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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的历代君主都非常重视吸收汉文化。在西夏统治者的倡导下，党项族也是接受汉文化较多的一个民族。西夏文化的核心也是儒家文化。据《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景宗李元昊“性雄毅，多大略，善绘画，能创制物始”。少时即“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携《野战歌》、《太乙金鉴诀》。”1035年，“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他重用的主要谋臣张元、吴昊等都是关中汉族文士。毅宗李谅祚实行改革，使西夏进一步汉化。1061年，“请去蕃礼，从汉仪”，“表求太宗御制诗章隶书石本，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至朝贺仪，诏赐《九经》，还所献马。”1101年，崇宗李乾顺“始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仁宗李仁孝更加尊崇儒学，并尊奉孔子为文宣帝，进一步确立了科举制。“（绍兴）十三年（1143年），夏改元人庆。始建学校于国中，立小学于禁中，亲为训导。……十五年八月，夏重大汉太学，亲释奠，弟子员赐予有差。十六年，尊孔子为文宣帝。十七年，改元天盛。策举人，始立唱名法。十八年，复建内学，选名儒主之。”他将国学子弟增加到三千人。“乾顺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仁孝增至三千，尊孔子为帝，设科取士，又置宫学，自为训导。”神宗李遵顼博览群书，于1203年参加科举考中西夏状元。1211年，他发动宫廷政变，废襄宗李安全自立，成为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位通过科举擢为状元的皇帝。
由于西夏文献曾遭到毁灭性破坏，西夏文学作品传世极少，而诗歌就更是少之又少。根据史籍的有限记载和国内外“西夏学”的研究成果，以及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大致可以确认，西夏与同时期的其它王朝一样，也是十分重视诗歌教育的，也曾产生了较多的诗歌作品。西夏景宗李元昊文武兼备，智勇双全，《宋史…夏国传》记载他少时即“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携《野战歌》、《太乙金鉴诀》。”《野战歌》、《太乙金鉴诀》本身是兵书，既然称为“歌”“诀”，其形式上必定是诗歌。西夏崇宗李乾顺不仅能作诗，还与大臣互相唱和。《宋史…夏国传》载：1139年，“灵芝生于后堂高守忠家，乾顺作《灵芝歌》，俾中书相王仁宗和之。”1041年，宋夏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宋史…夏国传》载：“元昊虽数胜，然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民谣《十不如》的内容虽难以知晓，但当是诗歌应无异议。近年在西夏陵园李仁孝陵的碑亭遗址中，发现刻有《灵芝颂》部分内容的残碑，其中有“俟时效祉，择地腾芳”、“德施率土，赍及多方”的诗句，每句四言，并有韵律，据此判断，《灵芝颂》当是一首四言诗。其语句文雅秀美，内容则歌功颂德，表现出西夏宫廷诗的特点。
李元昊时的重臣张元在投靠西夏前就写有咏《雪》诗、咏《鹰》诗。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第四十五条说：“凡诗带桀骜之气，其人必非良士。张元咏《雪》云：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咏《鹰》云：有心待捉月中兔，更向白云高处飞。韩范为经略，嫌其投诗自媒，弃而不用，张乃投元昊，为中国患。”当宋、夏好水川之战宋军全军覆灭时，张元作为西夏的主要谋臣兴奋不已，当即在两军交界的一座寺庙的墙壁上题诗曰：“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夏竦和韩琦是当时宋军的主帅。这首即兴诗，风趣自然、朴实无华，反映了张元在西夏胜利后的得意心情。
西夏有一首诗《颂师典》：“蕃汉弥人同一母，语言不同地乃分。西方高地蕃人国，蕃人国中用蕃文。东方低地汉人国，汉人国中用汉文。各有语言各珍爱，一切文字人人尊。吾国野利贤夫子，文星照耀东和西。选募弟子三千七，一一教诲成人杰。太空之下读已书，礼仪道德自树立。为何不跟蕃人走，蕃人已向我低头。大陆事务自主宰，行政官员共协力。未曾听任中原管，汉人被我来降服。皇族续续不间断，弥药儒言代代传。诸司次第官员中，要数弥药人最多。请君由此三思忖，谁能道尽夫子功？”虽然《颂师典》颂扬的是西夏文字的创制者之一野利仁荣，但明确认同“汉人”、“蕃人”与“弥人”（党项羌自称“弥人”、“弥药”）同出一源，颇有民族平等大团结的意味，完全可以当作民族融合的史诗来读。
