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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狠翻身，似乎想把她撕碎揉碎！
“哇”的一声，她翻身挣扎，披着一头乱发的头，伸向床边，呕吐起来。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他慢慢放开，坐起来。她俯下身，“哇哇”呕了一地。他连忙穿了衣服，起床清扫地上的呕吐物。那混合着酒味、狗肉味的呕吐物，成为了他们第一次面对的生命礼物。不用说，接下来，他们不可能再接着睡在一起。他们也没有再提做爱的事情。纪年默默地把屋子重新收拾好，把惟一那张舒适的大木床，让给了怀孕的娅雯，自己在木柜旁面，搭了张小床，有时干脆就睡在地下油印室。不傻的纪年并非不知道，她同意和他爱，并不是因为爱他。那样做究竟是不是为了让他去打听她爱人的消息，也未可知。他也没有再提起消失了的商人革命者。他们每天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且他肯定也不愿意再去碰她腹中的孩子。尽管他依然很爱她。难道他真的这么想，已属于别人开垦过的土地，自己为什么还要去播种？他还深深自责，在她小腹上压得太重，幸好没有把孩子压下来。娅雯说过，就是死，也要把孩子生下来养大。因为那本厚厚的《史记》，因为纪年那枚玉兰色发夹。后来，她的肚子越来越大，纪年依然每天照顾她。她知道再也不能找到商人革命者的时候，也是春天的夜晚，她心甘情愿地把身体给了他，他并不愿意。那毕竟是为了照顾她怀孕的身子。他给她清洗内衣内裤的时候，看到她穿过的内衣裤上，浸了那样多的孕妇残留物。她的身体发生着怎样的变化？那些变化容不得他们做爱。那时，还没有叛变的纪年，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也不都是一本烂账。常年奔波，他的确没有太值得夸耀的和女人在一起的经历。后来，纪年一个人出去组织起义暴动的时候，专门在牛奶场旁边，请了一个老保姆照顾她。纪年看到了娅雯的胸部和身躯，就开始幻想自己，这么奔来跑去的，是不是身边还该有一个自己的女人？那次他化装成商人，在某某春堂妓院里去和瞎子舅舅接头，他们各自都请了的妓女。瞎子舅舅把那个最漂亮、最野性、最有主意、最有文化的“妓女”带到了乡下，作为交通员和秘书，参加了游击队。他把那个胖嘟嘟的，眼睛有点歪斜的妓女，带到大江北岸那个小小兵工厂的家属区养起来。
那天上午，天朗气清。某某春堂妓院外面的水池里，荷花开放。纪年和瞎子舅舅在这个秘密据点接头，请来“妓女”做掩护。外面街边的梧桐树荫下，游弋着便衣暗探。那段时间，“剿匪”、“查匪”风头正紧。他们大张旗鼓地和妓院老鸨打招呼。老鸨也曾支援过游击队一些经费。他们把最养眼的两个妓女，当然也是按照老鸨的旨意，选进房间里来。姑娘扭着身子给他们唱歌。那是当时流行的劳苦大众小调《荷花调》，带着淫秽色彩的《十八摸》。瞎子舅舅和纪年就是在她们一声声“哥呀”、“妹呀”、“枕上摸呀……”的淫荡嬉笑对唱声中，躲在粉红的幕帘背后，密谈了黄金、党费和购买枪支弹药的军费，审查修改起义暴动计划、路线和基层班排长以上的干部名单。他们装扮成桐油商人，请姑娘在花戏楼吃饭喝酒。他们故意吃喝得很醉。夜晚来临，瞎子舅舅醉醺醺地挽着那个所谓的“妓女”，出了妓院。梧桐树下的那个吊眼的暗探，还往他们的身影子，啐了很大的一泡口水！他们大方地招来装饰华美的马车，摇摇晃晃地赶往江边码头，连夜乘船回到了红池坝游击队大本营。