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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许多原因，部分是我自身的原因，部分是外界的，我从一九二五年开始搜集昆虫（主要是地蚤）；就在这个时间前后，我开始在彼尔姆大学教农业害虫方面的课。
“美国人布利斯，我同他一起出过差，到过乌克兰，到过高加索。我穿衣服，向来不在乎旁人的看法，穿得很寒酸。关于这个问题，布利斯对我说：‘您的衣着举止不拘小节，独行其是，我很佩服；但遗憾的是，我没有勇气学您的样。’这样的恭维话，出自一位地道聪明人之口，抵消了庸人们成千上万次的白眼……照我看，一个学者的衣着最好保持最低水准，过得去就行。因为：（1）有些人，把穿一套好衣服当作真正的乐趣，何必要同这些人比赛竞争呢？（2）穿朴素的衣服，行动方便自如；（3）稍有些故作‘癫狂’，并不坏：小市民会对你有些讥讽嘲笑，这是一种有益的心理上的锻炼，能让你培养我行我素的精神……”
你们可以看出，我在这里摘引的句子段落，是经过选择的，能说明柳比歇夫的性格，说明他和他那一班人的文化修养。
他们能够争论但丁的短长，读他的原著，背诵他的原文。他们能够凭记忆援引替特。李维、赛纳卡、柏拉图的话。是因为受过古典教育吗？可是他们也熟悉雨果和歌德，俄罗斯文学更不在话下。
他的信会让人误认为他是个搞文学研究的，并且还是个专家。柳比歇夫的文档中保存着他写的几篇论文，论列斯柯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论罗曼·罗兰的《革命的戏剧》。
说不定文学是他的嗜好？没那回事！它是一种自然的需要，是一种无所企求的爱。他并没有企图参加搞文学研究。这是另外一种什么东西——这种禀赋如今是被遗忘了：他不能光是欣赏艺术；凡是读过的、看到的、听见的，他都必定要去设法领悟。他仿佛是要把这一切都消化了，以充实他的人生观。不管是但丁还是列斯柯夫，他对他们的作品领悟得越充分，从中得到的享受也越多。
他在某一封信中引证了席勒的作品，成段成段地摘引《玛利。斯图亚特》和《奥尔良姑娘》。引着引着，结果整场整场的戏都引上了；觉察提出柳比歇夫是忘乎所以了，抄啊抄啊，由于有机会复述他心爱的独白而自得其乐。总的情况也是如此……
这些人的文化修养，广度和深度都比得上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人和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当时，科学家兼是思想家。科学家善于使本学科与整个文化之间保持和谐一致。科学与思想携手并进。如今，这种友好合作关系被破坏了。现代的科学家认为必须做到的是——知道。他下意识地感觉到专业化的危险，想求助于他惯用的办法——知道，以此来恢复均势。他以为文化是可以“知道”的。他“注视”着新东西，读书，看电影，听音乐。从表面上看，他仿佛是惟妙惟肖地复制了一切必要的动作和行为。然而并没有心领神会。艺术的精神方面，他并没有感受到。没有领悟。他“知道”，他“熟悉”，他“了解”，他“通晓”，但是这一切几乎不成其为文化修养。
“我们的任务可是研究具体的东西，”我的那位技术专家说。
他陶醉于他的电子学的威力，陶醉于他的超微型电子管及其神奇的性能；他的电子管能给人类提供更大的单位功率。
“对一般性的问题不一定要去思考，这不属于我们的职责，而且谁用得着呢……不过，”他愁眉苦脸了，“把这一切问题都思索一番倒也好……可是哪儿有时间呢？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当然，如果有条件的话，如果能坐在书斋里……”
柳比歇夫也好，贝克列米舍夫也好，都不是在书斋里讨生活的学者，他们谁也没有特别优越的生活条件，谁也不是与世隔绝，不闻不问战前和战争年代的忧虑、风雨和苦难。现实生活并没有放过他们，他们同样遭受过不幸，吃过苦头。然而。你看他们的信。便可以明白，他们生活的内容并不是苦难，而是成果。
柳比歇夫在全苏植物保护研究所工作的时候，不得不兼课，兼任其它单位的顾问。需要帮助妻子，需要养活一大家子人：
