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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在两条街外的肯德基随便吃了一顿，那儿的人同样多得不可思议，在里面坐着纯属受罪，感觉跟我以前挤地铁的感觉差不多。
吃完第一份套餐之后，老李问我有什么打算？
我不明所以。
老李就说：“别跟我们回去了，我要是你就玩一大圈。”
我说：“不行，我没钱了。”
老李说：“怕什么，我借你好了。”
我想了想说：“算了，我现在没心情玩，只想赶紧回去。”
小露也劝我，她说：“你该去杭州玩一玩，再不然无锡也行，那儿有无锡排骨。”
我想也没想就拒绝了，我告诉他们，我现在整个脑子里空空如野，这个变化来得并不突然，可是依然令人措手不及。
我打了个比方：“就像黄花闺女的新婚之夜，虽然早知道后果，但是真的发生之后依然难以适应。”
阿迪接道：“瞎感叹什么，不就是少层膜吗！”
此话引得众人狂笑，小露指责阿迪说：“你怎么这么流氓啊！”
我拍着阿迪的肩膀说：“对，就是那感觉，被捅破了的感觉。”
那一整天，我感觉四周虚无缥缈。像是一只热气球，不断向上升，我老是觉得自己会在什么地方炸掉——“砰”的一声，粉身碎骨——换句话说，我觉得被捅破了。周身舒爽，分外轻松。
愉快地回来了祁又一
回到北京已经是上午十点多了。小露和老李顺路，老李打了辆出租车，两人先走了；我和阿迪一路，在回家的地铁上，那小子心情忧郁，大概是担心未动一字的寒假作业罢。总之一路无话。
我站在家门口，按了门铃，等了一会儿没有动静，只好从背包的小兜里翻出钥匙，自己开了门。家里有股熟悉的味道，我洗了手，放了一盘在上海买的盗版VCD，然后坐在客厅的电话机旁，拨了微微家的电话，铃响两声之后接通。
我说是我。
几乎在我说话的同时，我听见微微尖叫道：“小流氓，是你啊！”
微微说：“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没有啊。”
“那你为什么不打电话？”
“我打了，还不止一次。”
“我不信，你这老骗子，你说，你什么时候打的！”
我告诉她大概的时间，她在电话那头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不可能，那天我在家。”
“你不在。”
“我肯定在！”
“你不在。”
“我肯定在，你就是没打电话！”
微微说得如此肯定，以至于我自己都开始怀疑是不是微微真的在家，或许是我拨错了号码？
微微问我上海的天气，还有那边的好吃的，并且告诉我，她这几天嗑书都快嗑疯了——“学校发的作业我三天就做完了，现在正以同样的速度灭练习题。”
微微得意地说：“厉害吧？”
我说：“厉害。”
她还说：“寒假作业你要么，借你抄吧。”
我问她：“你怎么不打听打听比赛的事？”
微微说：“难道你得奖啦？”
我说：“嘁，小瞧我，我得的是一等奖。”
“啊！小流氓，你这么行哪！”
过了一会儿，微微又问我：“有特等奖没有？”
我说没有。
微微兴奋地说：“那你就是最高奖啦？——能保送么？”
我说：“能，北师大要我了！”
“吓死我了！你这个流氓，你没骗我吧？”
“我骗你干吗！”
“等一下，等等……定了么？这事已经定了？”
“基本上吧。”我给她大概讲了讲青松城的地毯和落地大窗，还有童教授他们。
微微听后说：“喔考……吓死我了——我还给你买了一本特棒的辅导书呢。”
我问她是哪科的？
微微说：“问它干吗，反正你拿着没用了。”
她又补充道：“对你来说，那就是一堆废纸了。”
后来，我们聊了会儿别的，微微对我被保送的事有点耿耿于怀，其间又有两三次提起，让我把在上海这几天的事讲详细点。我就把当时的经过再讲一遍，尤其是等电话那段，微微简直是百听不厌，她还说那天应该把我冻死才好。
我们那个电话打了足有两个小时。大概下午1点多，微微说她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她必须看书去。
临挂电话，我告诉微微，我这两天肯定会去海洋局大院看姥姥，到时候会去找她。
微微说好，然后我们互道再见，就把电话挂了。
那天下午，我给我的语文老师老阴也打了电话。我告诉她，我得了一等奖，北师大可能要我。她挺高兴的，还督促我好好准备保送生能力测试，不要功亏一篑。但是照我看，当时老阴并不怎么惊奇，倒是听说五班那两位——也就是阿迪和老李只得了二等奖之后，老阴倒变得十分兴奋了。
