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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态型对于中国的公众生活来说，已经越来越不陌生。在中国，露阴癖患者和由于精神问题而导致的极端纵欲者，会被关进拘留所和监狱，而不是被交给医生。实际上，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大多为人谦和而本份，甚至是社团的模范人物。同性恋问题是个棘手而复杂的课题，一言难尽，我们很难断定这种天性对他们自己而言是不是真的有害，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常常被议论为令人恐怖的怪人，在别人的戳戳点点下过着偷偷摸摸的生活，因而他们的心情是阴郁的。
在信念型中，禁欲主义者在花一般的世上，却抱着吸引自己和其他人过那种所谓的“纯洁生活”，因而婚俗在他们眼里是一件罪孽的事情，他们看不到家庭的任何积极意义，也不认为夫妻情爱是一种美和有价值的东西。他们仅仅认为，婚姻是一种发泄性欲的合法出路。把婚姻视为爱情的坟墓的人，对于婚约有一种颇为浅薄的批判意识，他们之所以这样认为，多半是因为自私和轻浮，在一段浪荡的独身生活过后，他们会发现，自己的鱼尾纹比别人出现得早，皮肤也失去了水分和光泽。而那些为了伟业而远离人爱的君子，成功之后自有一番得意，但在日夜奔忙的竞争中，他们就像独臂将军，一只手要充当两只手的用场。
看来，只有一种人堪称健康的独身者了，即，新生活论者。他们作好了独自挑起生活重担的准备，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他们自己面对疾病，自己作三餐，换煤气罐，交水电费，清洗衣物。他们和自己钟爱的异性伙伴们过着自由自主的理想生活。
他们建立起单身家庭，并努力着，欲与传统的夫妻家庭平起平坐。以此，他们求得了家庭中的个人自由和社会生活的广泛性。他们拥有自己的性伴侣，并认为这种若即若离的方式，更利于长久相爱。
对于一个生命力旺盛的人来说，爱和孤独都是享受。对于健康的独身者而言，能够一个人面对整个世界，无论多少风雨都一肩担当，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幸福观。但是，由于独身主义有悖于千百年来的婚姻传统，因而呈现出了特殊的复杂性（此问题将在第五部分细论，这里不作更多的阐述）。
一九九一年早春，我在李银河博士组织的一次独身者调查中，结识了二十三岁的高和十九岁的马，她们都决计要过独身生活。高认为婚姻是坟墓，马觉得自己秉性多变，不可能专注在丈夫一个人身上。为了不使她们反感，我曾小心翼翼地告诉她们，因为没有面临社会习惯和父母催促的真切压力，没有感受到活生生的性的热烈，没有成年人那种找不到听自己说话的人的孤独，这样的时候谈独身，未免太早了。应该到二十六岁，当情感经历已迈过一道门槛，过去的都已化为经验，未来的已可以眺望，那时再决定自己是不是该独身。而二十六岁之前，很多人都曾有过不结婚的打算，但跨过这个年龄，却纷纷一笑打消了那些少年的呓语。
当然，高和马都没等到二十六岁，而是在二十五岁那年先后结了婚。
二十六岁真是转折的一年。这一年，唯美主义已不再是择偶的首要要求。年龄告诉我们，闪光的不全是金子。我们还悟出，脚踏两只船实际上并不会鸡飞蛋打，它的结果有害于他人，却对自己有利。我们已不热衷于了解配偶的一切，以便保存心底的安静和对美丽假象的钟爱。突如其来的爱已再不可能像十八岁时那样，迷乱我们的心房，我们可以放下它去作工，回家之后再拣起来亲昵。
二十六岁，工作、性格、婚姻，都应该是某种终结。由于翻开了新的一页，岁月便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我们去领略新的局面，用笔在上面圈圈点点，勾勾画画，筹划未来的日子。
二十六岁，我们见到老朋友，常常叹息说：老矣，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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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说：“人对快乐的感受有逊于对痛苦的感受。”这是真的，尤其是在二十六岁。我们从少年时代就一直盼望的青春壮举，我们痴情地一等再等，却始终没有到来。我们还发现，走得最快的，都是最美好的时光。我们对着镜子，再也找不到过去那个满脸童稚的自己。除了想把眼皮底下的事情办好，我们都企图发现点什么，总结点什么，许多汉字认不到两千的人竟打算写自己的传记。这是悲观的年纪，既是感受丰富的一年，又是青春梦灭的时节。在二十多年虚幻景象的结尾，明亮的阳光把生命途中的景观以真实的形式映衬出来，结束了我们最后一个残梦。我们坐在床头，第一次睁开眼睛，看清了世界。为了先把这个世界看个究竟，然后再去劳动和钻营，我们二十六岁的生活，驻足观察的时候比卷起袖子大干一番的时候要多。
