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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空卫视的《智者王中王》等等，这些节目都是把拥有多少知识来作为一种诱惑，从而使一批批人沉浸在博览群书中以把各种知识倒背如流为最高荣耀。记得在《世纪大盘点》的一次节目中，参赛者点了一道所谓的最高分值题——十分题，只见主持人气宇轩昂地大声宣读：这道十分题是：一条蜈蚣有多少对腿，10对，12对，14对，还是16对？
我真不知道这些人的脑子还属不属于正常？出这种题目来拷问一个人绝对是一种变态的行为。
据说曾经有人想考考爱因斯坦，他问爱因斯坦：“声音在空气中的速度是多少？”爱因斯坦则告诉他：“我永远也不会去记我在任何一本手册中都可能读到的东西。”这是爱因斯坦对那些以能记住多少知识来衡量一个人水平的极大讥讽。爱因斯坦认为，一个人应该用头脑来想象和思考更重要的东西，他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了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对于爱因斯坦来说，一个聪明的人应该如何学会把记忆交付给书本、词典和百科全书而不是把自己塑造成一本词典。而我们却正好相反，我们至今把一个学识渊博得像一个“活词典”的人视为英雄并予以崇拜，我们多少人在以浪费自己生命为代价从而去成全一个令人称赞的“活词典”。据说有一个叫亚克敦的英国人，他一生嗜书如命，他共有七万册藏书，并一直乐此不疲地阅读到他66岁逝去的那年。亚克敦终身一无所获，后人把他讥讽为“两脚书橱”。当然，作为一种个人的存在方式，我们没有理由去嘲笑亚克敦，但是假如一个民族把亚克敦式的人物视为一个知识英雄并全民模仿，那这个民族就岌岌可危了。
第三、我们现在整个的生存环境在客观上是扼杀创造力生存和发展的。首先我们在一个人幼小的生命期间已经失去了最初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开发。瑞士著名心里学家皮亚杰曾经观察过一个六至七岁的孩子，他发现这个孩子在短短的十个月里竟然提出了1250个为什么。而W·贝尼斯则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为贫民区工作的艺术家让孩子们画画，他告诉孩子们想画什么就画什么，结果所有10岁以下孩子创作的东西都具有鲜明独特的风格。这是因为，对每一个孩子来说，他周围的世界完全都是新的：绿油油的草地，含羞底垂的小树，温和可爱的小动物，饱含诗意的轻风，沉静的白雪，还有那朝升暮落周而复始的太阳。孩子带着好奇的心里天天看到这些奇迹，而这正是他们的长辈们习以为常，视为无聊的东西。换言之，创作性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东西，只是有的人把它丢掉罢了。”……………引自《超薄学习》王东华编著
我们就是那种把它丢掉的一族。中国应试教育的缺陷不仅体现在学龄儿童身上，更令人不安的是我们似乎严重缺乏学龄前儿童的基础教育。在我们中国人当下的概念里，学龄前儿童的教育是完全不被重视的，我们对一个学龄前儿童幼小的生命本质需求也完全是漠视的。我们把他们更像是当作一种玩物，一种在玩耍过程中让成年人捕捉天真的取乐对象，就像是在养一条可爱的哈巴狗。或者我们就把他们视为自己的一个实验品，完全根据成人自己的愿望来强迫他们接受一种类似杂技团式的训练。据近日一家媒体报道：上海有一个三岁半的小男孩最近出现了失语症，后究其原因才发现，这位叫童童的孩子从伢伢学语起就被迫接受了三国语言的训练，他父亲叫他美式英语、他母亲教他日语，而他的爷爷奶奶则与孩子讲国语。就这样，在“三管齐下”的围合式训练中，孩子终于被训练得不会说话了。有时候想想，我们的很多父母在爱的名义下所做出的举动是极其残酷的，我们经常让那些幼小的生命去承受几个成年人的集体围攻，我们的父母经常合起伙来对自己本来就孤独孩子进行轮番扫荡，而培养出一个对父母百依百顺的“乖孩子”便是如今几乎所有父母的最高成就和荣耀。
一个被锁住灵魂的生命
无望地仰视着遥远的边际
再高傲的花朵绽放天惑
也诱不动一颗凝固之心
拽着脚链穿过深幽之夜
曙光越出额头却茫然无视
…………赵健伟
我们的教育真得病了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庞丽娟博士忧心忡忡地向新闻界表示，目前我国的学前教育出现了严重滑坡，作为一个国家的教育基础，学前教育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有数据表明，从1995年至2001年，全国幼儿园数从180438所降至111706所，减少了38。1％；在园幼儿人数从2711。2万降至2021。8万，减少了25。4％；特别是3至6岁幼儿园入园率从41％降至34％，已低于“八五”末期的水平。其主要问题突出表现在：各省市学前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几乎全部撤销，幼教组织与管理失去基本保障；许多地方公办幼儿园被强行改制，幼儿受教育权受到严重侵害，甚至在一些地方卖园风盛行，将幼儿园产权变卖给个人；教师的编制、工资、医疗、培训等缺乏应有的基本保障，特别是占我国幼儿园教师总数70％的农村幼儿教师，至今没有解决最基本的身份与待遇问题……”
