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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总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五十多万，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解读“相忍为党”（1）
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合作与交往之中，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关系堪称国际共运史上的楷模。但在早期对中国革命艰苦的探索过程中，他们之间出现一些不同的认识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1931年1月7日，是中共党史上极为特殊的一天。
这一天，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秘密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主持下，他的学生王明一步登天，不仅成为中央委员，还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会后不久，又补为政治局常委，从而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王明上台后，把党内早已存在的教条主义推到了极致，并由此开始了对全党长达4年之久的“左”倾统治。
9月15日，中共中央成立临时政治局，年仅24岁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博古被王明钦定为总负责人，成为王明在国内的代言人。年轻气盛的博古，细高的个子，戴一副黑边近视眼镜，无论写文章还是做报告，言必称马列，颇有一副傲视群雄的“理论家”派头。他成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和教条主义政策的坚定执行者。他一上台，就提出一条“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进攻路线”，强令苏区党和红军执行。
此时，毛泽东和朱德正在率领红军全力进行第三次反“围剿”。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前委写信，要求苏区必须迅速扩大根据地，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两个大的城市。
在如何贯彻中央的指示方面，毛泽东和中央派来的代表团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中央代表团认为，苏区应根据中央指示，迅速扩大根据地，乘胜夺取中心城市，如赣州、抚州、吉安，然后扩大战果，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则坚持把打中心城市“放在脑后”，或者说“比脑后还要后，叫做放在屁股后”。毛泽东态度极其坚决，毫无妥协之意。后来毛泽东谈到过这段历史，他说：那些老爷们恨不得第二天早上就把国民党打光，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
因为双方意见不一致，1931年11月初，苏区中央局召开了赣南会议。
赣南会议为毛泽东扣了“三顶帽子”：一是“狭隘经验论”；二是“富农路线”；三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在新成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毛泽东仅仅是个委员，同时取消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此后，毛泽东改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对于在军事方面有过人之处的毛泽东，不让他指挥部队打仗，却让他在后方做政府工作。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从上海来到瑞金，正式履行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成为中共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周恩来一到瑞金，就去看望了毛泽东，并和他促膝长谈。毛泽东深知敌我双方的力量悬殊，告知进攻中心城市势必失败。周恩来觉得毛泽东言之有理，便复电临时中央。临时中央仍坚持至少在抚州、吉安、赣州三城之中择一而攻。
毛泽东不赞成打赣州，并根据以往攻打赣州的经验指出：赣州是敌军必守的坚城，三面环水，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朱德也不赞成打赣州。但是，多数与会者包括周恩来在内执行临时中央指示，主张攻打赣州。尤其是从前线回来的主要指挥员彭德怀提出：“保证二十天打下赣州”。于是，中央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并任命彭德怀为攻赣前敌总指挥。
无奈的毛泽东向中央请了病假，到瑞金郊外东华山休养去了。临行前，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毛泽东说，“照顾全局，相忍为党”。
这次打赣州，红军虽打得很英勇，但仍然久攻不下，反而被敌人援军团团围住造成严重危机。周恩来遂命项英赴东华山请毛泽东下山，火速赴前线决策。毛泽东顾全大局，停止休养，带病冒雨下山，日夜兼程，赴前线决策解围。同时致电前线，建议大胆起用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当毛泽东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时，朱德告诉他：按照你在瑞金复电的意见，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杀向敌军，红三军团被围困的师已经解围脱险。
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江口会议上，针对仍有人主张继续强攻赣州，毛泽东发话了：“对于赣州，进则攻坚不利，久攻不克已成事实；胜则不易固守，敌军卷土重来，我军无回旋之地。赣州是座只有骨头没有肉的孤城，不必再去‘啃’啦。这包袱让蒋介石背去吧！”这时再没人主张打赣州了。
1932年6月中旬，周恩来召开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7月25日，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建议取消政府主席一职，改设总政委，由毛泽东担任。但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不同意这一建议，坚持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周恩来又以个人名义致函中共苏区中央局，说明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周恩来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经过周恩来的再三坚持，8月份，终于恢复了毛泽东在赣南会议之前的军内要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这时，苏区“军事最高会议”在前方建立，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4人组成，周恩来为主席。
解读“相忍为党”（2）
周恩来是中共党内较早认识毛泽东军事才略的人之一，当他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随军活动后，更加深了对毛泽东军事才干的认识。
毛泽东的复职，引起了前方和后方领导人之间的尖锐矛盾。后方首脑认为，毛泽东复职，等于“右倾机会主义”上台，叫你打南昌城你不打，叫你攻城打援你又不打，不是“右倾”是什么？
矛盾终于爆发。
一次以批判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为主题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终于在宁都召开。