这时，许多永恒的人生课题一同出现了——
《青春的敌人》第四部分7
发表日期：2004年12月6日
我是个多余的人
没有人注意我们，也没有人特别需要我们！这是在尝试性的岁月里，由于没有在走上社会时马上找到工作而微微触发的伤感。今天，这种伤感已变得参天蔽日。我们被卷入浩荡的劳动大军，提着公文包和菜篮子，沉浮在人海中。可是，这个世界离开了我们，照常运行。有时我们在想，假使我们把身份证扔到一旁的草丛里，然后大胆地撞出人行道，被一辆桑塔纳撞死，或许谁也弄不清我们是谁。没有人会为我们垂泪：一方面人情太淡薄，人死如同一只鸡被抓去砍头，其他鸡照旧不动声色地吃食一样；另一方面，大地上充满了人，不因损失一个人而显得少了什么。
如果我们是给政府机关打杂的人，在送完文件后想在哪个办公室里多逗留一会儿，可嘴上挽留我们的人却和进进出出的人一样，无暇多看我们一眼。如果我们碰巧在这个年龄上失了业，或者没人愿意与我们结婚，连父母也认为生我们是养了一个累赘，这时，多余人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而且越来越难以忍受。
罗斯福夫人也曾谈起过她在少年时代的那种多余人的感受——
我童年时一直渴望别人注意我，因为有许多事使我觉得，我不能吸引人，不会有人对我倾心。别人说我是丑小鸭，像那些拜倒在我妹妹裙下的翩翩少年，我根本休想得到。我身上穿的，是从姑妈的旧衣改成的小衣服，我跳舞和溜冰的姿势都不如别的女孩子那样美妙。我和别的女孩子不一样，我参加舞会，没人请我跳舞。但是有一次圣诞舞会上，一个男孩子过来请我跳舞，我心里对他的感激，一直到现在都还都记得。那个男孩子的名字是，富兰克林·罗斯福。
是的，对那些偶尔抽出时间光顾我们一下的人，我们怀着涌泉相报的感激。我们太寂寞了。我们说大话去哗众取宠，穿最新潮的衣服以夺人青睐，甚至像莎士比亚批评的那样，“对一个泛泛的新知滥施自己的友情”。这些都是因为我们需要被人注意，以表明自己不是一个多余的人。可是，世界上的人太多了，50亿。能人也太多，简直无法统计。
我的心呵，我的心
刘小枫在《诗化哲学》中写道：“当今世界中的一个重要的也是最为人忽略的现象就是，每一个稍有灵魂的人，在自己内心都隐藏着一大堆秘密。这不是因为不愿意说，而实在是没处诉说。”在青春初期，因为父母和我们的心完全不同，我们曾去找知音，向他们诉说。但是后来，知音们有了自己的事情，跑到了别的领域，或者跑到了国外。我们心中的秘密越积越多，越来越深刻，可是我们却再也找不到新知，找不到地方去宣扬。
真不知是我们自己的心出了毛病，还是别人愚蠢。于是，当我们看到舒婷回答顾城的寂寞时写下的那首诗，我们会被打动。诗的名字是《也许？》，其中几句是——
也许我们的心事
总是没有读者
也许路开始已错
结果还是错
也许我们点起一个个灯笼
又被大风一个个吹灭
也许燃尽生命烛照黑暗
身边却没有取暖的火
很可能，这就是我们心灵的终点。我们养育了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心，又悄悄埋葬了它。
这时，我们对不理解自己的人已不那么愤愤不平，反倒可怜自己为什么要想得那么多，那么远。我们也不再寄希望未来的某一天会撞见一位“知我者”。而此时，凡是相见恨晚的人，又都是相见匆匆的人。
经过长时间的相处，老情人一般总能猜到我们会作什么，但为什么要这么作，却说不清。有时，我们会恨自己的口才不尽人意，恨自己懈怠，也恨自己敏感。但我们知道，这就是生活，而且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
哥德说：“我知道的东西，谁都可以知道，而我的心，却为我所独有。”
二十六岁时读到它，倍感伤心。
《青春的敌人》第四部分8
发表日期：2004年12月6日
在恶劣的人民中
为了求得全面转变的可能性，我们曾想出走，躲开和自己相亲的朝夕不舍的人们。想到离开他们，我们不但不悲泣，反而雀跃欢欣。