“……我原来想着除了应用昆虫学以外，还要研究分类昆虫学和一般生物学问题……但没有做多少。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去跑商店，去排队买煤油和其它东西。妻子也有工作，很困难。我数学搞得相当多；乘电车，坐火车，都在钻研；甚至在开会的时候演算习题。有一段时间，人家对我侧目而视，但到后来他们发现，我演算习题并没有耽误听别人的发言；这，我是通过我在会议中间的插话证明了的。所以他们也就眼开眼闭了。出门途中；我也看很多哲学书，例如康德的三卷《批判》我都是在路上看的。在哲学问题上，我记得我写过一篇（唯一的一篇）相当长的论文，约有一百张练习薄纸，分析康德的《纯理性批判》。这部手稿在基辅丢失了……。
人民的生活便是他的生活；人民生活中五光十色的侧影同样反映在他的生活中。叫人奇怪的，倒不是他在那样的条件下能挤出时间来研究康德，而主要是他光看书还不够；他的渴望求知的天性必定要这样那样地去消化品味，按照他的需要去吸收；他看了康德的作品，便写了一篇论文，分析康德的主要著作，批判地选择他合意的东西。他需要找到他自己的东西。
一般人的意见也罢，公认的权威也罢，对他都不起作用。在他看来，某种思想是否有权威，并不取决于拥护这种思想的人有多少。
他认为他是虚无主义者，屠格涅夫所说的那种虚无主义者。屠格涅夫说：
“虚无主义者是这样一种人，他不膜拜任何一个权威，他不信仰任何一个原则，不管这个原则多么受到人们的尊重。”就柳比歇夫而论，只需要再补充一点：他的虚无主义是创造者的虚无主义。在他，重要的并不是推翻什么，而是代替；不是驳倒什么，而是信服……
他的头脑深处，有什么东西在那里翻腾。某些地方，其他任何人都见不到有真理存在，他却在那里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理；而在另一些地方，已经确立了不可动摇的真理，他却在那里探求怀疑。
他身上有一种向自己提出问题的需求；这些问题，人们是早就放弃了的：自然界的实质、进化的实质、合理性等等——这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迂腐的需求。
他的可贵，在于他努力作出回答，不怕有错误。他喜欢把学校教学大纲中载入的定型了的答案撤到一边。
他这个人虽然极其特别，但不是独一无二的。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林尼克、伊戈尔·叶夫根尼耶维奇·塔姆、巴维尔·格利戈里耶维奇。斯维特洛夫、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恩格尔哈德等人，柳比歇夫同他们的来往书信，反映出彼此高度的文化修养和崇高的情操，令人赏心悦目。看了这些信，禁不住又羡慕又难过——随着这一代人的逝去，本世纪初和十月革命时代的俄罗斯文化即将成为明日黄花、过眼烟云。
第十一章 谈谈某些学者的一种特性
列宁格勒大学保存着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门捷列耶夫的故居。故居纪念馆是有点特殊的。参观这种纪念馆，也应同参观普通的纪念馆有所区别，不能只是走上一圈，应该沉思一番。纪念馆感觉不到岁月的流逝。在这种纪念馆里，一切都未加变动。我喜欢这种纪念馆，因为它们保存了旧日的真实图景。这里一切照旧，不是复制品，而是遗物。大学的庭园、前厅的喧嚣声、窗下的灌木、拱顶和家具——一切景物依然如旧。
纪念馆中存放的似乎都是些陈旧和没有生命的东西，实际上，纪念馆重新赋予这些古老的东西以生命，保存了它们的生命。对一个纪念馆来说，死亡并不是终点，而是存在的开端。普希金、契诃夫、涅克拉索夫的故居都具有难以解释的感召力，似乎主人们的精神继续活在这些屋子里。每一个人在自己内心都有一所纪念馆；每一个人都有保存自己良心和感受的地方，都有自己的回忆录，都有自己珍爱的地方，更确切地说，是这些地方的形象，因为这些地方本身说不定早就无影无踪，或者完全改样了。
我认为城市博物馆不仅应当保存伟大人物的故居，而且应当保存一般人的寓所。我希望能把艰难的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公共寓所，包括寓所中的公用厨房，一起保存下来。厨房里塞满了一张张小桌子，小桌子上摆着煤油炉子，煤油炉子旁边放着通煤油炉子火眼的细针和夹着细针的洋铁条。我希望打扫公共场所的值日表仍旧挂在那里，一捆捆妈好的劈柴仍旧堆在前廓、过道和房间里，堆在炉子波纹状的铁支架后面……
我们曾经这样生活来着。我们的父母也曾经这样生活来着。