后方中央局成员翻出了毛泽东一贯右倾的老账，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中央政府工作，前方由周恩来负作战指挥的总责。
在会上，周恩来被夹在当中，左右为难。不得已，周恩来只好提出在下列两种办法中选择其一：一是由他在前方负全责，毛泽东仍留下来作助理；二是由毛泽东负责作战指挥，而由他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当然不能接受第二种办法。在能否执行临时中央行动方针的问题上，他们更信任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毛泽东可不是逆来顺受之辈，既然不能取得后方中央局的全权信任，毛泽东就索性甩手不干，回后方去“养病”，也决不委曲求全。临行前，周恩来依然留下了那句话，“照顾大局，相忍为党”，毛泽东则对周恩来说，“前方何时来电召便何时来”。
宁都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红一方面军发布命令时，周恩来总是先署上“总政委毛泽东”，自己以“代总政委周恩来”的签署放在毛泽东名字后面。在10月份制定的“绝密”的《红一方面军建宁、黎川、泰宁战役计划》书上，他亲笔注明：“如有便，请送给毛主席一阅。”他还亲自告诉机要秘书：以后军事计划、命令等，都要送给毛主席看，这一切充分表明了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信任与推崇。
五、砥柱
共拥毛泽东（1）
遵义会议前后，在中共中央和红军内部发生了一场决定红军和中国命运的斗争，结果就是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对确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可以说居功至伟。有人说，“如若周恩来当时有意站出来与毛一争的话，中国的现代史很有可能就要重新改写了”，这确非夸张之言。
1933年1月，受王明遥控，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于在上海的处境日益困难，不得不迁入中央苏区。此时，周恩来和朱德正在前方全力指挥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而毛泽东则在闽西长汀福音医院养病。
博古等人一到根据地，便成立了以博古为书记的新的中共中央局，取代了周恩来原有的地位，成为中央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一到苏区，博古便放了两把火——批“罗明路线”、反“邓、毛、谢、古”。这两把火使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各项工作中得以全面推行。
1934年10月初，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10月10日下午，中央红军不得不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博古和李德决定撤出苏区开始转移时，最初打算将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等一起留在江西，不让他们随军出征。幸亏周恩来、朱德等人坚决反对，何况毛泽东还挂着中华苏维埃主席的职务，最终这事没有成为现实，不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将是另外一种景象了。
到1934年12月1日，红军一路血战，连续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兵员折损过半，由出发时的8。7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军中怨声四起，群起而攻之。博古方寸已乱，深感责任重大，在一筹莫展中一度到了欲引咎自戕的地步，被闻讯赶来的周恩来等人劝阻。
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
如何摆脱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挽救红军，挽救革命？
此时的周恩来、朱德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毛泽东。
在毛泽东亲手建立的中央苏区如火如荼发展的时刻，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离开中国国情的李立三在党内实行了“左”倾冒险错误，王明实行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则屡遭打击排斥。在此期间，这位叱咤风云的红军领袖不得不几次退隐于苏家坡、东华山和云石山间的莽林古刹中。毛泽东当时所遭受的不公的确令人不平。
虽身处逆境，但毛泽东却无时不在关注着苏区和红军的命运。
为了与博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斗争，能够将自己的正确思想付诸实施，毛泽东开始争取两位“国际派”大将、王明与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与王稼祥。
张闻天是有名的红色教授，1931年2月从苏联回国。当年，张闻天出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1933年初，张闻天随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并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后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可见，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之高、影响之大。
张闻天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他的信条就是“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毛泽东曾评价称：“洛甫（张闻天）这个人是不争权的。”在苏区，张闻天曾与毛泽东相邻而居，随着他同毛泽东接触的增多，开始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性，同时对博古、李德的专横作风和战场上的瞎指挥越来越不满，对推行“左”倾主张发生动摇。
王稼祥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他曾一度拥护王明的教条主义。1930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干事，随后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1931年4月，王稼祥到达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长征途中，三人经常谈古论今，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军队的前途问题上认识趋于一致，这样便形成了另一个“编外三人团”。他们的结合，构成政治局内反对“左”倾错误的中坚力量。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临时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为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这是自宁都会议以后两年多来毛泽东第一次参与军事指挥。
但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原计划进军。红军到达黎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黎平会议。对于周恩来而言，黎平会议是他一生所面临的最大的抉择之一，他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而与李德和博古彻底决裂。