……………引自《北京青年报》2003。3。4
1870年，当中国清末宫廷里太监还依然十分猖狂的时候，在意大利的安科那，蒙台梭利已经悄悄地来到了这个世界，这位日后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儿童学前理论的教育家，她一定不会想到，在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家里，居然还有一批人为了进宫做太监而割掉一个男人为之根本的象征物。然而使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当历史进入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一个必须以教育为本的年代里，我们却在大规模的灭杀蒙台梭利的梦想。我们正在放弃一个族类共同的生命序曲，我们正在摧毁一个个幼小生命健康成长的心路历程，我们正在割掉一个民族为之根本的前端教育，我们正在成为一个失去创造力的精神太监者。今天，当我们的国民经济以每年7％增长的时候，我们幼儿园的数量却同样以7％的速度在每年递减，当我们的国有企业坚挺着国有身份而不惜巨额亏损时，我们有些地方却把公办幼儿园像变卖一个养鸡场一样卖给个人；我们的很多地方政府谁的工资都不敢欠，唯独可以明目张胆拖欠的就是老师的工资。于是，我们的生命从一开始就成为了严重的精神缺钙者，以至于我们很多人日后再怎么精神补钙也已经无可挽回地成了精神佝偻病患者。我们正在拿自己的童年抛尸荒野，我们正在切割自己整体相通的精神经络，我们正在肆无忌惮地为了面包而毁掉了良田，我们正在孤注一掷地背离人类自身而越走越远。
然而更让人感到辛酸的是，一个已经失去童年的人，其命运并不会因为长大了而有所改变，一个从小就没有机会问出1250个为什么的孩子，等到他们一旦进了学校就仿佛进了另一所“精神监狱”，因为所有答案是被规定的；蚂蚁只能在菜园里而不能在大树下；上课时只能手放在背后听老师讲“影子”；牛顿的理论是绝对不会错的因为他是个伟人；书上说的都是真理用不着怀疑；成功的路只有一条就是考大学其它的都是歪门邪道；幸福的人生就是有房有车还有钱的小康生活……
“确定吗？”当王小丫用这种盛气凛然的语调一次次逼问着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对自己所做的上述行为“确定”为一种人生的必由之路吗？如果我们凝视着王小丫那充满不确定及迷惑的眼神而颤抖地说出：确定！那么我们就将永远失去创造力而只能成为一个读书大王和考试高手！
美国科学史专家希夫勒教授认为，一个具有真正创造力的人应该具备以下十个条件：
如果需要的话，能够日以继夜地，年复一年地独自工作。
勇于承担责任。
有勇气，在关键时刻能坚持不懈。
能与别人合作，能理解别人是如何工作的。
有好奇心，特别对于人类和自然界的各种各样问题有好奇心。
爱好实验并力求准确。
有独立性，愿意探索自己特有的研究途径。
不但能够仔细地考虑自己的工作，而且有全局的观念。
在为一项科学研究项目奋斗时，即使暂时得不到什么荣誉、赞扬和报酬，也仍有责任感，坚持不懈。
富有想象力，具备像伟大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那样的想象能力。
除了我们在老、中一代的科学家身上，我们还能看到这些优秀的特点之外，我们还能不能指望如今这一代“新新人类”能具备这些条件？我看真有点玄。因为这一代人是在一种畸形的生存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先天性地被剥夺了很多作为一个创造者所应具备的人格特征。现在我试图通过与上述十条相比，来看一看这代人到底具备那些特征：
一、不管有没有需要，我只能短暂的日以继夜地工作还可以，但要我年复一年地独自工作这不可能，因为我要享受生活。
二、我从小就没有人要求我要承担什么责任。
三、我有时候有勇气，但一碰到困难挫折就说不准了。
四、我从小就一个人孤独贯了，能否与他人合作这很不好说。
五、我的好奇心从小就被家长和老师们扼杀了。
六、我是爱好实验但从小就习惯了不会动手。
七、我打小就失去了独立性，连考大学填自愿都是我妈帮我填的。
八、要我仔细考虑自己的工作还可以，但你要我有全局的观念这办不到。
九、奋斗归奋斗，但干活怎么能没有报酬呢？这可是瞎掰的事，荣誉不荣誉倒无所谓，但钱是绝对不能少的，有钱就能坚持不懈。
十、要想象力最好跟我妈去要，我没有，至于那些艺术家和音乐家的想象力与我有什么相干？我是学理工科的，理工科不需要这些东西。
