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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了想说：“这样说来，生活挺无聊的。”
“生活到哪儿都一样。法国人说的：‘生活是一片劳碌和痛苦，中间撒了几点希望和欢乐。’”
爱丽丝注意到我对聚会没兴趣，也不勉强。我们时常单独相处。印象里我的生活空间一下子缩小了，却更有意思。我们在路上走，碰见一只猫懒散地躺在几片落叶之间，爱丽丝就向猫招招手说：“你好，杰克。”
我问：“你怎么知道他叫杰克？而且她可能是母猫，不是公猫。”
“我只是觉得他的名字应该是杰克。”
这时猫迷糊地睁开眼，看了看我们。爱丽丝叹道：“可怜的杰克！现在它还睡得好好的，等到了冬天它就受苦了。”
“冬天怎么了？它们不回屋里睡吗？”
“它们傻。它们喜欢睡在车盖上——车刚停下来，车盖是热的，它们就美滋滋地睡着了。等到了半夜，下了霜，车盖比什么都冷，它们就都冻醒了，你说可不可怜？”
爱丽丝接着学了几声猫叫，逗杰克玩。她学得很像，杰克也叫了一声，算是回应。我也学了几声，杰克转过身，慢慢走开，理都不理我。
感恩节，爱丽丝的两个最好的朋友来波士顿玩，我也作陪。爱丽丝的这两个朋友从小跟她认识，一块儿长大，又上了同一所大学。其中一个叫卡拉，戴黑框眼镜，在计算机公司干活；另一个叫雪莉，做心理学咨询。雪莉是混血儿，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韩国人。卡拉和雪莉都比爱丽丝大，很会欺负她。据爱丽丝说，她们三人逛街常常迷路——卡拉和雪莉的方向感不如爱丽丝，却从不听她的意见，一意孤行。
每逢圣诞节和生日，三个人就相互送礼。多年以前，雪莉给爱丽丝的圣诞礼物是nutcracker（坚果钳），做成木偶样子，面相各异，但都留着胡子，张开大口（等着胡桃落进来粉身碎骨）。如今她爱给爱丽丝买书，其中一本名叫《50种紧急情况下的逃生术》——书中的紧急情况在现实生活中都绝对不可能发生。卡拉总是送给爱丽丝化妆品或衣服的礼品券。
卡拉送礼务实，说话却愤世嫉俗。那天我们聚在PHall的lounge，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很多频道在谈感恩节——火鸡、玉米、苹果馅饼等等。爱丽丝和雪莉正讨论吃什么饭好，卡拉突然说：“是啊，感恩节，长周末，火鸡，玉米。咱们抢了印第安人的土地，把他们快杀光了，然后说‘感谢上帝给我们的食物！’”
过了一会儿，一个频道播放公益广告，鼓舞人们向某慈善机构捐钱，资助非洲饥饿的儿童。卡拉又长吁短叹：“这些开明的绅士们！只知道号召别人捐钱。他们干吗不把自己的存款数额公布一下？”
爱丽丝和雪莉倒不在乎。雪莉仿佛听卡拉说烦了，提议道：“咱们去唐人街买Kimchee吧？”
爱丽丝和卡拉都摇头。Kimchee是韩国泡菜，我喜欢吃，所以大力赞成。看我感兴趣，雪莉又介绍说Kimchee其实是中国人发明的，源于山东，孔夫子还吃过呢！
我笑道：“这不足为奇，许多东西都是中国人发明的。”
“是啊，”雪莉说，“不过我妈妈说中国人只是发明东西，我们韩国人改善它们——Kimchee和方便面都是例子。”
雪莉以亚洲人和Kimchee为荣。她又说她们小时候，爱丽丝和卡拉一见到她妈妈就不停地问关于韩国、中国、日本的事。