他，谭纪年呢？真和其中一个眼睛略微歪斜，长得十分水灵的妓女混了一个晚上。至于他的这次失身，我们不可能按照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活动来理解。他们，纪年和瞎子舅舅，早先并没有约定，因为不需要约定，他们这是演电影，并不是动真格的逛妓院。他们、老鸨和被瞎子舅舅带走的那个妓女本人，她其实就是命运多彩又多舛的叶哲文，都十分清楚。送走瞎子舅舅，他喝酒太多，身边妓女的眉眼和肉肉的身子太令人沉醉，姑娘起身向他敬花酒的时候，他的眼睛不断地往她扁平的下腹瞟，那时，作为男人，他的心就猛地“咯噔”了好几下，一种比较肮脏的心理，从他脑海里冒出来，他真的很想看看……她那里的一片神秘的香馥馥的土地，和怀孕的娅雯那一晚他没有看得很仔细，而且看仔细了又十分痛苦的土地，究竟有什么两样？不知是当天，还是以后的某个晚上，大醉的酒意中，他非常急迫熟练地褪下了妓女松松的裤头，他的熟练主要来自于他给怀孕的娅雯洗过内裤内衣。拥着妓女滑溜溜的身子，他满脑子幻想着心爱的娅雯，他在妓女身上的那些部位猛吻猛掐。妓女是来自大江下游江边城市的穷苦人。父亲是船工，母亲是老妈子。刚出道不久，而且很柔顺。酒意醺醺，他鸡啄米似地吮着她如花团锦簇的胸脯，嘴里喃喃说：“你，你必须，同意嫁给我，我才愿意给，给钱和你睡觉。”这一切妓女都答应了。因为妓女眼睛很圆很亮地看到了他放在八仙桌上褡裢里的金条和银圆。后来，他果然租了房间，把妓女接出去睡在一起。虽然，他觉得妓女很肮脏。她身上毕竟没有孩子。他们做得非常的满意快乐。妓女比他小十多岁。正是这个眼睛歪斜的小妓女，从此把他变成了真正的男人。他虽然有时候还回牛奶场去，照顾肚子越来越大的娅雯。这段时间他和妓女睡在一起的时间很多。可是，每睡一次，他都觉得过去的那个谭纪年，已经死去。只有当他离开妓女，回到娅雯身边，才感到过去那个自己，地下党某某书记，现在还活着，还活在组织的联系和同志们期盼信赖的目光中。当时的地下党，是不是真的都像他这样？不用说我们已经能够得出肯定的答案。关键还是他本人，而且，我们并没有把他仅仅作为地下党某某市委书记来描写。揉面团一样颠倒着妓女肉乎乎的身子，幻想着他曾爱而未得的小仙女娅雯，他就只剩下一个最普通不过的男人。他和某妓女的那段交往，并不是一时的过失，而是有意而为之。而且，我们不能不真实而且遗憾地描述，资料记载，当时这一带逛过窑子的某某地下党干部，远不止谭纪年一个人。这样，纪年一边和妓女鬼混，一边照顾娅雯，还一边从事领导起义暴动的工作。子庄想，这样领导的起义暴动，要是能够成功，可能老天都不容许。当瞎子舅舅回去把修订了的那批起义暴动人员名单和作战计划的最后定稿，辗转通过那个妓女，地下党交通员叶哲文，从红池坝游击队大本营秘密带回来交到他手上，叫他审阅、签字，送交他们的共同的上级备案，或者批准的时候，他刚从妓女的房间里疲倦地走出来。他感到无地自容，身子像鬼影一样轻飘。他做贼似地溜进小酒馆，喝了很多酒，他摔碎酒瓶，把自己的手臂割出了血。他下定决心，从此不再和妓女来往，努力去把这次暴动开展起来。谁知道，又一批新入党的同志，要在端午节那天宣誓。他告别了娅雯，坐船离开这座城市，到乡村去呼吸新鲜空气。就在端午节，油菜花开划龙船的河边上，他被捕了。出卖他的居然是妓院老板。特务机关给了老鸨更多的钱，于是他们就轻易端掉了这个以妓院做掩护的某某游击队据点的老窝。他和妓女鬼混的行为，早已受到特务的监视跟踪。好在他并没有给妓院老板留下自己的真实身份。那时，他真实身份是华生洋行职员。他这次被捕并没有叛变。娅雯的父亲出面把他保释出来。因为娅雯父亲已知道了娅雯怀孕，也知道娅雯已经和纪年是名义上的夫妻。在她父亲，那个老参议长的心中，纪年，也许就是他真正的未来女婿。
