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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先率部猛攻德胜门，于谦令石亨在德胜门外的空屋里设下埋伏，派几个骑兵诱敌。敌人用一万骑兵逼近，明军神机营火炮、火铳齐发，伏兵四起出击，也先的弟弟孛罗和号称“铁颈元帅”的平彰卯那孩被“神炮”击毙。也先只好转攻西直门，被都督孙镗击退，进攻彰义门的瓦剌前锋也在明军的战车和炮火的击下遭到挫败。北京西郊的居民还登上屋顶，投掷砖瓦助战，喊声惊天动地。
激战一直持续了五天。当初，也先率兵深入，以为北京城早晚可破，等见到明朝官军严阵以待，有些丧气。相持了五天，死伤惨重，士气低下，知道不可能达到目的，又听说各地勤王部队马上要开到，恐怕截断了归路，于是带着英宗由良乡西去。于谦调兵遣将，一直追击到居庸关才返回，北京保卫战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从而也在北京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保卫北京的战斗中，于谦力挽狂澜，功劳最大，景帝要给他加官晋爵，于谦坚决推辞说：“京城的四郊都是断壁残垣，这是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耻辱，怎么敢求取赏赐呢！”皇帝不准，加封于谦为少保、总督军务。于谦生活简朴，住的房子很破旧，仅仅能够遮挡风雨。景帝赐给他西华门的一所大宅，他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敢过安稳舒适的日子？”由于推辞不成，勉强接受，但他却长住到办公场所，很少回去。在他的主张下，朝廷增兵真定、保定、涿州、易州等府州，派大将镇守山西，防止敌寇南侵。又从京师“三大营”士兵中选取精壮，设立“团营”，增强明军的战斗力。
也先将明英宗扣留了一年，一直无机可乘，只好将他送回北京，与明朝言和。景帝将他的这位皇兄安置在南宫大内，派人看管起来。1457年（景泰八年），趁着景帝生病，徐有贞、石亨和宦官勾结，发动“夺门之变”，带兵闯进英宗居所，拥立他复位。
于谦生性刚烈，疾恶如仇，因此遭到徐有贞、石亨等人的忌恨，这些人在英宗面前大讲他的坏话，英宗本来就对于谦拥立弟弟做皇帝，心里很不舒服，又听信谗言，给于谦定了个“谋反”的莫须有罪名，判处死刑。
那是一个阴云四合的日子，天色黑沉沉的，像要落下雨滴，在全城百姓的哭泣声中，于谦在西市（北京西四牌楼）被杀，时年60岁。
于谦死后，家无余资，除了一些书箱，就是景帝赐给他的蟒衣、宝剑。听到于谦被杀害的讯息，行人莫不叹息。成化二年（1466年），宪宗皇帝下诏为于谦平反，追复原官。将其故宅改为忠节祠。万历十八年（1590年）时，在祠中塑立了于谦像。清顺治年间，像毁祠废，光绪时又重建。于谦祠坐北朝南，院内东侧建有奎光楼，楼分两层。上层为魁星阁，阁上有清人孙贻经书写的“热血千秋”匾额。正房5间为享堂，供有于谦塑像。1976年，魁星阁在地震时被震毁，小楼也被拆除。于谦祠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提起于谦，我们便会想起他那首脍炙人口的《咏石灰》：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那“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概，而这首诗，也正是这位英雄的写照，他用热血谱写的那段北京历史也将永远流传。 （杨艳秋）
在21世纪到来的时候，北京崇文门内悄然出现了一个新的公园，称作“明城墙遗址公园”，如茵的绿草间，树立着一段不长的残墙和若干个墩台，残墙下还稀疏地种植着一些树木。偶尔，有遛弯儿的老者在公园内漫步，也有外地的游人在残墙前凝望和拍照。
一座曾经环绕整个北京且十分雄伟的建筑，是如何变为今日的残墙的，相关的书籍不少，而近年的一部名为《城记》的著作，更是具有全方位的详尽披露，读罢令人感慨良多。下面我们介绍的，则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即北京城墙的建设情况，确切地说，是对北京城变得壮丽恢宏作出贡献的一个人物，这个人叫阮安。
