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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抓起来镇压。那就是解放初期著名的“镇反”运动的一个侧面。当然，这场运动现在看来有它合理的地方，在新旧政权交替时期，对维持秩序、巩固政权、击退反动分子的疯狂反扑，也起了强力良好的作用，但也从某种程度上，开启了滥杀无辜的先河。那时，杀人被称作敲沙罐。很形象，很幽默，用子弹那么轻轻一敲，沙罐一样的脑袋就破了。沙罐破了可以修补，而脑袋一破，脑浆迸出，就再也无法修补了。那场带着胜利欢乐色彩的政治杀人运动，合理合法，当然也免不了掺和一丝丝令历史、生命颤栗的恐怖和阴冷。就连现在当地的补鞋匠，都能把江边刑场敲沙罐的场面叙述得绘声绘色。父亲梅绍武在那场普通的镇反运动中被枪杀。他写下了自己和儿女们长期追随共产党地下组织，做了多少革命工作的讲演稿，大儿子怎样在旧军队里营垒中冲杀出来为新中国解放事业做出了多大贡献。小女儿的“丈夫”怎样因为组织学运，被国民党关进监狱，小女儿怎样在白色恐怖中做地下党的工作。他自己怎样在即将来临的解放战斗中，无私贡献出了保安部队和全部家产。他妻子怎样在当地办小学，为当地百姓做了多少好事。本来，他把写好的讲演稿，带在身上。他被监狱看守强灌酒醉了之后，五花大绑，押赴江边沙滩上刑场。那天，刑场对面的悬崖，悬挂着鱼鳞似的灿烂阳光。春天的大江两岸，油菜花金黄。黑压压的人群，拥挤在江边沙滩上，早春的太阳，已十分毒辣。他和一群被捆绑着的暗藏反革命、叛乱暴动分子，串在一起，二三十人，弯弯扭扭地，站了一排。那里有伪政权搜刮民财的反动武装首领，有袍哥大爷、土匪头目、县财政局长，旧军队衙门里的散兵游勇、作奸犯科的，这些人都一块儿枪毙。那天，娅雯的父亲被绑得很紧很紧，站在毒辣的太阳下，浑身冒汗，他试图从被捆绑着的破棉袄里，取出用小狼毫毛笔写的讲演稿，对大家讲演。那时，一排行刑的解放军战士，已向他们举起了长杆子步枪，他突然扯破喉咙高叫：
“冤枉啊！我还有话说！”
主持刑场的军官是一个高大的解放军营长。营长姓苏，来自山东，新政权供职的那些天，他们见面十分客气。苏营长依然那么客气地对他点点头，同意他说话，但，因为他脸上流着汗，也因为他们在被押出来枪毙之前，被灌了一海碗烧酒，想喊，喉头哑哑地，什么也喊不出来，陪同他被杀的那个贩卖烟土的伪县财政局长，大声骂他：
“软骨头，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些，有啥子毬用哟？”
可是，被五花大绑的伪临时县长梅绍武，还是把他想说的话，哑哑呼呼，说了个大概，他家，他大儿子，女儿，怎样和新政权有血肉联系，他历来就同情革命，支持革命，最后，组织伪政府任县长，属迫不得已，而且已得到新政权容许。他任县长、保安司令，成员虽然成分复杂，但没有新的血债……他越说越激动，越兴奋。他满脸胀红，吐字不清，黑洞洞的嘴不断蠕动，他想得到答案，像他这样死心塌地，倾向革命，支持革命，甚至已经正在卖力干着革命的人，凭什么要被新政权杀掉？
苏营长不耐烦地站起来，喝了一声：
“说完了吧！”
“没，没有！”
