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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时代，决心献身于一种旁人看来极不严肃的工作，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气的。需要勇气和热爱。当然，每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总是热爱自己那一门科学的。特别是当科学研究的对象本身是很美的时候。不过，除了星星、蝴蝶、云彩、矿物而外，还有美的东西，不过这种美，除了专家，谁也看不见。这大部分是抽象的东西，如数学、力学、光学。
有些人完全能从不寻常的角度来观察自己研究的对象。例如，知名的细胞学家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亚历山大罗夫曾兴高采烈地向我描述细胞的举止行动；他告诉我，细胞无疑是有灵魂的。柳比歇夫当然深信，最高尚的科学是昆虫学。昆虫学使人保留童年时代的优秀品质：天真、纯朴和容易对事物表示诧异。首先，他根据亲身体验感到了这一点。实际上，也正是这样。一个上了年纪的、仪表端庄的人，突然无机身旁的行人，跨过水洼去追一个甲壳虫，一个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婴儿般的纯洁和不顾一切的品质。他说，人们把昆虫学家们看成是傻瓜，这有时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昆虫学家们就可以毫无危险地闯入最富“掠夺性”的地点，反正人们会把他们当作无害的怪物加以嘲笑的。
他们实际上也确实是怪物。他们之中有些人真是爱上了自己的昆虫。卡尔·林德曼说，他爱三种生物；步行虫、女人和蜥蜴。他捉住蜥蜴后，吻一吻它们的头，又放走了。柳比歇夫打趣道：“看来，他对女人大致也是如此。”
在奥赫金公墓的施万维奇的墓碑上，雕刻着他心爱的蝴蝶翅膀上的花纹。
查尔斯·达尔文也是作为一个昆虫学家开始自己的事业的。他回忆道：
“……在剑桥大学时，对哪一项工作，我都没有象收集小甲虫那样热心，哪一项工作也没有象收集小甲虫那样使我满心喜悦……任何一个诗人在读到自己初次出版的长诗时所感到的喜悦，都不及我看到斯蒂芬斯出版社出版的《大不列颠昆虫画册》上‘查尔斯·达尔文先生收集’这几个具有魔力的字时所感到的那种狂喜……”
柳比歇夫对昆虫学的偏爱竟使他丧失了他固有的宽容大度、公正不阿，甚至幽默感。他不能宽恕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因为普希金就蝗虫问题向伏伦卓夫写了那份言语恶毒的报告。他进行了论证，说普希金改变自己对伏伦卓夫的态度，就是由于那次有关蝗虫问题的“嘲弄性”的出差所引起的委屈情绪。在那以后，伏伦卓夫在普希金眼里就成为“一半无知和一半无耻”的人了。
蝗虫飞呀飞，
飞来就停下，
停在那里吃庄稼，
吃饱肚子又飞光。
“我很清楚，”亚·亚·柳比歇夫写道，“普希金的报告，用语是很恶毒的。我并未看出那次出差有什么嘲弄的意味。据我所知，普希金是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官员。当时并无昆虫学专家，因此派遣一位有聪明才智的人去，是完全合适的。何况他在那儿也并没有遭遇任何危险，还可以在那里体验一下当地人民的生活……而且在对敖德萨淑女们，包括伏伦卓夫夫人在内。献够了殷勤之后，正可以在那里稍事休息。无疑，向淑女们献殷勤所费的时间和精力肯定比调查虫害要多得多。”
柳比歇夫深信，由于自己从事的是一项无比美好的事业，因此才有他如此良好的健康状况和旺盛的工作能力。对昆虫进行研究也是他生活方法的一个内容，既增添了体力劳动，同时也增添了这项事务性工作的兴味。
尽管为了昆虫学、分类学、土甲虫要同新达尔文主义者花费不少唇舌，但这项工作是远远避开个人焦灼不安的紧急科研任务的避难所，是可爱的学院式的避难所，是最不得罪人的工作……还有什么工作能比这项工作更使人安宁和不受骚扰呢。
第十二章 一切都得付出代价
三十年代，柳比歇夫在全苏植物保护研究所工作。研究所当时设在列宁格勒卡缅诺耶岛的叶拉庚宫。
