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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情况是，艾早真的“作死”了：她杀了张根本，也就等于宣判了自己的死刑。当然“杀”是一个广泛意义上的用词，艾早不可能拿刀杀人，她用的是药。她一直守在旁边，看着张根本完全地咽气，才锁了门奔向警局。这是张根本公司里的律师在电话中简单说出的情况。
贾铭说，律师其实要找的是我，可是我的手机关了，家中电话一直忙音，律师迫不得已找到了贾铭。
张根本公司的律师，知道我的电话还不算奇怪，他能够找到贾铭，就有点匪夷所思。所以我猜测，一定是艾早把贾铭的号码给了律师。
她希望我在第一时间得到这个消息。
贾铭又把我的手抓过去，放在腿上，用劲地摁着，仿佛摁着一只想要逃窜的兔子。隔着米黄色休闲裤的布料，我发现他的大腿肌肉绷得死紧，而且轻微地哆嗦。他的惊恐和担忧一点儿都不比我更少。
“艾晚，我们该怎么办？ ”贾铭慌乱得没了主意。
我大概是不可能指望他了。我没有任何人可以指望，只能够独自面对。想了一会儿，我告诉他说，我要搭早晨的头班飞机飞往深圳，先找到那个律师，问明详情，再做打算。
“情况不明之前，我们什么都没法去做。”
贾铭表示要陪同我飞去深圳。我执意要他留下，照顾艾飞。其实我是想单独见到艾早。我能够理解她的行为。不管她做什么，我都明白，而且认为她自有道理。从小到大都是这样，永远都不会改变。但是我不能确信贾铭能不能明白，所以我不要他去。
贾铭强迫我上床再睡一会儿。他也明白我不可能睡着。“闭上眼睛，养一养精神。”他这么说。
我们俩肩并肩地躺在床上，隔了婆娑曼舞的窗帘，看外面起吊机的红灯在远处缓慢移行。他一直抓住我的手，放在他胸口处。也许他是怕我像艾早一样，突然犯下一个可怕的错误之后，从此在人间消失，要趁我一息尚存时感受到我手心里的体温。他蛮横地夹住我的手臂，一动不动，姿态僵硬，呼吸粗重。他的心跳很急，咕咚咕咚，擂鼓似的，让我的一只手跟着这个节奏起伏不停。我们彼此无言，都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这一夜十分漫长，如果推迟一个小时天亮，我就会发疯。
上了飞机之后，我才发现贾铭帮我收拾行装时，把那本《追忆逝水年华》放到我的手提包里了。是匆忙之中随手抓进去的呢，还是他想｛ 用这本书提醒我保证睡眠？ 不管怎么说，带着一本普鲁斯特的小说去处理一件杀人凶案，这非常荒唐。
二 时间之水
时间是一口深潭，站到潭边，低下头去，穿过漆黑的潭水，不要用你的眼睛，用脑子去看，用前额正中的第三只眼，时光之眼，直抵深处。
你会发现，从前经历过的一切：城镇，街道，房屋，树木，水井，甚至曾经用过的一只绑了铅丝的淘米箩，一条趴在屋顶瓦楞草中的脊背灰黄的猫，它们都还存在，无声地静立在潭底，被穿过水面的光线折射，发出幽幽的微光。如果风吹潭水，水波荡漾，潭底的风景会跟着摇曳生姿，有了声色气味，炊烟尘土，城镇和街道仿佛活起来了一样。
有一年我和艾早站在青阳城南那座三孔的闸桥上，手里各抓一把甜芦秆，一边嚼，一边噗噗地往桥下水流里吐废渣。那些被我们吸干水分又吐出去的废渣轻飘飘的毫无分量，在半空中飞过去一段短短的距离，摇摇晃晃落进水中，努力挣扎了一下，终于站不住脚，很被动地跟着水流远去。