苏营长皱了眉头，手一挥，面前的步枪，对面的机关枪，对着他们那一串“蚱蜢”同时开火。枪响的时候，似乎人们还能听见他在高呼“斯大林元帅万岁！”还有高呼“共产党万岁”、“蒋某某万岁”的。掺合着枪声的口号，呼得很杂很乱。还有好几声“万岁”，没有喊得周全。一阵硝烟过后，那些被捆绑着高呼“万岁”的生命，一个个都烟消云散了。他那长长的身体，中弹之后也蜷起来，像一头黑虾米，缩在岩石下面的裂缝中。那时，娅雯已戴上大叛徒妻子的帽子，在外面深山老林躲藏。她没有看到父亲被枪杀的场面。可是，她可能在这里看到枪杀的他们家族中的第二个人，就是她名义上的丈夫，谭纪年。纪年也是被五花大绑，押到悬崖下的沙滩上来枪毙的。谭纪年被枪杀的时候，人们似乎没有见到大江侠客的影子。他被枪杀于一九五一年。比娅雯的父亲梅绍武被镇压刚好晚一年。主刑官居然还是来自山东的大汉，解放军苏营长。纪年被枪杀后，他那也被五花大绑的挺硬的身子，也蜷缩起来像只黑虾米。也是春天，大江两岸，风和日丽。纪年没有呼口号，也没有讲演，行刑的战士用手枪、步枪，从他很近的背后，一枪打过去，子弹穿过背部，再补一火，他脑袋就开了花。他先是一栽，又向后一仰，又一颗子弹打过去，正好敲破了前额。他向前重重栽下去。络腮胡上粘满了血，流着血的嘴，啃着沙滩上的石子和淤泥。……娅雯万万没想到，他们家族中的亲人们，会在如此血腥的场面中出现，还一次次重复。她没有去收尸。去给她父亲梅绍武收尸的是那个名叫顺子的小女孩。顺子已十七八岁，是她父亲惟一正了名的姨太太。顺子是那座椅子形山岭上梅家祠堂账房先生的女儿。圆房的时候，顺子刚满十六。他们还生了儿子，顺子用小船载了梅绍武的尸体，远走他乡。究竟掩埋在什么地方？他们谁也不知道。
掩埋娅雯叛徒丈夫的，不是她自己，而是当地的“老船工”，大江上的水手。那个身强力壮的壮汉，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他有在汹涌波涛中长久熟练驾船的本领。他连夜把尸体用船载到大江南岸崇山峻岭中去埋葬。这样，那一带的紫檀木树林中，深山泉水边，便出现了一座没有姓名的坟墓。也有人说，埋葬她叛徒丈夫谭纪年的，不是武艺高强的船工，而是一个大江游侠，或江洋大盗，或是从远方的失败战场上逃回来的
国民党上尉军官。有人把那个上尉军官，吹得更神。说他并不是上尉，而是国民党将军。这个神秘军官，在他们家族中，始终其着保驾护航的作用。他的真实面目，始终迷糊。无论船工，还是长工，还是逃回来国民党的上尉、将军、当地土匪、保长、甲长，反正他是那么一个身强力壮男人，隐隐约约地闯进了娅雯的情感生活。有人说他们曾结婚，但他们的婚姻也十分短暂和暗淡，没有在她生活中，留下多少记忆。他们没有生儿育女作为生活好坏和爱情幸福的证据。后来，她的大半生，都在贫病交加、精神和肉体折磨中度过。那时，她儿子永年还小，孤儿寡母在遥远的山林，亦说原始森林，深山古庙，隐居之后被揪出来，送回老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悲痛和耻辱中过日子，是何等艰难。回到家乡，老家的房产田地，早被翻身的农民分了个干干净净。她在老家祖坟的山崖旁边，支起小茅草棚度日，经常受到当地村民的辱骂和骚扰。每次运动，开斗争会，都少不了拉这对孤儿寡母去做陪衬。解放初期那段时间，她们在家乡过的究竟什么日子，可想而知。当然，这是子庄他们了解到的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那个逃跑回来的国民党军官，已穿上了当地农民的服装，努力生产。他用船把母子俩从茅棚里带到更深远的山林中去，开荒种地，养鸡养鸭养鱼，过着男耕女织的平静日子。几年过去，山美水美，空气清新。把心灵受到重创的她，养得白白胖胖，被称作乡间美人。