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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蔡元培聘请的同时，陈独秀向蔡元培热情推荐了胡适，蔡元培也欣然应允。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上任，1月13日，经教育部批准，陈独秀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吹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在紧接着的第2卷第6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更为激进的《文学革命论》。1917年9月10日，留美归来的胡适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自第3卷起在北京出版，在1918年4月15日问世的《新青年》第4卷第4号上，胡适又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五四”新文化运动自始蓬勃开展起来。
蔡元培是应教育部之召从法国回国就任北大校长的，陈独秀是应蔡元培之邀从上海来到北大就任文科学长的，胡适是应陈独秀之请从美国回来就任北大教授的。蔡、陈、胡三人从天南地北聚集北大，才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如火如荼。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蛰居四川江津且贫病交加的陈独秀闻讯写了《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一文，最后一段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即使可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必然的产物”，但由什么人来领导和从事这运动，当时的情形和对后来的影响都会大异。蔡、陈、胡的聚首北大，对塑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貌，意义十分重大。而这三人中，某种意义上最关键的是陈独秀。蔡、胡都是谦谦君子，言行较为温和中正，陈独秀则刚毅勇猛、锐气逼人。由于上有蔡元培、中有陈独秀、下有胡适、周作人等一批教授和傅斯年、罗家伦等一批学生，北大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而这个大本营的核心，则是《新青年》。如果说《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那作为主编的陈独秀则是新文化运动的“现场总指挥”。就连胡适后来也一直认为，陈独秀当年的激烈强劲，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是十分必要的。所以，陈独秀的携《新青年》而进入北大，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而陈独秀之所以能被蔡元培如期请到北大，与蔡元培接受校长任命时陈独秀正好在北京“出差”、从而蔡可以“三顾茅庐”大有关系。倘陈在上海，蔡元培就只能驰函相邀而无由当面劝请，而本来就对来京心有踌躇的陈独秀，或许就辞谢不就了。那样，北大文科学长就只能委诸他人。陈独秀不来，胡适也就难来。就算“五四”新文化运动“必然”会发生吧，但没有陈独秀和胡适之的新文化运动会是什么模样，实在无从想像。历史的偶然岂可小视哉？从陈独秀对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踌躇，也可看出，他来北大之初，是并没有想到会有那样一番大作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那时的蓬勃兴起，在一定意义上，可看作是各种因素，包括偶然和巧合，因缘际会的结果。
蔡元培为何一接受校长任命就决定请陈独秀来做文科学长呢？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蔡元培有这样的交待：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皆起于此夜之会”（2）
蔡元培与陈独秀本是旧知，且蔡对陈有着很好的印象，这无疑是蔡决意聘请陈的重要原因。但若没有汤尔和的大力推荐，蔡元培也许想不到陈独秀。在这种意义上，汤的推荐，可说起了关键作用。汤尔和，1875年生，浙籍人，留日学生，时在北京任医专校长，在北京教育界颇有影响，又系蔡元培好友。蔡向汤询问北大情形，固非偶然；汤向蔡推荐陈独秀也算人“巨”言“重”了。
但对陈独秀的进北大，时任北大预科教授的沈尹默又有一种说法。在《我和北大》一文中，沈强调是他向蔡元培举荐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的。说是有一天他从琉璃厂经过，欣遇旧友陈独秀，便问了陈的住址，并要陈暂勿返沪。回北大后，他便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并告知了陈的住址，后来遇到汤尔和，他又请汤出面向蔡元培推荐。正因为有了他的穿针引线，才有了蔡元培对陈独秀的登门拜访和陈独秀的进入北大。尽管从日期上看，沈的说法颇有疑点，但沈当时并不反对甚至热烈欢迎陈独秀来任文科学长，应该是真的。另外，时任北大文科本科专任教授的马叙伦（夷初）也说陈独秀的来北大，是由于他的推荐（《我在六十岁之前》）。推荐一事是否有过，姑且不论，马叙伦当时也对陈独秀的来北大持积极态度，则是可以肯定的。沈尹默和马叙伦二人，应该稍有介绍。沈生于1882年，留日学生，浙籍人。马生于1884年，浙籍人。让我们就此记住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这几个被认为或自称为对陈独秀进北大出过力的人吧，因为陈独秀后来离开北大，他们也出过大力。
