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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惟一能走进她心灵中，惟一的男人。这个男人，在她的灵魂深处，历经残暴苦难和历史风霜的洗礼，一点都没有褪色。
他们甩掉“尾巴”的跟踪，大步匆匆，回到迷蒙在风雨中的梅花山公馆。这个细节，可以用电影来表现，不能表现的是他们当时的心灵感觉。他没戴眼镜，也没有低头看她一眼。他已有过妻子。他情感上的妻子，还不只一个。老家的妻子，胖胖的童养媳，比他大三岁。他就是为了逃避和童养媳这桩别扭的婚姻，负气离开家乡外出求学的。本来，他想到日本留学，那是叔叔给他的盘缠。叔叔没有把他送往日本，而是转道上海之后，坐轮船，把他送往了法国。他在那里经历了一段美丽而单纯的异域爱情。我们可以把他们那一代留学法国革命者的青春爱情故事，写得有滋有味。他和童养媳居然生出了儿子。社会动荡，战争岁月，他身体和心灵的住所，都不确定。我们很难想象描绘他的那桩可怜的爱情，怎样赤裸面对。乡下老家，那晚，红蜡烛的光，映照着他陌生的洞房，艳艳的一派柔美，朵朵跳跃的潮红，贴在对方的脸上。他极端勉强地和童养媳和衣而卧。那时，他不满十五岁。媳妇高高大大的，已满十八岁。她有一副壮实洁白的身材，粗大浑圆的手臂，胸脯也白花花的蠕蠕摇曳成一片熟透的早霞，大半截露出红红的胸衣，柔嫩无比，结实无比。这好像是分别多年，童养媳留在他脑海里的全部印象。他认为睡在旁边的，就是一个姐姐，一个母亲。她十岁进入家门，帮助母亲料理家务，吃穿不愁，无忧无虑，十六七岁就长得壮如母牛。他没有看到童养媳生儿子的过程。自离开家，他再也没有回去。红蜡烛的余光，舔着黄绿锦缎棉被，做了的那些事儿，他也依稀记得。那是他朦胧神秘的生命启蒙。乡村私塾和县城中学读书，他历来就是有问题的孩子。他并没有像娅雯一样，受到中学某位图书管理员的影响，秘密从事多年革命工作。母亲把他骗回来结婚，完全是一场阴谋。调皮的国中学生，以调侃的方式顺从母亲的逼婚。客人还没有散尽，洞房一片狼藉。他开始胡乱表演男女之间的那些活儿，脑袋又空又虚。他根本听不进母亲要听话、要温存、要体贴的告诫。至于她怎样怀上孩子，商人革命者许多年后曾偷偷回忆。那晚，红蜡烛的光很艳很亮。白绸缎锦被里的那个身影很朦胧，很美。他们无师自通地完成了作为成人的第一次生命礼仪，几十年，都不能把那阵暴雨般凶猛的记忆完全抹去。那时，他还小，酣畅淋漓的涌动，不是他主动。童养媳如姐姐一样的温存，他愣头青一样闯进了那段生命的河流。他觉得突兀在他眼前洁白的身影，像厚重的棉团，笼罩在他身上。不一会儿，又像松软的芦花，隐隐飘起。荷花鸳鸯云锦，白云间滑落飞翔，把他带向远方。那枚生命的种子，稀里糊涂地就播进了那团柔软的白云深处，这可能是他对那场飘游如风的爱情最初的记忆。那时，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一切完全断送在日本人的飞机炸弹卷起的战争硝烟里。
他并不叫淄芸。淄芸是他的化名。那时，我们的地下党内，化名往往弄假成真。
