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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1932年加入中共，韦君宜加入中共的时间则是1936年，虽然相差只有四年，但在中共的革命代际上却是两代人：丁玲属于“左联”一代，韦君宜则属于“一二·九”一代。说丁玲是韦君宜的“革命前辈”并无大错，而且某种意义上，丁玲还可算是韦君宜的“革命导师”。韦君宜在《思痛录》的“缘起”部分对自己当初之所以“当共产党”有这样的说明：“有什么路走？惟一的抗日之路是左倾的路，尤其是左倾文学的路。鲁迅、茅盾、郭沫若、丁玲、巴金这些名字差不多统领了中国文坛。连不属左派的文人也是只见往左倒，不往右倾。毛泽东说中国有文化新军，确实不假。我就因中学的一个老师介绍，读了这些左翼作品，方知道真抗日的只有左派。”其实在“一二·九”这一时段绝望于国民党而选择了共产党的知识青年中，不只一个人是因为受了左翼文学的诱导，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例如，曾彦修（严秀）先生说自己之所以在1937年“投奔延安”，也是30年代左翼文艺影响所致：“没有三十年代上半叶进步书刊的启蒙，我根本不会到延安去，根本不会相信共产党正确。”（见《曾彦修自述》，收入邢小群《凝望夕阳》一书，青岛出版社1998年）。再例如，前中共高官、曾任过江苏省委书记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许家屯，名字就来源于“左联”作家艾芜以东北地区抗日斗争为题材的小说《咆哮了的许家屯》。
对丁玲这位“革命前辈”和“革命导师”的晚年，韦君宜为何有困惑、质疑和谴责呢？只要看看韦君宜自己的晚年行状就不难明白了。韦君宜晚年，以一本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和一本回忆录《思痛录》赢得广泛的敬仰。这两本书，是韦君宜在良知驱使下，怀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以严重病残之身奋力写出的。对自己所经历的从延安“抢救运动”开始的“革命悲剧”进行反思，对自己以“革命”的名义犯下的过错进行忏悔，是韦君宜这两本书的主旨，而目的则是为了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当年以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份投身共产革命而有幸在“文革”之后仍然活着的人，进行这种反思和忏悔者不只韦君宜一人，这批耄耋老者真正当得起“宝贵财富”这几个字。而在这一小小群体中，韦君宜以其反思的大胆深切和忏悔的真挚诚恳，成为了一种光辉的象征。《露沙的路》和《思痛录》这两本书，使韦君宜的晚年极其辉煌。两本书都只是薄薄的一小册，但韦君宜先生一脚踏着一本，就获得了令人们仰视的高度。
明白了韦君宜晚年的精神姿态，就能明白她为何对丁玲的晚年有所困惑、质疑和谴责了。丁玲1955年和1957年先后被划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首要成员；1958年遭到毛泽东亲自介入的“再批判”，以“右派”之身下放北大荒劳动12年；1970年又被投进秦城监狱，达五年之久；出狱后又被发配山西农村。在几十年间，丁玲也可谓饱受磨难。作为一个几场大的历史灾难的幸存作家，丁玲应该在有生之年致力于对亲历的历史灾难的反思，也应该对自己以“革命”的名义犯下的过错有所悔恨。这是韦君宜对丁玲的期望，也是许许多多人认为丁玲应该做的。因为这才是一个老作家良知未泯的表现，这才是真正对历史负责、对国家民族负责、对后代负责，也对自己负责。复出后的丁玲，也确实常显得“忧心忡忡”，但所忧所虑的却是一些相反的“问题”。于是，复出后的丁玲，令包括韦君宜在内的许许多多的人不解和失望。丁玲的晚年行状也至今仍存在着争议，而丁玲的晚年心态也成为大堪玩味、大可探究的问题。
在1997年第2期的《读书》上，王蒙发表了《我心目中的丁玲》一文，其中这样说到丁玲复出后的“表现”：“在党的工作部门召开的会上，丁玲说：‘现在的问题是党风很坏，文风很坏，学风很坏’。”“在一些正式的文章与谈话里，丁玲也着重强调与解放思想相对应的另一面，如要批评社会的缺点，但要给人以希望；要反对特权，但不要反对老干部；要增强党性，去掉邪气；以及对青年作家不要捧杀等等。”“丁玲的所谓‘左’的事迹一个又一个地传来。在她的晚年，她不喜欢别人讲她的名著《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而反复自我宣传她的描写劳动改造所在地北大荒的模范人物的特写《杜晚香》，才是她的最好作品。”“丁玲屡屡批评暴露‘文化大革命’批判极左的作品。说过谁的作品反党是小学水平，谁的是中学，谁的是大学云云。类似的传言不少，难以一一查对。”