我们努力地鼓起肚子，比赛谁能把甜芦渣吐得更远。这不光需要力气，还需要技巧，要用上舌尖的爆发力，弹射力。还有，如果不把芦秆里的水分吸干，废渣分量重一些，相比而言就容易吐出速度，让它们在空中逗留的时间更长，飞行距离更远。这是我在仔细观察艾早的动作后得出的结论。她总以为我不够聪明，可我的优点是善于学习，我会不声不响把别人弄明白的东西拿过来，变成我自己的。这一点，在我以后的生活中会越来越多地得到彰显。
艾早很快玩厌了游戏，歪头看着我：“你信不信？ 一个人要是跳进水中，有本事逆着水流一直上，一直上，终归有一天能够回到清朝，明朝，唐朝，能看见匈奴人骑马打仗的样子。你信不信？ ”
我目瞪口呆地盯住她的嘴巴。她的嘴周一圈被甜芦秆戳得微微发红，嘴角的某一处还破了口子，渗出血丝。这使我恍惚觉得她的话中有血腥味。
我为什么总是跟不上她的思路呢？ 她是一只蹦跳的青蛙，行进过程呈现点状的痕迹。而我，我是爬行动物，身后拖着蜿蜒的细线，不间断，也没有超越。
那一年我们上小学四年级，刚开始学历史，开始背朝代、历史年表、农民起义大事记。
我记得艾早穿着一件深绿和淡绿交织的粗格子布衣服，翻领，两个贴袋塞得鼓鼓囊囊，里面有橡皮筋、弹子球、米粒做成的沙包，还有路上捡到的玻璃糖纸。她的下身是一条草绿色的回纺布裤子，裤裆肥大，裤管挽了一道边，膝盖处两个鼓鼓的包，而且往两边撇着，看上去好像长在她身上的是一双古里古怪的罗圈腿。
她在桥上站着，绿色的，纤细的，又是迷狂和兴奋的，被芦秆戳红的嘴巴像绿树上开出来的一朵红花。
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往前倒数二十年，艾家开着青阳城里最大的一家酱园。起码有半个城的人家，早晚饭吃的都是艾家酱园里腌出来的甜瓜和萝卜头。我妈妈李素清说，她小时候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在酱园里跟伙伴们捉迷藏。
他们屏住呼吸，掩身在一人多高的酱缸后面，发现有人找过来了，一闪身就扑到另一口酱缸后，根本不担心对方在那个迷魂阵一样的园子里能够抓到人。
酱园的空气咸得叫人喉头发紧，打喷嚏，流眼泪。酱园出来的人皮肤都黑，吃东西口重，而且不言不语，像我爸爸艾忠义那样。我妈妈说，那是他们习惯了闭着嘴巴做事，因为园子里苍蝇太多，嗡嗡地在人脸面前乱飞乱撞，张嘴的时候不留神，苍蝇就飞进嘴巴去了，再不留神的话，还会咽进肚子，叫人拉稀。苍蝇多脏啊！ 我妈妈说这番话，其实有贬低酱园家族的意思，可我和艾早却对那样的生活羡慕不已，原因就是自从我们上了小学之后，老师号召“除四害”，每年九月开学的一天，交学杂费、领取新书本的同时，每人要交上一百只装进火柴盒的死苍蝇，算是暑假中做的一项作业。一百只苍蝇很难打，如果不是胡妈帮我们的忙，我们就会像那些交不出苍蝇的女孩儿一样，开学第一天眼泪汪汪地竖在黑板下罚站。所以我们就想，要是爷爷的酱园还在，堂屋里院子里苍蝇翻飞，伸手就能逮住一把，那多开心！ 解放之后，酱园公私合营，后来完全收归国有。院子里数以百计的一人高的酱缸，统统搬到了城东酱菜厂里，成为国家和人民的财富。我爸爸一点都不伤心，因为他从小就不喜欢呆在这个家庭式的作坊中，跟着爷爷学做大酱。他脑子聪明，读书能读得进去，一心一意要考进清华，学电机。那时候电气化的工业革命刚刚进入青阳小城，爸爸感觉到了随之而来的生活会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胶皮电线里传送过来的不仅仅是能量，还是梦想，传奇，色彩和诗篇。他好奇，激动，期待，想要把自己投身进电气化的革命当中，成为掌控世界的那一部分能人。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酱园消失之后，家中很快陷入贫困，他仅仅读到初中毕业。