柳比歇夫那时正在研究害虫的经济价值。当柳比歇夫从数学的角度考察这个问题时，得出了一个颇使大家震惊的结论——他认为害虫的害处被人们大大夸大了。实际上，害虫的危害性要比当时公认的低得多。他到波尔塔瓦地区去，在受草地螟蛾虫害的地方进行调查。大田看起来很不正常：看不见甜菜，到处长着滨藜。拨开滨藜丛，柳比歇夫发现了受滨藜影响的甜菜，嫩芽完全无恙。他开始明白，螟蛾与此事毫无关系。农在领导人分辩说，螟蛾来过，肯定是它们把甜菜吃光了，后来在田里喷了杀虫药，才挽救了作物。柳比歇夫无法反驳，因为螟蛾已经无影无踪了。到了第二天，他偶然看到一块种着甜菜的宅边自留地。眼前美好的情景使他大为惊诧：作物长势茁壮，没有一点受害的迹象。这下一切都弄明白了。事情经过非常简单：主人精心管理了自己宅边的自留地。最后，农庄主席和农艺师不得不承认，农庄在员不肯到大田去出工，任凭甜菜自生自灭，螟蛾确实与此事毫无关系。
北乌克兰的调查使柳比歇夫明白，在其它地区，螟蛾实际上也不曾带来危害。北高加索一有虫害的苗头，柳比歇夫就赶到那儿去，并仔细观察区领导人所提到的那些田地。可是哪儿也没有发现虫害留下的严重后果。说得温和一点的话，就是情况被夸大了，虫害问题是值得怀疑的。
他发现虫害的苗头便跟踪追击。在罗斯托夫，有人向他报告说，在某国营农场，向日葵被吃光了。赶到那儿，他才弄明白，原来向日葵压根就没有种。他曾到齐莫夫尼基去研究黄鼠的危害性；到阿塞拜疆去研究玉米锈病的危害性；到格奥尔基耶夫斯卡亚去调查苹果树的苗圃。
他还去过阿尔马维尔、克拉斯诺达尔、塔洛伐亚、阿斯特拉罕、布琼诺夫斯克、克里米亚州——他去过的地方。遍及整个南俄。
一般认为害虫，特别是谷物的害虫，带来的损失不少于百分之十。柳比歇夫不同意这个数字。他根据四出调查的结果，同时也研究了美国的材料，把这个数字降到百分之二，并把这一点写进了报告书。然后，他证明大家援引的瑞典麦秆蝇，也并非总是降低小麦和大麦的收成的。柳比歇夫整整用了三年的时间，反复检验自己观察所得，最后就将报告书付印。他从而作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那就是防治农业害虫部门的工作被夸大了，如果照老样子办下去，这个部门本身，似乎也纯属多余的了。
请问，需不需要这么一个机构，同柳比歇夫有什么关系？这不是他该操心的事。好吧，就算他得出了他那个关于害虫的结论，他向上作了报告，写出了书面材料，也就尽够了，一个科学家该尽的职责已经尽到了……难道他不明白，这一个部门的存在和这些麦秆蝇、螟蛾、锯蜂等等所有这些昆虫被视为一股危险的力量，是同大量形形色色的人有着利害关系的——一些集体农在因此就可以为所欲为，还有不少人也可以……
可能他也明白。他在自己长时间奔波于大小农村之际，已饱看了那些玩忽职责的当家人如何千方百计为自己寻找借口。他大概是明白的，所以他作了斗争的准备。他掌握了新的分差统计法，同时还把农业昆虫学的作用进一步作了核实。现在他就用数字来头头是道地证明——能使人人深信不疑——我国对昆虫在经济上的危害性的统计是如何缺乏水平。
“缺乏水平”——他选用这个词是确切的，然而最好还是另选一个词，因为这个词是用在那些获得了崇高称号和奖赏的人们身上的。过去一直认为害虫在受害地区的分布几乎是均等的，由此得出结论，应该整修大量谷物耕作面积。在那些年代，无论从劳动力来讲，还是从化学药品来讲，这项任务是力不胜任的。柳比歇夫证明，谷物害虫分布极不均衡，灭虫斗争可以在不大的面积上进行，从而可以节约千百万卢布。
但防治害虫部门的领导人对节约不感兴趣。应当为自己受到侮辱予以回击——他们受到了侮辱，受到了刺激，这是重于一切的。
一九三七年全苏植物保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令人难忘的会议。会议讨论了柳比歇夫的著作，时间长达五个小时。遗憾的是，与通常一样，与其说是讨论问题，倒不如说是讨论柳比歇夫这个人。大家指责他有计划地，近乎有意识地缩小害虫的危害性，目的是要搞垮害虫防治工作……此外，他本来就是一个生机论者。在那些年代，类似的名词所起来很吓人。“害虫”这个词是一语歌关。是破坏分子的辩护士、帮凶……使他们暴跳如雷的是柳比歇夫并不想悔过。当然，他在结束发言时承认，近年来，他的某些观点有所改变，但是要讲清楚，他改变观点决不是奉命行事的。他需要的是证据。看来，只有证据才能对他起到作用。
学术委员会宣布柳比歇夫的学术观点是错误的，并且建议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取消他博士的学位。决议一致通过，但这并未使柳比歇夫着急；他认为，在学术方面，举手通过不说明任何问题；科学又不是国会，而且多数往往并不正确。
不能说他丝毫没有考虑现实的情况。在学术委员会作出了这样的决议后，他完全可能象他自己曾说过的那样，“去吃不花钱的伙食”。