在敦煌文献和黑水城文献中发现了较多的西夏文献，可惜这些文献大多保存于俄罗斯、英国、法国的博物馆内。现存西夏诗歌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俄罗斯藏存的黑水城文献中的西夏文诗歌集的写本和刻本，其中保存了数十首诗歌，基本反映了西夏诗歌的面貌和特点。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有一部佚题的诗集，其中一些较短的诗目前已获解读，如《大诗》、《月月乐诗》、《夏圣根赞歌》、《新修太学歌》等。
《新集金碎掌置文》是一首长达千字的西夏文五言诗，据卷首记载，它的编者是“宣徽正息齐文智”。“宣徽正”是西夏政府里的高级官职，“息齐”是西夏党项族的族姓之一，“息齐文智”应当是高度汉化的党项族学者。这首诗收录了生活中常用的西夏文字，字数恰好一千，编者把这一千个不重复的字巧妙地编成了长达200句、100联的五言诗，其编排方法和叙事列名的大致顺序与汉文《千字文》相仿，可能是受了《千字文》等童蒙读物的影响。它的序言中明确表明编写的目的是“欲遵循先祖礼俗，以教后人成功”，“五字合句，四二成章。睿智弥月可得，而愚钝不过经年。”因此，《新集金碎掌置文》应当是西夏的一部采用了诗歌形式的童蒙识字读本。我国学者聂鸿音、史金波曾将这首诗全文翻译。如第1联至第12联叙述的是自然现象、时节变化等：“天地世界初，日月尔时现。明暗左右转，热冷上下合。诸物能成苗，季节依次列。春开寅卯辰，夏茂巳午未。秋实申酉戌，冬藏亥子丑。今朝拂晓东，卓午影正南。晚夕暮昏西，睡卧夜晚北。明日先未过，后日后到来。年日一律有，岁者两俱同。变化时十二，月没再满盈。夜昼为年日，腊正旧新逢。幼老寿增减，以此定限量。”（聂鸿音、史金波《西夏文本〈碎金〉研究》，《宁夏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2期）
西夏谚语集《新集锦合辞》是一部充满生活气息、富有哲理性内容的诗歌集，所收作品有360余条，以谚语为主，还有民谣、谜语、歇后语等。西夏学者梁德养于1176年基本完成《新集锦合辞》的选编工作。其后，另一学者王仁持又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整理，手抄成西夏文文稿，于1187年刻版印行。在《新集锦合辞》中，各种各样的谚语以淳朴的民族风格展示了西夏社会民俗风情与党项族的伦理道德观念，如：“户户紫衣不缫丝，人人为官莫敛财”、“苦蕖虽小根脚苦，豺狼虽小本性毒”、“宁射苍鹰不射兔，宁捕猛虎不捕狐”、“设筵供神宰羔羊，追歼逃敌骑雄畜”、“不孝父母增灾祸，不敬师长减智慧”、“同伴有病莫相弃，同伴有求莫相拒”、“天未下雨修水道，不要临时抱佛脚”、“修牢畜圈防狼钻，挖好深井畜不渴”、“该学不学学饮酒，应教不教教赌博”、“肝虽坠，未曾倒，箭已尽，不会降”、“肠流出，缠于腰，肚已穿，以草塞”。这些谚语表明西夏谚语是以偶句形式出现的，文字简练，内涵丰富，修辞灵巧，形象生动，既有认识价值，又有文学色彩，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西夏民族文化和社会心理风貌。
诗体类书《圣立义海》中也保存了一些西夏谚语，如：“聪明人珍视妇女品行，愚蠢人注意妇女容貌”。“占有牲畜不富，怀有智慧才富。”由此可见西夏人有重视谚语创作的传统。正如《新集锦合辞》中所说：“巧说谚语可解闷，巧干营生不觉困”、“祖辈辩才道不尽，弥人谚语说不完”，进一步说明西夏民间对谚语创作的浓厚兴趣。西夏谚语的内容广泛，它们既是民族风貌的反映，而它们的流行又对民族性格的形成发生了巨大的教育作用。
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述说：“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斜，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於世。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之广也。”从他的记述中可知，柳永的词也曾流行于西夏。由此看来，宋夏之间的文化交流是相当繁盛的，宋代词人的作品同样也受到西夏人的喜爱。能歌咏传唱柳永的词，表明西夏人应当具有一定的诗歌艺术修养。
西夏在辽国灭亡后称藩于金国，夏与金的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如金国著名文学家赵秉文、王庭筠的诗文流播西夏，很受西夏人欢迎。《金史…赵秉文传》载：“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问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状，其为四方所重如此。”
