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娅雯两眼直直地望着窗外，憋了很久很久，突然“噫哇”一声，大哭起来。要不是因为她当时作为叛徒家属的身份特殊，她真想上前紧紧抓住独眼龙，摇着他发问：
“我的同志啊！你究竟把他，把他，给我送到了什么地方？”
但她又不敢叫出来，也不敢哭出声。只是软绵绵地站起来，脸色变得更加苍白，寺庙外面的参天老树上，有一只乌鸦在盘旋。很大很亮的月亮照进破庙里来，她晃动了一下身子，就栽倒在地。脸上在痉挛，有一大口痰堵在胸口吐不出来。她慌乱地用手捂着胸口，蜷在地上昏迷了。这时，屋外的老保姆，抱着孩子走进来。保姆也不再发问，眼前的这个高大的男人是谁，立即把她扶到床上。好在，那个男人也懂医术，给她喉咙里抠出了浓痰。那晚，娅雯一直昏迷不醒。老保姆、儿子和她睡在一张床上，照料她。那个男人，第二天早晨很早就下了山。把那些银圆，放在她们的桌子上，她始终没有说话。从此以后，她变得更加沉默。她的病以及心灵的创伤，在那个空气很好的原始森林里，很多天都没有恢复过来。那个男人给她带来的消息，使她觉得外面的生活已发生了变化。她们在翠竹林里采集蘑菇，拿到不远的集市上去卖。她们把那些没有毒的蘑菇晒干，作为口粮，就那么继续在那里生活下去。不过，她的眼里，比过去密布了更多的阴云。当阳光穿过竹海照下来，她那双呆滞的眼睛，有时候，也有崇拜和向往。她想，山外总还有些事情让她牵挂不下。那就是，不久以后，她得到了纪年即将枪毙的消息。她后来下定决心下山去，在纪年被枪毙的时候，她在家属通知单上，名正言顺地在家属栏里写上她的姓名。
难道独眼龙真的在暗中保护她们？当纪年被押回老家枪毙，商人革命者依然没有消息，她正准备跳进大江的那晚，码头边的小船丛中，窜出一个高大的人影，把她从水中捞出来，拦腰抱上了小船，向下游他们的老家划去。乔装打扮的独眼龙，是那时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土匪、特务拉拢的对象。那些天，他实际上在悄悄跟踪失魂落魄的祖母娅雯。他没有家室，身体健壮，整日整夜在大江上漂流。小船上，他和惊魂未定的娅雯，吃了那锅备好的鲢鱼，向下游划了两天两夜，回到江边县城的时候，正是端午节。他们端午节过得很惨。就是把纪年弯曲的尸体，偷偷沿着那条大江的支流，载进山里。她知道那条支流上面，那座古老小镇背后的谭家岭，是纪年的老家。那时的娅雯，不敢出面收尸，也不敢和独眼龙一起明目张胆地去埋葬纪年。身体强壮的独眼龙，为什么那么积极地去为纪年收尸，他究竟心中想到过要娅雯嫁给他的事么？他们之间，始终没有把这层关系说破。独眼龙在纪年的家乡，离山中古镇四十里开外的谭家岭，趁着黑夜，在半山腰那口水塘边，那里，有一片砍不完的紫檀树，他们不敢告诉村上的人，那是纪年坟墓。当他挖了一个坑，正要把纪年的尸体，裹着篾席，扔下去的时候，月夜中，一个高挑的女人，穿着素衣，慢慢走来。那是娅雯。她居然走过来，蹲下身，蘸了月光中的泉水，给纪年洗了脸，又从身上掏出那把剃须刀，很笨重地，慢慢地，把纪年脸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然后，和独眼龙一起，把那具篾席裹着的尸体，草草掩埋。之后，很快，他们又在月色中，划了小船回到独眼龙藏身的深山古庙。她想，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在深山里和独眼龙一起，还是回牛奶场，找她的儿子？当然，她选择了牛奶场。