他十六岁进邮局做事，拿薪水养家，养我那个瘫痪在床的爷爷。二十五岁上，他熬到科长的职位，从此不再动窝。他的家庭出身注定了他的政治生命到此为止。
然而我爸爸不是一个安于小城平凡生活的人，邮局职业开发出他的另一个爱好：集邮。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集邮曾经成为一个疯狂挣钱的手段，如果手中碰巧有一张“全国山河一片红”，或者一张清代“龙票”，都可以在邮票市场上昂头挺胸地走上一遭，享受众目睽睽之下的艳羡和敬重。可是在这之前的六十年代，集邮还只是一个悄无声息又带着点奢侈的爱好，我爸爸不得不用每天早晨省下来的买烧饼钱，燕子衔泥一样点点滴滴丰富他的收藏。
他书桌的抽屉里有装备齐全的一套集邮工具：金属的镊子夹，带长柄的放大镜，多功能的量齿尺，各种胶水纸。我还见过他自制护邮袋：用一张玻璃纸和一张衬纸，裁出所需要的尺寸，将它们的底边粘合，再往衬纸背面刷上胶，晾干之后，便可使用。他每天早晨上班之前，都要把几本集邮簿小心收到床后箱子里，挂上一把黄铜大锁，箱子外面还要遮上一层油布。在我们那儿，油布是公认为可以防潮的。可是胡妈背地里嘲笑他，说这叫“放屁拿手捂”，捂了以为人家闻不见，其实臭味照样扩散。胡妈的意思是，我们家的房子实在太老了，“三年困难”时期把地板和板壁都拆掉了换山芋干吃，房子里面就更加潮湿，地气没有了木板的阻隔，砖头地上永远都汪了薄薄的一层水，像是老房子永远都眼泪汪汪地悲哀着。这样的房间，遮一层油布管什么用？…下班之后，我爸爸会打开箱子，搬出集邮簿，再洗手，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记事本，本子里总是夹着一枚或者两枚崭新的邮票。他拿出小钢镊，小心地夹起邮票一角，屏住呼吸，把娇嫩的邮票从本子里转移到护邮袋中，再放进集邮簿。有时候，他还会拿量齿尺测量一下新邮票齿孔的度数，也会把集邮簿举起来，跟目光平齐，让窗外光线水一样地漫过册页，留心那些邮票表面是不是留下了污渍或指纹。
如果我和艾早想看看那些邮票，他也能同意。他会让我们在桌子对面站着，手背到身后，由他把集邮簿倒过去朝向我们，再轻轻翻动页面。每页的停留时间不超过一分钟，好像多一秒那些邮票就会氧化得快一些。我记得他给我们看过一套“广播体操”的特种票，全套总共四十枚，整整齐齐排满了集邮簿的好几页。他还有几大张没有裁开的“苏联十月革命35周年”
纪念邮票，面值是八百元。我们都以为八百元是个大得吓死人的数字，可是爸爸说，这是旧币的标价，实际上也就是现在的八分钱。
九十年代，我父母到南京小住，偶尔逛进了一个邮票市场。他在市场里看到一张“集邮报”，报上的消息说，四枚一套的“十月革命35周年”纪念票，拍卖价5．5 万人民币。我爸爸当时就血压升高，头晕要吐，叫了出租车才勉强回到家。