关于叛徒祖父，在他“儿子”永年的记忆中，通过母亲的口述留下的全部印象，就是被枪杀之后，悬崖下的沙滩，他绑着的身体像蜷缩的虾米。这个印象很残酷。和所有被枪毙的人一样，无论生前多么高大完美，中弹之后，都只能像虾米。但，一个人不是虾米。他的一生，也是很漫长的生命历程，远非一头虾米所能概括。现在，我们一听说共产党“叛徒”两个字，都似乎觉得是莫大耻辱的象征。我们的红色经典电影小说，也把“叛徒”塑造成十恶不赦的坏人。当然我们应该对这种审美意识给予足够的尊重和理解。的确，同一阵线，对敌斗争，出了叛徒，真是革命和人生的悲剧与不幸。“坏人”的字眼，怎能概括他们全部丑陋的灵魂？但，每个人的叛变，究竟因为什么？他应该忠于坚守什么而没有做到？怎样发现自己原来是个叛徒，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历史档案馆查到了那个叛徒“祖父”材料，从那些简单的记载看来，小时候，戴一顶棕色小毡帽，他也是一个勤奋好学，不多言语的孩子。世代祖传工匠家庭，并不算贫穷。他读过私塾，也是在他私塾老师亲戚的帮助下上学的。他在老家谭家岭那一代，早已成为一堆狗屎。当年他读书的私塾，记载着他学生时代的优异成绩。我们在电影电视上看到的叛徒，并不是单纯以他为原型来塑造的。他叛变那年，一九四八年秋天，是中国革命最黑暗，也最有希望的时期，他和地下党市委的干部正在为迫在眉睫的起义暴动商量对策。他并不是在商量过程中突然被捕。被捕叛变的他，生活和命运，就开始了奇特怪异的转折。他干了很多坏事，令人不齿。他带着特务去破坏他自己建立起来的组织。他写了悔过书，又写了要怎样对付共产党的小册子。他也带着敌人到武汉、上海、成都、昆明、香港，去追捕比他更高级别的共产党干部。也许，那个逃跑了的商人革命者、文人或者作家，都可能是他追捕的对象。当然，带着特务去追捕那些革命者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妻子”生的孩子，并不是他亲生。那时，他和娅雯之间，都已经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时代、历史赋予他们人生的不二选择。只有在疯狂的年代，才能看到那样疯狂的人和事。当他做起叛徒罪恶勾当的时候，并不觉得自己疯狂。他的叛变，也有个痛苦的过程。他挨过打，挨过骂，也终于横下一条心，为新的主子服务。某某图书馆存留的资料上，记载着这么一个细节，他带着他过去的敌人，去昆明追捕他过去上级的时候，当时的新主子，大约一个国民党少将吧，在飞机场候机室递他一根三五香烟，他低头哈腰，接都不敢接。那时的叛徒，除了遭到共产党人的唾弃之外，也同样被他的新主子看不起。你能背叛这个，就可能背叛那个。空旷的候机厅，没有他的位置。他穿一身蓝色中山装，国民党封了他一个中校专员，作为地下党统帅一方的领导人，后来变成那样诚惶诚恐的走狗，也很难说他没有心灵的挣扎。他曾把特务带到过去熟悉的地下党高级干部住宅里去抓捕，但同时，也早些时候，他就已经设法给那个同志通风报信。大胡子萧叔叔，有传说他们是亲戚，就是在他和特务的眼皮底下逃脱的。黄桷树下，宽阔的街口。他和萧胡子不期而遇。特务紧紧抓住他的衣襟，他故意滑了一跤，摔在地上，歪着大脑袋向萧胡子使了个眼色，萧胡子立即像野兔一样，“倏”地钻进了街对面眼镜行门口停着的那辆黄包车。那时，他是市委书记，萧胡子是组织部长。