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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凋天龙游记-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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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校骋彩侵饕谌荨L瞥闹醒牍傺в泄蛹嗔斓枷碌墓友А⑻А⑺拿叛А⒙裳А⑹檠А⑺阊Ш凸阄墓莸取傲б还荨薄4送猓褂辛ナ粲诿畔率〉暮胛墓莺土ナ粲谏惺槭〉某缧АF渲校友А⑻А⑺拿叛Х直鹈嫦蛉贰⑽迤贰⑵咂芬陨瞎倭抛拥埽饕叭寮揖洹9友в猩比偃耍в形灏偃耍拿叛в幸磺偃耍胙炅湮乃曛潦潘辍8咦诹范辏�662),又在东都洛阳设立了一个国子监,与长安国子监合称“两监”。国子监长官为国子祭酒,下设司业为副,及丞、主簿、录事。诸学有博士、助教、典学、直讲等学官,掌教学。唐代前期,进士及第者大多由两监生徒出身,主考官在取舍中也有意偏重生徒,当时进士如不由两监出身则深以为耻。安史之乱后,由于政治混乱及财政困难,学校教育由盛入衰,生员不及旧时三分之一,太学、四门学的入学资格只好降低,生徒在应科举者中的比例亦大为减少。

    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都是完善科举制度的关键人物。唐太宗进一步扩大科举考试范围,常设考试科目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等十多种,考试的体制更加健全。贞观年间,每年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举子达上千人,录取很严,录取率仅百分之一二,进士的第一名称为状元。唐太宗曾自豪地说:“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有人写诗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武则天也大力提倡科举,曾将应试举子集中在洛阳宫殿里亲自出题,主持面试,开创了殿试之先河;她还设立了武举科目。在武则天当政时期,科举应试者多达上万人。唐玄宗时,将诗赋定为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他曾经在长安和洛阳八次亲自主持科举面试。开元年间,科举出身的宰相占到三分之二。《唐摭言》中说:“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进士及第享有很高的荣誉,时称“登龙门”。新科进士不仅要在长安的曲江参加国宴,还要在大雁塔下题名留念。周匡物的《及第谣》就反映了当时的盛况:“水国寒消春日长,燕莺催促花枝忙。风吹金榜落凡世,三十三人名字香。”而孟郊的《登科后》则写尽了举子一朝及第后的喜悦心情:“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学而优则仕”得以真正实现,激发了士人读书的积极性,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尤其是进士科重视诗赋考试,极大地促进了诗歌的繁荣。

    诗歌创作的高度繁荣使唐代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唐代诗歌的作者群非常广泛,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都热情地从事诗歌创作,这是过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现象。唐人上自帝王后妃、王子公主、文臣武将、举子秀才,下至士卒小吏、渔人樵夫、村妇小儿、僧道乞丐、宫女娼妓,大多会诗能吟。孟郊《教坊歌儿》写道:“十岁小小儿,能歌得朝天。六十孤老人,能诗独临川。”中国真正成为“诗的国度”。初唐以后,宫廷文学就逐渐失去了在诗坛上的主导地位,真正有突出成就、对诗歌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其家庭出身大多并不显赫,政治地位也并不高。有的著名诗人如白居易晚年仕宦显达,但他在诗歌领域的地位与其政治地位没有直接关系。总体上看,诗歌创作在唐代社会中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诗人数以千计,作品数以万计,形成群星璀璨的盛大局面。由于唐代诗人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许多诗人来自社会中下层,他们对社会各方面情况有更深刻的了解和体验,自身的经历也往往更为曲折丰富,因而,唐诗广泛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诗歌的题材与内容来说,咏史怀古、饮酒赋诗、壮丽河山、农家田园、边塞战争、塞外风光、友谊爱情、琴棋书画、音乐舞蹈、参禅礼佛等,都在唐诗中得到具体而生动的反映。唐诗中各种传统诗体兼备,无论古体诗,还是近体诗,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格律诗——五律、七律、五绝、七绝、排律进一步成熟并定型,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