那是淄芸的第一次婚姻。真正的爱情，对他这个乡间士绅的小孩来说，还毫无感觉。上级把他派到这座城市里来组织那场起义暴动，他家乡祠堂洞房里红蜡烛照耀下的那片生命云彩，已相当遥远。经历了十多年的南北转战，他已经忘却了那床棉被，那团芦花。簇拥全身、铺满全身的那朵白云，究竟有多重？他们不再联系。后来，他和在巴黎相识相恋的亲密伴侣，船王富商的女儿一起，双双回国。他跟随入党介绍人来到江西苏区，征尘未洗，就开始长征。恋人留在上海白区工作。他到延安、上海、北平、香港，从事地上和地下革命活动的时候，童养媳和他的儿子，已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死。年轻的革命者，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得到了家庭，又失去了家庭。他似乎只有那时还很朦胧又很急迫的革命目标，不再有爱情和家庭的渴望。那时，和他一起假扮夫妻从事地下活动的青年女性，小莲祖母，将满十八岁的医学院校花梅娅雯，还没有和他发生命联系。他的第二段爱情，巴黎恋人欧阳，是他的合作伙伴，也是志同道合的革命者。他们心心相映。他们也曾假扮夫妻，那是工作需要，革命需要。战争时期的爱情。他们总是分分合合，在各自不同的道路上成长。走完长征，一到延安，立足未稳，他就进入抗日青年军政大学当文化教员。他做过游击队长，战地服务团团长。没有随他长征的情侣，留在上海白区工作的巴黎恋人欧阳，她也遭到敌人多次逮捕，组织上和她的船王父亲，多次把她从反动派的监狱里营救出来。抗战时，欧阳经她父亲的朋友介绍，任教于北平女子师范学校，转眼间，又奔赴延安，成了抗日战场上又高又胖的女记者。他们已经同居，并没有办结婚证，也没有请同志们喝喜酒。那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船王父亲属于当时两大政党的统战对象，海外关系密切，组织上把他们双双派到香港、南洋，去开展抗日活动，组织华侨募捐。把捐款秘密带回内地，交给党领导的红色抗日组织。他们在南洋的活动，有声有色，组织上已批准他们回国结婚。就在离开香港的那天早上，高胖的女记者欧阳遭到香港特务的暗杀。战时香港，白色恐怖，鱼龙混杂。暗杀他们的特务机关，究竟是日本情报部门，还是大陆派到香港去和日本特务接头的便衣宪兵？那还是一桩悬案。有人说，不是特务，不是日本的情报部门，而是香港的黑社会头目，为抢劫他们身上带着的大笔捐款。
黎明前的黑暗，商船林立的维多利亚港湾。他提着沉沉的保险箱，和她一起，一前一后，刚走上雾蒙蒙的海边码头，就被埋伏在黑暗中的狙击手一阵黑枪打散。为了保护保险箱里沉甸甸的金条，女记者猛地把他推向在远方的黑暗中游弋的一条小船，故意暴露他们计划乘坐的那艘华生号客轮。那时，天还没亮。整个码头，激烈枪声如豆爆炸，火光飞射，子弹横飞，客轮顶棚叭叭作响。他努力游向小船，没有来得及看一眼高胖的女记者是不是提着大包行李，掉进了大海，还是强盗跳进大海，去捞起被误认为保险箱的行李包。翻上小船，他手提着的保险箱，身揣的党组织的秘密文件，完好如初。强盗的子弹，压得他抬不起头来。他叫船工赶紧开船，离开码头。那是当年香港黑社会和日本特务机关相勾结组织得很好的一场抢劫。杀手、枪手、狙击手和跟班，掩护策应。客船上的皇家海警开枪还击。小船悠悠离开码头。他抬起头来，看黎明中的港湾，海警和强盗双方对射打得正欢。小船船工早已受地下党组织秘密指派，埋伏在商船丛中迎接，如遇不测，就分头乘船离开，是他们早设计好的第二套离港方案。他回过身来，弹雨飕飕，码头游客奔跑如飞。那场暗杀，在他心中留下长久伤痛和阴影。天已大亮。维多利亚港湾，月白风清。他一点没有受伤。但他的恋人、伴侣，高胖的女记者欧阳，生死不明。不可能和他一起回到内地领受完成任务的喜悦……黎明的大海，留给他的是刻骨铭心的痛苦和牵挂……那晚，他们在香港著名的皇家大酒店，住在一起。组织上给他们办了结婚证，那是用来应付检查的。自接受任务来到南洋转道香港，他们都认为已经是真正夫妻。