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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霓虹灯一样液态的玻璃，在人的皮肤下面飞奔流淌，我看见饮过酒的人通体发亮，皮肤变得越来越透明，眼睛变得越来越迷蒙。天空和土地对调了位置，海水和陆地对调了颜色。这时候，房间里走进来一个男人，而我却听到一个女人飞扬的歌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来。
我问友人：“是谁在唱？”
友人答：“一个品味孤独的女人。”
第13节 作客
作客在北方也叫串门，在以前是经常见的事。过去的人没什么事干，从东家串到西家，坐下喝杯茶，说说话，就算极好的娱乐了。如果遇到逢年过节，那么别的事可以不做，到亲戚家去串个门是一定要的。在北方还有一个风俗，那就是星期天谁家包了饺子，就一定要给邻居家送去一大碗。这种互赠饺子的风俗虽温情但却很麻烦。南方人接到这种馈赠会很怵头地想，我拿什么回赠给人家呢？米饭炒菜不便于携带，粽子、烧卖人家不喜欢吃，只有包饺子最见诚意，可是包饺子要从和面开始，这对从来没沾过面粉的南方人来说实在是有点难度。
现在已很少有人爱串门了，门对门住着的邻居，一般没事也不去敲人家的门。跟朋友见面要事先预约，不打电话预约突然上人家敲门被视为不礼貌的行为，因为现在的人时间都安排得很紧，突然来访会打乱别人原有的生活秩序，或者撞见一些人家不愿意让你知道的事。
预约使得偶尔的一次作客变得郑重其事起来。被访问的那一家一般都要进行一次大扫除，平时太忙没时间搞的死角：厕所、厨房这会儿都要好好搞一搞，浮面上的灰尘更是让它一点不能留，眼睛能看得到的地方都要抹得干干净净。去作客的人也不能闲着，穿什么衣服、拿什么小礼品最得体，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过去上人家去串门只需抬腿一迈，有的连门都懒得敲，过去的人似乎都没有什么隐私，不敲门就不敲门，也没人跟他急。而现在作一次客却是一件大事，轻易不上人家去，去一次就得像模像样的，既隆重得体，又不太叨扰对方。
上人家作客的衣着实在是有点难度，如果是穿得太板正了，看上去太像上班，或者是上人家去检查工作，这使双方都显得不够自然。穿得过于休闲了似乎也不妥。如果一个女的单独上一个男的家里去作客，穿着像春游似的，两人说不定会碰出什么火花来。不过这也未必就是坏事，两个人的终身大事说不定就此解决了呢。省得到电视里去征婚，抛头露面的好不麻烦。
我最怕过年到亲戚家去作客，穿着板直体面的新衣服在人家擦得窗明几净的客厅里呆坐着，傻瓜似地重看昨天夜里也就是大年三十夜的新年联欢晚会回放，主人为了表示热情，一头扎进厨房大炸大煮，不时地发出大火与油锅里的热油相遇时所发出的热烈声响。我们坐在沙发上一边嗑瓜子一边假装轻松，其实我们心里就跟长了刺一般，坐立不安。我们到人家作客三小时，人家在厨房里挥汗如雨地操作了三小时，最后，鱼炸脆了，肉炖酥了，汤煮得味道鲜美，我们坐在桌边，却觉得有些吃不下去。
第二辑 过客酒吧
第14节 诗歌酒吧
在酒吧里朗诵诗歌据说是北京酒吧的一大特色。我知道有一家离电影学院不远的酒吧，每隔一周就有一次诗歌朗诵会，去的人很多。我想有许多诗人喜欢北京大概是因为他们有地方可以朗诵，朗诵需要有情绪、环境，更需要有一帮“江湖中人”你呼我应。有了诗人，酒吧就不再是酒吧，而是有了一些戏剧色彩，多了一点江湖味道。
诗歌酒吧在平时跟别的酒吧没什么两样，下午的酒吧一样是空落落的，就像一个失恋了的女人心，门敞开着，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进来。下午的酒吧同时也是幽静宜人的，没有烛火，竹帘低垂，透进来些许自然光，空气变得比别的地方要稀薄一些、清亮一些，让人坐直了身体直想做个深呼吸。我总觉得这种环境特别适合两个女人面对面地坐着聊天，聊些无关紧要的话，扯到哪儿算哪儿，没有压力和目的，不谈公事，不谈创作，只说些不伤脑筋的事，这样度过一年中的某个季节中的某一天下午，应该不算太浪费时间吧。
