣孽子借此得势，开始在“皇上”身边出谋划策，发号施令，整个张园“小朝廷”充满了无休止的争论、表演、欺骗与榨取，在这种污浊的环境之下，已被折腾得晕头转向的逊帝溥仪，整日沉浸在一连串的热闹、烦躁、激动、梦想、失望、希望、滑稽之中不能自拔。耳闻目染这种环境和人事，王国维大为苦恼，于是较痛快地答应了清华之聘。此事在王氏给友人蒋汝藻的信中可见得分明：“数月以来，忧惶忙迫，殆无可语。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南按：指溥仪）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然困穷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慢，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耳！”蒋汝藻回复曰：“顷知已毅然决定，为之颔首不置。从此脱离鬼域，重入清平，为天地间多留几篇有用文字，即吾人应尽之义务。”（《王国维全集？书信集》，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或许，王国维这一无奈中的选择，不只对他自己是个解脱，对中国文化而言亦算是一个大幸运吧。
＇28＇《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载《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29＇《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30＇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贰陆》云：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
＇31＇《胡适的日记》，第3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32＇孙敦恒《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载《吴宓纪念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33＇转引《主角与配角》，傅国涌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
＇34＇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载《梁实秋散文》，第一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出版。
＇35、36＇《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孙敦恒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37＇《梁任公先生演讲词》，载《清华周刊》，第20期，1914年11月10日。
＇38＇章太炎（1869—1936年），名炳麟，字枚叔。据云因倾慕明末清初顾炎武之行事、志向，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国学造诣极高，以能文善论著称于士林，被时人誉为最著名的国学家与金石家。此人对时势政治亦特别感兴趣，堪称革命家，为当时文坛政界备受瞩目的名士。其受业弟子多一时俊杰，如著名的钱玄同、黄侃、沈兼士、胡以鲁、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朱希祖、许寿裳、沈尹默、马裕藻、吴承仕、黄子通、刘文典等。由于弟子之多之出众，章氏大有天下儒林盟主之势，更受社会各界所重。当年袁世凯称帝，惧其凭借在学界身份和地位，以言论惑众煽乱，遂禁章于京师龙泉寺，欲杀之。内史监阮斗瞻慕章之才华，不忍，欲救之。乃谓袁皇帝曰：“武曌读骆宾王之檄布，犹许为人才，燕王受方孝孺之口诛，尚欲其不死。章之文章学术不可多得，无罪而戮之，公之智岂下于燕王、武曌乎？”袁动容，乃止。（陈赣一《新语林》，卷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南按：方孝孺终被燕王朱棣所杀。）
侥幸捡得一命的章氏仍性情不改，继续从事他的学术与政治主张，只是后来思想和学术眼光越来越僵化死板，尤其在对待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问题上，更是顽固不化，终被时代所淘汰，后来他的弟子也造起反来。据董作宾云：章太炎是那些不相信甲骨文并抨击对其进行任何研究的学者之一。他认为，“龟甲刻文不见于经史”；而龟甲乃“速朽之物”，不能长久，焉能埋于地下三千多年不腐烂；“龟甲文易作伪”，是最不可信的。他还说罗振玉“非贞信之人”，那末他流传的甲骨文也不可信。（董作宾《甲骨学五十年》，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年出版）同时，李济也说道：“本世纪（20世纪）头二十五年里，甲骨文在收藏家心目中之所以重要，主要因为这些骨片上发现的契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它们受到宗教式的尊敬，一些中国的古文字学家把它们视为中国古代最神圣的文字。但也并不是没有不同的看法的。这一时期的经学名家、古典音韵学大师、革命家并为孙逸仙博士的朋友的章炳麟，就认定甲骨文是以罗振玉为首的一群江湖骗子伪造的假古董。”（李济《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的重要性》载《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关于章氏弟子造反事，李济举例说：有一件逸事有趣地记述了关于章太炎对待这些古代遗物，即殷代甲骨文的内心感受：‘在章太炎作生日那天，他的弟子黄（侃）季刚送了一份礼物，是用红纸包扎着的长方形东西，看去像一盒子点心。过后章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部罗振玉写的四卷本《殷墟书契前编》。……’逸事的结尾仅提到，他弟子的这份礼物没被掷掉，被放置在自己的床头枕边。很显然他真的读了这些被他认为应判罪的假文字。”但据李济说，“章的看法，在安阳科学发掘证实这些新发现的甲骨卜辞存在后，仍未改变。”（《安阳》，李济著）