原因是，早在“文革”中的一九六八年，随着“清查阶级队伍”运动的深入，我们家中被抄，爸爸的十几大本集邮簿全部不知去向。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那些宝贝。他一直怀疑是张根本暗中搞鬼，联手那些不谙世事的红卫兵，扫荡了他的家。这样的怀疑不无道理。如果是张根本搞鬼的话，不知道他把那些集邮簿藏匿在哪儿，因为我在他家中生活了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一张邮票的影子。
我妈妈李素清说，张根本是当公安的，他多鬼呀，他昧下了你爸爸的东西，会让你看见？ 绝对是这样。论心眼儿，我父母斗不过张根本。
我妈妈的家族历史跟艾家截然不同，不是那种靠家庭作坊辛勤工作而成殷实的，她家族的一夜暴富带着更多的机缘和偶然，有着接近于民间传说的浓烈色彩。
李家本来世代务农，养一头骡子，支一盘小磨，闲时做做豆腐挣几个铜板。可是有一年乡间土匪横行，官兵大肆围剿，眼见得包围圈越缩越小，土匪头子成了瓮中之鳖，无处可逃。
那天夜里李家老爷子听见磨房里骡子把门板蹬得咚咚直响，他胆小，没敢出去查看。天亮后才发现骡子不见了，是被人割了缰绳强行牵走的。磨房草堆里却藏了一袋东西。他弯腰去拎，手里一沉，差点儿闪了老腰。打开看，光灿灿一袋金银珠宝。李老爷子心中狂跳，知道是土匪头子用这袋财宝抵押，换走了逃命用的骡子。
老人家担心土匪报复，不敢报官，小心地挖个坑藏起钱袋。他等了一年又一年，胡子都等得白了，取钱的人始终不来。他于是想到，那人肯定早已被官府逮住，砍掉了脑袋。藏在他家磨房里的宝贝，就这样成了无主之财。
李老爷子当然不够高尚，没有做到“拾金不昧”。他小心翼翼地开始花掉这笔天上掉下来的巨款。怕人起疑，他不敢在乡间买地，就背了钱袋进城，买房子，买店铺，买一堂又一堂的红木家私，买昂贵的古董字画。老爷子读过乡村私塾，颇识文墨，知道钱财要怎么花出去才有价值。李家境况最火时，城南绵延一条街都是他的房产。
然而俗话说得好，最富不过三代。日本人占领县城时，我舅舅才不过十五岁，却已经是青阳城里赫赫有名的败家子。他吃喝嫖赌不算，还抽大烟，卖空了家中一切，最后为了争一个窑子里的女人而当上汉奸。新四军打过来时，一颗子弹结束了我舅舅的小命。青阳城解放，李家的房屋店铺全部作为汉奸敌产没收，寡居的外婆只能带着我的妈妈李素清赁屋而住。我妈妈还有个表妹叫李艳华，自小父母皆亡，外婆好心收留她在身边，饭一口粥一口拉扯长大，我们称她做“小姨”。
我妈妈靠外婆变卖首饰一直读到师范毕业。李艳华的学历稍低，却也读完了小学。在当年的青阳城里，这已经是女孩子当中数得过来的文化人了。我妈妈毕业后在县中当老师，教历史。李艳华参加工作，当县医院的外科护士。
外婆死前曾经嘱咐我妈妈，李家就剩素清和艳华这一对表姐妹，无论什么时候两个人都要互相帮衬，同心协力地过好日子。所以，我妈妈嫁给艾忠义的同时，也给李艳华找到了一个对象，那就是刚从部队转业到青阳县公安局的科员张根本。
我妈妈和爸爸住在艾家从前的酱园里，酱园前面有三间门面房，让李艳华和张根本住着。五十年代的年轻人都单纯，对私有财产的厌恶远远超过渴望，房子给李艳华两口子住就住了，谁也没提过交房钱的事，更没有提过产权归属的问题。
张根本那时候赤贫。胡妈不止一次讲述给我们听：张根本头一次上我们家的门，穿着一件部队里穿旧的绗缝棉袄，棉袄的领口、袖管、前襟是成片的油渍，梆硬梆硬，凑近前都能闻到那股油哈喇味，脱下来随便一扔，棉袄支棱着都不带歪倒。胡妈嫌恶地说，他怎么就不洗一洗啊！ 他居然能穿得住啊！ 那身衣服能叫衣服？ 根本就是油坊里的抹布！ 很久之后艾早跟张根本提这事，他嘿嘿笑着，解释说，就那么一件棉袄，罩子是它，里子也是它，怎么洗？ 洗湿了穿什么？ 我妈妈当年没有以貌取人。李艳华也没有。她们都从这个嘿嘿千笑着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他日后的能力和前程。我妈妈做主，把李艳华风风光光地嫁了出去。没有如王洛宾的歌中所唱：带着你的妹妹和嫁妆，而是带上了三间修葺一新的青砖小瓦房。
