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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获悉日本外相17日声言，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日本关东军亦发表声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18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1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报告和结论，会议通过《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据《毛泽东传》说，19日这一天，毛泽东就“起草并发出十四份电报”。21日，毛泽东又致电在南京的潘汉年，提出同南京谈判的五项条件。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南京。得知此事后，26日，中共决定“迁都”延安。据张国焘回忆，“当时毛泽东最感头痛的是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可能对陕北发动报复行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由张学良护送返回南京，周恩来的急电，当晚到达保安，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他似断定蒋介石的报复必然会来，而且会很迅速和惨酷。他曾断断续续地表示，糟了！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目的无非是想减轻自己对蒋的罪过，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向中共头上？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迫地和盘托出？再者，西安没有张学良，东北军将解体。张、杨、共三角联盟也已不复存在。蒋介石很快就可以收拾张、杨在西安的势力。蒋介石的拳头，难道不会打到中共头上、再来一次从四面八方围剿我们么？”同时，“毛氏也曾故作镇静的说：大不了的事，也无非是打游击。接着又断断续续的自言自语”（第三册第347页）。27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以上所述事实，在具体日期上或许不无错讹或存在争议，但毛泽东在这期间异常忙碌和紧张，心绪一直如绷紧的弦，则是毫无疑问的。但就在这期间，他居然有心思特意为丁玲作一首词，并且用电报发出，真有些匪夷所思。除了说丁玲在毛泽东心中有着很特别的地位，还能有别的解释吗？敏感的丁玲当然能感受到毛泽东对她的这份特别的重视。也就从这时起，她开始从内心最深处建立起了对毛泽东的感激、热爱、信服、崇拜，并在此后的延安岁月中不断地巩固，最终坚强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它，哪怕是毛泽东本人也难以做到。
毛泽东对丁玲命运和人格的影响（4）
在延安时期，丁玲任过中共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副主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副主任等职。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丁玲虽“罪证确凿”，但却小惊无险。丁玲在南京被监禁的经历，本来是极易被鸡蛋里也要寻出骨头的康生之流抓住把柄的，但因为毛泽东的话而使康生们无从措手。据甘露《毛泽东与丁玲》一文（载《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1996）说，1940年，丁玲找毛泽东，要求审查她在南京的历史并做出书面结论，“毛主席听了丁玲的陈述，对她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要作书面结论，你得找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于是丁玲找了陈云同志，对这一段历史作了详细的汇报写了书面的材料。经过中央组织部认真审查，给丁玲作了实事求是的正确的结论，认为丁玲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并且把这个书面结论放进了丁玲的档案。”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几乎同时发表于《解放日报》副刊（丁文发表于1942年3月9日、王文分两次发表于3月13日和26日），两文都因对延安某种现状有所批评而为一些“老干部”所痛恨，在“抢救运动”中也是与《野百合花》齐名的“大毒草”，但作者的命运却大为不同。王实味因此被投进监牢，后又被砍杀。丁玲则由于毛泽东出面保护而平安无事。在一个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毛泽东强调丁玲与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倘没有毛泽东的这种表态，丁玲的这篇《“三八节”有感》、再加上南京三年颇为“暧昧”的被监禁，足以使她在“抢救运动”中不死也脱层皮。目睹了王实味以及许许多多从“国统区”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有过被捕经历的人，在“抢救运动”中被整得死去活来，丁玲怎能不对毛泽东无限感激呢！在晚年回忆起此事时，丁玲仍由衷地说：“毛主席的话保了我，我心里一直感激他老人家。”（《丁玲自传》第234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的确，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对丁玲有“救命之恩”。经过“整风运动”而进一步明确了写作方向的丁玲，于1944年6月写了报告文学《田保霖》，发表于《解放日报》副刊。毛泽东读后于7月1日写信给丁玲，对丁玲深入群众、歌颂工农兵的写作方向大表赞赏，并邀请丁玲到自己住处做客。1982年5月，丁玲写了《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专门回忆此事，其中说到：“毛主席称赞《田保霖》不只是一封信。据我所知，他在高干会和其他会议上也提到过。我听到之后，心中自然感激。”可以说，在整个延安时期，丁玲基本上是春风得意的，丁玲的生活中是充满阳光的。