王蒙的文章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在为丁玲洗刷开脱，是在为其“辩冤白谤”，但有趣的是却遭到一些对丁玲晚年精神姿态坚决拥护无限推崇者的愤怒驳斥。读这些驳斥王蒙者对丁玲的赞美，或许更能明白丁玲晚年“何事忧心忡忡”了：“丁玲对后来的一部分青年作家中出现的不良倾向感到忧心忡忡，诸如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看破红尘，散布灰暗情绪乃至以丑为美的倾向；声称不要生活，不要政治，只要自己，认为越没有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就越高的倾向；宣扬只要横的移植，不要纵的继承，盲目崇拜西方，乃至把鱼目当珍珠、把垃圾当时髦的倾向；主张‘无为而治’，党不要领导文艺的倾向；等等。对于这些，丁玲都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批评。这在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气氛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的。”“后来，在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乘机泛滥，丁玲出于社会主义文艺战士的责任感忧心如焚，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同这股思潮作斗争。在当时那种只许错误的东西放，不许马克思主义争的极不正常的空气下，这样做可谓不识时务，立即会被斥为‘围攻’、‘打棍子’，各种人身攻击纷至沓来。这难道是政治投机分子所能做到的吗？”（艾农《真实的丁玲与谬托知己者笔下的丁玲》，载《中流》1997年第9期）。
毛泽东对丁玲命运和人格的影响（2）
对使得丁玲如此言动的晚年心态，王蒙的《我心目中的丁玲》和张永泉的《走不出的怪圈——丁玲晚年心态探析》（原载《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收入《左右说丁玲》一书）都做了分析。两文都有一个基本观点，即丁玲晚年并非真“左”，她的貌似“左”的言行，其实别有原因。这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点：一、丁玲有着根深蒂固的名作家、大作家意识，而复出后发现自己“已不处于舞台中心，已不处于聚光灯的交叉照射之下”，于是心理失衡，对新的作家和文学现象贬多于褒。二、丁玲重返文坛时，“伤痕文学”已然蔚为大观，而她的老对手、死对头周扬“正在为新时期的文学事业鸣锣开道，思想解放的大旗已经落到了人家手里，人家已经成了气候，并受到许多中青年作家和整个知识界的拥戴”，尤其重要的是，周扬还同时以反思者和忏悔者的形象出现，对自己当初以“革命”的名义犯下的过错有所反思，对曾被自己伤害过的人表示了歉意，这使得周扬赢得知识文化界广泛的认同和尊敬。在一个政坛化了的文坛上，丁玲要确立自己的地位、要能与周扬分庭抗礼，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别树一帜、别唱一调。三、复出后的丁玲仍然“心有余悸”。延安时期的一篇带有揭露和批判性的小杂文《“三八节”有感》在当时虽因毛泽东的保护而免遭磨难，但在1958年却又老账新算，自己因此长期受难。这惨痛的“教训”使丁玲打定主意任何时候都以歌颂者而非揭露和批判者的面目出现，任何时候都不再被人抓住“右”的把柄而始终唱“左”调，因为丁玲终于看清楚了，“左”在政治上永远是安全的；而促使丁玲与周扬们唱反调的更重要也更微妙的因素是，周扬在赢得知识文化界广泛认同和尊敬的同时，“却也受到某些领导人与老同志的非议”，“革命”数十年的丁玲清楚地知道，对于一个作家的命运来说，“领导人与老同志”的看法比什么都重要。丁玲审时度势，更加觉得周扬走的是一条危险的路，“她在党内生活多年，深知自己的命运与领导对自己的看法紧密相关，这决定了是你还是你的对手更能得到党的信赖。要获得这种信赖就必须顶住一切压力阻力人情面子坚持反右，这是政治上取胜的不二法门”。而周扬不久之后的遭遇，至少证明了丁玲的选择在“政治”上是对的。
这几种对丁玲晚年心态的分析，都能自圆其说，也都不乏深刻性，但我以为，影响丁玲晚年精神立场和文化姿态的，还有一种也许并非不重要的因素，这就是对毛泽东的深挚的感情。毛泽东对丁玲一生的命运有着十分直接的影响。由于毛泽东的保护，丁玲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才毫发无损；由于毛泽东异乎寻常的“关爱”，丁玲才有过近二十年的人生大辉煌。这使得丁玲从内心最深处建立起了对毛泽东的无比坚固的热爱、信服、崇拜，以致于1958年毛泽东亲手将她推入苦难的泥潭，她对毛泽东的这种热爱、信服和崇拜也并没有动摇。只要明白了丁玲是怀着对毛泽东的一腔热爱、信服和崇拜重返文坛（在丁玲心目中实际上是“政坛”）的，就不难明白丁玲为何对种种新人新事“忧心忡忡”，也不难明白丁玲为何既不反思也不忏悔了。