＇39＇关于陈寅恪放洋十数载未得学位而独得学问事，学界坊间多有赞赏者，但岂不知正是没有博士这顶帽子，才让好友吴宓“费尽力气”。可以想象，陈氏倘有一顶博士帽戴在头上，清华聘请事应该更加顺利，至少无需举荐者多费口舌，赵元任、李济都是极好的例子。据云，陈氏应清华之聘，除了吴宓竭力相荐外，还得到了王国维与梁启超的赞许与鼎力相助。
王国维与梁启超皆陈家旧识，王国维与陈寅恪均受过晚清大学者沈曾植（1850……1922）的指导与影响。沈是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郎中、江西广信、南昌知府、总理衙门章京、安徽提学使，署布政使。光绪二十一年，与康有为等开强学会于京师，主张维新。曾受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主讲两湖书院。清亡后为遗老，寓居上海。学识渊博，早年通汉宋儒学、文字音韵，中年治刑律，治辽金元史、西北南洋地理，并研究佛学。又究心经世之学，提倡学习西欧。余事为诗，郑孝胥、陈衍推他为“同光体之魁杰”，诗篇有《病僧行》等。工书法，由帖入碑，结体险峻，用笔生辣，生拙高古，奇趣横生。著有《蒙古源流笺证》、《元秘史笺注》等几十种。1915年，王国维经罗振玉引识沈曾植，后二人情谊甚笃。沈为寅恪父执，与陈三立酬唱密契，作诗吟赋，共为“同光体”诗派领袖。寅恪作为晚辈亦对沈抱极大崇敬，向其求教问难。陈寅恪后来从事梵文、西北史地、蒙古史研究，与沈之影响颇有关系。通过沈氏这一中介，王国维与陈家相识相交并成好友。陈寅恪游学巴黎得识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即得王国维作书引介（伯希和氏曾把敦煌藏经洞的经卷运出国外，引起了中国人的愤怒。但作为汉学家，曾在傅斯年的帮助下，于1935年到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现场等地作过考察）。
梁启超不仅是陈家旧识，且与寅恪祖父宝箴、父亲三立、长兄衡恪祖孙三代交谊笃厚。据《民国人物碑传集？陈三立传略》（吴宗慈，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年出版）载：陈三立（1853——1937），字伯严，因中年于金陵筑散原精舍，故以“散原”为号。清光绪八年乡试中举，光绪十二年进士及第，在京师以主事分吏部行走。此时朝廷部吏弄权，成积重之势，吏部尤甚。而父亲宝箴颇有政声，名扬海内，三立遂决定辞官随从父亲，亲侍左右，并藉与当世贤士大夫交游，讲文论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宝箴诏授巡抚湖南，一切新政，裒然并举，“一时贤哲如朱昌琳、黄遵宪、张祖同、杨锐、刘光弟辈，或试以事，或荐之于朝。又延谭嗣同、熊希龄、梁启超等，创立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之属，风气所激厉，有志意者，莫不慨慷奋发，迭起相应和。于是湖南士习为之丕变，当时谈新政者，辄以湘为首倡，治称天下最。凡此为政求贤，皆先生所赞识别勷而罗致之者也。”
1897年，也就是戊戌变法（1898年）的前一年，已有才名的梁启超受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与其助手陈三立之聘，出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从此，梁氏与陈家结交，有机会对祖籍义宁的陈氏家学有所了解，并极为崇敬。据云，1924年，梁启超夫人李蕙仙去世，葬于北京香山卧佛寺东面小山，梁启超曾想让陈三立为之书写墓碑文，后因故作罢。
正因为陈寅恪与王、梁二人有如此渊源和交情，后者为其进清华园助力当是合乎常情与人情的。据清华研究院第三届学生蓝文徵回忆，当年梁启超曾亲自向校长曹云祥面荐过陈寅恪，当时的情形是，“曹说：‘他是那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载台湾《传记文学》1970年16卷3期）陈哲三是蓝文徵的再传弟子，关于梁曹对的故事，是陈从蓝处得来的，因而有人谓“颇具小说家之描述”，只能“为一种传闻”，不能全部置信。其理由是到了陈哲三氏这里，与梁曹已隔三代，时间久远，难免有以讹传讹之嫌，即使真有此事，也多有演义，致使后人难辨真伪了。如同顾颉刚氏搞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一样，年代越往后，编造的成分越大，色彩越浓”，当年清华园中的梁曹对亦当如此吧。
