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城车淖τ Ｒ煌费甭勾哟笫骱竺孀隼矗源系穆谷紫褡莺峤徊娴姆⒈ɑ煜撸艄庀律脸鲆恢忠疑娜峄恋墓庠蟆Ｋ咀〔欢老驳囟⑹诱馔坊崂サ┣恋奈滤车亩铮胂笏淖嫦仁遣皇钦娴母サ先擞泄煌�
他跟它招呼：“嘿，伙计！ ”驯鹿歪着头看他，乌黑的眼睛里是孩子般的好奇，因为在它有限的生命里还没有见过一个黑发黄肤的中国人，也没有听到过“伙计”这种奇怪的语言。
他掰下一根折断的树枝当棍子，借助它的支撑，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走。积雪下面全都是倒塌的树木和绊脚的荆棘，每踏出一步，都有可能落入一个小小的陷坑，鹿皮靴子卡在雪下的树权中，转前转后好不容易才能拔出来，皮帽子里已经热腾腾蓄满了汗。体力消耗太大了，如果不是经常想到鲍勃家院子里的那两块石锚，他没有勇气穿过这片原始状态的森林。
然而他还是不幸地陷入了绝境：当他举目眺望一头在雪地奔跑的银色的北极狐时，他的一条腿忽然踏空，陷进一个大树倾倒后留下的雪洞。他的整个身体跟着倒过去，不由自主地下陷，温柔而舒适地坠落。他越是挣扎，坠落的速度越快，像是雪洞里有一双强有力的手，抓住他不由分说地往下扯，一定要把他拉进洞中同归于尽。他感觉积雪没过了他的腰际，又迅速没过他的双肩。他趁着还能呼吸，张开嘴，嘶声高喊：“救命！ 救命！ ”他的声音惊动了四面树上的积雪，雪团争先恐后地啪啪坠落，打得他张不开眼睛。松鼠们不知所措地四处逃窜，雪粉飞扬起来，周围的世界暗无天日。
当陈清风在绝望地坠落、沉没、陷入灭顶之灾时，他脑子里最后想到的一个人是谁呢？ 几年后，当他在布法罗大学我租住的宿舍里把这件事讲给我听时，我很想就这个问题问一问他。可我的话几次涌到嘴边，最终又咽回肚里。
他想起谁，那是他的权利，我不应该逼他回答。
回答的话也未必是真。不管他想到了谁，他最后拥在怀中的那个人是我，这就够了。肌肤相亲是爱的终极状态，跟精神的渴求也许一致，也许不一致。我希望是一致的，万一不是，我也该满足。
陈清风大难不死，是因为他的呼叫声引来了不远处的另一个旅行者——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拍摄阿拉斯加麝牛照片的亚当斯先生。亚当斯常年在野外行走，生存经验异常丰富，他奔过来喝令陈清风别动，然后把一根树棍伸过去，让陈清风双手抓紧，拼出全力把这个脸憋成紫色的中国人拉出雪坑。
亚当斯把瘫软无力的陈清风半拖半拉地弄到附近一个私人农场，灌下一茶缸热腾腾的牛奶，又让他睡足一觉，确信无事后，才留下一张名片，重新进入森林。
陈清风惊奇地发现这个小农场以饲养麝牛为主业，场主是一对叫乔治的中年夫妇。麝牛的外形有点像西藏牦牛，但是牦牛角弯曲向上，麝牛角却像耳朵一样地耷拉下来，只在末端抬起，跟地面平行。据说这是一种史前动物，大概在第四纪冰川结束时，从亚洲和欧洲迁移到美洲。最早的美洲人，很可能就是追着这些牛群来到这片大陆的。现在麝牛在欧亚已经绝迹，残留在阿拉斯加的这部分，因为人类大量捕杀，正在日益稀少。乔治夫妇所做的完全是公益事业：人工繁殖麝牛，待小牛长大后，以低廉的价格卖出去给别的农户饲养，目的仅仅是维护阿拉斯加的麝牛种群数量。