艾家酱园的房屋格局是这样的：三间门面房临街，其中一扇后门通向大院。大院极深极阔，中间有石头砌出的一条路。顺着这条路往前走，是一溜五间朝阳的正房。院子的左边还有三间厢房，比较破旧，没什么用处，平常就堆堆柴草杂货。大概在我三岁的时候，厢房里好像还养过一头母羊，我记得我曾经抓过门边的羊屎当玻璃球玩，被胡妈尖叫着扑上来打落了。她立刻把我揪到巷子里的水井边，打了一大桶水，用肥皂使劲洗我的那只手，还低下头闻我的指尖，确信没有羊屎味了，才放我走开。
后来羊就不知道去了哪儿。院子的右边有两间厨房，那是胡妈的领地，得不到她的允许，连我妈妈都很少进去。院子的南边是大门，门开在状元巷的巷口，门楼极高，门扇也厚，门轴有一点紧，小孩子一个人根本没办法开门和关门。
有时候胡妈会拿个油瓶过来，把瓶里的油脚子滴上几滴在门轴上。木门再打开时，就滑溜了许多，发出令人愉悦的“咿呀”声。可是没几天灰尘又把门轴腻住了，厚厚的一层污垢巴在门窝里，门轴移动时重新“吱吱”地叫唤，比以前更加懈怠。
大门从前上的是黑漆，漆皮很厚，现在虽然剥落了，一道一道斑驳开裂，威严却仍然还在，邻居们推开大门进这院子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还有一点肃然起敬。
没事干的时候，我喜欢用指甲抠东西。墙壁上的石灰啦，脚趾里的污垢啦，铅笔上的橡皮脑袋啦，砖缝里的泥土啦。抠东西的时候我很专心，精神集中，情绪安宁，目光深邃，完全是享受一种难以言说的愉悦。我特别喜欢抠家里的那两扇黑漆大门，漆皮剥落后，门缝里的油泥干透了，变得生脆，用指甲去抠，嘎嘣下来一块，嘎嘣又下来一块，爽得不行，非常有成就感。还有，大门的木质天长日久之后已经松软得不堪一击，抠出来的木屑嵌在指甲缝缝里，闻上去有一种古老陈旧的气味，让我的脑袋瓜儿迷迷糊糊。
胡妈见不得我碰那两扇门，我只要一伸手，她就会大呼小叫地冲上来，拽住我的胳膊把我往旁边扯。“你这个小把戏！ ”她恨恨地叫。
她大概是扬州人，说话总有一点扬州腔。“好好的门都要被你抠出一个洞啦！贼要钻进来啦！ 要不要剁了你这双手？ ”
我赶快把两只手藏到背后，用劲地绞在一起，不让她看见。
有一次她在院子里剥蚕豆，莫名其妙地想起什么，叹息一声：“门也跟人一样，老啦，要喂点好东西才行。”
我问她什么是“好东西”？ 门怎么会吃东西？ 她不耐烦地答：“桐油不是好东西吗？ 生漆不是好东西吗？ 人知道要吃好的，木头就不要吃？ ”
她在这样的事情上总是对我父母牢骚满腹，觉得这一对夫妇基本上是一副败家子的做派，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那种架势，什么都不肯爱惜。胡妈坚定地认为，家中的院子、大门、正屋和厢房，要是有个人好好照管，出出新，喂喂桐油生漆，不晓得要比现在派头多少。可是她不知道，正是如今这样的败落和破旧，艾家酱园才能够在解放后的一次又一次运动中保全下来，成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