＇40＇《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另据吴宓晚年《自编年谱》云：吴于1918年秋到哈佛大学后，与初到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俞大维相识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后又与进入哈佛就读的陈寅恪相识。俞与陈是姑表兄弟，此前“俞大维君又多称道其姑表兄义宁陈寅恪君之博学与通识，并述其经历。诗人陈伯严先生（名三立），前夫人罗氏，生长子衡恪（字师曾），诗人，画家。继配夫人俞明诗（俞大维之姑母，能诗）。生（二、三、四，虚，无）五子隆恪、六子寅恪、七子方恪（字彦通，能诗，而狂放佻达），八子登恪，留学法国，撰有《留西外史》小说。（宓按，陈寅恪君一八九○年庚辰年生。年十一（吴学昭按，此处疑为年十五之误。南按，应为年十三。）留学日本。两度游学欧洲，先居巴黎，后再赴欧洲，今始到美国。一九二五年，由宓荐，清华聘为国学研究院教授，月薪四百圆，乃回国。计其在外国留学之时期凡十八年，与玄奘同。）宓深为佩仰。”（转引《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当吴宓向曹云祥举荐陈寅恪时，陈仍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和佛经。1925年2月16日，吴以曹云祥校长的名义致电柏林，陈有过迟疑，后决定就聘，但言不能即刻到校。据吴宓日记4月27日载：“陈寅恪复信来。（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为此，吴宓感慨道：“介绍陈来，费尽力气，而犹迟疑，难哉。”于是，吴再致电陈寅恪劝说。此后，吴、陈之间电报频传，往返协商。6月25日，吴在他的日记中又出现了“晨接陈寅恪函，就本校之聘，但明春到校”之语。同年8月14日，吴宓再记道：“陈寅恪有函来，购书殊多且难。”面对陈的困难，吴宓几次面谒校长曹云祥，请求予以设法资助，最后曹校长同意先预支薪金数千元，兑成美金汇至柏林，陈寅恪得款并料理一切事务后，于同年12月18日由马赛起程回国，直到次年7月7日方到京。
据云，除陈寅恪外，吴宓还向曹云祥荐介了柳诒徵、张尔田两位前辈和汤用彤、楼光来几位哈佛同学，皆学界一时之名流，不过作为研究院主任的吴宓，并无人事决定权。陈寅恪之来校，都令吴感“费尽气力”与“难哉！”而介荐的另外几人就更难上加难了，其结果是皆成梦中之花。当陈寅恪到校时，吴已辞去研究院主任职，改任新制大学部外文系教授。
＇41＇赵杨步伟《四年的清华园》，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卷第4期，1965年10月。
赵元任（1892—1982），字宣重，江苏常州人。清著名学者赵翼（号瓯北，有《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等著作）是其六世祖。宣统二年（1910年）十八岁时考中游美学务处第二批庚子赔款留学生，该批留学生在全国400多名投考者中录取70名。从当年金榜题名、后来成为著名气象科学家竺可桢保留的一份原始发榜名单看，江苏震泽县的杨锡仁排名第一，赵元任名列第二。全体留学生中，后来在社会上名气较大的有：张彭春，排名第十；沈祖伟，第十三；竺可桢，第二十八；胡宪生，第四十三；胡适，第五十五；胡达，第五十七；周仁，第六十七。处于古代科举考生“孙山”地位的最末一名是浙江平湖的张宝华。至于谁是“名落孙山”者，已不可考。
又，杨步伟文中所说的张彭春（字仲述），乃著名的南开大学校长、教育家张伯苓之弟。1910年，张彭春与赵元任同期以第十名的成绩考取庚款二期生放洋留美，在克拉克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研究文学、欧美现代戏剧。191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及教育学硕士学位，为杜威的得意门生，此后在美国任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指导。1916年归国，任南开中学部主任，并兼南开新剧团副团长，开始了他在天津的话剧创作活动。周恩来、万家宝（曹禺）等均为南开新剧团张彭春的学生。同年10月，南开新剧团公演了张彭春在美国创作的《醒》。1919年张彭春再度赴美国攻读哲学，192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离美，赴英、法、德、丹麦等国考察。1923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兼教务长。1926年因与校长曹云祥、吴宓等派系矛盾致发展到相互倾轧，你死我活之不能容忍地步，被迫辞职回天津任南开中学和南开女中代理校长，兼南开大学教授，协助其兄发展南开教育事业，抗战爆发后从事外交活动。
＇42＇载：李济《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载台北《传纪文学》1962年，第1卷第5、6期。
＇43、44＇《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45＇李济《我与中国考古工作》，台北《新时代》，创刊号，1961年。
＇46＇《王国维遗书》（5），载《静安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出版。
＇47＇关于李济没有成为“五大”的原因，据1926年考入清华研究院的第二届研究生戴家祥说，李济当时正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组织考古发掘事宜，在时间分配上，考古发掘占相当比重，因而大部分薪水由美方拨发，每月300元，清华每月发100元，二者合在一起，正好和梁、王、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