阮安是一名宦官，交趾人（交趾今属越南），永乐年间入宫。他主持完成了北京内城城池的最后建设，包括城门楼、月城、城濠、桥闸等。北京内城的建设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洪武时徐达、华云龙对元大都的初步改造；永乐年间建都时的各项建设，主要是宫殿郊庙建设；最后为正统时建筑的完善阶段，而城池及各种辅助设施的完备和完成，是这一时期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阮安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正统元年（1436年）十月，太监阮安受命修建京城九门城楼，在此之前北京的城墙上所开九门只有城门洞，没有瓮城、城楼等建筑，有的城门连官军值班所用的铺舍也没建。《明实录》说“京城因元旧，永乐中虽略加改葺，然月城楼铺之制多未备，至是始命修之”，意为北京的城墙基本沿用了元大都的旧墙，永乐时只是进行了少许的改动和修理，而相应的辅助设施都没有，到这时才命阮安等修建。
这里顺便说明的是，永乐时政府没有把全部建设完成，主要是由于财力所限以及频繁的北征，“太宗皇帝（即明成祖朱棣）肇建北京，既作郊庙宫殿，将及城池，会有事，未暇及也”，没有时间去做了，而他的儿孙仁宗、宣宗做皇帝时，也没去完成相关建设，除经济原因外，主要由于这两个皇帝都不太想把北京作为国都，特别是仁宗，他登基后就为还都南京进行了许多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北京的进一步建设遭遇暂停，是很自然的。所以，阮安受命修建，就政治背景而言，是英宗（宣宗之子）以及当时的统治核心已最后决定以北京为国都了。
阮安是个出色的建筑师，并且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永乐时其才华逐渐显露出来，“目量意营，悉中规制，工部奉行而已”。他无需查阅资料，只凭实地观测和思考，所制订的建设方案就完全能达到各方面的要求，而主管建筑的工部官员只需奉行就可以了。但是，高超的业务水平，并不是他得以承担这次任务的唯一原因。
当时，京城中在业务上有能力承担此工程的，并不止阮安一人，还有一些水平很高的建筑师，其中包括工匠出身的工部侍郎（大致相当于建设部副部长）蔡信。蔡信在北京的营建中展示了他建筑上的才能，因表现突出积功升为工部侍郎，他是明代第一个工匠出身的“副部级”官员。当英宗决定完成城池建设时，工程负责人的首选应是蔡信，但蔡信认为，此项工程浩大，至少要从全国征调18万民夫参与施工，否则是完不成的，而建设资金及从各地采集的建筑材料也需庞大数目。如果按照蔡信的想法去做，不仅政府的经济负担加重，还将使大范围民众的正常生活被骚扰。显然，朝廷是不愿意这样的，于是选择了阮安，因为阮安所施行的方案更有可取之处。
史料中对阮安的施工调度是这样介绍的：“上遂命太监阮安董其役。取京师聚操之卒万余，停操而用之，厚其既廪，均其劳逸；材木诸费，一出公府之所有，有司不预，百姓不知”。施工人员主要取自在京师训练的军卒，将其中的1万多人操练停止，增加其月粮，安排好班次，每人增加月粮一斗，盐每月一斤；建筑费用和材料不再另外佥派，只使用官府积存的，永乐时营建北京剩余了大量建筑材料，此次均被派上用场。需要说一下的是，施工中的技术人员即军匠和民匠是另外计算的，它们不包括在征用的人中，因为每年京城固定都要使用数千名各地的民匠，用于京城各项施工，这些人称作轮班匠。如果将这些人算进去，整个工程的投入人数应该在2万以上。这个数字远远低于蔡信所需人数，从中可见阮安的工程组织能力。另外，阮安并不是让九门同时兴工，而是依次营建，这就使较少的人员完成这样大的工程成为可能。
最早开工的是西面的西直门和平则门（平则门不久改称阜成门），时间是正统二年（1437年）正月；第二年营建的是东直门、朝阳门、德胜门等，最后完成的是正阳门等，时间是正统四年（1439年）四月。整个工程包括门楼、城濠、桥闸三部分，具体为：正阳门正楼一座，月城楼中左右各一座，崇文、宣武、朝阳、阜成、东直、西直、安定、德胜八门各正楼一座，月城楼一座。城墙四角各立角楼一座。所谓正楼就是城门楼，今日可见者如正阳门楼（前门楼）；月城楼就是俗称的箭楼，如幸存的德胜门的箭楼；角楼今日可见者只有内城东南角楼，在今北京东站附近。护城濠的整治包括河道疏浚、河岸的修整、砌筑。另外，九门外原来都是木桥，此次全部改为石桥，同时设置九道水闸。
