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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到曾国潢批评自己“月月书信，徒以空言责弟辈。却又不能实为好消息，令堂上阅兄之书，疑弟辈粗俗庸碌，使弟辈无地可容”的信，回信说：“甚为切当”。“兄读之不觉汗下”。又说：“信中言兄与君子讲学，恐其渐成朋党，所见甚是，然弟尽可放心。兄最怕标榜，常存暗然尚纲之意，断不至有所谓门户自表者也。”还说，信中有“弟之牢骚，非小人之热中，乃志士之惜阴”，读至此，不胜惘然，“恨不得生两翅忽飞到家，将老弟劝慰一番，纵谈数日乃快”。
曾国藩给予诸弟的便是上述“德”与“才”。他特别表示，“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
几个弟弟在曾国藩的教育和影响下，成长为符合儒家标准的人。曾国荃成为统帅湘军的封疆大吏不说，未出仕的曾国潢在家乡操持家务、族务、地方事务，成为有影响力的地方精英，曾国华、曾国葆先后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阵亡。
咸丰六年（1856年），太平天国西征军在江西连破八府五十余州县，曾国藩坐困南昌，数月音讯全无。曾国华赴武昌湖北巡抚胡林翼处求援。胡林翼发兵五千交曾国华统帅驰援。从未带过兵的曾国华，连克数县，为南昌解围发挥了重要作用，擢同知，赏戴花翎，成为湘军将领。时曾麟书去世，曾国藩、曾国华兄弟丁忧回籍。然曾国华已过继叔父，只须守制一年，遂于翌年由已订儿女亲家的李续宾奏调复出，襄理李续宾部军务。咸丰八年十月，太平军三河大捷，李续宾部全军覆没。李续宾、曾国华等四百余名文武官员喋血沙场。曾国华骸骨数月无寻，曾国藩忧急哀恸已极，泣血写道：
我奉简书，驰驱岭峤。江北江南，梦魂环绕。卯恸抵昏，酉悲达晓。莽莽舒庐，群凶所窟。积骸成岳，孰辨弟骨。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峥嵘废垒，雪渍风飘。生也何雄，死也何苦，我实负弟，茹恨终古。
后来曾国华的遗骸终于找到了，却是一具无头尸。季弟曾国葆因之再次投军，“以报兄仇而雪前耻”，不料身染重疫，病死军中。曾国藩为其写书联云：
英名百战总成空，泪眼看河山，怜予季保此人民，拓此疆土；
慧业多生磨不尽，痴心说因果，望来世再为哲弟，并为勋臣。
曾国藩同样将手足之情给予了一个姐姐、三个妹妹。除小妹染痘早殇外，曾国藩大姐二妹都嫁进了普通人家，家庭不和，经济拮据，无一美满。曾国藩除了开导姐妹，帮助调解家庭纠纷外，总不忘接济她们的生活，哪怕自己还在经常举债之中。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兰姊、蕙妹家运皆舛，兄好为识微之妄谈，为姊犹可支撑，蕙妹再过数年则不能自存活矣。同胞之爱，纵彼无缺望，吾能不视如一家一身乎？”三妹国芝，是他乞假家居时亲自为之择定的婿门，为本邑朱家。国芝夫家较富有，生活无忧，但国芝婚后病弱不堪，三十岁时难产而死。曾国藩叹道：“吾姐妹四人，季者早殇，二长者并穷约不得怡。独朱氏妹所处稍裕，而少遘痼疾，又离娩厄以死，何命之不淑也。”
妻儿（1）
曾国藩结发之妻欧阳夫人，是其师欧阳凝祉之女，比曾国藩小五岁。婚后四年，她生了长子桢第（又名纪第），惜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染疫早殇。当年年底次子纪泽出世。翌年冬，欧阳夫人携幼子赴京师。在京师连生四女—纪静、纪耀、纪琛、纪纯，后生三子纪鸿，最后生满女纪芬。
自咸丰二年（1852年）始，欧阳夫人带领诸子女在乡下老家生活十余年，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才随居曾国藩官邸。
其间，曾国藩“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欧阳夫人则居勤居俭、任劳任怨操持家务，下厨烧灶、纺纱织布，事事躬亲。曾纪芬晚年回忆道：“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拮据情形，为他人所不谅，以为督抚大帅之家不应窘乏若此。其时乡间有言，修善堂杀一猪之油，止能供三日之食；黄金堂杀一鸡之油，亦须作三日之用。修善堂者，先叔澄侯公所居，因办理乡团公事客多，常饭数桌。黄金堂则先母所居之宅也。即此可知先母节俭之情形矣。”
勤俭持家、谦和处事，正是曾国藩提倡的持家之道。他在给子弟的信中反复说：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书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传》称‘骄奢淫佚，宠禄过也’。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
“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
曾国藩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曾国藩女儿多，“遂深以妇女之奢逸为虑”。因他认为，凡“世家之不勤不俭者，验之于内眷而毕露”。
曾纪芬回忆，同治三年全家赴金陵，初十入督署。当时她穿的是蓝呢夹袄及已故长嫂贺夫人遗下缀青花边的黄绸裤。曾国藩见了斥为奢侈，于是曾纪芬赶忙拿三姐的一条绿裤换了下来。而三姐这条绿裤也是贺夫人所遗之物。嫂遗姑，姑与姑又互相袭用。
曾国藩并为曾纪芬等定功课单如下：
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
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
中饭后做针线刺绣之类细工
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或女鞋或缝衣粗工
他说：“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训数年。（于女眷则）总未做出一定规矩。自后每日立定功课，吾亲自验功。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绩者验鹅蛋。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右验功课单谕儿媳侄妇满女知之，甥妇到日亦照此遵行。”
曾纪泽新婚，曾国藩写信给诸弟并纪泽，论以教诲新妇：