陈独秀和胡适们的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后，守旧势力的反攻也趋于激烈。这种反攻在1919年2、3月间达到高潮。在文化界，守旧势力的代表是林纾。在1919年2月17日的上海《新申报》上，林纾发表了仿聊斋体的文言小说《荆生》；在1919年3月19日至23日的《新申报》上，林纾又发表了文言小说《妖梦》。小说以影射的手法，对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做了实际上是指名道姓的谩骂、攻击，且有明显的吁请军阀用暴力剿灭新文化运动之意。小说不但用语恶毒，用心也极为险恶，发表后颇有“收效”，令新文化人士心有怵惕，也令社会上谣诼四起。如果说这几篇小说还是以“小说者言”对新文化运动做并不严肃的反攻，那林纾于1919年3月18日在北京的《公言报》上发表的《致蔡鹤卿（元培）书》则是以十分严肃认真的态度对新文化运动进行理论性的责难了。在同一天的《公言报》上，还发表了题为《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况》的长篇纪事，也对陈独秀等新文化人士极尽攻击之能事。
因为陈独秀的言论最为激烈，所受的攻击也最惨酷。守旧派在思想观念上攻不倒陈独秀，便在陈的狎妓、“打场”（即与人同争一妓而生纠纷）一事上大做文章。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曾说到，那时“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因北大那时有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之禁约也。”对指向陈独秀的此种攻击，蔡元培本也是尽力回护的。在回复林纾的公开信中，蔡元培说：“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按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使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这里，“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指辜鸿铭，“筹安会发起人”指刘师培，二者都是北大校园内守旧派的代表性人物，蔡元培举出此二人来抵挡林纾等人对陈独秀私德的攻击，是很巧妙的。
在攻击新文化人物的阵营中，有一个叫张厚载的北大学生值得一提。此人时为北大法科学生，又在北京的《神州日报》担任记者，积极参与了对蔡、陈、胡等北大新文化人士的造谣诬蔑。1919年2、3月间，张某数度在《神州日报》上撰文，说陈、胡已受当局整饬，陈已转为消沉并已离京，甚至言之凿凿地说：“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之说，并无否认之表示。”此等谣言，陷蔡、陈、胡等人于极不利之境地，陈、胡都立即公开发表辟谣文章。
蔡元培虽大有“肩住黑暗的闸门”的气慨，但无奈守旧派的炮火太猛烈，尤其面对针对陈独秀私德的攻击，身为北京大学进德会会长的蔡元培虽尽力回护，也终不免有所惮忌。于是，在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在汤寓集会，商讨北京大学眼前的处境和怎样应付对陈独秀私德的攻击。这次决定着陈独秀命运、某种意义上，也是决定着中国此后命运的小小集会，个中情形从《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收录的胡适与汤尔和就此问题的通信中有所透露。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2时，可见意见一开始并不一致，而争论的焦点则是如何处理陈独秀问题。蔡元培起初是仍主张保护陈独秀，不向以陈独秀私德为要挟的守旧派屈服，但汤尔和却极力主张清除陈独秀，马、沈二人则附和汤。最后决定以体制改革为名，罢免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让陈独秀“体面”地下台。亦即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任命马寅初为首任教务长，这样，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一职也就自然解除。也许是对陈独秀的去职心有不平，几天后的3月31日，蔡元培主持会议做出决定，开除四年级学生张厚载的学籍，“虽然北大是向来不主张开除学生，特别是在毕业的直前”（《知堂回想录》）。可以认为，在解除陈独秀文科学长一事上，汤尔和起了主要作用，蔡元培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无奈。石原皋在《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中谈及此事时说道：“沈（尹默）与汤尔和的关系很好，汤是当时操纵北京教育界的主要人物，蔡先生又被他们包围了，以致演出了北大放逐陈独秀事件。胡适在十六年后（一九三六年），对于这事还是愤愤不平，对于沈尹默诸人还是毫不谅解，我才恍然大悟沈尹默与胡适互相攻击的原因。”香港学人陈万雄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年版）一书中，说到当时北京教育界情形时，也指出：“由蛛丝马迹，在北京似有以汤尔和为中心的浙江人士在教育界有左右势力的存在。蔡、陈之进北大，都经由他们策划的。”如此说来，汤尔和在其时的北京教育界确实是颇有份量的人物，由他来向蔡元培施压，蔡元培也只得有所屈服了。多年以后，汤尔和在致胡适信中这样忆及1919年的“3、26会议”：“发何议论，全不省记。惟当时所以反对某君（按指陈独秀）之理由，以其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将妓之下体挖伤泄愤，一时争传其事，以为此种行为如何作大学师表，至如何说法，则完全忘却矣。”（1935年12月28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全不省记”、“完全忘却”云云，当有自我辩解的成份。但这里也透露出，汤某等人当时是主张陈独秀根本就不能“作大学师表”的，亦即主张把陈独秀彻底清除出北大的。但最后的决定，是仍保留陈独秀北大教授的职位，这应该看成是蔡元培力争的结果。确如石原皋先生所言，胡适对罢免陈独秀文科学长的“3、26会议”，终身恨恨不已，甚至提起来就颇有些咬牙切齿。