    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诗歌教育的黄金时期,诗歌的广泛普及正是诗歌教育兴盛的结果。唐高宗以后,进士科考试逐渐偏重于以诗赋取士;唐玄宗将诗赋定为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促进了唐诗的进一步繁荣,也促进了唐代诗歌教育的普及。唐代文学百花齐放,诗歌成就最为显著,名家辈出,流派峰起,作品繁多,异彩纷呈,百花争妍,万紫千红,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成为中国诗歌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词是产生于唐代的又一种新的诗歌形式,但它和传统的诗歌有显著区别。词最初孕育于唐代繁华城市中的歌楼妓馆,是歌妓们按照新兴的燕乐演唱的小曲,为了适应乐曲的需要,渐渐形成句子长短不齐而有定制的文学形式。由于当时词是酒宴上的歌曲,以抒情委婉细致见长,而很少表现严肃重大的社会内容。晚唐出现了温庭筠、韦庄这样大量作词的文人。唐代的诗歌教育就植根于这一时期灿烂的诗歌文化之中。

    “初唐四杰”卢照邻、骆宾王、王勃、杨炯都是英姿逸发的少年天才,文学史习惯称之为“王杨卢骆”。骆宾王生年七岁即能诗,被称为神童。杨炯年十岁即应童子举,翌年待制弘文馆。王勃十六岁时,被称为神童而荐于朝廷,拜为朝散郎。四杰以诗文兼长齐名海内,冲破了唐初宫廷诗风的束缚,揭开了唐诗变革的序幕。四杰中成就最高的是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他的名篇,其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唐诗中数一数二的名句。杨炯的名作《从军行》以“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表达了投笔从戎的豪情。卢照邻以《长安古意》著称,“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是流传至今的名句。骆宾王以《讨武氏檄》名闻天下,《帝京篇》和《在狱咏蝉》是他的名作。

    陈子昂(659—700)字伯玉,射洪(今属四川)人,家世豪富,性情豪迈,二十四岁举进士。他顺应时代需要,高唱汉魏风骨,清晰透辟地提出了文学革新的主张。他的代表作《感遇》三十八首或讽刺现实、感慨时事,或感慨身世、抒发理想,都表露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充满着积极进取精神。《登幽州台歌》以无限的时空为背景,树立了一个孤傲的自我。陈子昂从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为唐诗注入蓬勃的生命力,开启了盛唐诗人,赢得千秋万代的仰慕。

    孟浩然(689—740),襄阳(今属湖北)人。在盛唐诗人中,孟浩然是年辈较早的一个,其人品和诗风深得时人的赞赏和倾慕,如李白有《赠孟浩然》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倾大力写作山水田园诗的诗人。他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宿建德江》、《过故人庄》和五绝《春晓》等,都是流传后世的著名诗篇。

    王维(700—761)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省祁县)人,是盛唐文化全面高涨时期的一个多才多艺的诗人。他精通音乐,书法上擅长草、隶各体,绘画才能尤为特出。他曾自负地说:“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偶然作》其六),而后人甚至推许他为南宗画派之祖。他的文学创作就建立在这样全面的艺术修养之上,因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王维九岁就能写诗。十七岁时写出名篇《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王维于各种诗体无所不长,堪称全才。他的五律如《山居秋暝》、《观猎》、《使至塞上》,五绝如《辋川集》二十首、《鸟鸣涧》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七绝《送元二使安西》为当时的梨园乐工广为传唱,名曲《阳关三叠》的歌词就是这首诗。王维写相思别情的小诗如《相思》(红豆生南国)、《杂诗》其二(君自故乡来)传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情思,千百年来传诵不绝。王维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山水田园诗。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的创作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艺术,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之涣(688—742)字季淩,绛州(今山西新绛)人。今存诗仅六首,均是绝句精品,如《登鹳雀楼》、《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是千古不朽的名篇。