“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织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也。孝敬以奉长上，温和以待同辈，此二者，妇道之最要者也。但须教之以渐，渠系富贵子女，未习劳苦，由渐而习，则日变月化而迁善不知。若改之太骤，则难期有恒，凡此祈诸弟一一告之。”
“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作羹，勤于纺织，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争针黹之工。所织之布，做成衣袜寄来。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
曾国藩婚嫁儿女，只限二百金。大女儿出嫁，他寄银二百五十两，以二百金办奁具，以五十金为程仪。并嘱“家中切不可另筹银钱，过于奢侈。遭此乱世，虽大富大贵，亦靠不住，惟勤俭二字可以持久”。二女儿出嫁，有一枚重七钱的金耳挖，值二十余缗，为人所窃。欧阳夫人忧惜之，数夜未眠，虑女儿至其夫家无耀首之饰。四女儿出嫁，于舟上发轿，欧阳夫人亲自送亲。仍恪秉曾国藩规定的嫁妆成法。曾国荃听说后诧异道：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打开箱奁查验，果然只有二百金，这才相信。他再三嗟叹，以为实在寒酸、难以敷用，私下里又送了四百金。
曾国藩对两个儿子更是望之切，责之深。在赴天津办教案之前，他预留了一篇遗嘱，中有这样的话：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附作《忮求诗》二首录右。
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故读书无手抄之册，居官无可存之牍。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今署中内外服役之人，厨房日用之数，亦云奢矣。其故由于前在军营，规模宏阔，相沿未改；近因多病，医药之资，漫无限制。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在两江交卸时，尚存养廉二万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转瞬即已立尽。尔辈以后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余，不准亏欠。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其差幸不负始愿。然亦不愿子孙过于贫困，低颜求人，惟在尔辈力崇俭德，善持其后而已。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存养之道多疏，后来辗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沅叔扶助之力。我身没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其次则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诸昆季默为祷祝，自当神人共钦。温浦、季洪两弟之死，余内省觉有惭德。澄侯、沅甫两弟渐老，余此生不审能否相见，尔辈若能从孝友二字切实讲求，亦足为我弥缝缺憾耳。”
附忮求诗二首：
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
妒者妾妇行，琐琐奚比数。
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
己若无事功，忌人得成务。
己若无党援，忌人得多助。
势位苟相敌，畏逼又相恶。
己无好闻望，忌人文名著。
己无贤子孙，忌人后嗣裕。
争名日夜奔，争利东西骛。
但期一身荣，不惜他人污。
闻灾或欣幸，闻祸或悦豫。
问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
尔室神来格，高明鬼所顾。
天道常好还，嫉人还自误。
幽明丛诟忌，乖气相回互。
重者灾汝躬，轻亦减汝祚。
我今告后生，悚然大觉寤，
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
终身祝人善，曾不损尺布。
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
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
（右不忮）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
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
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
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
未得求速偿，既得求勿坏。
芬馨比椒兰，盘固方泰岱。
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伙。
岁燠有时寒，日明有时晦。
时来多善缘，运去生灾怪。
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
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
戚戚抱殷忧。精爽日凋瘵。
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
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
君看十人中，八九无倚赖。
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
而况处夷涂，奚事先嗟忾。
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
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
（右不求）
或许曾国藩历经了人世沧桑，对儿子与对诸弟的教育不尽相同。在一如既往强调勤俭、孝友，教导二子进德、修业的同时，曾国藩屡屡告诫他们不要热衷入仕做官，不要热衷科举考试，要不忮不求，读有用之书，习有用之学。