而独眼龙又不知云游到了何方。娅雯的家乡，她的县参议长父亲，已被枪杀，正在清查户口，她不敢回去。她还想到牛奶场去，把她知道的纪年和商人革命者的情况，告诉党组织，看能不能找到商人革命者的下落。究竟她和独眼龙，为什么没有在一起？也许，独眼龙一边划船，一边和她商量，要把她带回独眼龙的老家宜昌。她望着小河两岸苍茫的月色，久久没有说话。她不愿意就这样离开这一片她并不熟悉山水。她总觉得，这里还有她没有做完的事。她想只要不离开，那么，商人革命者，就一定要回来。她的儿子正慢慢成长。可是，独眼龙并没有告诉她，商人革命者那晚逃离大江北岸以后，究竟到了哪里，连他也不知道。她没有和独眼龙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那时独眼龙身边有了一个女人，是他的女徒弟。后来，那个徒弟被独眼龙赶走，到更远的深山里去当了尼姑。独眼龙的确好久好久，都没有在娅雯的生活中出现，他像水怪，或者神仙，在那一带的大江上和深山里，飘来荡去。娅雯试图寻找商人革命者的愿望，又一次次落空。尽管，黄花鱼和独眼龙，再次在她母子俩的生活中出现，中秋，月夜，她依然用眷恋的眼神，把独眼龙送下了山。如果男人与女人之间，因为接触、交流而产生感情，就可以睡在一起，那么，她也有许多机会和场合，和独眼龙享受生命的快乐。但是，作为娅雯，那个从美丽的少女，到幽怨的少妇，再到“文革”时，那个苦难的母亲，她也毕竟有生理的需要。这种需要，似乎被她艰难的生活和悲苦的命运，磨掉了，淡忘了。
茅草房顶悬崖上矮小的青松，经过大炼钢铁的破坏，又渐渐长出挺拔的身姿。还是那片古老的月光，透过松树枝头的缝隙，洒进她们的屋子里来。虽然，那不能叫真正的屋子，可能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就在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她们的茅草房，再次飘出了黄花鱼的清香。人高马大的独眼龙船夫，已是江边县城机械预制水泥板厂长，带着她的父亲，一个将满三十、愣头愣脑的汉子，谭永年，回到悬崖下她们凄苦而温馨的家里来商量，要把茅草房拆掉，在她们家族的老祠堂旁边，新修一栋两层的小楼。当然，木材、水泥、砖瓦，都由独眼龙老板负责提供。看来，生活已经起了巨大变化。而且，修建小楼的那整个冬季，她祖母也被独眼龙开来的大卡车载到城里去，住进江边他们的预制板厂招待所。造楼工程完全承包给当地包工头。独眼龙只需付款和验收房屋质量。那个时候，她的父亲，谭永年，三十出头了吧？
作为叛徒的儿子，谭永年一路坎坷走来，光棍一条。母子俩相依为命。矮小的个子，穿一套蓝色春秋衫，黄胶鞋，不知从哪里捡来的一套黄军装，套在上身，纽扣钉得整整齐齐，袖口上补了一块精细的看不见痕迹的补丁，那是她祖母的杰作。别看祖母生活艰辛，毕竟是当年的大家闺秀。好多生活习惯，还带着过去贵族生活的影子。至于她父亲的生活经历，现在还没有完全了解。他们创作电影剧本《云雨江南》的时候，永年和他们交往中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个大腹便便的房地产商人。大背头，白胖脸，圆滑狡诈，固执聪颖。他的头脑智慧的来源在那里？也许，他身上留传着他父辈的血液和精魂。这样的血液和精魂，是怎样在他生命的渠道里，一路流淌过来的呢？
一九四八年，秋天，南岸教会
医院，丹桂飘香。他名义上的父亲谭纪年被捕，正是他降生的那一刻。谭纪年为他母亲订牛奶，她并没有喝上一口。尽管先天不足，他并不是一个瘦弱的婴儿。母亲坐月子需要人照顾，他“父亲”一去不回。焦虑不安，再加上母亲听到纪年叛变的消息，急火攻心，终日望着牛奶场白色房屋的