几乎是一种完全的背离，这种背离是如此地彻底和干脆。这种背离所产生的结果，几乎都是我们教育的产物。因为我们从小就吃不了苦，所以我们不可能日以继夜年复一年地过着清教徒的生活；因为我们从小就不知道什么是责任，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一个人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因为我们从小是在暖房里长大的，所以我们就不具备到狂风暴雨中去跳舞的勇气；因为我们从小就是一个孤独的个体，我们在与人合作时有很大的心理障碍；因为我们本能的好奇心从小就被剥夺了，所以如今我们只能靠对金钱数量的好奇来刺激并维持一种所谓的“好奇心”；因为我们从小就没有多少机会来实验自己的人生，所以一个连自己都实验不了的人能有多大把握去实验这个世界；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没有独立生存的机会，所以在我们的视野中只有他者的影子；因为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金钱至上富人光芒四射的环境里，所以现在你凭什么让我来作无私的奉献；因为我从小就只能说蚂蚁在菜园里而不能说在大树下，所以你现在却要求我必须要有想象力，这不是扯淡是什么？
由此可见，我们如今的教育很像是一个四不像的怪物，它在灭杀一个人好奇的同时又要求他必须要有好奇心；它在摧毁一个人想象力的时候又希望他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它在埋藏一个人创造性的同时又竭力渴望他能攀登诺贝尔山峰；它在面对比尔·盖茨407亿美元身价而垂涎三尺的同时又要求别人无私奉献。
我们的教育真的得病了，如果再这样下去就会转化成一种不治之症！
失去原创的民族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有一个学术代表团访问了欧洲的一所著名大学。在代表团参观该校一个著名实验室的时候发现，这里有好几位中青年科学家都是独身，于是，一向关心别人“个人问题”的中国人便好奇地打听起这几位科学家的私生活：“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只见其中一位科学家道出了缘由：“我们不是不想结婚，也不是没钱结婚，而是没有时间结婚。我们这个研究中心，大家研究的课题都是世界上最高层次的，我们大家都在这里奋斗，希望早一天获得突破，有的人为了实现这个突破甚至工作了十几年。一旦工作取得了突破。则极有可能获得科学界的最高奖：诺贝尔奖。到那时什么都有了。而相反这样的成果如果不是自己取得的，那么自己这些年的所有心血都付之东流。科学发现从来只记在第一个发现者身上，从来讲优先权，所以我们必须奋斗。如果我们去过家庭生活，或许就在一个极平常的家庭事件中，成果从我们身边溜走了，而这种成功的机会对于我们一辈子可能就这么一次。”…………引自《超薄学习》王东华编著
这是一个欧洲科学家非常坦诚的、毫不虚伪的心灵表白。他们没有那些所谓的为了国家和民族荣誉之类的豪言壮语，他们的动机和目标都很明确：努力奋斗，争取科研突破，获得诺贝尔奖，在人生就此一搏中名利双收，享受成功享受生活。在这个表面上颇为“自私”的行为过程中，实际上它对人类所作出的贡献却是实实在在的。为了这个成功，他们可以数十年如一日地执著工作，他们不结婚不是因为像我们那样找不到媳妇，而是为了一种目标而作出的自我放弃。作为一个人来说，能做到这一点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然而正因为他们能做到这一点，才有可能在科研上取得重大突破而最终为人类的福祉作出贡献。
2003年2月2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颁奖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在连续四年出现一等奖空缺的尴尬之后，来自上海的中科院院士蒋锡夔与他的研究小组经历了十几年的持续奋战，终于获得了2002度的国家自然科学的一等奖。尽管很多人对此次获奖的成果“有机分子簇集和自由基化学”不甚了解，但作为一种基础研究，这项研究关系到“与导致宇宙生命形成的某种基本作用力有关，在生命过程中也和人类的疾病、衰老等息息相关。”