随着整个工程的完工，北京的面貌发生重大改变，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再睹当年的京城风采，但可通过当时人的记述感受一番。“正统四年重作京城之九门成，崇台杰宇，岿巍弘壮；环城之池既浚既筑，堤坚水深，澄洁如镜，焕然一新。耆耄聚观，忻悦嗟叹，以为前所未有，盖京都之伟观，万年之盛致也”。于是当时的大学士杨荣、杨溥带领其他翰林学士“登正阳门之楼而纵览”，只见“高山长川之环固，平原广甸之衍迤，泰坛清庙之崇严，宫阙楼观之壮丽，官府居民之鳞次，廛市衢道之棋布，朝觐会同之麇至，车骑往来之坌集。粲然明云霞，滃然含烟雾”。每读至此，则恨我辈其生也晚，不得与其同游，无法纵观当日之胜。他们在观赏的同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阮安，对他善于谋划的能力，奉公尽责的精神大加赞颂。
阮安在随后的几年中，又先后主持了：皇宫三大殿（奉天、华盖、谨身）的重建工程，通济河的疏浚工程，固安河河堤加固工程，北京城墙的包砖改造工程。其中，北京城墙的改造工程，开始于正统十年（1445年）六月，完工于正统十二年（1447年），这项工程不仅使城墙愈加坚固，更美化了其外观。
据《明史》记载，阮安接受的最后一项工程是张秋河的治理工程，但他在前往张秋的途中去世，这已是景泰年间的事了。史称，他去世时“囊无十金”，即行李中的银子不足十两。对于一个主持过许多重大工程的太监来说，如此廉洁，实为少见！明代200多年京城建设中，工程管理者众多，而廉洁者少，许多人因为贪占被处罚，如嘉靖时的工部尚书徐杲（明代唯一的工匠出身的“正部级”官员），因贪污卢沟桥修建工程款上万两白银被发配。从对比中，可以推想阮安的为人，也可明白当时人为什么对他有那么多的赞扬之辞。
阮安以及后阮安时代的北京，已经和正在离我们远去，这虽然有许多的遗憾，但世事沧桑毕竟是一个规律，21世纪的北京新貌不可改变地呈现着，并正在被接受着。对于阮安，今天的北京是他梦也梦不到的；而对于我们，看到德胜门箭楼，看到崇文门的东南角楼，看到明城墙遗址公园里的残墙，就会想到当年的北京，想到阮安。这是阮安之幸，也是我们之幸。 （张兆裕）
北京南池子大街东侧，有一处近年建成的菖蒲河公园，环境优美宜人。虽然距离闹市只有几步之遥，但一走入其中，清奇的古意扑面而来，市声一下子便被隔在了另外的时空中。每年入春后，随着桃李绽放、槐花香飘，更是让人神清气爽，遐思无限。公园中，要属普渡寺的大殿最引人注目，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壮丽古朴，还由于它含凝着明初以来许多轰轰烈烈的历史瞬间。
在明代，南池子地区和太庙、社稷坛一样，是专供皇家使用的地方，永乐时称作“东苑”，后来称为“南宫”或“南内”。普渡寺所在位置，明正统时原为崇质宫，是南内的核心。应该说，南内在明初不过是皇家的又一处苑囿而已，性质有如南苑、西苑，并无特别，但由于明代唯一的一位太上皇――英宗朱祁镇曾在此居住六年，并从这里出发重新夺回政权，从而使南内具有了不同的意义。
身为帝王，英宗朱祁镇的一生是非常坎坷的，然而一切坎坷都是从最初的平静开始的。
公元1436年，史称正统元年，八岁的朱祁镇第一回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八岁的小皇帝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一生会有那样多的波折。人生的大起大落原非一个八岁的孩子所能理解的事情。扶他坐上皇位的是他的祖母张太皇太后，这位女性被认为是明代后宫贤良淑德的典范；辅佐他的是由明初最著名的文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组成的内阁。一切迹象都表明，他只要按照礼仪主持王朝仪式，听从辅臣的安排处理国事，就能做一世的太平皇帝。
然而，世事的发展并非总能一如人们的预期，时光的流逝总能将一切改变。围绕着八岁小皇帝的都是老人，孩童会长大，长者会衰老，这是人世法则。正统七年（1442年），张太皇太后去世，三杨中的杨荣在前此两年也已去世，剩下的杨士奇和杨溥也都过了七十岁，行将就木。这些老人并未给英宗皇帝留下出类拔萃的可用之才，却让这位虚岁十六的少年皇帝得到了一个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统治天下的机会。这个机会，同样也属于受过良好教育、与少年皇帝关系紧密且正当壮年的宦官王振，他把持了朝政。
