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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社会服务联会主席其实也很偶然。2002年当时的立法会议员李家祥先生当了四年主席后要退下来，希望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来接替他，据说找了很久找不到。他和我是老朋友，是当时立法会里的“早餐派”，他要我出来帮帮他。我说，我对社会服务不了解。他说，没有关系，一个月开一次会，一年开12次会，很简单的。我就答应了。当上主席后才知道其实根本没那么简单，不是一个月开一次会，差不多每周都要参加两三次有关社会福利的会议或活动。所以，我现在常常对李家祥开玩笑说他骗了我。不过如果当初不加入社服联会，后来也就不可能进入行政会议。所以凡事不能看表面利益，要把握每一个机会。
我读大学时主修美术，与商界风马牛不相及，但我仍然在商界取得了成就；及至进入立法会，当年学的专业一样有发挥的机会。好多人都不知道，立法会的标志，就是众议员推举我负责处理的。因为议员中只有我比较懂得美术。
您出任行政会议成员之初，曾表示您在其中的角色，是加强政府、商界和社会福利界的沟通与了解。您如何认识这种沟通与了解？
我是保险业的代表，同时我家族的背景是银行业，从政府制订政策的角度，金融界的意见很重要；我虽然不是社会服务界的，但我是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主席，代表为香港提供超过9成社会服务的300多间非政府机构；在立法会我所属的“泛联盟”，即5个独立身份的议员，来自不同的专业界别和功能组别，在2004年9月选出的新一届立法会中，我们握有非常关键的5票。董建华先生选我进入行政会议，我想主要是基于我的代表性，不仅可以带入一些不同行业的声音和意见，而且能够争取立法会“泛联盟”对政府政策的支持。
从您出任行政会议成员以来，您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是否满意？
我出任行政会议成员以来，香港发生了许多不同的事，从董建华先生退下来到曾荫权先生就任新的行政长官，等等。因此，我在参与行政会议日常事务的同时，还要面对许多不曾预料的事。可以说，整个过程充满挑战。
您很支持曾荫权参选行政长官，认为他是行政长官的“最适合人选”； 您也在报章上发表文章，十分感念董建华。可否讲讲您对他们的认识？
董先生是一个非常好的好人，我从来对他都是充满敬意。他对每一件事，都是从国家和香港的大局出发。香港有的批评对董先生是不公平的。港英时代不鼓励香港人参政，大家光知道做生意赚钱，所以香港政治人才很少。七八年前，包括我在内，绝大部分港人对政治可以说既不懂又无兴趣。董先生敢于出来做行政长官，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回归后，香港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非典等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我们看来，他已经做得非常之多、非常之好了，当然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在金融风暴、非典中受影响的人，把所有怨气都撒到董先生身上，这很不公平。我们都承认，他不是个政治家，不善于表现自己。许多人并不知道董先生在争取中央和内地支持中所做的努力，他为搞好两地关系、向中央反映香港情况，做了很多，但他很少通过传媒或其他渠道讲出来。董先生很勇敢，肯踏出第一步，几年来推行许多新政策和改革，它们都不是一时三刻见效，通常要经过若干年后才能看到好处。要配合天时、地利、人和，还要讲求包装。
曾荫权先生在政府服务30多年，熟悉整个公务员系统的运作，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管理能力。特别是他懂得如何与传媒和市民沟通，这是作为政治人物很重要的一个本领。如果要建立一个平稳的管治班子，他毫无疑问是最适当的人选。曾先生和董先生的背景、经历、特长等完全不同，但他未来所面对的问题同董先生是一样的，可能由于手法、策略和技巧问题，他会在政策的解释和推广方面做得好一些，但困难、压力和挑战是不会少的。无论如何，我都会一如既往支持曾先生迎接这些困难和挑战。
您当过三届立法会议员，如今又兼任行政会议成员，能否结合您的实际观察和感受，讲讲您对改善行政和立法的具体建议？