他们商量好了一定抽个时间结婚，但兵荒马乱、白色恐怖的险恶战争环境，并没能给他们安排合适的时间。他们如果在延安青年抗大当教员时就结婚，那该是多么美好的生命与爱情。他们的直接上级，差不多就是我们党的主要领袖，已决定给他们当证婚人。那时的领袖们，对他们没有正式结婚，又隔三差五住在一起颇有微词。并且准备把他们的不轨行为，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队伍之后，必然经过严格的整风和痛苦的洗心革面，才能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有力证据。某些整风材料，已经把他们这种现象列入了反面教材，虽然没有点名批判，清算他们的“小资分子自由主义”，但他在党内职务的升迁也受到了影响。他本可带兵打仗，当那时红色抗日队伍的一路诸侯，司令或者政委，但那时的军事决策者，并不授他以重任。把他的工作重点放在白区。说白区更能锻炼人。其实，谁不知道，白区工作者的脑袋，大都吃了上顿，能吃下顿，才算抗在自己肩上。
淄芸（2）
“我们要好好地相爱！”
每次，他们拥在一起，她都俯在他的耳边，公事公办，又意味深长地这么说。无论什么环境，无论聚少离多，在巴黎留学的出租房，在上海洋房父亲的公馆，在北平女子师范简易的职工宿舍，在延安窑洞，在香港南洋的旅馆酒店……之前，之中，或者之后，他们差不多那么大汗淋漓地拥着对方，那么心满意足地宣誓永远相爱的心境。巴黎留学时，他们在异国他乡就相恋同居了。不用说，他们的爱情，属于婚前同居行为。他怀疑自己的命运，双双到巴黎，一九二七年，他们都十九岁。他们是在上海通往巴黎的轮船上认识的。她比他大十个月。怎么涌进我生活的女性，年龄都比我大呢？他那时还不知道这是个痛苦，只是心里的一个结……这个情结，会不会成为他后来和比他小十多岁的医学院校花之间，那场美丽浪漫的爱情，不慎怀孕的心理依据呢？那时还不算。他们是真心相爱。十九岁的富家小姐欧阳，那时在他心中，不是明月，而是太阳。温暖的温柔的太阳。她阔阔的脸盘，那时还年轻，洋溢着少女才女浓郁的芬芳。而他那时对女性肉体的感觉，是比他大三岁的童养媳。虽然童养媳也有一轮葵花样的脸庞，但是，她毕竟只是一朵放不上台面的乡间土葵花，而眼前的这个船王富商的女儿，千金，那时并不特别的胖，是一轮恰到好处的女性十足的太阳花。相爱一年后，他们都满了二十岁。不怎么费力地，他们就在巴黎共同租来的房间同居了。那朵高大健康的美丽向阳花，日日夜夜，都照耀在他的脸上身上。他们都没有考虑结婚。他们在那里参加了党的海外支部。那是我们党组织的发展最艰苦的时期，当然，他们是通过她的船王父亲，和当时流亡海外某某支部领导人接上关系的。那个领导人，成了后来大江局的主要领袖之一。
领导人哈哈笑着告诫他们：“革命加爱情，你们要处理好啊！”
“我们会好好工作，好好相爱。”
他们一点也没有羞涩地告诉他们党的领导人。那时的领导人，年轻
幽默，和蔼睿智，风趣儒雅。而且，领导人身边，也有志同道合的伴侣和爱人。社会动荡，兵荒马乱，前途命运，凶险莫测，就不能有美好的爱情么？
“当然不是，怀着美好爱情，创造崭新社会，有什么不好呢？”未来的领袖那时还没有架子。他“哈哈”笑着，取笑红了粉圆脸的高个胖姑娘，“不过，晚上你可也别用力太猛。得照顾他一点，你是姐姐。别把我们这个能刻钢版又会写诗的才子给融化了！”
领导人那时少有的露骨玩笑话开得很猛。惹得这群远在异国他乡，理想坚定的革命者，羡慕赞美地笑弯了腰。
“请你们记住，你们回去，都是我们党的中坚力量。我们这群普罗米修斯来这里盗取了火种，回去后，是要改变我们国家民族历史前进方向和面貌的。”