1935年12月28日，胡适在致汤尔和信中说：“三月二十六日夜之会上，蔡先生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按指当时的北大理科学长夏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当时我颇疑心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一个攻击独秀的局面，而先生不察，就做了他们的‘发言人’了”。（《胡适来往书信选》）数日后的1936年1月2日，胡适致汤尔和信中，又说：“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一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谓‘公人’（Public 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自己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当日尹默诸人，正犯此病。以近年的事实证之，当日攻击独秀之人，后来都变成了‘老摩登’，这也是时代的影响，所谓历史的‘幽默’是也”。（《胡适来往书信选》）时隔如此多年，胡适提及“3、26会议”，愤慨之情仍溢于言表。值得一提的是，日寇占领华北后，汤尔和即当了汉奸，并出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这才真是“历史的幽默”。几年后汤病死，这一伪职由周作人接任。
“皆起于此夜之会”（3）
北大虽保留了陈独秀的教授职位，但以陈独秀的狂傲，岂肯再留。“3、26会议”的次日，陈独秀即得知了自己文科学长被罢免，当即便离开了北大。几个月后的6月11日，陈独秀因在公开场合散发自撰并出资自印的反政府的传单而被捕。陈被捕后，胡适、李大钊、等社会各界人士和诸多团体都竭力营救。湖南的毛泽东也在1919年7月14日出版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其中称陈独秀在传单中提出的“人民有绝对的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权”等宣言为“乃人民对于政府最低之要求”。陈独秀此番在狱中一共关了83天，后被朋友们保释出狱。按警方规定，陈独秀只能在北京活动，不得离京。但据《胡适口述自传》中说，1919年底到翌年初，陈独秀未经警方许可即到武汉做学术讲演，回京后警察找上门来。陈独秀为免再被捕去，先是躲到胡适家，后又躲到李大钊家，再后来，李偕陈逃出北京，在河北乐亭县李的老家躲了几天后，两人乘车南下到上海。在口述自传中，胡适以遗憾的口气说：“自此以后陈独秀便与我们北大同人分道扬镳了。他在上海失业，我们乃请他专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这个‘编辑’的职务，便是他唯一的职业了。”这次的被捕、逃亡和失业，对陈独秀思想和情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他不久后的急剧左倾准备了条件。按胡适的说法，在逃回上海之前，陈独秀其实并无明显的左倾倾向：“事实上，陈独秀在1919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早期的著作里，他曾坦白地反对社会主义。在他写给《新青年》杂志的编者的几封信里面，我想他甚至说过他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没想得太多。李大钊在1918和1919年间，已经开始写文章称颂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了，所以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是一位后进。”（《胡适口述自传》）而逃回上海后“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因而自第7期以后，那个以鼓吹‘文艺复兴’和‘文学革命’＇为宗旨＇的《新青年》杂志，就逐渐变成个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个杂志可以发表文章了”；“自1920年1月以后，陈独秀是离开我们北京大学这个社团了。他离开了我们《新青年》团体里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胡适口述自传》）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代表魏金斯基（伍廷康）等来到北京，与李大钊接上了头，经李介绍，魏金斯基等人到上海找到了陈独秀，并向陈独秀建议组建共产党。陈欣然接受了此项建议，立即着手进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胡适终身都相信，倘若陈独秀一直留在北大、生活在那批信奉自由主义的“老朋友”中间，是不会思想严重左倾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陈独秀如不离开北大，后面的事情便都不会发生。倘仍是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应当不会去独自散发传单；即使去散发传单，以北大文科学长的身份，恐怕也不会轻易被捕；即使被捕了，出狱后仍可回到北大。因此，离开北大是陈独秀个人人生道路的大转折，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现代历史的大转折。而这一切，都起因于1919年3月26日夜在汤尔和寓所召开的会议。出于自己的政治信念，胡适便对这夜的会议永不原谅。在1935年12月23日致汤尔和信中，谈到“3、26会议”时，胡适愤愤地说：“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的影响，故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
陈独秀晚年蛰居四川江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