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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小声地说话，仿佛怕惊着了那个黑箱子里的镜头。我妈妈去交钱，开票，然后让我和艾早坐在一张绿色长凳子上，把艾好塞在我们两个人中间，屁股下垫一个方木块，以便在镜头中跟我们差不多高矮。我妈妈自己藏身在艾好背后，双手扶住他的腰，不让他滑掉下去。
我这才知道，需要照相的是我们三个孩子，姐弟三个人合影。我不知道的是，照完这张相片之后我就要跟李艳华回家，成为李艳华和张根本的女儿。
因为面对镜头的紧张，我和艾早都有点过于严肃，一副少年老成的模样。艾好则对钻在黑布下面的摄影师发生了兴趣，他以为那人在跟他捉迷藏，于是眯缝着眼睛咯咯地笑。可是摄影师钻出布笼，捏下橡皮球的瞬间，灯光骤然一亮，艾好吓得一愣，紧跟着哇地大哭，身体用劲地往后仰倒，我妈妈赶紧把他抱了下去。
照片洗出来之后，艾好圆睁的眼睛里全都是吃惊和惶惑。他仿佛对这个世界很不适应，恐惧无比，无路可逃，一副欲哭未哭的沮丧。
那天晚上，在张根本家里吃完了一大碗蒸鸡蛋拌饭，我就开始闹着回家。我扔掉了张根本特地买给我的一个花皮球，使劲掰开他的手，哭得声音嘶哑，几近昏厥。我并不明白领养意味着什么，可是我本能地感觉到我妈妈把我抛弃了，我被我的家人排除在外，遗弃在外。他们谁都不再爱我。我再也不能跟艾早一起玩耍，也不能揪艾好的腮帮子，更不能抠大门上的木屑，而后等着胡妈的一声呵斥。我害怕，惊恐，绝望，有一种坠人深渊的恐惧。我只有用哭声来表达我的抗议和愤慨。
张根本先是盯着我笑，后来就开始五心烦躁，他吼了我一句：“你号丧啊！ ”
我不理他，依旧撕心裂肺地哭，一边哭一边扒他顶在门边的腿，要从门缝里挤出去，回家。张根本回头望着李艳华，有一点幸灾乐祸：“我说吧，这孩子太大了，养不熟的。”
李艳华在厨房里慢腾腾地洗碗。她十分沉着，甚至有几分冷峻，瞥了我一眼，说：“过了这一夜就会没事了。抱只小狗回家还要叫唤几天呢。”
实际上我号哭了不是一夜，而是整整一个星期。张根本被我哭得没有办法，跑到我家里。
把艾早接过来，陪我睡觉。我每天晚上都是拉着艾早的手，一直哭到睡着。睡着之后我还紧抓她的手不放。我死死地攥住她，指甲掐进她的皮肉，把她的手背掐到青紫。或者我抱住她的一只胳膊，压在身子下面，不让她动，一动我就会惊醒，更坚决地把她的胳膊搂住，藏在怀中。
那段时间，艾早无师自通地长大了，成了我的名符其实的姐姐。她知道要迁就我，怜惜我，礼让我。她伸出小小的手，让我紧紧抓住，如果我不让她动，她就憋住不动。她说：“艾晚，你不要哭啊，我不会走开的。”
可是小孩子都是没记性的东西，仅仅十来天之后，我就习惯了自己身份的改变。我学会了一个人在单独的房间里睡觉。我平心静气地坐在李艳华和张根本的身边吃饭。如果李艳华不准我出门跟艾早玩，我就乖乖地趴在窗台上，往那个风仙花和鸡冠花次第开放的院子里看。我听到别人叫我“张小晚”这三个字后，不再傻愣着朝别人瞪眼，我知道这是我的新名字，是我的称呼，从此之后我做人的标识。
李艳华松了一口气。她开始训练我做家务，从扫地练起。她站着，手里抱着一个茶杯，很有耐心地指点着我：先扫四边，再往中间；先扫床底桌下，再扫走路的过道。扫帚头往前挥，别往自己脚上扫。腰弯下去，两只手要抓住扫帚柄的顶端和中端，松松地抓，否则扫起来不顺畅。