她挂了电话去核实情况，没过两分钟又打过来，问我高二·（5）班的小露是几等奖？
我告诉她，小露也是二等奖，老阴笑道：“你把五班打败啦，好啊！”
挂了老阴的电话，我觉得很累，可是不想睡。就把新买的那张盗版VCD重放了一遍——那是一张软饼干乐队的现场录象，在北京的音像店里从未见过。我看着这张现场，给自己泡了方便面，而后又换了以前买的METALLIC的现场。我就这样没完没了地看，看了一下午。
那天晚上，我爸妈都很高兴，说要下馆子。可是我又累又困，哪儿也不想去。我爸把我的床重新收拾出来（我平时不住家里，所以我的房间就变成了我爸的工作室），我妈给我做了一顿炸酱面，我舒舒服服地吃下去，躺到床上，举着我爸扔在床边的《鹿鼎记》晃了三秒钟，立刻就睡着了。
大约是回北京以后第三天，我和我妈一起去了姥姥那里。我在那儿呆了几个小时，耗到他们打麻将，我跟我妈说我要去一居室那儿看看，就溜了出来。
我在大院里走了一会儿。在足球场边上，我给微微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就在大院里。
微微的声音听上去很没精神，她说她已经连续作战很久了。她妈妈在家，问我还想不想上去？
我说：“要不，你上我那儿去吧。”
微微想了想，说成。
我回到小窝，给君子兰浇了水，扫了地，坐在电脑前，发现区区几天不见，显示器上已经蒙了一层薄薄的灰。
我坐着，四处瞧瞧，抽了一根烟。整个屋子里，到处都是失败的记忆。
我是指，这些书，这些稿纸；我那把同样蒙着灰尘的吉他；我的小床，床上的床单；墙上贴着的“北大”两字，我的日记本……我自然而然地用另外一种眼光审视它们，于是所有这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东西都变了样。我觉得人这东西真是贱，好运气一来看什么都觉得和自己没关，这大概就是一般人说的超越？这说法真够自私的。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微微拖着自己走进来，看上去行将就木。她取直线躺倒在床，样子十分骇人。我问她怎么回事？
她竟然告诉我，她从昨天开始就没睡过觉，她想看看自己可以撑多长时间不睡觉，她说：“这是做最后冲刺前的练习——人是逼出来的，不能可怜自己，不能！”
我问她：“那，你打算撑到什么时候为止？”
微微用枕头蒙着头，露出一只眼睛，傻笑着说：“撑到你来为止。”
微微把枕头扔在一边，坐起来看着我，伸出指头作斥责状，她说：“你说！你这个流氓，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过来抱！”
我爬上床，微微抱住我，说了一声“小流氓”，就此睡去。
那天，天色暗下来之后，我取了只枕头塞进微微怀里，自己悄悄下了床。
我看了看表，已经5点了。我先给微微家里打了电话，告诉阿姨说，微微在我这里吃晚饭，不必担心。
微微的妈妈已经知道我得奖的事了，她夸了我半天，后来又说微微最近学习很紧张，很知道抓紧时间；这几天不要说出去玩，就是睡觉都睡得很少。
她还说，她很担心微微的身体，还没开学就这样拼命，等高考冲刺的时候身体垮了可怎么办！——“齐天，你现在轻松了，要多帮助微微。”
我说：“阿姨您放心，一吃完饭我就把她哄回去。”
我试着叫了一声微微，她一点反应也没有。我往姥姥家打电话，问他们什么时候吃饭，电话是我姥爷接的，说是马上就吃了，叫我赶快回去。
我挂了电话，给微微留了纸条，告诉她，我一定会在7点之前回来。
然后穿了衣服，一路跑回姥姥家去，和一家子人嘻嘻哈哈地吃完饭，并且头一次被邀请参加饭后的闲聊——这是我母亲家族的传统，只有家中的成年男子和长辈参加，闲聊的形式是：以姥爷为中心，一群人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里吞云吐雾，谈论失业率、国际形式、个人所得税，以及社会公基金等等问题。
我被他们拉住问东问西，回答各种问题，最可恨的是，所有谈话的人都坐在沙发里，只有我站着，像个偶尔受宠的农奴；而且还要假装讨厌香烟，更不要说找哪位长辈要来一根。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眼看过了7点。然而，没有一点迹象表明他们准备进入下一项节目——他们早该支起桌子打麻将了。
等到他们和我的聊天结束，已经快8点了，我趁人不备，从姥姥家溜了出来。一路飞奔回到小窝，开门进去，微微已经不在了，我打电话到微微家，是微微接的，她说她正在吃晚饭。