周恩来当时的警卫员范金标后来对此回忆说：“黎平会议是在一个晚上召开的，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跳了起来，灯也熄灭了。我们马上去把灯点上。开会解决什么问题，当时不知道，后来才晓得，争论的焦点是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前进，还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周恩来态度的转变，对于当时中共党内领导层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以及后来事态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由于他是当时党内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中的成员，他的倒戈，着实给了博古和李德致命的一击。
在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之后，博古和李德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制约，有关军事行动的决定权实际上自然而然地落到周恩来的手中。此时，蒋介石已在通往湘鄂西的沿路设置重兵，等待红军自投罗网，因此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军队防守薄弱的贵州进军。而李德、博古则坚持按照原定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双方争执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而情势危急，需要尽快做出决定。这样整个红军的命运便取决于周恩来的态度，由他来最后拍板定夺。
共拥毛泽东（2）
正因为如此，对于周恩来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所起的作用，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这一次，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和他的军事思想作了最系统的阐述，他的发言很吸引人，大家一直在倾听，也是三年来唯一一次没有被打断和结束后遭受批评的一次。 最后，周恩来主动请求中央撤换他本人的职务，同时推举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作战。周恩来的态度最终使党内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解体。
之后，党内负总责的为洛甫（张闻天）。在军事指挥上，由周恩来取代了李德。毛泽东作为中央常委开始参与党的领导核心，并根据常委分工，他作为周恩来的副手参与军事指挥。由此可见，毛泽东并未如通常所说的通过遵义会议确立了其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关于这一点，陈云会后起草的传达提纲说得很清楚：“扩大会完毕后中央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后的领导格局又恢复到了宁都会议以前的状况，党权与军权分离，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但最后仍要由周恩来拍板定夺。
1935年3月4日，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红军再度成了“朱毛红军”。
朱德智斗张国焘（1）
1960年10月，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正在会见他的一位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斯诺向毛泽东提了一个只有斯诺才敢问的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当毛泽东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与斯诺谈着他“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之后不久，在香港拥挤的贫民住宅区的一间小屋里，一位贫困潦倒的老人，正在一字一句地撰写他的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他就是张国焘。长征途中在草地和毛泽东的斗争，竟成了他政治生涯的转折，从10万红军的领袖变成了被中国革命抛弃的叛徒。他心酸地回忆着过去的往事，关于过草地这一章的标题他沉重地写下两个大字——“分裂”。16 毫无疑问，长征中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无论是在毛泽东还是张国焘的内心深处均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采用“兜圈子”的游击战术，避实就虚，迂回穿插，指挥红军在运动战中声东击西，以走制胜。其中先后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最后巧渡金沙江，终于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逐渐为党内所共识。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懋功。为了商定会师后全军的行动计划，中央于20日致电远在茂县的张国焘，请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张国焘当时可是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第六届政治局常委、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论资历，他不在毛泽东、周恩来之下，而对当时居中央政治局高位的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等人就更加不屑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所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拥兵10万。
6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刘伯承等冒着瓢泼大雨来到两河口等待张国焘的到来。下午5时，张国焘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在三十余名警卫员的护卫下，疾驰而至。张国焘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非常高兴，立即下马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一一握手拥抱。
当时的张国焘可谓满面红光，气宇轩昂，警卫队伍也是威风凛凛，井然有序。反观他面前这些刚刚从巍巍雪山上走下来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一头蓬乱长发，朱德满脸皱纹，周恩来胡子拉茬……
看到这种情形，张国焘骄傲写在脸上，就连李德也觉得，张国焘像主人一样对待红一方面军的人。这使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感到不快。
欢迎晚宴结束后，张国焘问周恩来：“你们有多少人？”
周恩来非常机智地反问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现在有多少人马？”
张国焘自得地说：“我们有10万。”
周恩来说：“那我们只有3万。”其实，到达懋功的一方面军也仅止1万人左右。
在第二天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开始向中央发难，双方就红军今后的前进方向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博古和张国焘甚至互相进行人身攻击。最终，张国焘还是表示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北上方针，也赞成攻打松潘、平武地区。但后来他却借口所谓“组织问题”没解决，按兵不动，故意延宕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以达成向中央要权的目的。
中央为了争取张国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