“但她们根本不喜欢吃Kimchee。她们是美国人，怎么会理解亚洲人？我们有亚洲血统的人都喜欢吃Kimchee！”雪莉不满地说。
“是啊，”我点头说，“豆腐也是一样——那么好吃，美国人倒不喜欢，真是难以置信。”
爱丽丝和卡拉都说：“我们不是不愿意买宝贵的Kimchee，只是刚来一场寒潮，外面冻死了，干吗要跑去唐人街？”
我和雪莉只管竭力鼓动，说买些东西自己做饭，又美味又有成就感。最后卡拉和爱丽丝都动了心。
于是大家去唐人街。出了PHall大门，一阵风吹得人呼吸困难，脸上立刻麻了半边。女士们赶忙把羊毛大氅和羽绒服的帽兜套到头上。我自告奋勇，帮她们拿随身的小提包。等到了唐人街的超市，买了Kimchee和蔬菜、肉食，再出门一看，风更猛了，正卷下一场鹅毛大雪。四个人面面相觑，最后爱丽丝说：“要不在唐人街吃饭吧。宿舍那么远，肚子又饿了，麻烦透顶。”
“爱丽丝你不是喜欢冬天吗？一场零星小雪，就怕成这样了。咱们在雪里走走多好。”
说这话讽刺爱丽丝的时候，卡拉自己也在风中抖抖索索。
最终我们在唐人街找了一家餐馆。几样菜中，除了烤鸭，要算上雪莉买的Kimchee——这顿饭还挺丰盛。
五、吃饭，吃饭
学校规定，研究生——一年级除外——如果住宿舍，就得在DudleyHouse吃饭。据说研究生院一直为学生的伙食操心，不断更换DudleyHouse的厨师，甚至让大家吃龙虾，虽然每学期只有一次。去那里吃饭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能和同学交流。大家都交流什么呢？我跟着爱丽丝去吃过几次。有人抱怨饭菜难吃，价钱却跟餐馆一样贵；也有人抱怨功课重；还有人说教授的闲话。
有时，爱丽丝和我在DudleyHouse能碰见徐国强和丁宜圆——他们仍旧住宿舍，徐国强住PHall，丁宜圆住CHall。问好之后，大家取了食品，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吃边聊。
那时丁宜圆常提起学车的事。她虽然还没买车，却觉得学开车有好处，以后总用得着，因此暑假就开始学，又多亏徐国强指点，进步很快。她的计划，等完全学会了，还可以教教赵荣。爱丽丝一听忙说：“千万别教他开车——学车有时很烦人，教的人和学的人容易生矛盾……”
“哪里，”丁宜圆说，“徐国强特别耐心，根本没矛盾。”
“夫妻或男女朋友就不同了——听说有人因为教开车，两个人吵架，最后离婚了呢！”
徐国强对爱丽丝的理论不置可否，只称赞赵荣和丁宜圆：“你们两口子还挺恩爱的。”
徐国强这时打算在国内相亲，等圣诞节放假回国和女方见面。女方是他父亲的同事介绍的，他还不认识，只见过照片。一起在DudleyHouse吃饭时，徐国强通告了这个消息，大家都祝贺他，唯愿这门亲事能够中意。
“还是认识的人好，”我插话道，“细水长流感情深。”
爱丽丝和丁宜圆都瞟了我一眼，那意思是：“你乱发表什么意见？”
“我觉得感情还是随缘好，”丁宜圆说，“光计较性格、人品、地位，到最后成了买卖商品了。”
徐国强从碟子里叉起一小块牛肉吃了，叹道：“丁宜圆你样样实际，只是在感情方面太浪漫。我不在乎性格、人品、地位，也不在乎感情，只希望她负点责任，不脚踏两只船就够了。”
大家闷闷不乐。看我吃完了一盘子，爱丽丝忽然说：“小明真能吃。”
“他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徐国强说，“中国有句俗话：‘半大小子，吃穷老子。’”