天花板不语，伤心得她从此就没有了奶水。他只靠当时“父亲”的同事和战友，暗地里照顾，用玉米面红苕粉喂养大。“父亲”被捕叛变的日子，他和母亲一起，在那座城市的南岸牛奶场不安地待了一段时间，就逃亡到谁也不知晓的原始森林躲避。不知是因为乡下空气清新，还是那片肥田沃土上的稻麦特别养人，依然把他喂养得很壮。母亲没有带他去看枪杀叛徒父亲的场面，把他留在当地保姆家里，在牛奶场的乳白板壁屋里哭泣。现在我们很难想象，他一生经历过的哪些痛苦。母亲被批斗，或饥饿寒冷袭来的夜晚，不知他们怎样在风雨中度过。那个时胖时瘦的小男孩，两眼很亮，脑袋也比一般小孩大些。他在当时村人、县人、甚至公安和守监狱的士兵们，仇恨藐视的目光中长大。他性格孤僻，沉默寡言，只有母亲偶尔细细地带着歌唱般的颤音和尾音，轻轻叫他一声：
“永年……”
那是并不是父亲的叛徒父亲谭纪年，在牛奶场白色板壁屋里的雕花木床上，沐浴着窗户顶端射进来的皎洁月光，抚摩着他母亲光洁浑圆的肚子，抱头痛哭时……给他取下的名字，这个魔鬼影子般的名字，实在说，从小到大，他都十分讨厌，从来没有认真答应过外人一声。只有母亲除外，一听到母亲叫他这个名字，他的苦瓜脸上，才稍许露出一回笑容。
“嗯，哎。”
他简单地咕一声，算是对母亲问话的回答，随即又变得沉默。和母亲一样，他也多次和死神擦肩而过。母亲被批斗、屈辱、气晕、饥饿，他也多次差点死去。小小年纪就一次次拥抱死神。母亲“镇反”时被关进县上监狱，他被送往县城一个并不热络的亲戚家里。房屋靠近江边。他曾在晚霞中的沙滩上漫无目的地行走、寻找、奔跑。那时，他不满四岁。那是大热天。亲戚不知他怎么从江边的鱼网丛中，泥猴一样钻出来，挥甩着石蛋子，沿着宽阔的沙滩奔跑。石蛋子在他手中，像一颗颗子弹投向汹涌的江水。他喊着用“子弹”打死可恶的叛徒，还有他不知道怎样可恶的母亲。晚风吹来，波浪卷起沙滩，涌到了他的脚边。他一点感觉不到，泥乎乎地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往远处的江面上扔石蛋子，全不顾天上的乌云滚滚压下来，江水卷来的滔滔巨浪。把他救上岸来的那个人，正是在江边“闲逛”、渔翁打扮的独眼龙。不仅仅从那一刻起，独眼龙就是她母子俩身后的影子，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游荡于大江上的独眼龙，出没江波，没有把他作为反革命镇压，已属侥幸。那时，他还没有往她们家送小黄花鱼。神秘的独眼龙，是靠山，也是大树，为什么暗暗跟踪什么似的，一个个重要关头，呵护着风雨飘摇中的母子俩，并了解她们的特殊遭遇？当然，不能说是遭遇，那是叛徒家属生活的必然。独眼龙不仅救了叛徒的儿子，他还到县城监狱去，给他母亲送饭。不是送黄花鱼，而送他家养的老母鸡。这事我们现在想来也充满温情，但在那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蠢事。摸黑送去的饭和铜罐熬的老母鸡汤，都被守监的士兵缴了去，作为独眼龙同情叛徒妻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有力证据，扔进喂猪的潲水桶。独眼龙也因此受到了当时江边小镇干部们的严厉盘查。那夜，独眼龙从江边水中救起孩子，送回她们亲戚家安顿好。他想给监狱看守所里的娅雯送饭的愿望。却没有实现。