萧胡子后来写文章，揭发了他的生活作风问题，用党费去玩妓女，故事情节也轻描淡写。但对他是否历来就是共产党的死敌劲敌的问题，避而不谈。他曾把特务带到荒无人烟的大草原上去转悠，就是为了保护他尽可能保护的同志。我们现在用叛徒的标准来衡量，已经不能完全看出他心灵的挣扎和痛苦，和他变得疯狂的过程。即将枪毙之前，他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毫无狡辩申诉之意。他向曾长久地用心灵和岁月紧紧拥抱，而今，又要置他于死地的新的红色政权，说的最后一句话，也就是遗言：
“请将我的尸体，弃之荒郊，与草木同朽。”
看来，经历叛变疯狂了的叛徒祖父，那一刻，是多么地富有理性！他并非不知道，这句非常难堪，也很有分量的话，可以概括他悲剧、可怜又令人叹惋一生。难道他真的知道了自己仅有的价值，就是用血肉之躯肥沃黄土？这样的黄土之上，又会生长出什么样的生命的禾苗？和世上所有草木比较起来，个人的生命算不了什么。而且，那时，两大政权的争夺拼杀，终究是一场硝烟必将散去的历史烟云。硝烟散去，更能突兀出参与其中的人们，谁是真正的叛变与忠贞。有许多地下党普通党员都不要说、不许说、不能说的话，他已经说了出来，何况，他还是某某市委书记？他也许会说，新中国……你们理想的实现，也是我曾用鲜血生命换来的。你们欢庆胜利的惟一理由，就是你们没有像我一样被捕。那时，已没有任何人能听他讲述。他并非不知道，多少被捕的同志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依然固守信念的底线，直到生命消失。后来，他们查到一个比他更大的叛徒，逃到国外，客死他乡，临终时告诫他的子孙们，不要搞政治，经商赚钱可以，同时要热爱我们的祖国和我们的民族，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时，我们觉得，当把社会历史披在他们身上的外衣，彻底剥去之后，还原给大叛徒生命的，依然是一个人，或者，更准确地说，依然是一个中国人。
那么，我们的作品，是不是应该为叛徒祖父翻案呢？那不可能！毕竟，因为他的出卖，使多少优秀共产党人失去了生命。瞎子舅舅起义暴动的失败乃至牺牲，也完全是他叛变的结果。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都是可以衡量的。谁也逃不脱上帝为我们摆好的天平。我们做任何事情，结果都是可以看到的。只不过这种外在的结果，究竟怎样去看，才会有意义。作为真实的人，一旦落入敌人的魔掌，又将怎样进入血泪苦难布满的心灵挣扎路程？
一九四八年。五月。大江两岸，油菜花香。在大江支流的那条碧绿的小溪里，赛龙舟的人们摇旗呐喊。溪边上的油菜花丛中，掩映着一排吊脚楼，那是翠竹葱茏的大江支流山中古镇。纪年在溪边看龙舟的人群中被捕。来和他接头的同志，茶馆里唱竹琴的瘸子老幺，故意把他引向翠竹丛中，埋伏在茶铺里的特务蜂拥而出，把他一把抓住，拖进菜花地里，一阵拳打脚踢，他就走上了叛变的罪恶路程。其实，那时，他怎样被捕，怎样叛变，并没有那么简单。而且，那天，他去山中古镇秘密据点布置工作，以赛龙舟为掩护，组织一次新的党员宣誓仪式，还计划下午去考察提拔又一批新的地下党区委县委领导人。山中古镇离他老家谭家岭，本来就不远。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在家乡那条碧绿的小河边翻船。他还要到瘸子老幺的茶铺里去听竹琴。十多年前，他就是在瘸子老幺的茶铺子里去听竹琴的时候，被远道而来的另一个竹琴演奏者，瞎子舅舅带出去的。