爱丽丝笑着对我说：“小明，记不记得？几个月前，你在印度餐馆吃自助餐，连吃了三大盘子，外加一碟子甜点，最后走都走不动……”
“小明别的方面不图实惠，”丁宜圆说，“只在这方面讲究，花钱一定要花得值。”
“我看他是炫耀自己特别能吃，”爱丽丝说，“最后……”
“唉，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哪有心思管这些，”我哀求说，“爱丽丝，你就别再提了吧。”
爱丽丝住了口，丁宜圆倒来了兴趣，还在问：“最后呢？”
“是啊，”徐国强也笑着问，“小明不会又吃了一盘子吧？”
爱丽丝忍不住说：“最后我们付了钱，要离开了，他却坐着不动，只看着我。我问：‘你怎么了？’他说——”
“哎呀，爱丽丝你何必说呢……”
爱丽丝更来劲了：“他说：‘我吃得太饱，走不动，你扶我一下。’我就扶他出去了，在肯尼迪公园的一张长椅上坐着歇了半个小时，然后慢慢走回去。他还摸着肚子说：‘我确实能吃吧？’”
众人都笑。
“分明是我们打赌，”我气了，“爱丽丝你硬说我不能吃三大盘，结果呢？不过我们说这个干什么，都是大人了。吃饭，吃饭。”
笑声中，一个高高壮壮的女生突然在离我们不远处重重坐下，大声抱怨：“上帝呀，全身都软了！今天累得快晕过去了！”
她是中国人，长脸，长相一般，说话摇头晃脑。
旁边桌上立刻有人响应：
“上帝呀，真希望放假！”
“博士生没个休息的时候！”
“真希望有人能帮帮我做那些讨厌的作业！”女生又说。这时一个男人大步走过来，微笑着感叹说：“上帝呀，邓辉你今天真漂亮！”
这男人三十多岁，中等个子，瘦脸，留连腮胡子。
“真的吗？”邓辉眼睛一亮，悠悠伸出一只手。那男人抓着她的手，捏了一下，挨着她坐下。两个人边吃边凑在一处聊天。邓辉一直大声抱怨，那男人的声音则很小。
这两个人有点奇怪。邓辉脸色枯黄，眼眶外围着两个黑圈，很难说“真漂亮”；那男人的眼睛则闪着一种琢磨不定的光。有意思的是丁宜圆和徐国强都怜悯地看了邓辉一眼，然后埋头吃饭。看他们的神色，仿佛与邓辉颇熟，却不大愿意和她来往。
半小时后，邓辉和那男人吃完饭走了，我忍不住问：“你们认识刚才那个女孩吗？”
“她也住PHall，”爱丽丝说，“和我在同一层楼。”
“怪不得这么眼熟，我好像在你们宿舍见过她。”
“这女孩挺可怜的……”徐国强叹了口气。正说着，一个男生忽然走到丁宜圆身边，大家都和他打招呼。此人叫钱峰，小个子，圆脸，小眼睛，我原先在DudleyHouse见过。他喜欢谈股市：最好的办法是分散投资和长线投资。直白地说，就是不能只买一只股票——如果只买一只，一下子跌了，或者说碰到了熊市，怎么办？所以要买很多，等很长一段时间再出手。一只股票有升有降，风险大；很多只股票一平均，根据统计规律，风险就小。而且股票长远看来都是升值的，所以只要分散投资，肯定能赚钱……
寒暄了几句，钱峰问丁宜圆对金融方面的数学有没有兴趣。丁宜圆说A系确实有人研究股票市场，但现在股市动荡大，好像不是买股票的最佳时机——不然她也想买一点。
“不买就对了，”钱峰懊恼地一拍大腿，“两年前我看股市红火，买了不少，如今都跌得一塌糊涂，真惨。丁宜圆，我们都是很实际的人。你千万跟我通个消息——如果有好的数学模型或统计模型能预测股市走向，帮我赚回这笔钱，我感激不尽。”
接着钱峰谈了几句投资策略，起身去了别处。
吃完饭，爱丽丝和丁宜圆一人拿了两个大桔子放进上衣口袋，边说笑边往外走。两人本来纤细的腰肢给撑得圆鼓鼓的。我笑道：“吃完了还要兜着走——你们都是很实际的人。”