两个儿子不能脱离开当时的社会，仍然一次次参加科举考试，又一次次铩羽而归，最终连举人都未能考上（曾纪鸿被特赏举人）。不过，在乃父曾国藩办洋务的环境和氛围中，兄弟俩在洋务之学方面，都得以登堂入室，成名成家。曾纪泽学习英文，钻研近代科技，后出使各国，所谓“万国身经奇世界，半生目击小沧桑”，是中国最早的外交家之一。曾纪鸿尤精算学，并编着《炮攻要术》六册、《电学举隅》一册，跻身中国最早的自然科学家之列。
第二章修身
立志（1）
曾国藩以一介布衣寒士跻身于翰林院，实现了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书生变蛟龙”理想。进入京师后，曾国藩并未如常人般沾沾自喜，内心深处充满着宏远抱负。他所立定的是君子之志，即“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曾国藩认为，志向的高远对个人来讲至关重要。“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之胸襟，有坦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曾国藩意识到，自身修养同内圣外王的心灵终极尚有很大距离，因此初涉京畿就将“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作为座右铭，时时以“君子当以不如尧、舜、周公为忧，当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考中进士是曾国藩政治生涯的起点，同时也是他新生活的开端。他甚至将自己的名号都改换门庭。曾国藩本名子城，到京城后，先改号涤生，取荡涤旧事，告别昨天之意。后得益于名师劝导，改名国藩，以示做国之藩篱，为朝廷栋梁。
曾国藩立定君子之志，投身于京师求学交友的广阔天地。他在致诸弟的书信中表露了开辟新生活之意，全然否定过去偏居湖南的生活。他认为，自己“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到京师后才发现“乡间无朋友，实为第一恨事”。衡阳同学均为“庸鄙无志者，又最好讪笑人。其笑法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他劝说弟弟们不要和这些人密切接触，他们“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他甚至认为，“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
曾国藩当时只不过是三十左右的青年，却以达到千百年来文人追寻的理想境界为目标，身心疲累程度可想而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曾国藩制定了严格的修身计划，曰“日课十二条”。内容有：
一、主静：无事时整齐严肃，心如止水；应事时专一不杂，心无旁物。
二、静坐：每日须静坐，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绝不恋床。
四、读书不二：书未看完，绝不翻看其他，每日须读十页。
五、读史：每日至少读二十三史十页，即使有事亦不间断。
六、谨言：出言谨慎，时时以“祸从口出”为念。
七、养气：气藏丹田，修身养性。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随时将自己当作养病之人。
九、日知其所亡：每日记下茶余偶谈一篇，分为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十、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不可一味耽搁，否则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早饭后习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皆作为功课看待，绝不留待次日。
十二、夜不出门：临功疲神，切戒切戒！
年轻的曾国藩乐观地相信，所谓本性不能移完全是虚妄之语，人的品行可以改变，就如同流水一般，导之向下则无孔而不入；人的情趣就像禾苗一样，加之阳光雨露则能健康成长。然而说易行难，诸多今人眼中逆性而为的举动在躬身实践中又是何等艰难！曾国藩亦不例外。
儿时的曾国藩本性并非宽容达观。九岁时，曾国藩寄居于桂花塘欧阳先生家中读书。一次，他与欧阳先生的儿子发生口角。主人偏袒自己的孩子，不分青红皂白，便批评曾国藩。曾国藩将此事暗藏心底，离别时偷偷地把欧阳家的金鱼缸打破，弄得水干鱼死，才兴高采烈地随父亲回家。十二岁时，曾国藩与伙伴在神王庙玩耍，不小心将神王像碰倒在地。父亲得知后狠狠地将他训斥一番，还给神王重塑了金身。父亲怕曾国藩再闯下更大的祸，决定让他到离家六里的古罗坪读书。曾国藩为此和神王像结了仇。每逢路过神王庙，他就把系绳子的竹棍放在神王肩上，气愤地说：“我去读书，你要好好地替我看马。如果马跑了，定不饶你！”
成年后的曾国藩亦非老练沉稳之人。他曾一度为仕途扶摇直上而沾沾自喜。曾国藩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给祖父去信云：孙儿“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语气乍听颇为谦恭，但在给叔父和弟弟们的信中，他道出了真实想法，在致叔父的信中他写道：“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致诸弟信中则云：“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其自负心绪表露无遗。
后来的曾国藩品性坚卓、为人通达，乃是他修身养性的结果。
我们来看看被后世奉为圣人的曾夫子最初是如何实践这“日课十二条”的。
第一条是“主静”。计划中规定“无事时整齐严肃，心如止水”，曾国藩实践起来又是怎样的呢？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京城忽然刮起大风，这样恶劣的天气曾国藩仍不能呆在家中，其日记中记载，“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曾国藩在京城居翰林之位，主要做的事情便是读书。读书是非常艰苦的事情，要真正深入研读必须做到心无旁骛。曾国藩的读书状态又如何呢？他在日记中记录了研读《易经》时的情形：“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一样，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
第二条是“静坐”。曾国藩本打算用功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