……门捷列耶夫书房里的一切，都同主人生前一模一样：书桌、书架、书橱、沙发和长长的目录卡片抽屉。正是这些目录卡片抽屉最引起我的兴趣。目录卡片是门捷列耶夫亲手填写的。他收藏的杂志上的文章、书籍和小册子的名称都登记得整整齐齐，每一张卡片上都标了书号。目录卡片还有索引。编目的分门别类和整个体系，都是门捷列耶夫设计，并由他亲自动手的。他的藏书共计有一万六千种。从形形色色的杂志中，门捷列耶夫把需要的文章另行分类，装订成册。要这样分类，必须有一个原则，有一个分门别类的体系。大家都知道，书籍，特别是杂志上的文章的单行本。如果不编入系统的图书目录，往往就会湮没在浩瀚的藏书之中。
在那个年代，科技书籍已不容易寻觅了。门捷列耶夫读写一了成千上万张目录卡片，一叠叠装订好，用不同颜色的墨水标上记号——我认为，他做这项工程浩大的工作是出自他的需要，出自工作的需要。在需要的情况下，人什么都能学得会。没鞋穿，就能用树皮编成鞋。不管门捷列耶夫愿意不愿意，他不得不挤出时间来做这项例行公事。
后来，人们又给我看了另外一些抽屉。他做的这些卡片目录还附有另一种小卡片和记录本，上面记载着这一套卡片目录的索引。在这些抽屉的卡片上，门捷列耶夫登记了他收藏的石印的、手绘的和复制的图片。这些卡片似乎没有直接的用途，然而他还是填写了几千个名称；照例都是系统地加以分门别类的。
我看了门捷列耶夫粘贴每次旅行带回来的照片的纪念册。实际上，这是些带有汇报性质的纪念册。纪念他美国之行的部本册子里，粘贴了宴会的请帖、某单、一些纸制纪念章和明信片。门捷列耶夫自己洗印照片烟已粘贴，并注上说明。他也收藏书信。他把全部的信件按某种体系装订起来；他又按另一种体系记事、作日志和记载日用账目。日复一日地记，每一笔花销都记，哪怕是几个戈比也记。我如果只看见这些账本的复制品的话，即使是门捷列耶夫档案库公布的。我也会断言，这不是胡闹、便是吝啬和怪癖——简言之，这不过是一位伟大人物的一个弱点罢了。
但摆在我面前的是实物；这些实物有着魔术般的特性——从中可以追溯和了解某些东西……
纸张、笔迹、墨水继续散发出书写人手上的热气，透露出他的情绪。我感觉到，当笔尖滑过纸张时，他毫无不耐烦和索然无味的心情，他专心致志地，甚至还带着点欣喜的心情在写。
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柳比歇夫的一段自白：
“……我象是果戈理笔下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象他一样在抄抄写写中找到乐趣……在科研工作中，我非常愿意做做纯事务性的工作。”
显而易见，门捷列耶夫也把这类事务性的工作看成是休息，是享受。从柳比歇夫身上就可以看到，分门别类的爱好可以体现在一切嗜癖之中，而门捷列耶夫的这些卡片目录和账本，也完全不是什么弱点。见他所碰到的东西，他都想加以分门别类，把它们相同和相异的程度确定下来。事务性的，甚至技术性的工作，通常被人们误认为毫不相干的古怪行径和毫无价值的浪费时间，实际上却有助于创造性的工作。很多科学家认为事务性的工作并不是分散精力，而是有利于创造的一项条件。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我独自一人坐在门捷列耶夫的书房里沉思着一件事：当然，电子计算机犯人们从事务性工作中解放了出来，然而与此同时，电子计算机又剥夺了人们从事事务性工作的机会。看来，这项工作还是需要的，将来人们会争先恐后地去抢着做这项工作；我们只有在失去了它之后，才能发现这一点……
在我周围都是些老式家具——笨重、坚固、制作得非常耐用，就是用上几代人也用不坏。物件是有记忆力的。至少那些不用机器制造，而由工匠用双手做出来的、历尽人间沧桑的古老家具是有记忆力的。在童年时代，本能尚未衰退，我清楚地感觉到物件的这种生命力。
记得童年时代对于家具，透过它们表面上的漆和色彩，感觉到在木纹深处隐藏着一棵活生生的、似乎有肌肉的树。门捷列耶夫在这里，在这些书和物件中消磨的大量时光，似乎使我有所领悟。
对分类工作的热忱，好比是他智慧的光学仪器，通过这个仪器，他能洞察世界。他天赋才能中的这一特性帮助他发现了周期律，找到了大自然中的元素表。他的发现的实质，符合他的全部天性、他的习惯和他的爱好。
对一位科学家来说，整理和组织材料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即使这一工作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例如做做复制品的卡片目录，但从事这一工作时，感到很愉快。这种快感，实际上就是意义本身。