“这有什么，”爱丽丝说，“大家都兜着走。不过是一两个桔子，门口值班的人都不管这些。”
“你又来了，”丁宜圆不满地说，“就知道说我实际……有人比我还实际！去年我们宿舍有个家伙天天从DudleyHouse偷吃的。我们在这里一天吃一顿，他一天吃三顿。”
“那是怎么回事？”
“他总是背个大背包来DudleyHouse吃饭，然后把里面塞得满满的——有一次我还亲眼看见他把两个塑料饭盒往背包里装。”
六、到家就好了
此后我去PHall找爱丽丝，时而能遇到在DudleyHouse见过的邓辉。一次她坐在lounge，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化妆盒，对着照镜子；一次她在厨房炒完菜，端着盘子回自己屋。
还有一次我从她门口经过，不经意看见那个瘦脸男人在屋里和她一起吃饭。邓辉依旧大声说笑。走到lounge，徐国强正端着杯咖啡看报纸，我坐下来跟他聊了几句。此时已经入冬，窗外一片肃杀景象。
“徐国强，上次看你在厨房教邓辉炒菜，有时间也教我一手。”
“当然。不过你有女朋友，干吗不让她做点美国菜？”
徐国强在取笑我。这儿谁都清楚美国菜有多么难吃。
“你好像跟邓辉挺熟的，”我笑笑说。
徐国强摇了摇头：“这个女生前年来的。那时我去飞机场接新生，就认识她了。刚来的时候，她碰到件小事就要别人帮忙，有时挺烦人的……”
虽然烦人，徐国强肯定照样帮她，我心想。
“没料到她刚来几个月，就跟男朋友分手了。那天RHall地下室有个聚会，中国人一起喝酒看电影——一个武打片。电影正放着，突然有人哭起来了——原来就是她。两三个人赶忙把她领到另一间屋里，问她怎么回事，问了半天才明白是失恋了。她昨天晚上跟国内的男朋友打电话，人家直截了当地说不要她了。”
“她男朋友也不说什么理由？”我问。
“有什么理由好讲？说分手就分手，”徐国强声音有点抖，“大概是另有新欢。这年头你跟别人讲真情，人家不稀罕……然后她整天很消沉，有一次碰到我还说：‘我一个弱女子，他为什么那么对我！’接着又哭了，怎么劝都不行，旁边的人看着还以为我欺负她了。”
“她那个男朋友心眼可真坏。后来仔细一问才知道，她刚来时，她男朋友还说要考托福和GRE，准备也申请出国；又说考试要钱，他还想买个笔记本电脑，也要钱，就要她寄。”
“她就寄了？”
“也不知怎么回事——有一次好像听她说，不寄钱人家到不了美国，只好跟她分手，她就寄了。现在还是分手了，人家也不还她钱。”
“这么可恶的男人！”我皱着眉说。
“她自己也不争！我劝她理直气壮地把钱要回来，她直哭，说‘算了，算了’。哭过以后又抱怨，说‘他一直说喜欢我，为什么突然不要我了呢？’我还劝她：‘你太单纯了，怎么能那么轻易相信别人！’（徐国强一声苦笑。）当时我还没想到自己也是一样的。”
沉默了一会儿，徐国强继续说：“她现在这个男朋友我看也不怎么样——他叫威廉。那次我跟他聊了两句，他看人眼睛直打转。我问他是哪个系的，他说是化学系的；过了两天碰见他和另一个人聊天，他又说自己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这人也小气。有一次我带他们去买东西，兜里没零钱，向他借了五十美分——停车好用。结果第二天看见他，他寒暄了两句就跟我要钱……”
“你应该向他要汽油费！”我说，“分明是你好心带他们去买东西！”