这十几年，是丁玲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而这份得意、这份阳光、这份幸福，却或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毛泽东对她的重视、关爱和保护。1948年11月，丁玲随中国妇女代表团赴布达佩斯出席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后到莫斯科参观访问并会见法捷耶夫；1949年4月，丁玲随中国和平代表团赴布拉格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会后访苏，10月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典。1952年2月，丁玲赴莫斯科参加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活动。1952年3月，丁玲出版于1948年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艺奖金。这在当时，有点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诺贝尔奖了。某种意义上，这是丁玲一生幸福的顶峰。
从丁玲晚年回忆文章看，在延安时期她与毛泽东的见面是家常便饭。二人最后一次见面不知是在何时。甘露的《毛泽东与丁玲》中有这样的回忆：“1951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我带着孩子去颐和园，探望住在颐和园云松巢的丁玲、陈明同志。下午三时左右，一位警卫员同志跑上山来，问丁玲是否住在这里，并说‘有一位首长要来看丁玲同志’。我们想不出是哪位首长要来。过了一会，只见罗瑞卿同志陪着毛主席来了。毛主席踏着山坡拾级而上有点气喘，穿的黄绸衬衫都被汗湿透了丁玲迎上去拉着毛主席的手在廊前的木椅上坐下来。毛主席、罗瑞卿等同志和丁玲同志边吃西瓜边聊天，互相问候，休息了一会，警卫员来说游船准备好了。丁玲才依依不舍地送别”不知这是否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与丁玲交谈。
1949年后，丁玲任过全国文协副主席兼《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兼《人民文学》主编。但从1954年起，她就开始进入逆境。1955年，被划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首要成员，1958年又成为“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首要成员。在“反右”中，毛泽东想起了延安时期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以及肖军、罗烽、艾青等人的文章，并要求《文艺报》发表文章对之进行“再批判”。“张光年遂遵命以《文艺报》编者的名义写了一个‘再批判’的按语。”（见陈晋《文人毛泽东》第440页）。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七册）披露，张光年起草的按语标题为“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其时正在南宁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收到《文艺报》的报告后，给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回信说：“看了一点，没有看完，你们就发表吧。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来说，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请你们斟酌一下。我在南方，你们来件刚才收到，明天就是付印日期，匆匆送上。祝你们胜利！”又附言曰：“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好，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对张光年起草的按语，毛泽东还改写和加写了几下几段：
毛泽东对丁玲命运和人格的影响（5）
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肖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
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
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在延安时期关于丁玲历史问题和《“三八节”有感》所说过的话，此时全不算数了。正如毛泽东当年的几句话就让丁玲在“抢救运动”中安然无恙一样，在“反右运动”中，毛泽东大笔一挥，就使她坠入苦难的深渊。
当年那样重视、珍爱丁玲，如今却将如此可怕的“罪名”安到她头上，个中原因实在不易说清。不过，毛泽东这样做，大概不是心血来潮。据陈晋《文人毛泽东》中说，1957年9月，毛泽东就有这样的表现：“9月底接见捷克斯洛伐克访华代表团时，毛泽东突然谈到了正在接受文艺界大批判的丁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文学的很糟，丁玲这样的人，是一个大作家、党员。现在很好，可以把她赶出去了，赶出去更好办，文学艺术会更发展。”（第435页）
“他对我怎么样，不管，但我对他是一往情深的”
1958年1月26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二期刊出了对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再批判”特辑，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介绍了这期特辑和所加编者按的主要内容。丁玲当时的心态如何呢？张凤珠在《我感到评论界对她不够公正》中透露了这样的信息：“50年代她常说：毛主席是真正懂文艺的。也说毛主席了解她。当她从山西回北京后，我曾问过她：知不知道1957年（按应为1958年）‘再批判’的编者按，是毛主席修改的？她说：当然知道。对毛主席的文章我们是熟悉的，一看就明白了。她没说她明白以后，是什么样的心态。”作为一个曾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深受毛泽东重视和珍爱、与毛泽东有着很亲密关系的人，在得知是毛泽东亲手把如此可怕的“罪名”安到自己头上后是一种怎样的心态，确实是让人感兴趣的。