乔治先生身材高大，灰白色头发，一个大大的酒糟鼻，左边脸上缺了一只耳朵，是几年前在一场暴风雪中活生生冻掉的。乔治太太面相和善，脸颊终日通红，是紫外线灼伤和野外冻伤留下的印记。夫妇俩终日乐哈哈面带微笑，日出而起，日落而息，过着发达社会里的最原始的生活，毫无怨言地为生态环境奉献精力财力。
陈清风被这一对纯朴夫妇的高尚行为深深打动，他留了下来，在农场度过了一个冬天，不收分文地帮乔治夫妇照顾那些怀孕的母牛。
来年开春，他伺候的母牛接二连三生下了小牛之后，他把那些牛犊亲了又亲，抱了又抱，又等着亚当斯来帮他拍下好些照片存念，这才恋恋不舍地告别农场，搭便车返回安卡雷奇。
1992年秋天，我在南京大校场机场接到了艾早。
艾早在海南生病了，病得很重，每隔两天就要发高烧一天，体温超过四十度，像是疟疾．又不很典型。用了治疟疾的最好的药，却无缓解。西医猜测说，怕是海南疟疾的亚变种，一时间还摸不着治愈渠道。又看中医，中医说是湿热蕴聚，疫毒炽盛，什么什么的，开了方子，煎药吃下去，依旧见不到疗效。艾早黄皮寡瘦，下楼梯腿都打抖，高烧一起来，人像是架在蒸笼上，周身通红，谵妄胡话，辗转不安，有一次在昏迷中还莫名其妙地喊出“艾多”。艾多死去快二十年了，家里人很少再提起他，艾早忽然喊他的名字，使张根本心惊肉跳，汗毛凛凛。他不敢再耽搁，买了两张飞机票，趁艾早不发烧的时候，把她送回南京。张根本说，海南那地方，医生是半吊子水平，折腾多时连个病因都查不出，回家乡住院他才能放心。
可是张根本把艾早扶出出站口，交代给了我，转身又上到候机厅，搭原班飞机回去了。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的背影，再看我身边瘦弱得风吹就要倒的艾早，切齿大骂：“还有没有人性啊？ 就这样拍拍屁股走路，不怕飞机掉下来摔死？ ”
艾早虚弱地倚住我，竭力帮着张根本说话：“艾晚，你不做生意你不懂，公司里的事情一天都离不开人，我们有个项目正做到关键上，一眼盯不住，别的人就把项目抢走了，之前的几个月就白忙活了。”
我依旧愤愤不平：“老婆重要还是钱重要啊？ ”
艾早露出一个惨淡的笑：“都重要。要不是为挣钱，跑到海南干什么呢？ ”
幸好那时候南京已经有了出租车，我可以一个人从从容容地把艾早带回家。
张根本在艾早的包里放了两万块钱，准备让她住院治病用。但是奇怪的事情是，艾早住到我家里，当晚就食欲大开，就着扬州酱菜喝了一碗白米粥。第二天她没有发烧，要求我去买巷子里的虾皮小馄饨给她当午饭。晚上的胃口更好，自己走出门，在“刘长兴面馆”里吃了一客小笼汤包，还要了个餐盒，给我带回一客。
“我怎么回事啊？ ”她惊奇地说，“我到了南京，怎么觉得样样东西都好吃呢？明天我还想吃鸭血粉丝汤和牛肉锅贴。我馋死了，几百年没吃过好东西一样。”
我取出体温计，强迫地塞进她的嘴巴。几分钟后取出来，三十六度八。
“真是见鬼。你不会是因为想回南京，变出招儿唬弄张根本的吧？ ”
她哈哈大笑：“有可能。水土这玩意儿就是怪，我一喝上长江里的水，上下都通了气一样，要多舒坦有多舒坦。”
张根本来电话，问艾早有没有住院。艾早抢过电话，把自己的情况略带夸张地描述一遍。张根本也觉得奇怪，他说，这可能是个提醒，他们要考虑接下去往哪儿发展，海南那地方看起来不适合他们呆下去。他问艾早：深圳怎么样？ 要是做完这一单项目，把公司移到深圳，你愿意吗？ 艾早鼻子嗯了一声，说，再看吧。