我们想躲开讨厌的人，找一片桃源。躲开那些自命高贵，或者生就高贵却丝毫不具备高贵心灵的官宦，躲开那些拼命打探我们和小姐单独在屋子里作了些什么的大妈，躲开那些妒忌我们的才华，打算把我们拉回到他们跟前以使我们不超过他们的同事，躲开那些没完没了企图占我们便宜的亲朋，躲开那些心平气和地占用我们时间的职业宣传家。
也许，一旦我们不能压住被他们激起的怒火，回敬了他们，那么战斗打响时，命运就会借他们的手，把我们安排在九死一生的地面爆破队。也许我们没有保持缄默，对经理的计划提出了异议，断送了他暗地里的一笔小小的回扣，那么不久后，我们将要走向失业者的行列。也许只有几秒钟的疏忽，接了一个电话，另一个出纳便拿走了我们刚刚收下的400块钱。
我们必须睁大眼睛，闭紧嘴巴，挣扎着向上生长，而与讨厌的人打交道就成了我们终身的事业。讨厌的人分布在上下左右中，无所不在的领域里，而在一个有法规却没有法权的社会里，我们不能把他们怎么样。相反，他们却时刻可以消遣我们一下，就因为他们是讨厌的人，而我们却不是。正像北岛的诗——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在阳痿的土地上
一七九二年，当沃斯通克拉夫特写下她那光辉灿烂的《维护妇女权利》之后，本来就已在逐渐减少的父权，终于在文明史中开始全面退却，男女平等的口号日益喊响，甚至超过了限度。在很长时间里，西文绅士们尊奉着“妇女优先”（Ladies First），在男性握有大权的同时，施舍给女人们一点礼节上的面子。但是今天，女权主义者们已越来越不能满足于男人们的这种居高临下的照顾。一个英国女人曾对我说，她喜欢来中国，中国有真正的男女平等，理由是，中国女人要和男人们一样去挤公共汽车！然而，早在欧洲妇女解放运动之初，当女权主义者热情地鼓励妇女走上社会，从事和男人相同的职业时，爱伦凯女士就曾指出，这是把两性平权误解成了两性功能相等。她主张，女人应该在争得平等权利后，回到丈夫的家里，以自由人的身份从事其最重要的天职——爱和养育后代。
但不管怎么说，从法国大革命至今，西文妇女权益是西方女性自己通过漫长的苦斗一点点得来的。与此完全相反的是，中国妇女革命是由男人发动的，妇女地位也是男人们拱手送去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男人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乱和政治斗争，相互之间重创着对方的阳刚性格。于是，他们解开了女人的小脚，却为自己封上了嘴巴和心灵。到了八十年代末，中国的男性血气已全面萎缩，以致于刘晓波博士在他的一部书里尖刻地评价说，在中国，男人能早泄就足以自豪了。这是一片阳萎的土地。在这片人口众多的土地，就业机会少得可怜，而且一半以上为女性占据着。与此同时，英国的在职女性却只有37％。
一九八九年，日本东京立正大学短期大学部的70位学生来华观光，那些女学生常常问起这样的一些问题——“中国女人要终生工作吗”，“她们必须和男人较着劲干吗”——言外之意是：“女人本该是女人呀！”这些女孩子在二十岁的时候就为自己的人生，勾画好了体现着对丈夫、子女、社会责任的奉献图式，她们当然无法理解，眼前的这些中国女人竟为了一份收入不高的工作，忙碌得必须把孩子送给别人全日托养。当然，中国人也不大理解为什么山口百惠一定要为三浦友和退出影视圈。
在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召唤下，我们的女人们一刻不停地奔忙着。她们也曾有过萧红的那种感触，“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女人”，而“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除了要与男人作相同的社会工作，她们仍然要承担那份沉重的家务，这就是女性解放的现实。她们拖着跟男人一样疲惫的身体走回家，懒得说话，但仍须走进厨房。另外一些打算与男人一争高低的女强人，她们无法像撒切尔夫人那样，为了显示自己是女首相而精心打扮，她们只能极力掩饰女性的自我，穿一些不大显露性别的服装，用五大三粗来表达自己不亚于男性官僚，用男性化的举止维持自己的权威。
另一方面，男性的魅力在锐减，。论是心理上，还是形体上，合乎规格的男人要比女人少得多，以致于七十年代末在各种青年报刊和妇女杂志上，出现了大量文章，要“寻找高仓健”。八十年代末，张艺谋在拍摄《红高粱》时，曾说要表达一种敢爱、敢恨、敢撒野、敢追求的“活法”，但我问很多男人是否知道这部电影的含义，除了读书人，其他人一概不知其所云。