领导人继续说。听了他严肃的话，那群流亡海外的年轻革命者，觉得肩上担子重，而且崇高，都不笑了。
“欧阳……”领导人呼了姑娘的姓，“你父亲深明大义，是我们民族资本家的栋梁，爱国商人的楷模。无论什么时候，不要背叛你的父亲，他是革命的功臣。背叛了他们，我们会遭报应……他们那些爱国的工商界人士，是我们的统战对象，他们是人民的一分子。人民，用乳汁养育了我们的革命，在艰苦中成长。”
领导人的话，说得当时在场的上级下级都泪光闪闪。
原来，他们这个某某主义小组旅欧海外支部的经费，有大半是欧阳父亲资助的。
延安整风的时候，这对红色恋人怎么也想不通。都十多年了，风风雨雨，巴黎上海，长征抗日，树皮草根，太行山上，一同在枪林弹雨中踩着同志战友的尸体和鲜血走过来，怎么还把我们看成是革命的同路人？还需要怎么整风才能脱掉“小资分子帽子”？他们那些领导人决策者，有几个不是小资知识分子出身？知识分子怎么啦？不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结婚，多年来住在一起么？难道他们就没有恋人住在一起？党内派系！他说。极左作风！他想。
“只要我们好好相爱。”那晚的延安窑洞，黄土坡上的北风吹得正紧。他们受了委屈的身体和心灵，贴得更紧。
“白区就白区吧，只要能够为党工作。”他们相互鼓励。他们都算是党的高级干部了，不得不服从党的纪律。不过，他们那时都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党内某些领导人看问题的方式不正常。
“并非文化人在我们党内活不下去，那些个文化人，比如某某某，阴阳怪气的，话都说不清楚，就凭那么一篇狗屁哲学文章，怎么能进入领袖智囊库的核心？我们写的诗、编写的剧本，难道对革命就没有什么贡献和价值么？我们是小资，为什么他们是红色知识分子？你说得对，我们是为党工作，不是为某某某个人工作。不行，明天我得去找某某某问个明白。”某某某是他们当初在巴黎的入党介绍人。他会给我们一个公正答复的，他坚信。
“淄芸，”欧阳稍微松了一点力气，依然拥着他，很难地叫了他的名字，声音坚定、满脸严肃地说，“不用再给党添麻烦了，我们自己做得并不够。好好反省自己！”她大姐姐似地拍拍他光亮的脊背，“我们是应该找个适当的时候结婚。”
那时，他们都不知道，整风时期，他们在党内犯的错误，并不是结婚就能解决全部。欧阳侧过身，他看到了她的枕边，放着一份检讨，并叫他签名。
“不签！”他断然拒绝，“我们没有错……除了你，我没有第二个、第三个女人，我们的行为没有错。”
“必须签！……你不能耍小孩子脾气！不然我在某叔叔那里交不了账。”窑洞炕头墙壁上的简易马灯，照着欧阳齐耳的短发，那时，他们已经在两床薄薄的军用棉被里光了身子，那是“自己动手”时代，边区制造厂制造的棉被，不好看，但盖上去很软很暖和。马灯光照耀着她的红脸膛，在她胸前那轮圆月亮的侧影上，贴了一片橘黄的光。她手拿检讨纸，果断地把圆月亮那明灿灿的一角，塞进他嘴里，使劲揉。
“好，我签，我签……”他呜呜叫着，快乐地签了名。接着是一番云雨。端正而且投入。末了，她惯例地趴在他身上歇了一会儿，两眼迷离，俯在他耳边，悄声说：
“只要我们好好相爱。”
说完，她慵懒地翻下身来，手里拿着那份他已经签过名的检讨纸，侧过腰身，沉沉睡去。
望着她裹在粗糙军用棉被里日渐丰满的身躯，和露在棉被外面那只浑圆的捏着检讨纸的手臂，他想，这还是我在法国巴黎塞纳河边追求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