“当时我觉得很不对劲，找了个机会劝邓辉，说这个男人可能有问题，叫她小心，她也不听。”
“她怎么这样？”
“看她的样子，好像不太信任我。”
这时邓辉说笑着和威廉走过来。我们住了口，勉强跟他们打了招呼。威廉转头对邓辉说：
“我特别喜欢你的发型——我认为这种发型最能体现东方美……”
两个人走了之后，我心里不畅快。徐国强说：“小明你低着头干什么？人家的事，外人没法管，劝也劝了，也只能这样了。”
“徐国强，”我冲动地说，“你回去相亲，可千万看准了，找个可靠的人！”
此后我没注意过邓辉。整个学年，研究、论文、考试像山一样压在我肩上。第一学期将尽，我和爱丽丝也不在宿舍见面了，改在图书馆约会，我们一起看书。我对爱丽丝又怕又爱。我怕惹她生气，离开她我又形单影只。看书时，我数着页数，心里想：再看五页，我就大胆亲她一下。看完第五页，我抬起头，发现她正专心看书，又不忍打扰她。
有一次我把邓辉的故事讲给爱丽丝听——只讲了国内的男朋友骗她的事，省去了威廉。爱丽丝说：“我早跟你说过，看人要冷静，不能轻信别人。”
“我有时挺担心——你这么天真，会不会有人起歹心骗你？”
爱丽丝笑道：“骗我？老实说，我不认为有人能这样骗得了我。”
“我也知道，你表面上孩子气，心里其实很谨慎，凡事都有个计划，三思而行，从不冲动……可我还是有些担心。”
“孩子气？”爱丽丝脸色一沉，“我怎么孩子气了？你说话不讲道理。”
第二学期开始，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这年冬天特别长，雪一场接一场。一天晚上，我无力地坐在公共汽车里，脑子空空的。忙了一整天后，唯一想的事就是回家好好睡一觉。车内人们也都疲惫不堪，一言不发。突然，前面有人用汉语大声问：“这车是去哪儿的？这车是去哪儿的？”
声音有点熟。仔细一看，我吓了一跳——是邓辉在问她身边的一个中国女孩。邓辉完全变了。她控着身子坐着，却高仰着头，脸上冻结着一种痴呆而痛苦的表情。
“这是某某路公共汽车，往我家里去的，”她旁边的女孩说，“到家就好了。”
片刻，她们下了车，淹没在风雪当中。
过了一星期，我在宿舍碰见徐国强，他丧气地告诉我说邓辉好像受了什么刺激，精神失常了。
“那个威廉！”徐国强摇着头说，“原来他根本不是学生——只是在心理系的一个实验室临时做点事，竟然冒充学生来宿舍骗人！”
“他欺负邓辉了？”
“谁知道！他干完活，人已经走了。就算真出了什么事，也没有证据，何况是邓辉自己喜欢他。”
“邓辉呢？她现在在哪儿？”
“精神病医生说她的情况很稳定。她系里前两天刚把她送上飞机。”
“送上飞机？去哪里？”
“回国。她银行还存了点钱，就买了机票。”
七、考完了要睡一整天
春天到了。一个沉闷的午后，我在办公室啃了大半天书，头昏脑胀。博士生资格考试渐渐逼近，天天复习备考，拖到后来，我一连几天处于亢奋状态，特别累，又睡不着。
我走到studentslounge，那里坐着两个人。一个叫大卫，和我一样是二年级学生；另一个是萧斌，去年刚通过资格考试。萧斌手里拿着一杯茶，坐在一张旧沙发上。大卫坐在计算机旁边，有时问萧斌一两句话，有时看着屏幕。
大卫最仔细，是唯一上课做笔记的二年级学生。近来他见到高年级学生，常向他们套问资格考试的信息：这本书哪些部分会考；考题跟往年会不会很类似；他还不太会用matlab（一种工程计算软件），会不会对考试不利……高年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