她跑到我妈妈面前报喜讯：小晚都学会扫地了！ 小孩子要让她劳动锻炼，思想才不会变修。艾早也该学学小晚的样，别让胡妈惯得太厉害。
我妈妈看了看在院子里奔跑着捉瓢虫的艾早，一声也不响。也许她心里舍不得我，可是她什么都不能说。
三 开陆虎车的人
贾铭在清晨开车把我送到机场。候机厅里空空荡荡，只有几个扫地的清洁工，和拖着滑轮包晃来晃去无所事事的几个早行的旅客。有个人站在报亭前看玻璃窗内的杂志封面，一边旁若无人地吃着手里的一个糯米饭团。糯米饭包油条是南京人喜欢的早饭，可是他吃几口就要低头看一看饭团里面的内容，饶有兴致地琢磨米粒和油条之间的粘合度，这种研究性的神态，又不像常吃这种点心的人。他穿着一身黑色：一件短袖衬衣和一条休闲长裤。衣裤的款式都很普通，中规中矩，然而看得出来那不是普通商店里买出来的大众品牌，那种内敛的品质，不动声色的尊贵，极其注重细节的裁剪，绝对是价格不菲的国际大品牌的风格。
贾铭看见我盯着那人吃饭团的样子，就问我是不是饿了。我告诉他说，我现在只担心机票能不能买到。贾铭捏了捏我的胳膊，表示安慰。
六点半钟，售票处终于有了人影，是一个满脸倦色的小伙子。贾铭飞快地奔过去，问他最早一班去深圳的机票是几点。
“八点。还有最后一张机票。全价。”
贾铭愤怒地叫起来：“宰人啊！ 全价机票加燃油税，要一千五百块！ 昨天报上还登着机票四折。”
小伙子嗤了一声鼻子：“报上的消息能信？ 现在是旅游旺季，机票都没什么折扣。”
我赶快捅捅贾铭，让他息事宁人。国内航班的机票贵，服务差，这已经是常识，跟一个售票员有什么可争的？ 买好票，贾铭的脸上依旧有愤懑之色，说：“我就看不得民航这帮人牛气冲天的样子。一张飞深圳的机票，我公司的工人一个月都挣不回来，太不合理。”
可是贾铭前天给自己买了一双皮鞋，三千多块钱，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合理。贾铭这个人，有时候太偏激，得理不饶人，我觉得这是男人的不成熟。我突然想起了张根本，如果换了是他，他会皱起鼻子，目光一闪，嘿嘿地一笑。一笑之间把什么都包含进去了：生气、不满、轻蔑、指责、抗议……很多时候，微笑比语言更有力量。
可是张根本已经死了。我姐姐艾早杀了他。他们一起生活了六年时间，一起打江山，创业，把公司业务做得红红火火，双双跻身于深圳的富豪行列，居有房，出有车，食有肉，青阳城里的旧朋故友提起他们就要艳羡得眼睛滴血。可艾早居然把张根本杀了。
我想不出来为什么会这样。
按照登机牌上的指示，我找到9 号登机口，在等候区里坐下。我只带了随身的一个小包，是真正的轻装简行。
穿黑衣服的小伙子坐在我旁边，打开一个皮质外壳的手提电脑，开始用手机上网。我知道手机上网是很贵的，看他那副神闲气定的模样，我猜测他不是外企高管，就是IT精英，至少也是某家外国公司的品牌代理。我无意中瞥了一下电脑屏幕，发现他已经进入一个聊天室，正跟一帮网友聊得开心。他打字用的是拼音输入，盲打，指尖飞快地触键，键盘发出极流畅的哗哗声，听上去令人愉悦。我心里想，这样的打字速度，应该是无数次通宵上网聊天才练出来的。
他发现我对他的兴趣，停止打字，转头对我一笑：“苏州你去过吗？ ”
我点头。
“胥门？ ”