他们的儿子永年，似乎也因此享受到了父爱，也感到了他们特殊家庭的快乐温馨，而国民党军官，则完全变成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在一起买了收音机听广播，说不定那时她还翻出了那本珍藏的《史记》来放在土磨前的石礅上晒干，以免生虫子。日子如果这样，就可以平静过下去。谁知，到了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当地政府开山毁林，把他们居住的那片山林砍得精光，同时，发现了山林中过着平静日子的这一家。国民党上尉被抓到了县上去，关在监狱里，作为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枪毙了。历史反革命，因为他是国民党上尉。现行反革命，是从他们家里搜出了那台收音机。他们收听敌台，山林中的茅屋，是台湾派来这里的特务分子联络点。其实，小莲祖母在大病中沉痛地回忆，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国民党军官。她有过原始山林中的躲避生活，并不是和国民党上尉军官一起度过，也没有哪个台湾派来的特务在深山老林找过他们。她喜欢听的收音机，只能收到当地省、市电台，听收音机，还是她在那座神秘公馆和商人革命者一起工作，掌握来自革命大本营的消息，养成的习惯。她家里还珍藏着一台老式的肖邦牌唱片机哩！那是当初县城女子中学校长留给她的礼物！可是，她后来一次也没有放过贝多芬的音乐。她那时根本就不知道，贝多芬、肖邦、莫扎特和她母子俩的生活，究竟有多遥远。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对她来说，简直毫不相干。至于一直暗地对她有过帮助的那个人，究竟是谁？有人猜测，是她大哥部队的国民党军官，投诚以后，解甲归田，专门来照顾他上司的妹妹。或者，是得到那她哥哥的指令，来暗地帮助她们母子俩的。那么，他也应该算国民党起义人员。历史就这样弯来绕去，但始终不能逃脱谁的手心。生命总要消失，只不过消失的理由，并不都是一样充分罢了。她父亲带着冤屈被枪毙，她名义上的丈夫，那个大叛徒谭纪年，是不是也带着什么冤屈被枪毙的呢？现在还不好说。不过，她和第二任丈夫，并没有正式结婚。国民党逃跑回来的上尉军官，和小莲祖母一样，惟一的爱好就是听广播。他喂鸡、养鱼都是能手。可他还是被镇压了。大江南岸悬崖下的沙滩刑场，是他们一代又一代梦断魂断的地方。至于她母子俩怎样回到老家的？有几种不同的传说。有人说，她“镇反”时被投进监狱，后来，找不到她有什么犯罪证据，就放了出来。有人说，她本来已送到茶场农场去管制劳改，采茶制茶。为什么那么快放出来呢？那时，才二十出头的她，依然风姿绰约，和当时劳改农场场长，是不是南下干部苏营长？有过什么肉体交换。当然，那些现在看来似乎发生在很遥远年代里的事情，甚至可能是猜测和谣传。果真有这种交换，也和她最后的生命归宿，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资料证实，不是她用身体去和劳改农场场长交换，不是监狱管理干部诱奸强奸了她，而是他们之间真正发生了感情。那个场长，居然连干部也不当了，把他们母子俩带回了山东老家。那样，她的命运，可能又会发生一些根本转折。那个好心的劳改农场场长，回到老家后，三年困难时期得了严重的浮肿病死去。她母子俩，终于在她起义投诚的大哥，某某省体育运动厅长的帮助下，经过当地政府协助，才回到老家。可是，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回到老家的母子俩，在饥寒交迫中，几乎断送了性命。