诗歌酒吧在周末的夜晚成为与众不同的酒吧。磕头碰脑的全是诗人。酒吧门柱上用按钉密密钉满了诗人们的名片，猛一看还以为是贴满寻人启事的布告牌，张三李四的名字被一枚枚钉子扎成了窟窿眼，那闪亮的钢钉从诗人的名字上穿心而过，使他们有些人看上去像在受难。诗人是没有头衔的，名片大都简洁如白纸，一行呼机号虫蚁般的小。
在有诗人的夜晚，酒吧里那些罗曼蒂克小摆设：壁挂、绘画、奇特的灯、笨拙的桌椅都变得不那么惹眼了，是诗人的声音膨胀成有形物在人们的眼前晃，遮挡了我们的视线，充斥着我们的大脑，冲洗着我们的耳朵。有劲的诗、男人的诗、疯狂的诗铺天盖地，玻璃碗里低矮的小烛不停地在晃，大的气流似乎随时可能把它们熄灭。人是静止的，人影却在空地上摇曳，像一群动荡不安的人。诗朗诵期间酒吧里停止供应酒水，诗歌，把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夜塞得满满的。
坚硬的北风在城市的上空呼啸而过，似乎想把空气也凝冻成冰，我们却感到从未有过的温暖和迷醉，是诗歌给我们带来的么？
第15节 过客酒吧
冬夜，看了一场戏。浓浓的麦氏咖啡的味道，在人艺小剧场奇妙的空间里弥漫着，戏的名字跟咖啡有关：《爱尔兰咖啡》。一进门，有人提供热的咖啡，人手一杯，又暖又香的咖啡啊，喝下去使人真想跳到台上去演戏。
故事很美，音乐也美。台北的酒，隐藏的霓虹，看不见的雨，穿西装的男人，酒吧小妹……戏散，有朋友提议到过客酒吧去坐坐，戏里的故事发生在台湾，戏里不停地提到“爱尔兰咖啡”，我们到过客酒吧就真的点了四杯“爱尔兰咖啡”。过客酒吧里的摆设其实更像个茶馆，大方、随意、朴素、简单，没有过于华丽的装饰，桌子是桌子，椅子是椅子，清清爽爽。里面的人以外国人居多，外国人，外国语，坐在里面犹如身在国外。
我想起戏中仅有的两个人物，他们穿行在现实空间里，他们的台词与现实中的语言交织在一起，我想起多媒体画面上那一滴大特写的泪滴，眼泪滴进酒杯那一刹那，那种温情的感受触动了多少人的心。
戏中的爱尔兰咖啡在现实的桌面上出现，没有什么香味，因为上面蒙有厚厚的奶油。喝一口高脚杯中既像咖啡又像酒的东西，确实像戏中所说的那样，“咖啡穿过冰凉的奶油，就不再烫嘴了”。那是凉与热的奇妙结合，那是酒与咖啡的怪异之吻。喝下去，身体开始变热，腋下仿佛生出翅膀来，眼前的人忽近忽远，飘飘欲仙。
我喜欢接近午夜的过客酒吧，越夜越清醒。
我喜欢戏里戏外喝着同一种东西，有奶油，有酒，有咖啡。
我喜欢看那些情侣亲呀亲，哑着嗓子说了句什么，然后两人双双离去。我坐在那里猜想，他俩到底说了句什么呢？不会是“我爱你”吧？后来听到有人低语，声音小得听不清。
我也要走了，起身离去，走到呼啸的北风中，温情被冷风一吹，烟消云散。爱是什么呢，“过客”罢了。
第16节 光阴错觉
有一次，我在南京做一个电视节目，有机会距离很近地端详一个已化好妆的京剧演员，那种感觉实在太奇妙了。他的扮相是一个“武净”，“武净”通常扮演精通武艺、武打勇猛的花脸角色，他的脸上涂着黄、红、黑、蓝几种颜色，从近处看，他眨眼的时候，你才知道他是一个活人。如果站着不动，更像一个被放大了数倍的、巨大的玩偶。
虽然我并不喜欢京剧，但我不得不承认古戏华丽服饰的魅力，那些用金线、银线细细绣上去的龙和凤，那背后插着的四面令旗，那长长的、飘飘展展的红色胡须，那头上的绒球，手中的刀枪，无不闪烁着超越平凡的魔力。
站在那个扮好了的武净面前，看着他缓缓移动，看着他眨动眼睛，看着他嘴巴一张一合与你交谈，那种感觉真是不可思议，你仿佛办到了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心怦怦直跳。
我认为京剧变成现代戏，在服装上损失了“可看性”，变得平淡、乏味，丢失了神秘感，我想，千百年来沿袭下来的戏服，其中自有它的道理。历史是很可怕的一面镜子，它慢慢地筛选，无声地淘汰，它不是人为法则可以左右的。
说穿了，艺术的对象还是人。自命清高也好，一味低级媚俗也好，都无法左右时间滚滚向前。优美的东西，有人味儿的东西，坚定不移的反叛，疯狂到底……艺术家只要不伪造情绪，就能得到时间的认可。而那些虚伪的、说教的、居高临下的创作者，迟早要被光阴所淘汰。这就是我的“光阴法则”。
今年春节，北京作协组织的一个活动也与京剧有关。那是立春后的第二天，作协在北京湖广会馆举办“新春联谊会”，会上安排了两出京剧折子戏。