我摇头。
他脸上有孩子样的得意：“我昨天去了。”
我说：“一般人到苏州不去那儿。”
他笑得更像个孩子：“所以我要去啊！ 我在网上跟朋友打了赌，赌胥门这个称呼的来历。”
“胥门是什么来历？ ”
“我说，胥门因为是伍子胥主持修建的，所以叫这个名称。有一个网友认为我是望文生义，他说伍子胥这个人不会利用修建城门替自己树碑立传。我不服气，前天从深圳飞过来，昨天去苏州看了胥门。”
“结果呢？ ”我好奇地问他。
他脸上露出羞惭：“我错了。胥门这个称呼真不是因为伍子胥，是因为这道门通往苏州姑胥山，最早叫姑胥门。”
我很惊讶他的认真，也惊叹他有这样的闲情，为了跟网友考证一个地名，竟然千里迢迢飞过来，眼见为实。
“这没什么。”他轻描淡写地说，“也有时候是别人错。我们常做这样的事，挺有趣。”
这时候登机口的门打开了，值机小姐站到了检票台后面，开始招呼旅客登机。他手脚利索地收起电脑，起身排队。我抓紧时间上了一趟洗手间，回来时发现队伍很长，可是他已经在身前空出一个人的位置，示意我站进去。他把他的绅士风度做得恰到好处，既不过分热情，又不拿腔拿调。他身上剃须水的味道也特别清爽，有一种淡淡的薄荷香味。
“要我帮你提着包吗？ ”他问。
我礼貌地谢了他。其实他手里的东西比我多，有一个牛津布的电脑包，还有一个体积更大的软皮旅行袋。他把那个袋子拎在手中时，胳膊上的肌肉鼓起来，显得结实，健美。他一定是那种轮番使用各种器材折腾自己的“健身虫”。
进了机舱之后，我才发现我们两人的座位居然又在一起。原来他选择了靠窗的座位，我选择了靠走道的座位。他对我们的巧遇倍感惊奇，执意要站起来，郑重其事地跟我握一个手。
他介绍了自己的名字：李东。名字倒是朴素无华。我也对他说了我的名字。我们互致敬意。
飞机起飞后，他很快地把插在前面椅袋里的报纸和民航杂志翻了一遍。杂志里有一篇谈论南京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章，其中提到“南京白局”。他问我什么是“南京白局”？ 我说，有点相当于北京的大鼓书，天津的评书，东北的二人转，那一类的街头艺术。
“你确信？ ”他有点严肃地看着我。
我马上迟疑起来：“不怎么确信。我没有见识过。”
他想了想：“下回到南京，我要去看一看。”
这我完全相信。我甚至想到下个星期六他也许就会迫不及待地飞过来。我告诉他说，如果真想看，到了南京要去夫子庙，听说夫子庙有这一类的民间艺术表演。
“要是我飞过来，你愿意陪我去看吗？ ”他盯着我的眼睛，目光是真诚和热切的。
我勉强地挤出一个笑容。我觉得此刻我们两个人的感觉很错位，我在为艾早的杀人凶案心急如焚，他却是一副雄心勃勃玩遍天下的快乐面孔。冰火两重天。
我把坐椅调至睡眠的角度，仰了身子，闭上眼睛，以此宣布要暂时地跟外部世界隔绝。
他好像还凑过来仔细地看了我一下，因为我的脸前被他呼吸的气流弄得微微热了一热。我让自己保持一动不动的小憩状态。他转过身去，不再说话。过了几分钟，他的坐椅咯嗒一响，也放低下去。
此后的航程中，我们一直假寐。飞机发动机就在我的坐椅附近轰鸣，前前后后的邻座都在兴奋地说话，但是声音非常遥远，似乎是从另一个世纪或者另一个星球断断续续地传来，听上去恍惚如梦。乘务员推车过来发了一次早餐．以为我和李东都在酣睡，就没有打扰。我什么都不想吃，没有饥饿感。