当地的传说很离奇，独眼龙是老牌特务，台湾回来化装成船夫，收集情报、暗地破坏。从那次受到严格盘查之后的许多年，江边县城上下一带宽阔的水域上，没有出现过独眼龙驾船出没烟波的身影。当时风传他的独眼，是在淮海战场上被解放军的炮弹给打瞎的，而且，独眼龙还是舞文弄墨的人物。他为躲避新兴红色政权的抓捕，曾逃跑到深山穷乡，去做私塾老师。不知永年自小读过什么书？老家祠堂旁的月亮湾里，娅雯父亲梅绍武开办的私人小学校，已经充公。那时，小学校里都是上级派来的公办老师。当年他们那座椅子形山岭上，的确出现过一位私塾老师，是国民党逃跑回来的军医官。娅雯在自然灾害前，曾把她儿子送进这个小学校。可上面来的小学校长，按照政策不能收这个叛徒儿子做学生。那天上午，母子俩和往常一样，换上崭新亮色的衣装，背着书包，穿着青布鞋，跨进两旁蹲了石狮子的小学校大门。三十出头的寡妇，当然有丰韵。和她儿子一样，眼睛亮亮的，乌黑的盘发，别了一个玉兰色发夹。只要看到母亲往头上别玉兰色发夹，他家后面悬崖上那丛红梅花，必然正在盛开。那时，母亲会看红梅花在冬日的阳光下闪耀，或者，土墙的屋脊顶上，会直透下来一束皎洁的月光。他也在母亲的目光和皎洁的月光中，渐渐长到正该读书的年龄。可是，那天，他们失望地从自家过去开办的小学校回来，母亲眼里隐隐含泪。从此，她开始在自己家里给孩子上课，讲故事。那时，孩子眼里的母亲，坐在火塘边木桌前垫了草垫的石墩上，黑衣黑裤黑头发，细白的脸，被木炭火映得红红的，一缕秀发飘下来，随着火势，轻轻飞扬……给他讲述孟姜女、嫦蛾、二十四个望娘滩。那时，他认为母亲就是孟姜女、嫦蛾，是望娘滩上美丽女性的化身。母亲还给他讲加减乘除，讲共产党，天安门，人民领袖红太阳。所以，永年的文化程度实在不好说，记忆中的他，从没有受过正统的学校教育。母亲是他最好的老师。这个最好老师身上和心中，背着那么沉重的包袱。村人们的记忆中，曾做过国民党军医官的私塾老师，对他的成长也发生过影响。那个军医官，根本不像一个老师，当然他不是独眼龙，而是一个胖胖的脸膛红润的老人。白发稀疏，眉毛很长，眼神混浊，那是他故意伪装的。望着窗外的农田，老人给他讲古老的故事。昔孟母，择邻处。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也讲青天白日，蒋总统，红旗国旗，五角星，天安门，还讲“镇反”、“大跃进”和“四清”，那也是他们共同走过的历史烟云。私塾老师早已死去。生前，整个村子结婚丧事的红黑对联挽联，都出自他的手笔。他的字，写得又大又胖还很有力气。可是，他后来在“文革”中被打死。原因是他给孩子们讲过青天白日和蒋总统，至于他讲的五星红旗红太阳，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打死的时候，他的阔脸盘上还抹着墨，紫黑的脖子上挂了几支墨水瓶，还吊着一本红宝书。母亲和私塾老师，曾讨论过孩子的教育方法。那些方法就是死记硬背，多读古典诗词。不知那时，母亲该曾叫他读过那本《史记》？从没经过学校教育的永年，成长为现在的一个著名私营企业家，并不是一个文盲，多缘于此。没受小学教育，“文革”跟随母亲逃荒，更没有读书。那时，不仅叛徒的儿子没有书读，村上那些穷苦村民的后代，也一个个在深山老林中玩扔石头蛋子，爬树梢掏麻雀窝，脱衣服裤子捉小蛋蛋玩耍。那当然还不是他们最艰难的日子。他和母亲一起外出流浪，捡垃圾，甚至当乞丐。他曾在大江边的水泥板中，翻找垃圾，差点被运送河沙的大卡车轧死，就在那个时候。