蒋锡夔院士和他的研究小组之所以能获得这项难得的一等奖，是他们数十人长期以来甘于寂寞和清贫、艰苦奋斗的结果，是他们拒绝了现实的诱惑而甘愿沉浸在“形而上”的虚拟世界中梦想未来现实世界的结果。就像前不久来北京访问的英国天体物理学家霍金，尽管霍金的研究成果要转化成现实生产力的可能性是极其渺茫的，但是作为对未来的一种梦想，霍金的理论仍然博得了世界的一致好评，而霍金本人也正是因为这些不着边际的梦想而成为了世界著名的科学家。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中国人由于太过于务实而往往对“不现实”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屑一顾，与此同时，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又导致了我们很多人根本就忍受不了长时间去从事一项“务虚”的基础科学研究，于是，一个失去原创性基础理论研究的国家，其发展的根基必定是寄人篱下的。今天，当中国已经挤身为世界IT大国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颗“芯”，当比尔·盖茨以傲慢的慷慨向中国人开放“源代码”的时候，我们似乎有点像乞丐一样受宠若惊。因为我们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因为我们真正的市场是由别人来操纵的，当一个民族都在为科学发展而马拉松的时候，此时真正的领跑者却在终点的领奖台上领略着鲜花簇拥的欢乐和数点巨额奖金的狂喜之中。
这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精神上缺乏“源代码”所不可避免的结局！
坦率地说，中国国家领导人对如今我国科学的发展确实予以了高度的关注。在2003年2月28日国家自然科学奖的颁奖仪式上，中国最高层的领导人几乎全部参加了颁奖仪式，这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这充分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视程度。然而在这里我们却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种对终端成果的关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升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真正提高？大家知道，任何一种终端成果都是在经历了前端过程和中端过程后所产生的，一个优秀终端成果的产生必须要有一个同样优秀的前端过程和中端过程。也就是说，假如没有那些优秀的前端过程和中端过程，那么就产生不了一个优秀的终端成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重视前端过程和中端过程在很大意义上来说，比重视终端成果更为重要。而我认为我们今天真正的问题恰恰是出在前端过程和中端过程上。
一位叫蔡方华的《北京青年报》评论员，他写了一篇题为“别再让自然科学大奖青黄不接了”的文章，发表在2003年3月1日的《北京青年报》上，该文这样写道：
……基础研究薄弱和创新精神缺乏，是存在于中国科学界的一个老问题。曾经有人做过一个回顾，在中国过去的百年里，能够具备冲击诺贝尔奖的科学研究成果大概只有三到四项，而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正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创新实力的标准。科技界创新乏力，既有文化的深沉影响，也有体制的现实制约，甚至沿袭多年的应试教育也有着潜在的应果关系，但最重要的因素，仍然是现行科技体制对原始性创新的激励不够，科研立项和成果评估存在着浮躁、功利的问题。再加之前些年片面强调应用科学的研究，对基础学科的资金投入有所削弱，科学家们拿不出响当当的成果也就是料想之中的事。
在蔡方华的这篇文章里，属于前端过程的有应试教育的严重弊病、文化观念的深沉影响；而属于中端过程的有现行科技体制的问题、对基础研究经费削弱的问题等，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些属于前端和中端过程中的老大难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那么终端成果无异就是一种无源之水、无米之炊了。因此如何加大对前端和中端过程的关注并予以改革，实际上是保障一个优秀终端成果诞生的重要前提。为了一个国家一等奖的出现，我们已经等待四年了，下一个一等奖的出现，我们要等待多久？
我始终认为，诺贝尔奖是体现一种创新思想的象征，她考验的是一个民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这个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及新的思维方式，至于你的成果对世界有没有实用价值，那不是诺贝尔奖考虑的重点，关键是：你必须用一种震撼的方式来为世人洗脑。
个性化思维与慧命
2002年10月10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