中国的父亲们从没有教会儿子去大胆追逐女孩子，没有在其成长的过程中谈及与性有关的经验，而完全使之受着和女孩子一样的教育，只是说小便的时候不用像她们那样蹲着。这种没有性别区分的“中性教育”，使女性越发任性，男人越发女性化。在中国，女人遇到困难时常想，我要是男人就好了。而男人却偏偏从小就没有放弃过作小女儿的心理，在现代文学史中，茅盾、周作人、刘半家、巴金、柳亚子、巴人、赵景深、孙席珍、郭沫若都曾用过各种各样嗲声嗲气的女性笔名，反倒是冰心曾用“男士”属名了她的文章。
在出国大潮中，心思恍惚的女人要比男人多。说男人是有根的，不如说他们胆怯于突然见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女性却乐于这样作，嫁给一个蓝眼睛，去看曼哈顿的灯火。
《青春的敌人》第四部分9
发表日期：2005年2月16日
不良的预感
二十六岁时心灵里有一种杞人忧天的情绪。
我二十六岁时曾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个世界活不长。”你看，在那漫无边际的星宇中飘满千百万巨大的石头，当地球人可以掠过这些星体时，我们看到了它们的严寒和酷热。尽管毫无生息，但它们却有一番处女般的静谧。唯独地球沾满了独一无二的病菌，患着大病，那菌体就是人类。现在，他们仍在大量不停地繁殖，建筑窝巢，排泄废物，侵吞别的菌体。我曾想，有一天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要洗洁这块肮脏刺痒的皮肤时，会天降百年大雨，结束一切生命。我坚信，天文家们关于“地球只有45。6亿年的青春年龄因而不会近期死亡”的论断是有欠缺的。许许多多死在壮年的人体，并不是寿终正寝，而是无法抵制疾病。现在，科学为人类插上了翅膀，可上九天揽月，去破坏臭氧层，也可以伸触到含油层，掘取上百万吨的石油。是的，我们可以研究一些替代品，缓解对自然界的破坏，但这正如一个纵欲无度的人，不得不在青春暮期求助于各种补药以济未老先衰的机体，目的还是去纵欲。
二十六岁还容易察觉到人欲横流。
我们知道，性爱是一种无政府力量，如果放任自流，它就会不安于风俗或体力的限制。想一想那些花枝招展在电脑旁边的公司女秘书，望一望迪厅里没有工作却活得开心的坐台小姐，只要有几分傻大胆就完全可以与一个异性在见面的第三次走向床头。忠贞观，在我们全面知道了男人和女人的一切之后，就再也没有停止过打扰我们的神经，破坏生活。我们活在惨兮兮的自信和战战兢兢的狐疑之中，甚至怀疑自己的伴侣也一定作过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不古的世道只能使人暂时开一下心，继而便坠入深深的郁闷情绪之中，并为这个世界强烈担忧。
我们盼望能有一段时间使自己得以锻炼，充分补养，以便有一天醒来时我们的身体和精力都会好起来。可是，我们始终没有那样一段闲暇，没能恢复那种活力。我们的头脑一刻不停地处于疲惫困顿状态，以致于我们真的怀疑青春是不是人生的黄金岁月。我们不光要与精力衰竭斗争，还要克服来自遗传的生理不适和童年留下的疾病与隐痛。
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完了，自己也完了。
实际上，我们知道这种不良的预感是怎么回事。我们总是把过去记忆得比实际好，把现在看得比什么都糟，而情愿把明天描绘成地狱。可是没办法，忧伤的情绪缠绕着我们。为此，我们谱写了许多令人心醉的流行歌曲，并为之陶醉。
在个人生活时，纽约歌剧院女指挥西尔丝说：“我并不幸福，可我快乐。这有区别，一个幸福的女人是无忧无虑的，一个快乐的女人有烦恼，有忧虑，但她懂得如何去对付它们。”可是在中国，我们却很难清楚地区分开快乐和幸福，对快乐和幸福都有一种与自己无缘的感觉。
多么小的空间呵
一九八零年有一次著名的大讨论。那年五月，两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合名“潘晓”，向《中国青年》杂志投去了一篇困惑的书信。他们写道，自己刚刚走向生活时，“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这就是，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过去的教育赋予了我们一种奇怪的能力，这就是学会把眼睛闭上，学会说服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