两小时之后，飞机降落在深圳黄田机场。
同一时间有好几班飞机到达，所以航站里拥挤忙乱，这里那里都是拖着行李箱闷头赶路的人，身前身后一片滑轮摩擦地面的噪音。贾铭掐准时间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是不是一切都好？ 还说艾飞已经去少年宫上美术课了，今天老师要教他们画一个石膏手，他挺高兴。接完电话，我想起来应该跟李东道声再见，可是人群中已经不见了他的一身黑色。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排在等候出租车的队伍中时，李东又一次出现。他是开了一辆很漂亮的越野车，从停车场里特意绕过来的。我注意到了那辆车在花坛附近拐弯时的流畅，那是一种机械运动制造出来的美感。有很多人都抬头看那辆车。
他在路边停下来，打开车窗，招呼我：“上车，我送你进城。”
我觉得不妥，委婉谢绝。人群中有目光从车的身上转移到我的身上。我穿着一身藏青色修身连衣裙，一双白色软皮凉鞋，唯一醒目处是脖子上挂的一块琥珀，一块温润朴实的蜜蜡饰品。我的年龄和我的装扮，应该不会让人产生歧义。
他拍拍方向盘：“上车吧。顺路，没别的意思。”
这时候我发现，如果我再僵持下去的话，落在我身上的目光会让我更加难堪。
上车以后我才猛醒，这辆车的名字叫“陆虎”。我在艾飞收集的汽车图片中见过这款车型。艾飞说，这是他喜欢的车。艾飞喜欢的车都是价格昂贵、外形超酷的车。难怪刚才有那么多人对这辆车看了又看。
开陆虎车的小伙子。
我再一次感觉不安。在我的生活中，还从来没有跟这种时尚阶层打交道的经验。贾铭开的车是“帕萨特”。陈清风在加拿大开一辆“日产丰田”。张根本活着时，司机为他开车，是比较老款的“奔驰”。开陆虎越野车的人是怎样的生活状态，我完全不知情。
“你去哪儿？ ”拐上了广州往深圳的建成多年已经破旧的高速公路之后，李东转头问我。
我跟艾早的律师约在事务所见面，所以我告诉李东，在罗湖火车站附近。我问他那附近有什么酒店可住？ 我强调说，不要太贵。
他打开车上的一个电子导航系统，一边开着车，一边拿遥控器熟练地搜索。从我坐的副驾驶座上，只看见一块一块红红绿绿的市区地图在半块砖头大小的屏幕上掠过。
“五月花酒店，行吗？ ”他征询我的意见。
听上去不是太豪华。跟着我想起来，“五月花”应该是一艘船的名字。十七世纪初，一群逃亡状态中的英国人驾着这艘三桅帆船漂过大西洋，落脚在新大陆，制定了著名的“五月花公约”，而后开始拓荒者的充满传奇和艰辛的生活。在他们的后人手中，终于诞生出一个了不起的美利坚合众国。
“没错啊！ ”李东利索地换挡，右脚点着油门，在车海人河中把他的“陆虎”开得左右逢源。“开那个五月花酒店的老板，听说是从宁夏过来的人，西部移民。从宁夏到深圳，不必横渡大西洋，可也得过黄河，过长江，挺了不起。”
我望着他优雅地搭在方向盘上的那双手，问他：“你是移民吗？ 或者你父母？ ”
他不直接回答我：“走在深圳街上的人，十个人当中起码有九个是移民。”