后来查证，从劳改农场和苏营长一道回山东老家的美丽少妇，并不是大叛徒的“妻子”梅娅雯。这个发现，并不能排斥她儿子谭永年用很多年，走遍祖国山山水水，花了大把的钱，到上海、香港、河南、北京、东北、辽宁，去寻找他的亲生父亲，究竟是什么心理动机。据传，她母子俩在自然灾害时期已经饿死。这不是真实情况。不过，她们都经历了生死的考验。那时，刚回老家，椅子形山岭上的梅家祠堂已被分掉，她们只好在岩洞边搭茅屋。山林里的冬天，总那样漫长，寒风呼啸。母子俩靠着烧热的岩壁取暖，紧紧依偎。同时，她们还受到当地村民的歧视和批斗。后来，在一个身强力壮的神秘人物帮助下，她们在老屋旁的岩壁下，造起了两间茅草土屋。冬暖夏凉，可以避寒暑。她们没有口粮，没有土地，没有家具，不能自己做饭。灾荒年月。深夜。她们去偷了山上的红薯和小麦回来，用大铜锅煮了吃，恰恰被巡逻的基干民兵发现，拉到队上去批斗打骂，直到折磨得半死。毕竟，那时，她也仅仅是二十出头的女人，而且，她曾经还是校花，当年地下党的前后市委书记，严淄芸、谭纪年的情人、亲人和爱人。那时，儿子不知道真正的父亲是谁，但她心里清楚。批斗大会主席台，就设在她老家，也是她母亲曾任校长的小学校。那个小学校的断垣残壁，至今依稀犹存。石垒的高墙，几经翻修，还看得出当年的辉煌。那是她们家族开办的私人小学，也得到当时政府同意许可才创办起来的。学校门前，高高的石台。一对石狮子，雄踞在石台两边。右边那只狮子已被打烂，但依然看得出这所私学昔日的神采。石狮子中间，立着高高的旗杆，代表着那时的民国政府，现在代表的又是新的红色政权。当时，据传娅雯母亲在这个学校任教得“伤寒”病死去。但是，有确凿证据，母亲并非死于伤寒。而是因为，她父亲娶了账房先生的女儿顺子做姨太太。
那年，她父亲刚刚当选县参议长，春风得意之际，县里官场内外的闲人们，都说参议长新娶的小老婆，是那个时候江边县城的风骚美人，误传为大家闺秀，唱歌跳舞、呼风唤雨，在被权利和金钱锈蚀的仓皇日月里，进进出出社交场所，招人喜爱。那时的某些人们，也和今天一样，他们关心的是刚当选的县参议长怎样在锣鼓喧天中，迎来了年轻漂亮的二奶，也是他故意挑选一个处女来冲喜。果然，花了不少钱，选举大胜。他看着这个姑娘长大。她是账房先生女儿之中最小最漂亮的一个。她软绵绵的身体，流水一样围绕着他，雏亮的眉眼里，没有一丝乌云。她一点也不感到娇羞的红颜，像一朵红桃花。就在他当县参议长的第二年，他和娇羞的“红桃花”，在县城江家坝公馆生了一个儿子。但他们没有在那个家族的历史档案中，查到这个儿子的下落。江家坝公馆，是他专为娶这个小妾修建起来的。他从此也就很少回到老家那座椅子形山岭上去。他们在县城公馆庆祝得到儿子的消息传回家乡，娅雯的母亲就暴病身亡。究竟得的什么病？现在还没有人说得清楚。那个冬天早上，结满暗霜的椅子形山岭，小学校门前石榴树上那口大钟，没有像往常一样，在闹山麻雀唧唧喳喳的叫声中敲响。三三两两的学生，走进学校院坝，就听到老家院子里传来佣人长工的哭声。孩子们喜爱的校长已投井自杀。她那落入井中的长长的身子，使他家的佣人和长工费了好大的劲，才从侧面那口装饰得十分豪华的深井里打捞出来。那当然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场面。父亲当天就回到老家来为她母亲料理后事。而她母亲留给父亲的遗言是：