北宋仁宗朝重臣富弼在《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宋朝诸臣奏议》卷135）中说：“其后契丹自得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所生英豪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民，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虏所为，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这段话充分说明了中原文化对辽国和西夏的深远影响。
金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女真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女真族历史悠久，世世代代生活在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其先世可上朔到舜、禹和商周时期的“肃慎”，隋唐时称靺鞨。五代时期黑水靺鞨逐渐兴旺起来，改称女真。辽立国后，女真成为辽的附属。1115年，女真族领袖完颜阿骨打称帝，国号“金”，定都会宁（今黑龙江省阿城）。此后，金国势力迅速壮大，1125年灭辽，1127年灭北宋，统一了包括黄河流域在内的广大北方地区，并与南宋长期对峙。1234年，蒙古军队灭金。金国全盛时期曾占据了大半个中国，成为当时中国境内最强大的政权，包括南宋在内，周边国家都向金国称臣纳贡。因此，金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对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发展曾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金在立国后十余年间就占领了中国淮河以北的半壁河山，很快完成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金是接受汉文化影响最深的少数民族政权，在文化上比辽代有显著的进步。女真人南下后较快接受了汉族文化，甚至通用汉族语言。金朝建立以前，女真人是没有文字的。天辅三年（1119年），金太祖命完颜希尹和叶鲁创制女真文字，完颜希尹等人仿汉字和契丹字创制了女真大字。天眷元年（1138年），金熙宗又颁行了笔画简省的女真小字。女真大小字成为金朝官方文字，与契丹字和汉字在金朝境内通用。金朝用女真字撰写国书、谕令和文告，并设学校传授女真字。金政权建立之后，为巩固政治统治，推动经济发展，对教育非常重视，上京一直是金朝教育和考试的中心。女真统治者在政治制度、文化建设诸方面广泛地吸收汉文化，金国虽然保留女真族的某些文化传统，但基本上是继承辽和宋的汉族文化。金熙宗完颜亶在上京建孔庙，以女真字翻译儒家经书，学校以《论语》和《孝经》为必读课本。海陵天德三年，完颜亮仿中原王朝制度，设立国子监作为金朝国立高等学府，后成为教育管理机构，负责管理国子学和太学。此后，儒学逐渐在金代文化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
金代继承了辽、宋的教育和选举制度，《金史…选举志一》载：
“金设科皆因辽、宋制，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之制。海陵天德三年，罢策试科。世宗大定十一年，创设女真进士科，初但试策，后增试论，所谓策论进士也。明昌初，又设制举宏词科，以待非常之士。故金取士之目有七焉。其试词赋、经义、策论中选者，谓之进士。律科、经童中选者，曰举人。凡养士之地曰国子监，始置于天德三年，后定制，词赋、经义生百人，小学生百人，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孙，年十五以上者入学，不及十五者入小学。大定六年始置太学，初养士百六十人，后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百五十人，曾得府荐及终场人二百五十人，凡四百人。府学亦大定十六年置，凡十七处，共千人。……凡经，《易》则用王弼、韩康伯注，《书》用孔安国注，《诗》用毛苌注、郑玄笺，……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凡学生会课，三日作策论一道，又三日作赋及诗各一篇。”
“自大定四年，以女真大小字译经书颁行之。后择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诸路至三千人。九年，取其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师，以编修官温迪罕缔达教之。十三年，以策、诗取士，始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以新进士为教授。国子学策论生百人，小学生百人。府州学二十二……凡取国子学生、府学生之制，皆与词赋、经义生同。”