湖广会馆真是一个迷人的地方，它使时光倒流，一时间不知道“今夕是何年”。里面有一个古老的大戏楼，正面墙上挂着京剧脸谱，墙面是明黄色的，上面有龙和凤的图案。四周装饰着红绿配色花纹，戏台上正在演着热闹的《闹龙宫》，浅蓝色的旗子代表海水，海水在台上涌动着，有“鱼精”在海水间出没。我坐在旧时人们看戏的座位上，耳边听着喧闹的声音，京胡声、锣鼓声，忽然有一种“一眨眼几千年”的感觉。
睁开眼睛，走到会馆门外，所有人都在打手机，声音响成一片，我们又恢复了现代人的身份。
第17节 北京的乐与路
小路快要死了。他一大早骑辆黑色摩托车，在公路上飞驰，电影看到这儿，我就知道要出事了。小路的头发被风吹得飘了起来，他兜里装着一盘磁带，磁带上是他们摇滚乐队的歌，那盘被人冷言拒绝的歌，小路认为最好听的歌。
《北京乐与路》这部电影是讲北京摇滚乐的，片名和内容，我喜欢。它是坚硬的，直接的，有的歌词甚至有那么一点点恶作剧，“我们是黄的，我们是大的，我们是长的……”成年人一听就能听出他们在说什么，但并无半点恶意，甚至能听出一点天真。
最骚动、最叛逆的人，往往骨子里是最天真的。一味执著使他们显得幼稚，生性敏感使他们显得脆弱，不流俗的个性把他们与人群分开。他们是孤独的，因为孤独所以喧闹。电影里有一句话：“你们北京摇滚乐的特点，就是狠。”
小路说：“不不，北京摇滚乐的特点，是穷。”
小路又说：“你们香港摇滚乐的特点是什么？是不是富呀？”
香港人说：“不，香港没有摇滚乐。”
这使小路的心里好受了一些。小路的开火车的父亲自我安慰说：“玩摇滚总比当强盗强吧？”
小路的父亲希望他长大以后也能开火车，而小路却坐着父亲开的火车来到北京，一去不回。
乐队在农民出租的破房子里排练，闷热，流汗，但他们开心。干愿意干的事，就开心。他们把鼓打得震耳欲聋，他们抓紧麦克风，很用力地唱歌，看上去就像是要将那只话筒吃掉。这可能就是那个香港人说的那种“狠”吧。
小路的音乐得不到承认。小路很苦闷。他背着琴出现在一幢高级大厦的透明电梯间里，所有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好像他是一个从外星来的怪物。
唱片公司的人对他很冷漠，将那盘唱片扔还给他，他们只听了一两首歌就说：“够了！你走吧！”
小路说：“下一首歌一定要听。”
他们却不要听，轰他走。小路说你们不是要反叛的吗？他们说，告诉你吧，艺术家，凡是能红起来的人，都是对外反叛，对内听话。像你这样没礼貌，永远别想红起来。
小路气坏了，不是因为他们骂他，而是因为他们不肯听他的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最好听了。”
小路骑着摩托车，他一再加速，叫喊：“没有人比我快！”声音已接近歇斯底里，悲剧就要发生了。一辆装满玉米的大卡车正迎面向他开过来，他浑然不觉，仍在加速。
小路快要死的时候，从地上慢悠悠地站起来，从兜里掏出一盘磁带，对那撞了他的卡车司机说：“下一首最好听了。”卡车司机真把磁带塞进车内的录音机里，到处充满了小路的摇滚乐，他听到他的音乐，沐浴在那种声音里，他慢慢倒下去。
满地玉米，金灿灿的玉米，小路倒在玉米中间，就像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
第18节 北京的文人气质
北京是最具文人气质的城市，我看万方写的电视剧《走过幸福》，故事主要发生在一个出版社的编辑室里，那个环境在北京是很典型的，翻开北京地图，××出版社的标注随处可见。
在人群中，编辑是很容易被辨认出来的。他们一般都具有儒雅的风度，戴眼镜，说话条理性强，在餐馆就餐，首先要挑出菜单上的错别字，然后才能放心吃饭。
记者这个职业在北京也不少。北京的女记者很有特色，她们大都性格活泼，聚会上通常唱主角，滔滔不绝说出一番有意思的话来，她们说话的语速极快，俏皮话一句接着一句，把人逗得直不起腰来。北京是一个语言环境比较特殊的城市，文人聚会常有特定的“暗语”、“笑话”，语言中自有机关，外面来的人有时并不见得真正听懂他们的谈话。
北京有名的作家很多，老一辈的作家如管桦、浩然、张洁，年富力强的刘恒、刘庆邦、毕淑敏、徐小斌等，开会的时候都会经常碰到。作家是众多职业里最具个性化的一种，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是各具特色的。刘庆邦永远背着一个军绿挎包，徐小斌永远戴着一条“羽蛇”项链，刘恒留着导演式的大胡子，毕淑敏脸上总是泛着健康的红晕。他们是超