艾早在南京住了一个星期，眼见得脸颊上有了肉，皮肤绷起来，白亮亮地闪着光，眼睛里也不像刚来那么干涩，汪出两潭盈盈的水。她自己对着镜子看，乐滋滋地说：“我都以为自己是老太婆了，现在看起来还算不错，是不是？ 打扮打扮走出去，还能骗到一两个小伙子吧？ ”
我逗她：“离婚吧，我帮你介绍我们学校的研究生。”
她拖着声音：“晚啦，你这个媒婆早干吗去了？ ”
身体养好了，她就闲不住，一个人在家里折腾我的家具，全部拖出来，按她的标准重新摆布，还登高爬下，洗窗帘，洗被子，洗沙发套，弄得自己蓬头散发像个钟点工。
我下班回家时，她迎着我，手从背后伸出来，摊开，掌心里是一把生锈的简易剃须刀。她的指尖也染了斑斑锈迹，血褐色，像是被刀片不小心割开了口子。
“交代吧，给谁买的？ ”她笑嘻嘻地追问我。
我猛然一愣，刹那间心脏都要停跳了。剃须刀是那年陈清风留下来的东西，我从商店里亲手买来，看着他用它刮了胡子。四天，他一共用了它四次。
“哪儿来的？ ”我屏住呼吸，盯着她的眼睛。
“卫生间找到的呀！ 瞧你吓的，脸白成这样。你要是有个男朋友，我只会为你高兴。”她把剃须刀举在手里，左看右看，很好奇。“艾晚，你的男朋友什么样？ ”
“不是……”我撒谎。“是爸妈在这儿住的时候留下来的。”
“哦……真扫兴。”她把生锈的剃须刀随便扔进了垃圾筒。
趁她在厨房做饭时，我借口下楼倒垃圾，把剃须刀拣出来，藏到我上班用的拎包里。第二天我把它带到学校，锁进办公室抽屉。
我们教研室主任病了，大便出血，走路很别扭地岔着个腿，还弓着腰，整个人都要往地上出溜着坠下去一样。他告诉教研室里年纪大的老师：“痔疮发了，真难受。”
我年轻，没得过痔疮，不知道那玩意儿发作起来什么感受。可我看他走路的别扭样，知道患上这种病很痛苦。
主任经常跑校医院，拿痔疮膏回去擦。前后擦了有一个月，效果不显著，弄得人都瘦了，脸也黄了。有一天葛一虹在路上碰到他，站着，看他从远处弓腰夹腿地走过来，斩钉截铁说：“你给我去省人民医院，挂专家号，彻查一次。”
葛一虹的话谁都不敢不听。主任去大医院看完病，传出来一个惊天消息：他患的是肠癌。
当天他就被留了院。他老婆哭哭啼啼往医院里送了他的换洗衣物和日用品。
教研室里年长的老师个个自危，总觉得自己身体里同样也有癌细胞在虎视眈眈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抬起头咬上一口。年轻的老师则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好端端的人。怎么突然之间就会得癌？ 突然之间就会死去？ 葛一虹到我们教研室来视察，呵斥大家：“都乱什么乱？ 肠癌又不是肝癌，治愈的可能性很大，不能为了一个肠癌影响教学工作。”她抬眼在办公室里巡视一周，目光落在我的身上：“艾晚，这段时间你代理教研室主任，把工作先抓起来。”
老太太就是这样，不单单一言九鼎，而且喜欢“一言堂”，什么事情她一个人说了算。
所有的老师都盯着我看，目光中什么内容都有。幸亏我的新任职务前面有个“代”，照他们的理解，“代”这个词明摆着就是暂时的，临时工性质的，打杂受气的。
我不知道葛一虹看上我的哪一点好，她这么不避嫌疑地重用我，真的是对我有信心？ 我去医院看望老主任。他正在一项一项地接受各种身体指标检查，准备开刀割去直肠部分。他摆出一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样子，苦笑着安慰我：“艾晚老师啊，教研室的事情要难为你了。”又说，“这段时间别的也没什么大事，就是评职称……”