    王昌龄(690?—756?)字少伯,京兆万年(今属西安市)人。他家境贫寒,开元十五年进士及第。他是盛唐时享有盛誉的一位诗人,和当时著名诗人几乎都有交游,孟浩然、李白、岑参、常建等都存有赠他的诗篇。他的诗以边塞、闺情宫怨和送别三类题材为主,如《出塞》,《从军行七首》其一、其四、其五,《长信秋词》、《闺怨》、《芙蓉楼送辛渐》等均是流芳千古的名篇。王昌龄最擅长七绝,与李白同为七绝成就最高的诗人,他名气很大,有“诗家天子王江宁”的美誉。如《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这首诗被明代诗人王世贞誉为唐人绝句压卷之作(王世贞《艺苑卮言》)。明人胡应麟《诗薮》云:“七言绝,如太白、龙标,皆千秋绝技。”王昌龄的七绝不仅在唐诗发展中有重要地位,而且成为后人的范本。

    高适(704—765)字达夫,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整个唐代,大诗人中政治才干最出色、官职也做得最大的就数高适。《旧唐书》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他的诗以古体见长,尤以七古为胜。他的七言歌行气势浑雄,意象鲜明,淋漓酣畅,一泻千里,《燕歌行》是其名作。《别董大二首》其二(千里黄云白日曛)也是历代传诵的名篇。

    岑参(715—769)是江陵(今属湖北)人,三十岁应举及第,曾两度出塞。他以写边塞诗著称,是盛唐边塞诗的殿军。《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是他的名篇。他的诗歌想象力丰富,善于以绮丽豪放的笔调描写异域奇特风光,洋溢着积极乐观的精神,在盛唐边塞诗中独具一格。

    李白(701—762)字太白,年轻时仗剑任侠,曾遍游大江南北,北登泰山,南至杭州等地,与诸多名人相交,诗名远播,震动朝野。天宝元年秋,唐玄宗下诏征李白入京,以隆重的礼遇,命李白供奉翰林。因遭宫廷权贵忌恨谗毁,天宝三载春,李白被放还乡。他离开长安后,结识杜甫、高适等诗人,四处浪游,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入永王李璘幕府,因受李璘牵连被流放夜郎,不久就遇赦放还。762年,李白病死于当涂。李白的诗歌题材丰富,各体兼备,尤工七绝和七言歌行,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他追求自由,追求理想,一生不以功名显,却以布衣之身而藐视权贵,肆无忌惮地嘲笑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批判腐败的政治现象,以大胆反抗的姿态,发展了盛唐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他是唐代写乐府诗最多的诗人,偏爱七言歌行,如《将进酒》、《行路难》、《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等都是他的名篇。他的《静夜思》大概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流传最广的一首游子思乡诗。他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早发白帝城》、《望庐山瀑布》、《赠汪伦》、《登金陵凤凰台》等都是流芳万代的诗篇。李白的诗歌出色地完成了初唐以来诗歌革新的历史使命,以飘逸豪放的风格、蓬勃浪漫的气质成为盛唐气象的杰出代表。作为唐诗的高峰之一,他的诗歌成为后人学习的崇高榜样。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出生于河南巩县。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官僚世家中,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他7岁即开始学诗,15岁时就因诗文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家庭给予了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修养,追求仕途是他的人生轨道。他年轻时曾漫游吴越、齐赵等地,二十四岁时赴洛阳考试未及第。三十三岁时与李白相识。三十五岁后,为了做官奔走于权贵门下。安史之乱爆发后,入蜀避乱谋食,被严武表荐任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称“杜工部”)。因蜀中大乱出川东行,五十九岁客死旅舟。杜甫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极大地开拓了诗歌的领域。杜甫一生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因而,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对政治理想的执着始终是其诗歌的主题。他的诗篇广泛深入地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被称为“诗史”。他的诗各体兼备,形式多种多样,律诗创作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诗歌语言千锤百炼,“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的名篇众多,如“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秋兴八首》、《羌村三首》、《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望岳》、《春望》、《登高》、《春夜喜雨》、《登岳阳楼》、《旅夜抒怀》、《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杜甫是由盛唐转入中唐的代表,他从忠君爱国的立场出发,痛斥祸乱,关心人民,因而随着封建秩序的日益强化被尊为“诗圣”,成为后代众多诗人学习的楷模,是我国古代影响最大的诗人。他善于总结前人经验并善于创新,以沉郁顿挫为特征的诗歌艺术风格多种多样,开启了后世众多诗家诗派,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位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清代叶燮《原诗》中说:“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秾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奡,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杜甫在世时,他的诗歌并不为时人所重视,半个世纪后始见重于韩愈、白居易、元稹等人。元稹在《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称赞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北宋王洙编《杜工部集》,后王琪又重新编定。宋代著名诗人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都对杜甫推崇备至,各自从不同方面继承了杜甫诗歌的特点。两宋以后,诗话笔记中评论解释杜诗的著作非常丰富,如叶少蕴《石林诗话》、司马温公《续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周紫芝《竹坡诗话》、葛立方《韵语阳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等。后人注释杜集的著作约在百种以上,如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仇兆鳌《杜诗详注》(又名《杜少陵集详注》)、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等。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自称昌黎韩愈,所以后人又称他为韩昌黎。贞元八年(792)中进士,曾人四门博士、监察御史、国子监博士、国子监祭酒、吏部侍郎等。他是文学史上杰出的散文作家,是中唐也是整个唐代开宗立派的大诗人。他是中唐时的文坛诗坛领袖,广交文友,提携奖掖,以他本人为主将形成一个文学集团,掀起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新诗潮。他的诗歌气势逼人,语言和意象力求奇特新颖,甚至不避生涩拗口突兀怪诞;常常把散文、骈赋的句法引进诗歌,诗句可长可短、跌宕跳跃、变化多端。《山石》、《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是他的名篇。韩愈是唐代、也是中国古代一个有独特风格的大诗人,他以文为诗,尚险好奇,瑰丽奇崛的风格对宋代诗人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都有很大影响。