我向她解释了没有按时回来的原因，微微说：“是我自己睡着了，哪儿能怪你啊。”
胡扯祁又一
还没等到开学，我妈和我爸就分别往北师大跑了好几次（开学以后跑得更勤），我们都有点不放心。因为北师大给我的只是一个口头承诺，并没有书面的东西，在我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前，谁也不能说这事已经定下来了。
可恨的是，招生办同志每次见到我爸，总是哼哼叽叽地说些废话。搞得我爸每次从北师大回来，都要把我叫到沙发旁边，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说：这事恐怕不容乐观，人家师大说你的语文会考必须是优，保送生考试成绩也要高等等……
其实这是胡扯。
在后来的某次拜访中，系主任同志下了死命令，要求我的语文会考成绩必须是优，结果一个月以后的语文会考，我偏偏得了全班唯一一个良（我的答卷做得很好，可是作文却得了全班最低分，天杀的阅卷老师！）——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要我了，而且根本就没提语文会考成绩这回事。
由此证明，不管是会考还是保送生能力测试，根本没人在乎，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拖着。
大家都恨我祁又一
那会儿我本来不想再到学校去浪费时间，就对胡平说了，胡平不同意；后来我妈打电话告诉胡平，也希望我在家复习，胡平没表态，说她要问问学校的意思。
可是，胡平请示上级之后（天知道她请示了没有）告诉我说：你还是要跟着大家上课，到保送生考试结束为止。
——说来奇怪，胡平好象很留恋我？你看，高二分文科班的时候，她还特意来劝我，希望我继续留在她的4班，而且态度出奇的和蔼。可疑的是，当时不论是我的成绩还是遵纪守法情况，全都不容乐观。她为什么希望我留下来呢？
有关胡平对我的留恋之情，想来想去，只有一种解释合情合理——胡平把管教我当作享受，或者说，管教我这事本身就让她十分享受。
由于这种怪癖，我天天跟着上课，座位从微微旁边挪到了最后一排，和雨伞坐在一起。
雨伞上课时狂灭数理化，我只看看语文和历史，有时候看漫画；雨伞考试时抓耳挠腮，我偶尔也抓耳挠腮，只不过那是为了我的小说；雨伞上胡平的课时埋头睡觉，我却睡不着，因为我晚上睡眠充足。
全是感叹句祁又一
在最初的两个月，认识我的人在学校里见到我，第一句话全是感叹句。比如在阅览室见到我，就说：“你还学啊！”在楼道里见到我就说：“你还来啊！”
我干了什么祁又一
那会儿，我在学校里经常闲得无聊，大概是3月和4月这两个月里，我在课堂上做了如下一些事：
1、用五天的时间写完了一篇13000字的小说，名字叫《我是孙悟空》——那是我当时写的最长的正经小说。写完的那天，雨伞他们正在做前年的高考题，我停下笔，看了看四周，感到大脑滚烫，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我把笔扔在桌子上，长叹一声，发誓今生再也不写超过一万字的东西了。
那天考完之后，雨伞揍了我一顿，说我在关键时刻长吁短叹，影响了他的正常发挥——其实这小子自己没考好，“影响”之说纯属莫须有。
2、《我是孙悟空》断断续续地改了一个月，然后寄到《十月》和《萌芽》，结果谁也没理我。从此以后，我的积极性大受打击，再没往期刊上投过稿。
3、准备政治和语文这两门会考。
4、重新翻出历史和生物狂看——保送生能力考试考的全是综合题，我做了去年的题，并不难。他们把很多科目的知识混在一道题里考，有点像科普杂志里的游戏题。包括科目有：数理化，语文，历史和生物。
5、我在王府井的新华书店买了三百多块钱的书，大部分都是小说。用两个书包装着，运回海洋局大院，然后一本一本的带到学校，每到无聊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两个月内全看完了。
无聊祁又一
那个时候，我常常无聊，在学校时无聊，夜晚独自在家时无聊，周末找不到人一起玩时更无聊。
在海洋局大院的小窝里，百无聊赖之下，我玩通了雨伞留下的所有PS游戏，左手大拇指长出了一层老茧。
还有消遣就是找穆丹去玩，她和我做了个逗着玩儿的交易，就是乐手休息的时候我上去唱，一首歌一张打口CD——自己随便挑。