“凡诸进士举人，由乡至府，由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试皆中选，则官之。至廷试五被黜，则赐之第，谓之恩例。又有特命及第者，谓之特恩。恩例者但考文之高下为第，而不复黜落。凡词赋进士，试赋、诗、策论各一道。经义进士，试所治一经义、策论各一道。其设也，始于太宗天会元年十一月，时以急欲得汉士以抚辑新附，初无定数，亦无定期，故二年二月、八月凡再行焉。五年，以河北、河东初降，职员多阙，以辽、宋之制不同，诏南北各因其素所习之业取士，号为南北选。熙宗天眷元年五月，诏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海陵庶人天德二年，始增殿试之制，而更定试期。三年，并南北选为一，罢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策论进士，选女直人之科也。始大定四年，世宗命颁行女直大小字所译经书。每谋克选二人习之。寻欲兴女直字学校，猛安谋克内多择良家子为生，诸路至三千人。九年，选异等者百人，荐于京师，廪给之。命温迪罕缔达教以古书，作诗、策，后复试，得徒单镒以下三十余人。十一年，始议行策选之制，至十三年始定每场策一道，以五百字以上成，免乡试府试，止赴会试御试。且诏京师女直国子学，诸路设女直府学，拟以新进士充教授，以教士民子弟之愿学者。俟行之久学者众，则同汉进士三年一试之制。”
“凡会试之数，大定二十五年，词赋进士不得过五百人。二十八年，以不限人数，遂至五百八十六人。章宗令合格则取，故承安二年至九百二十五人。时以复加四举终场者，数太滥，遂命取不得过六百人。”
“经童之制，凡士庶子年十三以下，能诵二大经、三小经，又诵《论语》诸子及五千字以上，府试十五题通十三以上，会试每场十五题，三场共通四十一以上，为中选。所贵在幼而诵多者，若年同，则以诵大经多者为最。初，天会八年时，太宗以东平童子刘天骥，七岁能诵《诗》、《书》、《易》、《礼》、《春秋左氏传》及《论语》、《孟子》，上命教养之，然未有选举之制也。熙宗即位之二年，诏辟贡举，始备其列，取至百二十二人。天德间，废之。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谓宰臣曰：‘经童岂遽无人，其议复置。‘明昌元年，益都府申：‘童子刘住兒年十一岁，能诗赋，诵大小六经，所书行草颇有法，孝行夙成，乞依宋童子李淑赐出身，且加以恩诏。‘召至内殿，试《凤凰来仪》赋、《鱼在藻》诗，又令赋《旱》诗，上嘉之，赐本科出身，给钱粟官舍，令肄业太学。”
从上引《金史…选举志一》的记载来看，金代是十分重视诗歌教育的。“凡学生会课，三日作策论一道，又三日作赋及诗各一篇。”金海陵王完颜亮天德三年，“并南北选为一，罢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金世宗完颜雍“（大定）十三年，以策、诗取士。”金章宗完颜璟明昌元年，因刘住兒年十一岁即能诗赋，“召至内殿，试《凤凰来仪》赋、《鱼在藻》诗，又令赋《旱》诗，上嘉之”。正是立足于发达的诗歌教育，金代的诗歌创作成就在当时的少数民族政权中首屈一指，独占鳌头。
金熙宗完颜亶和海陵王完颜亮统治时期，女真上层贵族逐渐接受了汉族文化，在汉族文士的影响下，开始出现文学创作活动。金世宗完颜雍、金章宗完颜璟统治时期，金代诗词创作逐渐走向成熟。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女真诗人均是皇帝或皇室成员，他们对于当时社会的文化风气和诗歌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金熙宗完颜亶、海陵王完颜亮、宣孝太子完颜允恭、金章宗完颜璟、密国公完颜璹等人。
金熙宗完颜亶自幼随辽国进士韩昉学习汉文经史，又常到皇家图书馆稽古殿研读中原典籍，汉文化程度很深。《大金国志》卷一二《熙宗孝成皇帝》载：“熙宗自为童时聪悟，适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后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棊象戏，尽失女真故态矣。视开国旧臣则曰‘无知夷狄‘，及旧臣视之，则曰‘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他常常同韩昉等人赋诗唱和，必然会有相当数量的诗作。由于后来完颜亶被杀并降封，他的诗词尽数亡失，一篇也没有保留下来。
完颜亮（1122—1161年）是金朝第四代君主，本名迪古乃，是金太祖庶长子完颜宗干第二子。他素有大志，雄心勃勃，在政治上借鉴汉文化经验，进一步推行改革措施，加速了女真汉化和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变革的步伐。1150年1月，他发动宫廷政变，弑杀熙宗，自立为帝，因荒淫无道在历史上声名不佳。完颜亮自少年时就仰慕汉文化，拜汉儒张用直为师。他自幼聪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