从“三千毛瑟精兵”到“可以把她赶出去了”
1936年11月上旬的一天，结束了在南京三年监禁生活的丁玲，来到了其时的“苏区首府”保安，“中共中央以罕见的规格接待了丁玲，用中宣部的名义在一个大窑洞里开了一个欢迎会，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来了。欢迎会后，毛泽东问丁玲愿意做什么工作，她回答：‘当红军’毛泽东听后，自然是十分地高兴。红军不正需要这样的人吗？”（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162页）。丁玲到保安后，被视作宝贝，中共最高层领导都对她宠爱有加。对于丁玲来说，这当然是极大的荣耀，也令她满怀感激。直到晚年访美时，她还对人提起刚到保安时周恩来请她到家里吃了一顿“好饭”：“还有样最了不起的东西，别人都吃不到的，周恩来请我吃了。就是他们在陕北边上搞来的牛油。我吃了牛油！牛油是保安最好的东西呀！馒头夹牛油。”（聂华苓《林中·炉边·黄昏后——和丁玲一起的时光》，收入《左右说丁玲》一书）。既受到如此重视，自然要努力谋求报答。于是，丁玲立即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协会”。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召开，丁玲“当选”为主任。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出席了大会。在演讲中，毛泽东强调：“中国苏维埃成立已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见陈晋《文人毛泽东》第163页）此前，中共虽在国民党统治的一些大城市积极从事左翼文艺运动，但在自己武装割据的所谓“苏区”，却并没有一支有组织的“文艺队伍”。而以丁玲为首的所谓“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在共产党占领的地区有组织的“文艺队伍”的诞生。其实，即便在此时，多少有些名气的文化人士也屈指可数，除丁玲外，也就只有成仿吾、李伯钊、危拱之寥寥数人。毛泽东也好，丁玲也好，也许此时都没有想到，不久之后的“西安事变”和半年多之后的“芦沟桥事变”后，便有大批文艺人士投奔延安。这两次事变不但使中共“拿枪的队伍”迅速壮大，也使中共“拿笔的队伍”人腾马嘶，真正做到了“文武双全”。
毛泽东对丁玲命运和人格的影响（3）
丁玲此次在保安逗留的时间并不长，最多也就二十来天，11月下旬她就随主力部队北上定边、南下三原了。但这短暂的时间里，丁玲已与毛泽东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丁玲五十年代的老秘书张凤珠在《我感到评论界对她不够公正》（《黄河》2001年第2期）一文中曾说道：“丁玲1936年到保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都热烈地欢迎她的到来。丁玲到保安后住外交部招待所，毛主席常在晚饭后，到她的窑洞里聊天，这最是丁玲的所好。她说毛主席一条腿支在炕沿上，背靠墙壁，海阔天空什么都谈。”可以说，丁玲一到“解放区”，就得到毛泽东分外的恩宠，这类令她倍感温暖也令她由衷感激的聊天、散步，在此后的延安时期似乎更是一种常事。1936年11月下旬，丁玲奔赴“前线”。12月间，在前方正准备迎接新年的丁玲，一天忽然从聂荣臻司令员手里接过一封电报，打开一看，原来是毛泽东发来的一首词，这就是那首广为人知的《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对于毛泽东此举，也可称为毛泽东研究专家的陈晋在《文人毛泽东》中颇有一番感慨：“使许多人纳闷的是，从1937年到1947年，在延安居住的整整十年的时间里，毛泽东留下的大量文字中，却没有诗。在这十年间似乎缺少了酝酿诗情的动力和冲破空间的想象。”以致于“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写信回来，说很想读到爸爸新写的诗。毛泽东回信说：‘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来。’”可以说，“从1937年开始的十年时间里，毛泽东作为‘马背诗人’的时代过去了。”而“他是以一首赠给作家的词为标志，来结束‘马背诗人’时代的。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赠给作家的作品。”（第161页）获此殊荣的作家就是丁玲，获赠作品就是这首《临江仙》。以电报的方式写诗词，这真是一种特别的慰问，表达的应是一种特别的珍爱。而说丁玲手中一支“纤笔”可抵“三千毛瑟精兵”，把刚来到军中的丁玲称为“武将军”，也真是极高的评价了。可以想象，打开这封电报后，丁玲一定心跳加速、久久难以平静，正如张凤珠所说，“丁玲又惊又喜的心情是可以想像的。”（《我感到评论界对她不公正》）1937年2月，丁玲从前方回到中共中央新驻地延安后，去向毛泽东道谢，并为没有手迹而遗憾。毛泽东当即找张纸，把这首《临江仙》写了一遍，送给丁玲。毛泽东的这份手迹之所以能一直保留下来，得力于胡风。不过，这是后话。