长期搞地下工作，在白色恐怖中穿行，被捕被抓，都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但他绝对没有想到叛变。叛变可没有那么简单。端午节前后。国共两大政权的搏斗，已在遥远的土地上，你死我活地展开。那个节骨眼上，敌人更加疯狂。他也是因为别人，一个毫不起眼的下级，或“妓院老鸨”的叛变而被捕。那时的地下党是单线联系，抓他和出卖他的，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地下党领导人，在党内担任什么职务。桂花飘香。“妻子”快要临盆。他完全可以等妻子生产之后才离开。但是，那个已经离开的共产党高级干部……淄芸吧，布置给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新的一批党员，还没有来得及考察。重新登记的支部委员，还没有来得及谈话。既然，他已当了地下党某某市委书记，尽管他是叛徒，我们也不必一定把那时的他，想得这么坏，如果处处干坏事，他也不可能成为我们那一带的地下党领导者。现在想来，也有他的难处和苦衷。当然，我们不能因他的难处苦衷，就希望能够原谅他的背叛。从地下党高级干部，到革命与历史的罪人，谁也不能帮助他去承担这这种责任。瞎子舅舅彭泗海的妻子，地下党某某县委书记张姐，被他出卖被捕，背电烙铁、坐老虎凳、挨皮鞭，最后被枪杀，尸体扔进镪水池，成了坚强的中华女英烈，她为什么没有叛变？难道她就没有具体的难处和苦衷？这就是我们，包括她祖母梅娅雯本人，至死也不会原谅大叛徒谭纪年的理由。我们不是从组织的角度来清算他，我们写的是小说，是电影。我们现在很难有小说或电影，把那样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变成大叛徒的生命轨迹和心理流程，完全描绘出来。查阅档案馆里的资料，在他家乡那座掩藏在紫檀树丛的高山上，在那个飘着稻香的秋天的夜晚，在她祖母断断续续的讲述中，她父亲执著去寻找生父的道路上，他们想象中那个叛徒的丑恶嘴脸，虽然是可耻的叛徒，毕竟，还是他们家族意义上的“亲人”。
那天，被那伙特务摁在小溪边翠竹林菜花地里一阵暴打的那个青年，叛徒祖父谭纪年，还不满三十岁。他的眼镜腿打断了，头上沾满金黄的菜花，嘴角流着殷红的鲜血，准备绑架运送他的那辆黑色吉普车，早已停在大江边岩石下面的简易公路上。他要去找的那个古镇上秘密据点的交通员，已经叛变，他的叛变和交通员的叛变，并不是一回事。那些正在努力划龙舟的当地百姓并不知道，化装在小镇茶馆唱竹琴接头的青光眼小伙计，不知为什么没有露面。他们也不知道，那天的端午节，这里还有一个地下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已经被捕。刚被捕的他，并不懦弱。他甚至想，这次可能是他将近三十岁的生命历程中，可以创造荣耀辉煌的一部分。他险些被当作地下党的“图书馆管理员”被枪杀，盐场的瞎子舅舅在革命最艰苦的年代，带着他远走他乡，听说过身边的同事和朋友，被枪杀暗杀的惨痛经历。他早已觉得，眼前这道关口很难闯过去，但他很平静。被引向竹林的那一刻，他的心“砰砰”直跳。菜花地里，特务们对他那阵暴打，他没有挣扎，也没有还手。几个黑衣大汉拖住他跑出菜花地，扔进吉普车。他的身上、头上、裤腿上，菜花点点，露珠晶莹。他觉得心里有一丝凉意。掉了一只皮鞋的腿脚，袜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