但他还是不能改变自己的做法。他蓦地发觉自己不能按清醒的理智去行动，不能从科学的利益、从自己的目标出发去行动。牺牲自己总要有所为——但是他被捕，他被当作破坏分子、走狗……又能给谁带来好处呢……显而易见，这么做没有任何合乎情理的理由。
可是他呆板和执拗地坚持自己的做法。
一反他那备受赞扬的纯理性。
历来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一个人忽然会感到有一种不受逻辑和理智支配的限度，感到有一种不可理解也不可解释的执着，出自良知或什么别的东西。“我坚持这么做，而且非这么做不可。”
……当事情在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中悬而未决的当口，奇妙的命运把一切重新作了安排：研究所所长被捕，而在他各种各样的罪状中有一条就是解雇工作人员。这样，柳比歇夫在政治上总算得到了平反、而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还经伊凡·伊凡诺维奇·施马尔高森院士的请求）给柳比歇夫保留了博士的学位。类似的事件在十年后，即在一九四八年著名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例会之后，又在他身上重演了一次。
不管有多怪，他阐述自己观点的坦率态度竟然还屡次帮他摆脱困境。他酷似当时一些戏剧和电影中经常被扫地女工、上年纪的工人或进步的孙女训斥、开导和教育的那种落后的老教授。
有一次，一位年轻的科学家表示非常欣羡柳比歇夫那种从容不迫、顺利安适的生活。柳比歇夫以其一贯的作风，把自己所有的倒霉事儿开列了一张清单作为对他的回答：
“五岁，从柱子上摔下来，摔断了胳臂；
八岁，一块板压坏了脚；
十四岁，在做昆虫标本切片的时候，割破了自己的手，得了败血症；
二十岁，急性阑尾炎；
一九一八年，肺结核；
一九二O年，格鲁布氏肺炎，
一九二二年，斑疹伤寒；
一九二五年，最严重的神经衰弱；
一九三0年，由于康德拉节耶夫事件，几乎被捕；
一九三七年，列宁格勒（全苏植物保护研究所）危机；
一九三九年，在游泳池跳水没有跳好，得乳突炎；
一九四六年，飞机失事；
一九四八年，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例会后被整；
一九六四年，摔交，后脑猛撞在冰上；
一九七0年，摔断股骨腰……”
上列清单中还未包括其它许多事故。他具有高度的“出事能力”。他不善于回避不愉快的事件和危险的争执，也不善于躲开滑溜难行的地方。一旦摔交，那就摔得头破血流……
第十三章 谈谈矛盾
他不时将自己的年度总结寄给朋友们。这些总结被称之为“年度咨文”。当然，这不是完整的总结，只不过是一些摘录而已。年度总结本身是归档的。既积年度咨文，其概念就很清楚：为回答朋友们的询问，他写上一封综合性的信，里面既谈到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也谈到身体如何。枯燥的年度总结在给朋友们的年度咨文中变了样。描绘过去一年中所有的倒霉事件、痛苦以及欢乐，都显得既愉快又严肃；
“……一月份得了一次好厉害的脑震荡，滑了一下，仰天摔倒，后脑勺猛地碰到了冰上。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失去记忆’。我并没有失去知觉，但当我站起身来时，已完全忘记我原本是想去探望一位熟人……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我甚至想，还有好处。试举先例：据说总主教费拉列特·德罗兹陀夫在年轻时特别笨，当过牧童，但有一次被重重地击了一下前额，从此之后，他才华横溢，成了总主教。不过，他是有名的反动派，这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他是被人击了一下前额，这就是说把他朝后推了一下。要是被人在后脑勺上来那么一下（旧俄教育法），那就会被朝前推一下，这就是俄罗斯民族才华的由来。虽然由此悟出了敲后脑勺的理论和实践，但我还是决心放弃对自己采用这类措施。……”
但长达数页，附有种种表格的归档的总结到底又是为谁而写的呢？他是向谁汇报工作呢？如果只是为了分析过去一年的工作，那么未必非得写出所有读过的书名，所有收信人的姓名，所有听过的歌剧……譬如说，记下多少卷、多少页、多少小时等数字来说明，也就尽够了。从他的总结中，可以明显地感到他向某人或向某个对象作汇报的意愿。他是在汇报。那么是向他自己汇报吗？这听起来自然很动听，但这缺乏现实意义，这儿更多的是艺术上和文学上的臆测，而不是切合实际生活的想法。什么叫向自己汇报？这需要一种双重心理，或近似喜剧性的心理：我向自己写了、汇报了，然后等待决定……