“你将不得好死。”
这是许多女人咒骂负心男人，最常见也最恶毒的一句话。不幸的是，这句话常常会得到验证。不久，解放军打下这座江边县城，她父亲在新旧政权交替中被新政权镇压，死得也非常蹊跷。父亲在“镇反”运动中被错误镇压，并不因为母亲的咒骂。母亲作为法律系的高才生，也不会那么蛮横。她母亲莫非在回忆当初他们之间的爱情是怎样被这个负心的男人给毁坏了的么？当然，这是她母亲投井自杀的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母亲并不是投井自杀，而是，那个冬天的早晨，她到井台上做事，漱口，或洗衣，探头在清水中照自己日渐苍老，或并不苍老的清丽人影，因井台的石板结了不易察觉的暗霜，不小心滑了下去。无论怎样，母亲没有活到解放。那时，哥哥带领十万大军，正准备和共产党在中原战场上打一场硬仗。哥哥听说母亲病逝的消息，仗也不打了，马不停蹄，带着他的队伍，回家奔丧，带回了一个营。那时，整个的椅子形上头，山山岭岭，大小山路岔口，都布满了国民党正规军的岗哨，那是给她母亲送葬的“国家”的军队。县长也来了。她母亲的死，成为当地那时轰动一时的神秘新闻。当然，死也要死得体面，那就是，不能说她因为丈夫讨了小老婆得了小儿子之后，投井自杀。后来，他们辉煌的老屋旁边，巨大的草坪两旁，十天半月，都摆满了酒席。正打着仗的国民党正规军，来到这里，大吃大喝了好几天。母亲去世后，小学校也就关闭了。
一晃十多年，现在老屋和老屋旁的小学校，又出现在娅雯面前。她和儿子站在残破的石狮子中间的土台上，接受批判，遭受侮辱和挨打，因为饥饿，她们偷了生产队的红苕和小麦，铜锅里煮了吃。在那样饥饿的年代，那是随时都可以置人于死地的罪名，和她们一起被批斗挨打的，还有地富反坏右，他们有的偷了耕牛去卖的，还有现行的、历史的反革命，主要是偷听敌台，或给她们贫穷的丈夫下毒药的乡间妇女……但，那样一个穿着简朴青衣、满脸菜色、文静清秀的寡妇，带着儿子接受批判，她们的罪名，除了偷队上的红苕和小麦生生煮了吃以外，就是她们的叛徒家属，她的罪名，是曾经的大叛徒妻子。而那时的大叛徒罪名，在全国已经很臭很臭。只要听到“叛徒”两个字，她就会感到儿子抱着她的腿浑身发抖。“大叛徒”，在那样的年代，那是怎样痛苦的一个红色家族的耻辱记忆啊！
沙岸（1）
“我不是叛徒的家属！”
一九六×，酷暑。烈日当空。坚强的三十出头的漂亮小寡妇，她祖母，梅娅雯，一袭青衣，秀脸苍白，一缕青丝飘在晶亮的额前，高高地站在小学校门前的批斗台上，多次在心底里高喊！无论向她袭来的是铺天盖地的口号，还是愤怒的拳头、冰雹和雨点！
但是，当着众人的面，她从不把这句话喊出来。
她拎篮子一样，提着依偎着她的腿边，瑟瑟发抖的儿子的衣角。
“不许打我的儿子，他的父亲不是叛徒。他的父亲是地下党高级干部，他终究会回来的！”
“这就怪了！”下面起哄，“这野种有多少父亲？”
“为什么你不肯把孩子，这个野种的姓给改了？还要姓大叛徒的那个‘谭’？你是不是还梦想继承某某某某的衣钵？”
沉默。
她在心底里叫了：
“孩子姓什么，是我自己的事，与外人无关……”
哄笑，嘲笑，辱骂，而且，绾着发髻的高挑女人，素衣白脸，黑白分明，忧郁高贵，手护小孩，挺胸而立，看起来十分
性感。下面被她激怒的批判斗士吆喝着，呐喊着，嘻嘻哈哈：
“哟！还认为你是什么好东西呢！泼妇，荡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