丁玲到保安与毛泽东以电报的方式为丁玲作词，正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前后，毛泽东可谓处于极为忙碌之中，心情也是焦急、兴奋、忧虑相交织的。丁玲于1936年11月上旬到保安，下旬离开。这期间，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正频繁接触。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就把以一致抗日的名义与张、杨结成所谓“三角同盟”作为头等大事。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对此曾有这样说法：“张闻天对我们与张学良合作抗日的前途，不愿多表示意见，似乎也不抱乐观。他曾向我表示这些事都由毛泽东周恩来两同志在处理，前者在后面策划，后者在外奔走，并说：‘老毛懂得旧社会旁门左道的那一套，让他去干罢！’张闻天说这些话，可能有多方面的意义，其中之一也许是暗示我不要去干预‘老毛’所管的事。”（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三册第328页）。从张国焘的回忆录和其他有关资料看，当时说服张杨变“剿共”为与共结盟一事，主要是毛周策划的。兹事体大，可以说关乎中共的生死存亡，毛泽东投注了大量精力。而就在这过程中，他竟能常去丁玲窑洞“海阔天空”地聊天，可见丁玲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确乎非同一般。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此后一段时间内，毛泽东等中共首脑更是忙成一团，心绪也是大喜大慌地起伏着。可据《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1996）、张国焘《我的回忆》、《张学良世纪传奇》（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等资料，排出一张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后一段时间的日程表：12月12日中午，毛泽东得知事变消息，即召集中共要人商议，除周恩来较冷静外，其他人都激动万分，并都有杀蒋之意，据张国焘说，“一直在那里狂笑的毛泽东”则表示：“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第三册第330页）13日，据《毛泽东传》说，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先发了言，最后又作了结论”；据《张学良世纪传奇》说，这一天“毛泽东在一个有三百名干部参加的会议上作报告，说一九二七年以来，蒋介石欠共产党人的血债高积如山，现在应当将蒋介石押到保安来，清算血债。”（第679页）但就在这天夜间，一封由斯大林亲自起草的电报通过宋庆龄之手转到延安，给中共领袖们迎头泼来一盆冷水。斯大林强调“西安事变”是由日本人、汪精卫和张学良共同策划的阴谋，蒋介石是惟一有资格领导中国抗日的人选，中共应力促事变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据《张学良世纪传奇》说，斯大林“电文还警告，若中共不为释蒋努力，苏共将不惜向全世界宣布与中共断绝关系，以土匪相看。住在窑洞里的毛泽东禁不住跺脚大骂：‘真是万思不得其解’。”（第680页）张国焘则回忆说：“（斯大林）这个电报之来，无异于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都在深思，毛泽东更是踱来踱去。毛泽东曾很急躁的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覆无常吗？’”（第三册334页）斯大林的电报实际上使毛泽东进退维谷。15日，在林伯渠办公的窑洞里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传达莫斯科的指示。16日，由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漫天大雪中奔赴西安，毛泽东、朱德等忧心忡忡地送到大路口。17日夜，毛泽东收到周恩来西安来电，同时，获悉日本外相17日声言，南京若与张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