我想，情况可能并非完全如此，他之所以写汇报，乃出自分析上的必要：随着岁月的流逝，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越来越感到时间的珍贵，这种感觉是每个成熟的人都有的，在他则尤为突出、他的时间统计法使他珍惜每一寸光明，使他崇敬时间。
熟知他的人都发现了他这个特征。
巴维尔·格利戈里耶维奇·斯维特洛夫写道，“他一生的时间并不是他的私有财产，而是拨给他从事科研工作的，科研工作就是他的使命和他一生中的主要欢乐，为了完成这一使命，他节约时间，计算归他支配的每个小时和每一分钟。”
他是为了巴维尔·格利戈里耶维奇·斯维特洛夫所谓的那个“拨给”他的时间作汇报，为了借给他的时间作汇报……可又是谁借给他的呢？这里涉及的已是他的人生哲学，他对目标、对理智，以及对最复杂的生活问题的态度，这些问题，我既不打算探讨，也不打算触及。
只有一点我是明确的：他的时间统计法不是一个节俭的计划工作者的预算，把他的时间统计法比作想向时间作自我剖析更为恰当＿
艾伯特。施维采尔写到的那种对生活的崇敬，在柳比歇夫身上有着自己的特色，这是对时间的崇敬。他的时间统计法充满了对时间的崇高责任感，这里包含了对人、对全体人民和对历史的理解……
这样，由于他遵循了自己的时间统计法，由于他从不把半个小时看成是少量的时间，他做了很多事。
他的头脑可以称之为一部组装得非常出色的机器，专门生产思想、理论和批评。这一部机器能生产问题。这部机器在任何条件之下都能运转，一丝不苟。这部机器被明确地计划用于最重要的生物学问题，从一九一六年起，连续不断地运转，也就是一连运转了五十六年，不出一点毛病。不，已经搞清楚，他本人并不是一个机器人，绝对不是：他感觉得到痛苦和悲伤，而且还会干出一些冒失的事来，给自己带来不快。所以在其它一切方面，他受一般人之常情的支配。
他自己说：
“根据我的观点，把人看作机器是一种迷信，几乎相当于作为拼凑星占表的依据那样的一种迷信。”
他举星占表为例并非出自偶然。当时都认为星宿预先就注定了人的命运。但柳比歇夫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对柳比歇夫来说，预先安排好的不是命运，不是行动，不是心情，而是他的工作。至少，他的时间统计法必然导致这样的结论。为了达到目的，一切都分配和计算停当。为此，他计划、计算，并按收入和支出两条渠道分别作好分配。这样，他当然要汇报，他要汇报已向目标前进了多少。
然而他的道路越走下去就越令人费解——他不时踅入岔道。无缘无故他忽然毫无计划起来，长时间分心旁骛，忘掉了自己主要的任务。不过，即令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不能说他是一个散漫的人：不管什么工作，一经开始，就干到底。可是要知道，这件工作本身就与他无关，完全不在原计划之内的。
一九五三年，好象是毫无来由，他忽然着手写《论李森科在生物学中的垄断》一文。一开始，这仅仅是一些具体的建议，而结果却写成一部长达七百多页的著作。一九六九年，同样是突如其来地写了《科学史的教训》，还写了怀念父亲的回忆录；又在《文学问题》上发表《达达派研究》一文；忽然又无缘无故地大写其《评劳合乔治回忆录》；突然写了一篇关于堕胎的论文；马上又是一篇《论叔本华的格言》；紧接着是《论叙拉古战役在世界史上的意义》。叙拉古到底同他有什么相干呢？有必要去写它吗？
虽说如此……我国著名的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学家们都去同他商榷，把学术报告摘要和书籍寄给他，请他提意见。他真象一个古希腊罗马史的行家。但对那些专家们来说，重要的不仅在于他是一个行家，还在于他是一个思想家——在这方面，他也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议论和自己的异端邪说。
就在那篇关于叙拉古的论文中他写道：
“我本来觉得，如果在这一场战役中雅典人得以取胜，那么他们在获得了领导权后，就可以联合所有的希腊人，成立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一刻不停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