我忽然又想起艾早。艾早也是这个城市的移民，还有张根本。当年他们是随着大潮游进这个欲望之海的两尾鱼，经过惨烈的生存搏斗，经过大鱼吞吃小鱼的优胜劣败，他们幸运地活了下来，长成为某一个级别的“鱼王”。可是为了什么，曾经的王后要起杀戮之心？ 张根本，我从前的养父，一个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商业国王，他对于艾早还会有什么样的威胁和伤害呢？ 我不急着去酒店了，我想先赶到律师事务所，弄清这个巨大而阴森的秘密。我觉得我已经被一种无形之影压迫得透不过气。
李东什么也没有说，把陆虎车开得更快更急。他坐在我的身边，离我这么近，一定能够感觉到我的心急如焚。他感觉到了却没有主动提问，只是把车速提高到一个与“焦急”适配的程度，这是一种修养和文明。
电梯口拥满了人。因为不在上下班的高峰时间，四部电梯只开了两部，其中一部还只停十五层以下。人们都急着办事，免不了骂骂咧咧，还说要投诉这幢大楼的物业管理会。穿制服的保安无动于衷地站在一边，大概他已经看惯了每天、每时这样的混乱。他没必要费口舌过去安慰，调解，这跟他的饭碗没有关系。他个子矮小，皮肤黝黑，眉毛上有一个破相，脸颊上还带着长年累月在田间劳作留下的晒痕。也许还要过个十年八年，这种带有身份标志的痕迹才会完全地从他面容上消失，使他成为一个底气十足的深圳人。
一个穿白色上衣和玫红色裤子的女人，大概要上到高层，可是稀里糊涂挤进了只达十五层的电梯，片刻之后一脸愤怒地随着电梯又下到一层。保安忍不住噗哧地笑了一下。那女人有点恼羞成怒，张口就骂了一句广东粗话。保安听懂了，他面红耳赤。我看见他的一只手在裤袋旁边动了一动。如果是在工作场所之外的任何地方，他可能就会豹子一样扑上去了。可是在这儿，他只能选择忍耐。他也用他的家乡话嘀咕了一句什么，声音却很小，完全是自己给自己解气。
高层电梯终于来了，穿玫红裤子的女人顾不上再吵下去，一个箭步插到我的前面。她身上有一股浓得发腻的香水味，也许是摩丝或者睹喱水的味。她的头发高高盘在头顶，用太多的化学材料固定得僵直梆硬，仿佛脑袋上顶着一个黑糊糊的鸟窝。这样的发型，十年前我到深圳的时候，见得很多，没有想到十年之后在这儿还有市场。深圳城市的变化很大，可是深圳本土人的生活观念并不想跟城市发展同步，他们有自己的习惯和喜好。
律师事务所在二十四层。大楼进门处的一面墙上钉满了各间公司、中心、办事处、事务所的锃亮铜牌，其中就有一块写着“二十四层A 座：宏伟律师事务所”。
从电梯门出来，拐一个弯就是A 座。透过一排玻璃门，事务所的标牌用黑色的隶字铺排在迎门墙壁上。推门进去，室内空调打得很低，冷不丁地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一个很年轻的女孩，长着讨人喜欢的大眼睛和小虎牙，笑微微地从桌子后面站起来，问我有没有预约。
我说了“纪宏林”这个名字。女孩点点头，说一声：“请跟我来。”
我们走过了一个一个用玻璃钢和铝合金制品隔开的空间。开敞的空间里，每张桌上都有一个白色塑料的姓名牌。名牌后面的主人都很年轻，有人在接听电话，有人在电脑上起草文件，还有人用裁纸刀和订书机装订材料。他们无一例外地紧张，严肃，脸上有一种与年龄不太相称的老成，甚至是漠然。我从他们身边走过去时，他们知道不是自己的客户，眼皮都不抬，完全的与己无关。
纪宏林的姓名牌钉在一个房间门上。沿着走廊大概有五六个这样的房间，彼此紧挨，亲密共存。我猜这些房间里的律师应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