评职称是天大的事，尤其相对高校老师。
按这回下达的指标，我们教研室里可以有两位副教授的名额。九十年代初，教授在高校里寥寥无几，属于稀有动物，副教授就成了香饽饽，谁都要上去抢，谁都认为自己能够抢得到。葛一虹在这种时候叫我代主任，我怀疑她是存心用难题考验我。
教研室这回有把握参评副教授的总共三个人：我一个，还有两个四十岁左右的老师，一个是上基础课的，另一个是不上课、专门负责实验室杂务的。我最年轻，可我有研究生学历，那两个老师仅仅是本科，我比他们有了优势。
从科研成果看，上基础课的老师有两篇教学论文发表在地方刊物上，管实验室的老师在两个集体项目上挂了个号，谈不上有个人成就，两个人之中很难排定谁优谁劣。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去找刚刚开完了刀的老主任出主意，他虚弱地说了几个字：“投票选。”
可是我思来想去，总觉得不妥。去年我们学校有个老师，科研能力很强，人缘不好，结果投票选副教授时，大家故意把票投给了另外的人，那个老师一气之下跳了楼，闹出很大的动静。我害怕我们教研室的两个老师到时候也来个“模仿秀”，那样的话，我这个“代”主任就难辞其咎。所以我经过痛苦的权衡，决定自己放弃这次评审，把名额让给这两位老师。
结果却是事与愿违，两位老师的材料送交省教委的高评委投票时，统统落马。消息传来，教研室怨声一片。没评上的老师以为我表面谦让，心有不满，背后在材料上做了手脚，是“阳奉阴违”，极端的虚伪。其余老师认为我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活生生浪费了两个名额，这一年评不上的人积压到下一年，这会影响到来年他们的提升。
我自己做了牺牲，换来的是所有人的不满，这使得我非常郁闷。
幸好很快到了暑假，我像逃亡一样收拾东西回青阳老家。
回家的日子也不轻省。父母年纪大了，艾好的病情越来越重，已经开始吞嚼书页，把家里能找到的书都撕得没头没尾。艾早从海南打来电话，指示我一定要说服父母送艾好去精神病院，所有住院费用由她负担。
一个异常痛苦和艰难的过程。艾好每次到了精神病院都要杀猪样地嚎，头在墙上撞得鲜血淋漓，拉住李素清的衣服死活不肯松手。李素清过不了这一关，只好把艾好又带回家。几天之后，觉得不送还是不行，然后叫了车送过去，然后再次重复这惨烈的一幕。我和李素清都要崩溃了，我们都觉得再这样下去的话，全家人都会成精神病。
最后是艾早用电话委托了赵三虎，赵三虎带了精神病院的医生上门，用“束缚衣”套住了艾好，替我父母送他去病院。我事先把李素清哄进里屋，用钥匙把屋门锁上。艾好嚎叫得惊天动地，李素清出不了房门，也只好硬着头皮充耳不闻。
“这是唯一的办法。”事后我做她的思想工作。“他住习惯了就好了。精神病人到最后其实已经没有思想，他习惯了就不会感觉难过。”
“艾家没有人传宗接代了。”李素清眼泪汪汪地说，“你为什么就不能结婚生个孩子？ ”
瞧，这样的话题，到最后总要落实在我的身上，这让我面对父母压力沉重。
暑假结束返回学校后，我们欣喜地发现教研室主任已经面带红光地坐在他的办公桌前。
他的直肠连同肛门都割掉了，在肚皮上新开一个排粪口，挂了一个粪袋，预后情况不错。他笑眯眯地告诉我们说，医生认为他的癌细胞没有扩散，活个十年八年应该没事。如果这样的话，他就得上班，工作，不然的话，闷在家里，感觉就是个等死的人。