这种为科学家和分类学家所独具的想法，在柳比歇夫身上也可以找到。每个科学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一种特性，那就是要把混乱的东西归纳成体系，发现其内在的联系，总结其规律性。但对柳比歇夫来说，分类则是他主要的学术研究。分类同太阳系，同元素表，同平衡系统，同植物分类，同血液循环系统都有关系：无处不存在着体系，到处他都能发现体系。
搞分类学是他的使命；分类学能引伸出哲学、历史；分类学是他的武器。
他想成为林耐那样的人……
他想发现蕴藏在大自然中的那些未被发现的，日益深奥的体系……
他在自己一九一八年的札记中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体系，甚至建立了令人发笑的体系——他的傻劲有时是有用的，有时是有害的，有时是进步的，不一而足。他写到大学章程的缺点，就立刻要求建立一个体系，规定章程的体系。
他用各种各样的体系把日常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他有保管资料的体系、通信的体系、保存照片的体系等等。
无数的日期、姓名、事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应用起来简直得心应手，这是因为他把这些材料都按一种巧妙的体系分别铭刻在头脑之中。至少可以这么认为，当需要的时候，即使不能“记忆如泉涌”，他也能象从书架上抽出一本需要的手册一样，在脑中找到这些材料。
他是首先在生物分类学中应用鉴别分析的人中的一个。他用数学来加强分类学——我想说，他视分类学为至宝。生物学体系，或者说生物学中的体系，能引起他纯美学上的欢乐；同时，分类学不可企及的复杂性和大自然的完美性又使他感到畏怯和悲哀。
同一类昆虫的构造中有着惊人的多样性，这既不会妨碍他，又不会使地撒手不干，只能引起他的惊诧。这种惊诧往往引导科学家们去发现。他幻想弄清生物真正的类目，可也懂得这一任务是一眼望不到边的。
“看来，多数人认为，很多部类——例如飞禽类、哺乳类、高等植物——的分类，基本上是结束了。但这方面可以回想一下伟大的卡·冯·伯尔的话：‘科学的永恒性就在坚持不懈的寻求之中，科学就其容量而言，是永不枯竭的，就其目标而言，是永远不可企及的。’……”
我过去同很多人一样，对于昆虫分类学抱着一种极其轻视的态度。它不能称之为科学，至多是一种嗜癖而且。一个成年男子犯得上去捕捉蝴蝶和形形色色的虫子吗？这能算一件工作吗？什么样的虫子用大头针别在什么样的虫子旁边……古怪透顶，除非是儒勒·凡尔纳的主人公们才会因此而增添几分光彩。
再说，今天分类学已成为一门使用数学和电子计算机的复杂学科。分类学日益广泛地使用分类理论、数理逻辑和形形色色的数学分析。
昆虫学、小甲虫、分类学……用大头针钉住的张着翅膀的蝴蝶标本、蝴蝶、扑蝶网——这些玩意儿都可以说是轻佻的象征。可就有一些科学家，他们成年累月地研究蝴蝶翅膀上的花纹。乍看起来，哪儿也找不到象这样脱离生活的、毫无用处的、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抽象科学了……然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的朋友，列宁格勒的科学家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施万维奇对照这些花纹，思考图案的比例、色彩的配合，从中获得了大量对形态学和进化论问题有用的材料。花纹对他来说，已变成文字。完全可以阅读这些花纹。大自然就是这样来安排的：在最不起眼的瓢虫身上，蕴藏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就是这些花纹，也不仅仅是花纹而已，它们是普遍美的一部分，这种美至今还是一个谜。我们用什么来解释贝壳、鱼类的美，花朵的芳香和优雅的形态？这种完美和惊人的色调又是为了谁？……大自然究竟怎么把从审美观点来说简直毫无瑕疵的花纹画到了蝴蝶的翅膀上？……
在我们的时代，决心献身于一种旁人看来极不严肃的工作，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气的。需要勇气和热爱。当然，每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总是热爱自己那一门科学的。特别是当科学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