那是炎热的夏天。他和母亲临时住在大江边上的水泥板搭成的窝棚里，给县城一家餐馆送豆腐。江边的夜晚，特别潮湿燥热。很晚还不见儿子回来。焦急的母亲抱着装满黄豆的筲箕，准备到江边淘洗，沿着江岸的水泥板丛中，一路寻找，边走边喊。她穿过黑糊糊的低矮的工棚。工棚前面歇凉的水泥工人，向她开着露骨的玩笑。说她儿子已经乘着木船找他老汉去了。究竟找叛徒老汉，还是独眼龙老汉，只有你这个漂亮风骚的寡妇，才说得清楚。要不，你过来让我们这些革命群众，都摸摸你的鼓圆的奶子，那我们就一起帮你找儿子去。母亲哪有心思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开玩笑？而且，她根本就不觉得那是什么玩笑，那是一把把投向她顽强而脆弱生命的尖刀。站在批斗台上，狠狠捏她抓她肩头、手臂、胸脯和裤腿的男性专政群众，大有人在。当初，一九四七年，梅花山上的那颗红色的精灵，而今，抱着盛满黄豆的筲箕，在江边大热天的夜晚里，穿来插去的尖刀丛中往前走，走到空无一人的堆放水泥板的宽阔地带，望大江浩荡，远山隐隐，古塔幽幽，滚滚江流之上，一轮晶亮的弯月高挂空中，如此美景之上，她突然觉得天旋地转，脑袋空茫，用她那特有的细细的带着歌唱的甜美嗓音，喊着儿子的名字：
“永年，豆儿，我苦命的豆儿，永年哩……”
已被大卡车扎伤了腿脚的儿子，在一丛水泥板中，发出一声细小而痛苦的回音。母亲放了筲箕奔过去，慌乱地到处寻找，终于在水泥板丛中，找到了蜷缩的儿子。还好，身上没有大伤，只是大卡车翻倒水泥板的声音，把他震昏在地，有根钢钎扎伤了他的腿。工棚里有工人说，他就是为了到那里去偷钢筋。母子俩在大江边终于见面。还是那个独眼龙船夫，从天而降，把他抱进医院里去包扎伤口。那一次死里逃生，给她父亲腿上留下了很深的伤疤。母子俩的生活，越来越艰难。母亲给餐馆做豆腐，积攒下来零星小钱，完全用来给他治疗腿伤还不够。好在那个时候，动荡年月快要结束。独眼龙给水泥厂开船运水泥河沙。独眼龙的船，开得又快又好。那时她祖母又和独眼龙相见，独眼龙也拿出积蓄给她的孩子治病。他们在医院出现的场景，被正在“清理阶级队伍”的革命干部发现，立即报告公安机关。她祖母和独眼龙的情感经历，又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祖母和独眼龙之间，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连公安机关也没有调查清楚。
那是一九七×年，全国开展大力整顿，各行各业突飞猛进，也没有人再来清查他们的历史问题。就在永年躺在医院病床上的那个炎热的上午，两个戴白色圆盘帽的公安人员，进入医院，把他母亲带走了。公安人员告诉她母亲，独眼龙的反革命问题已经查清。独眼龙再次逃跑，已被抓住关进监狱。正告她母子俩，必须立即送回当地乡下政府去监督改造。但她儿子的腿伤，还没有痊愈，公安机关用吉普车把他们母子俩送回了大江南岸崇山峻岭中椅子形山岭上的老家。悬崖下他们过去住过的茅草棚，已经破败。生产队革委领导小组，遵照公安机关指示，把她们安顿在停了学的已经破败的小学校教室里。山中天气炎热，教室蚊蝇营营。母子俩真不知道怎样在破教室里生活下去。当地革委组还派了民兵监视他们的行动。也许，老天总不会把人逼上绝路。正当她们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不知哪个上级部门又传下话来，要好好安顿他们母子俩的生活。村上很快把他们悬崖边的茅草棚搭起来，还配给他们半口袋小麦和几串玉米种子。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