我们一致同意他的说法。人到了这个时候，所有的行为都是正确，决无非议。
所以，我双手奉还了“教研室主任”的职位。
我们都觉得老主任干得比以前还要卖力。
他肚皮上的那个粪袋，很神秘地掩在衣服下，谁也没有荣幸见过。走近他的时候，如果心里不去想那件事，好像也闻不见什么异味。他有时候会一个人躲到厕所里，反锁上门，处理一下身上的东西。别人要上厕所，推门不开，便知道怎么回事了，就知趣地下楼去另一个厕所。
只有葛一虹对我说过一句话，她说的是：“艾晚，今年是我耽误了你，我会做出补偿。”
我回答她：“葛教授，您别多想，这不值得您放在心上。”
陈清风离开阿拉斯加，计划着继续搭便车，打零工，从盐湖城到堪萨斯，再到芝加哥，匹兹堡，费城，纽约，最后去波士顿，在哈佛和麻省理工的校园内逛一圈，结束他横穿美国的行程。
但是他女儿的状况让他改变了主意。女儿自从被班主任当做“性奴”折磨了一段时间之后，性情大变，整个人从里到外都萎谢了。她转到离家十多里的学校继续上高中，却读不进书，高考的分数连专科线都到不了。复读一年，依然如此。女儿沉默寡言，几次想要自杀，吓得陈清风老婆寸步不敢离她的身边。这个优秀的女儿曾经是陈清风的希望，是他引以为骄傲的未来，如今希望破碎，而且是以这样令人心痛的方式，陈清风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他盘算着要把女儿弄出国读书。只要换一个环境，忘掉那场噩梦，女儿依旧是块读书的材料。
女儿这样的情况，接她出来，就不能不把母亲同时接出来，因为陈清风对女儿恢复健康没有绝对把握。要把这一对母女同时办到美国，不是一件短时间的、容易做成的事情。这样，陈清风听从朋友劝告，决定去到加拿大落脚。那时候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相对宽松很多，办他们一家人的身份不会有太大问题。
他在旧金山渔人码头打工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华侨老乡，老乡的一个亲戚在加拿大埃德蒙顿当移民律师，陈清风从美国过境到加拿大之后，第一站别无选择地去了这个一百年中因为淘金和石油发展起来的城市。
季节已经进入五月，可是埃德蒙顿遍地的积雪刚刚融化，草从地皮下冒出一个瑟瑟发抖的尖尖，试探着能不能把全部身躯从泥土中钻出，享受一个短暂的春天。走在路上呼一口气，眼前立刻飘起一团白蒙蒙的雾。立法大厦的楼顶依次排开着三面旗帜：英国国旗、阿尔伯特省的省旗、埃德蒙顿的城市立法旗，它们在寒风和阳光中猎猎飘舞，抬眼看上去，蓝天忽然多了很多色彩，变得鲜活和年轻。陈清风曾经在一张画片上看到过这个城市大片的郁金香，那些整齐划一像士兵列队的艳丽花朵，如同用色块拼成的抽象油画，那样的蓬勃和热烈。叮是当地人告诉他，郁金香要到五月底六月初才能开放，那时候加拿大各个城市都会举办郁金香节，也是全体加拿大人的迎春节。
陈清风想起了南京，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南京已经开始进入盛夏，满街阳光会让行人出汗如油。跟埃德蒙顿人盼望着春天和夏天一样，南京人进入夏天后就盼着秋风送爽，冬季来临。两个多么不同的城市啊。
把母女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