丁玲晚年对当初的心态其实有这样的回忆：“中央某些领导一时听信不真实的小报告，一笔下来点了我的名，我成了大右派，难道他就一点也不了解我吗？我过去那样信仰他，真诚地以为只有他了解我，如今不成为对我自己绝大的嘲弄吗？难道敬爱的周总理、王震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忍心让我去北大荒喝西北风吗？我是决不相信的，死也不信的。我以为只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惯于耍弄权术，瞒上欺下，用这样表面堂皇，实则冷酷无情的手段，夺走我手中的笔，想置我于绝地。我在这个小院里，走来走去，压住我狂跳的心。如果不是怕吓坏了王姐，我一定要撞墙，要捶打自己来平息我的愤怒。”（《丁玲自传》第262——263页）这里的“中央某些领导”和“一笔下来点了我的名”的“他”，当然是指毛泽东。在得知毛泽东做出如此“绝情”之举后，丁玲也曾痛不欲生。这时候，她心中是委屈和愤怒相交织。委屈是针对毛泽东的。她一直相信毛泽东非常了解她，而且“只有”毛泽东才真正了解她。她的这种“相信”并非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断，而是在过去的岁月中一再被证明过的。在延安时期，当她被监禁的“历史”成为“问题”时，不是毛泽东表示“相信”她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么？当她的《“三八节”有感》遭到非议时，不是毛泽东强调“丁玲是同志”从而把她与王实味区别开来么？面对同样的问题，毛泽东却又如此地不“相信”她了。这当然会令丁玲有被误解的伤心和委屈，但这伤心和委屈中丝毫没有怨恨的成份，这伤心和委屈丝毫不能降低和稀释对毛泽东的热爱、信服和崇拜。实际上，丁玲的这份伤心和委屈正植根于对毛泽东的无限热爱、信服和崇拜，或者说，正因为有着对毛泽东的无限热爱、信服和崇拜，才在被“误解”后有这份伤心和委屈，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被自己所深爱着的父亲伤害和误解了的女儿的心态。甘露在《毛泽东与丁玲》中，还说到1961年丁玲到北京看病时对她谈起前一年来京参加第三次文代会的事。丁玲说：“1958年后，撤销我作协副主席的职务，保留了理事的名义。给我这个理事的开会通知是说，我可以来，也可以不来。但我想了一想，我还是来了。文代会开幕那天，在会场上望见了毛主席，我很想走上前去叫一声毛主席，跟他握握手，讲一句话，我没有勇气走上前去，悄悄地走到一边去了。”也就在这一次，丁玲托甘露找一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对毛泽东没有怨恨和愤怒，不意味着丁玲心中就根本没有怨恨和愤怒。丁玲心中的怨恨和愤怒是很强烈的，只不过不是指向毛泽东，而是指向“耍弄权术，瞒上欺下”的周扬等人。在丁玲探究自己悲惨遭遇的原因时，她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周扬。丁玲认为，周扬是必欲置自己于“绝地”而后快的，而毛泽东只不过是误信了周扬所进的“谗言”才决定把自己“赶出去”的。所以，必须把毛泽东和周扬明确区分开来。在毛泽东做出把丁玲“赶出去”这一决定的过程中，周扬的确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一点众所周知。在毛泽东做出这一决定的过程中，江青是否也起了作用以及起了怎样的作用，则不得而知。张凤珠的《我感到评论界对她不够公正》中有这样的叙述：“抗战起后，丁玲组成‘西北战地服务团’任团长，开赴晋察冀，1939年又回到延安。逐渐地，生活似乎不再像初到陕北时那样单纯了。丁玲常说她处事太天真，因为考虑不周全，常搞不好人际关系。有两件事她得罪了江青。江青和毛主席结婚时，丁玲收到了请柬，那是周末。恰好延安保育院捎来信，女儿蒋祖慧病了，让她去接。她已和党校借好马，如退掉再去借，很麻烦。她没有出席这个宴请，不料被认为是对婚事的态度。另外一件事，便是她那篇获罪文章，到1957年还要拿出来‘再批判’的‘奇文’《‘三八’节有感》里面有一句：‘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被认为是讽刺江青的。”对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宴，虽受到邀请却不参加，仅仅因为借马不易似乎不大说得过去。至于《“三八节”有感》，丁玲晚年承认，确有讽刺江青之处：“那时文抗的俱乐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几个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同志来参加跳舞。‘每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说这话的是江青。我不反对跳舞，但看这些人不顺眼，就顺便捎了她们几句。”（《丁玲自传》第232页）如此说来，丁玲是确实“伤害”过江青的。而以江青的心胸，也是完全可能进行报复的。所以，在毛泽东做出把丁玲“赶出去”这一决定的过程中，除了有周扬的“谗言”外，也可能有江青的“谗言”在起作用。而如果情况真是如此，以丁玲的敏感自然能看清楚。这样一来，毛泽东也就多了一个“替罪羊”，而丁玲也就更能够原谅和理解毛泽东了。在被“赶出去”的二十多年里，丁玲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怀着一种传统的“逐臣心态”。这种“逐臣心态”的基本表现是，把自己的被放逐视作是争宠中的失败，而自己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奸臣”太善于“耍弄权术”以致于“当道”，是因为“小人”太能够“瞒上欺下”以致于“得势”，因此，全部的怨恨都只应该指向这些“奸臣”和“小人”，至于对君王，则非但不应该有丝毫怨恨，相反，倒应该表现得更加热爱、更加崇拜、更加忠诚，以自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表现，来向君王、向世人证明“余心之所善”和那些陷自己于逆境的“奸臣”、“小人”心地“之所恶”。丁玲也正是因为有着这种传统的“逐臣心态”，所以在短暂的痛不欲生后，心情很快平静下来。本来，丁玲在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是可以像冯雪峰一样继续留在北京的，想来毛泽东只是要把她“赶出去”，而并没有想要把她“赶下去”。但在心情平静下来后，丁玲却决定干脆到北大荒去，到社会最底层去。对此，丁玲是这样解释的：“于是我下了决心了。什么都不说，不问，带着这张‘通行证’，壮胆下去，沉在人民中间去，胼手胝足，卧薪尝胆，和人民在一起，总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样光明磊落地生活。我不相信，北京我是不可能再回来的，天下决不会就由少数这几个人长此主宰摆弄。”（《丁玲自传》第263页）甘露在《毛泽东与丁玲》中也记述了1961年丁玲到北京看病时自己与丁玲的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