    李贺(790—816)字长吉,生于福昌(今河南宜阳),系皇家远宗,因避父名讳不能参加进士考试,仕途不顺,二十七岁怏怏而死。他是一个早熟的天才,很早便扬名诗坛,十八岁时以一首《雁门太守行》使大诗人韩愈刮目相看。他的诗篇想象奇异荒诞、语言新颖幽僻、意象色彩斑斓,《南园》、《李凭箜篌引》、《天上谣》、《梦天》等均是其传世名作。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十五岁以明经擢第,元和元年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一名。十六岁时写出《代曲江老人百韵》,早年因诗传唱宫中而被宫中人称为“元才子”。(《旧唐书》本传)元稹以诗受知于唐穆宗,被破格迁升至宰相。他是新乐府运动最先的倡导者,与白居易并称“元白”。《行宫》和《上阳白发人》是他的名作。元稹最为人称道的是悼亡诗,对后世诗人影响很大。如《遣悲怀》和《离思》,情深思远、哀婉动人。他和白居易相互唱和的长篇歌行和长篇排律被称为“元和体”(宋元以后称之为“长庆体”),在当时盛行一时。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及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这种诗歌形式对明清时期的诗人有较大影响,清初吴梅村的《圆圆曲》和朱彝尊的《风怀》诗就是竭力学习长庆体的。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下邽(今陕西渭南)人。白居易是一个神童,据说生下来才七八个月就能识“之”和“无”字,五六岁即识声韵,十六岁以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赢得诗坛美名。德宗贞元十六年中进士,开始了仕宦生涯,曾因越职上书言事而被贬为江州司马。此后历地方刺史、河南尹、太子少傅。其诗歌今存近3000首,为唐代创作数量最多的诗人。白居易强调诗歌的政治与社会功能,他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与元稹一起把新乐府的创作推向高潮,《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是他“讽喻诗”的代表,《卖炭翁》《杜陵叟》《买花》《轻肥》《新丰折臂翁》是其中的名篇。这些诗歌文字朴素浅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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