找姑娘们玩祁又一
差不多也是3月中旬的时候，我得了平生最大金额的一笔稿费，大约800多元钱。
当时是中午，我在学校的传达室领了汇款单，十分兴奋，就骑上车跑去邮局，打算把那笔钱取出来。结果，到了邮局以后才想起来我没带身份证！无奈之下，只好又灰头土脸地跑回来。
我用这笔钱的一部分买了一根项链，打算5月3日，微微过生日的时候送给她；剩下的部分被我挥霍掉了。
我是这么挥霍的：早晨起来，我在报纸上看见了一则消息，说是在革命历史博物馆正有个关于敦煌的展览。于是我拿着电话本挨个找，给每个不在高三的朋友打电话，最后出来的只有小露和她的一位同学。
我不认识她那个同学，在电话里，小露说她这位同学是个才女，而且容貌靓丽，可谓才色双绝——最重要的是，据小露一口咬定，她这位同学很想认识我。
我想，认识就认识吧，反正我现在闲得想自杀。
我早早就到了革命历史博物馆门口，在那儿站了一会儿，觉得很傻，就去前门吃了一碗卤煮火烧。
回来的时候，小露已经到了。我们坐在革博门口的台阶上等她那个同学，小露问我微微的情况，我假装很高兴，说微微学习热情高涨，考试成绩一路凯歌高奏。
小露又问我最近干了什么？
我说什么也没干，呆着。我又问小露学习紧不紧？
小露说挺紧，不过偶尔出来玩玩应该没问题——“实在闲得无聊了，可以来找我，打个电话就行。”
我点点头，没说话，小露说：“你还住海洋局大院？”
我说是。
小露忽然说：“微微特忙罢？你得理解她。”
我说我知道，我挺理解她的。
比预定时间晚了一会儿那个才女同志才姗姗来迟。我们站起来，寒暄了几句，然后一起进去参观展览。小露那个同学远没有小露吹嘘得那么标致，对我的兴趣似乎也不怎么大，在革博里的几个小时里，和我总共没说过20分钟话，而且全部集中在我不想说的问题上。
她特别想知道那篇得奖的文章是怎么写的，我想了想，觉得实在没什么好说的，只告诉她，那是我的一个朋友陪着我连夜赶出来的，写了8个版本。
那姑娘问我的那位朋友是男是女？
我说是女的。
她就说：“哦——！我知道了，是那个叫微微的女孩儿吧！”
——我没说话，转头去看雕塑，于是这个话题到此为止。
从革博里出来，新的问题就是下一步去哪儿？
我们沿着长安街往东走，打算在路上想出好主意。结果，我们一直走到王府井也没想好，无奈之下，跑到王府井书店逛了一圈。
出来的时候已经1点多了，我们随便找了个快餐店吃了一点。之后再次陷入无处可去的境地。
我想，实在没地儿去的话，就逛逛街，上一次来王府井已经是很久以前了。可是一问才知道，这两位对逛街同样没什么兴趣。
我们继续往东走，走到东单，小露提议去东单体育馆打乒乓球，我们都觉得这个主意还凑合，就去了。
我们在那儿租了台子，玩了整整一下午，战绩是：小露和她的同学平分秋色，各赢了十盘左右，而我几乎一局未胜——我一直以为我打得还可以，谁承想输得如此之惨！玩起来之后我才得知，原来这两位小姐是在天堂一中的女子乒乓球队里建立友谊的！
打到最后，我每次都被刷下来。坐在椅子上擦汗的时候，我想：我应该建议她们玩台球的。
那天打完乒乓球，小露的朋友说要回去，我们就回去了。临上出租车的时候，那姑娘说：“有机会再出来玩罢。”——我相信这是绝对的客套话，因为这是无聊透顶的一天。
一个大高潮祁又一
那天晚上，我继续无所事事。
大概9点的时候，有电话打来，是穆丹，她那边乱得很，有个分贝很大的乡村乐队在演出。
她问我干什么呢？
我说没事。
“那上我这儿来吧，今天的乐队不错。”
我说：“真可惜，我的零花钱刚刚挥霍出去。”
她说：“你少喝点，酒水免费。”
当时我家里正好没人，爸妈都去一个朋友那儿了。我给他们留了便条，说我打算回海洋局大院拿点东西，今晚就住那边了。——然后我穿了衣服，带上剩下的一百多块钱，从家里溜了出来。
那天穆丹的酒吧里客人很少，只有靠近乐队的两个桌子坐了人，服务生都聚在吧台聊天。
她招呼我坐下，自己拿了两瓶啤酒来，给了我一瓶。递给我的时候还说：“喝这个吧，我这儿压了不少。”
我问她怎么想起叫我来？
她说：“生意不好，叫你来捧人场。”
在电话里，穆丹要求我少喝一点，可是真的喝起来之后就是另一回事了。她自己第一瓶贝克是慢慢抿进去的，第二瓶就变成一口闷了。
后来她又问我喜欢喝哪个牌子的啤酒，我说我没感觉，只有燕京啤酒喝得最多。她说——“那就都尝尝！”
于是我们开始了“品尝”活动，穆丹叫小姐依次端来所有牌子的啤酒，喝完一种换一种，从常见的喜力、嘉士伯、青岛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