２００４年在中国作家协会，与陈建功主席和保加利亚作家在一起。
北京作家协会是一个被我们大家称为“家”的地方，我们都喜欢这个“家”。这张照片是我们作协副秘书长王升山先生为我们拍摄的，左起为徐坤、李青（副主席）、赵凝、王芫。
越年龄的一群人，总是那么充满朝气。
北京除作家、记者、编辑外，还有一群人也应列入文人范围之内，他们就是阵容庞大的书商群体。
书商是文人和商人的混合体，北京有许多“诗人书商”，他们曾经是诗人，后来做了书商。或者一边做书，一边还在写诗。他们是自由的，狂野的，大部分人也是守规矩的。曾经参加过一次他们的聚会，大大小小的书商竟有上百人，他们彼此聊的话题都是“拿号”、“拿稿”之类，口气有点像服装批发市场的人说的“拿货”。
在北京，各种各样的会议每天都在召开，所以大部分编辑、记者家里都堆着各式各样的公文包、旅行袋，那都是历次开会发下来的赠品，有的书包上赫然印着“中国作家协会××次代表大会”，有的包上什么也不印，或者用暗字印上去。如果用心收集，若干年后完全可以办一个博览会，题目就叫“书包记录的中国文学史”。
第19节 北京的艺术氛围
北京的艺术氛围
北京的语言
像王小波那样说话的男人，在北京其实是很多的，他的杂文，就是“说话文体”，我们在饭局上常能听到用那种“文体”说话的人。对王小波，无论媒体怎么说，我只喜欢他的杂文。至于小说嘛，只有一篇是好的。
提到北京的语言，常常被人误解为《茶馆》里那种“老北京腔”，前几天在餐馆吃饭，有个朋友问我：“为什么‘京味儿作家’没有一个是女作家？”
我想，是因为那所谓“老北京语言”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消失了。新北京生长出了新生的、混合的语言。我是在北京出生、北京长大的，我小的时候住在航天部大院里，左邻右舍有四川人，上海人，湖南人，就是没有一户老北京。
北京是一个大的文化混合体，包括它的语言。虽然很旧的老北京语言已经消失了，但新的北京话还是充满了活泼、机灵的劲儿，北京话是最最俏皮的语言，例如：“本儿报”——是指大的周刊——既像报纸又像书本，所以称之为“本儿报”，简明扼要，念起来还充满力度。再如“吃小饭桌”——意思是指小学生在某处包饭，生动形象，但这句话实际上是不合语法的。
北京是一个盛产语言的城市，人们的日常对话生动幽默，玩笑和正经话常常混在一块儿，说话很具有故事性，只有生活在这个语言环境里，才能知道其中的奥妙。而有些外地朋友常常误解他们的意思，因为他们听到的只是字面的感觉，其实话里有话。
大部分北京男人都具有浑厚洪亮的嗓音，他们很有见地，具有批判精神，谈话就像王小波的杂文，尖锐，犀利，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们见了女人很爱开玩笑，当然都是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比如说夸你漂亮，比如说他一直在想你等等，这大概是受西方人的影响。好话谁都会说，可谁都不如北京男人说得漂亮、自然、得体，仿佛他们天生就会赞美女人。
但是，作为一个北京人，我并不认同把所谓“京腔”、“儿化”当作一件利器似的时时刻刻亮出来，特别是在电视节目里假京腔泛滥，让人听着很不舒服。
基本上来说，北京有两种语言，胡同语言和大院语言，有教养、文化层次较高的人，大多数说的是后一种语言。新京味小说正在逐渐形成，那应该是标新立异的国际化小说，而非提笼架鸟的老北京故事。
北京的艺术氛围
北京是一个适合写作的城市，而非适合居住。上个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在北京举办《布老虎10周年》的活动，我遇到叶兆言先生，他刚刚出版了他的新书《我们的心多么顽固》。我们聊起南京作家与北京作家的区
我与天安门。别，我说南京是一个特别适合居住的城市，而北京太大了，而且节奏快，不适合优哉游哉地过日子。
我曾在一个杂志上看到南京的青年作家经常聚在一起洗澡，边泡澡边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