人们都认为明代宦官乱政是很严重的问题，而宦官乱政自王振始。宦官能够干预朝政的主要起因是永乐年间设置了内书房，培养了一批具有文化素养和行政能力的太监。永乐皇帝朱棣曾说服了一批儒者自愿净身入宫教导太监，王振正是自愿净身入宫的人之一。当张太皇太后在世的时候，他处事小心，聪明机敏，博得了朝臣的赞誉，又做了英宗的启蒙老师，是英宗最可信赖的人。所以在张太皇太后去世和三杨老迈的时候，他顺利地控制了少年皇帝。也许朱祁镇从来没有想过，或者不愿去想，他摆脱了老人的操控，又落入了宦官的股掌。身处帝国权力金字塔尖上的皇帝从来都不是自由的，通常还格外孤单。在这种情况下，被谁操纵也许并不那么重要，只要那个人能陪伴他，能让他感觉到少许自由。对于英宗，王振正是这样的人。
英宗选择了宦官，对国家是场可怕的灾难，可对他自身而言，也许并不是最坏的选项。正统十四年（1449年），在王振的怂恿下，英宗开始了一场对蒙古瓦剌部的亲征。在这次形同儿戏的战争中，刚刚二十出头的英宗皇帝成了蒙古人的俘虏。所有的史料都认为，是王振的张扬和好大喜功导致了失败。但是王振在这次战役里，死于乱军之中；很多宦官誓死守护年轻的皇帝，在瓦剌要俘虏他的时候，扈从的宦官们将他围在中间以防被敌人冒犯。宦官并非全是凉薄之人，对于英宗，至少他给予宦官的宠信还是得到了感情上的回报。
明英宗的命运看起来比北宋的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位皇帝好得多，他在被瓦剌囚禁了一年以后，被送回了北京。可是，江山已经不是他的江山，宫苑也不再是他的宫苑，现在的皇帝是他的弟弟朱祁钰，即景泰皇帝。他只能作为“上皇”居住在南宫。南宫与朝堂近在咫尺，然而曾经受万人朝拜的皇帝现在只是一只标准的囚鸟。再后来，他的儿子朱见深（即后来的成化皇帝）成了废太子，被封为沂王。眼看自己的正统地位完全被别人取代，真不知道这位曾经以“正统”为年号的皇帝心里是什么滋味。
然而，权力的大起大落似乎从来没有改变过朱祁镇生活的实质。当初在紫禁城中，他不过是代表最高权力的一个符号，所谓禁宫，其实禁住的主要是皇帝的一言一行；后来在瓦剌营中，他作为超高级战俘，一样有太监服侍；至于到了南宫，谁都知道他事实上是被软禁起来，然而其间的服器用度虽然不能跟皇宫相比，也绝不是平常人可比的。仔细一比，他其实并没有比过去更加不自由。话虽如此，实际上还是有不同的，而最不相同的，当是他的心情。他曾经掌握着别人的生死沉浮，如今他的生死则由自己的兄弟掌握着，这份忧恐与悲哀，恐怕是外人难以体会的。当他看到南宫的树木被伐尽、崇质宫的宫门被紧锁，以防他交通外人时；当他听到与他有关的宦官莫名而死时，他的忧虑与哀伤无疑会凭添若干。
如果，不是因为后来那场别有用心的政变，或许朱祁镇会在忧伤中无声地老死于凄冷的南宫，逐渐被人们遗忘。可有时候，就算是皇帝也无法控制自己在历史舞台上的戏份，他们就像被人操控的吊线木偶，不自觉地走到了华丽幕前。明英宗可能从来不曾认真想过自己还有走出南宫、重返大内的那一天。但那一天却在景泰八年（1457年）的初春来临。
那是一次纯粹的“政变”，曾为它加了一个恰当的名目——“夺门”。
历史记载，当年发动夺门政变的幕后推手是一群别有用心的人，他们的目的是铲除异己或者巩固自身地位，没有谁从国家的正统性和皇帝的道德标准来考虑这次这政变的功过是非。不过，这次政变的起因确实是由对国家正统性和皇帝的道德标准的争论开始的。按照儒家的宗法制度，朱祁钰尽管阴差阳错得到了帝位，但他死之后还是需要将帝位传给英宗的长子。他对此十分不甘。景泰三年（1452年），他终于将英宗的儿子贬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见济为太子，史称怀献太子。可刚过了一年，怀献太子就夭折了，太子之位又空了出来。这时，大臣纷纷上言请求恢复沂王的太子资格。此后数年陷入了僵局，太子之位也一直悬空。君臣之间裂缝加深，那些各怀鬼胎的人开始蠢动了。
第一个想借助英宗复辟打击异己的人是武将石亨，他与于谦不合。于谦是解土木围城之危的大功臣，也是拥护景帝继位的重要人物，所以，英宗复位一定可以铲除于谦。另一个想借夺门建功的是宦官曹吉祥。曹吉祥一直以为自己能够成为另外一个王振，野心很大。可是景帝宠信的太监是兴安，而不是他。第三个想利用英宗的人是副都御史徐有贞。徐有贞原名徐珵，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