这些问题短期内很难解决。我们现在行政会议的构成与港英时代差不多是一样的，只是增加了几位司局长，但行政和立法的关系完全不同。港英时代的立法局不是选的，是委任的，行政会议所做的决定，立法局一定会同意的；而现在的立法会是选出来的，他们要根据选票的需要来决定他们的表决意向。不单是那些永远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派，即使那些和政府关系亲近的政党，他们为了自己那部分选民的利益，在事关经济和民生等议题上，也不一定事事支持政府。比如禁烟的法例可能影响到餐饮业的生意，自由党的选民有不少在餐饮业，他们就会有保留；为防治禽流感要杀掉一些鸡，就影响到渔农界的利益，民建联也有可能有保留。
现在酝酿政策时，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往往只能在较后阶段才能参与制订工作，因此发挥的空间不大。希望在新的行政长官任内，可以改善决策部门和行政会议以及行政和立法的关系。现在政府起草的法案，主动权在政府，行政会议在后期才参与讨论，到立法会要修改时或有争议，因此很多时候在立法会表决时票都很紧张，我所属的“泛联盟”的5票成为左右结果的关键票。曾荫权先生希望友好的政党可以始终支持他，可是并不容易，这也因不同的法案而异。为了通过一项政策，把许多工夫花在拉票上，即使通过也是微弱多数，政府显得很弱势。所以，我希望政府决定的政策在提交立法会之前各政党就能参与，以保证在行政会议和立法会里有足够的支持。但这样做的结果，政党政治有可能太过发展，容易损害基本法规定的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因此，未来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您曾经讲过，一次游行中，看到自己的照片上被打了个大叉，心里很难受，由此想到“考虑公众整体利益时，永远有一少部分人的利益受影响”。以您多年从政的经验，参与决策时如何凭良心和以公众利益为前提？
制订各项政策、法令，如同为素未谋面的人量身裁衣，对大众的影响隐形而又可能很具体，会给一些人的一生及其家庭带来很大影响，同时又可能帮助到很多人。制订任何一项政策，首先要从整体利益来考虑，我们当然要把80％以上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以前我可能因此不太考虑20％人的要求，现在我会在考虑整体利益时，尽可能想办法把这部分人的损失减到最小。比如，在禽流感爆发时，政府一般会关掉所有卖鸡的场所，香港差不多有8000名经营者会因此受到损失。尽管他们与全港700万人相比是少数，但也应该尽量把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因此所受的影响减到最小。
诸如此类，我们讨论政策和立法时，常常要面对不同利益的人，在大众和小众的利益间周旋。小众或许与整体利益对着干，但这又是否可以完全不理会他们，不从他们的角度考虑？无论何时，言行决定前，尽量避免轻率。
以您的出身和经历，您怎么了解中下层人的生活和感受，从而把他们的意见带到决策层次？
老实说，以前我的确没有太多机会跟我生活圈子以外的人沟通、了解，虽然我家里有工人，公司有雇员，但作为对社会的了解，这是远远不够的。比如以前常听一些人说社会福利开支是“养懒人”，其实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我曾问过十个朋友，几乎十个都说不清楚社会福利开支是给谁用的。我当了社会服务联会主席后，先后同联会300多间机构中的200多间有了接触，有机会亲身去了解不同的社会问题，才知道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的人士中，59％是独居老人，只有20％是失业人士。
香港弱势社群的问题，如独居老人问题、新来港移民问题、贫困家庭子女教育和就业问题等，以前我只是听来的，或是从报纸报道中看到的。参与社服工作后，有几次我在凌晨2点钟左右走访一些仍然在街头流浪的青少年，看到一些孩子由于父母每天都在外边做工，他们缺少照顾，很小就辍学在家，没有工作，没有生活目标，有的甚至和黑社会组织混在一起。香港一些人常常批评政府放在社会服务方面的钱太多，他们不知道，社工要花很多时间，五年甚至十年，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思想状态和谋生能力，完全从做生意的角度来看其中的成本、效率是不行的。我现在是“双面身份”，一方面，我身在商界要追求商人的利益，但另一方面，对社会服务就不能功利化。有一次在跟一班智障青年见面之前，我担心应该如何跟他们沟通，他们会不会向我提出什么要求，是不是需要金钱的资助？在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之后，他们给我的只有一个明确而简单的信息：希望社会多了解他们，希望有更多人愿意听他们的心里话。实际上，真诚的沟通就是回馈社会的最好行动。
以往许多年里，服务界和商界之间的鸿沟很深，服务界认为一些商家“为富不仁”，而商家则认为解决社会问题完全是政府的责任，甚至认为社会福利开支是“养懒人”。我以自己的“双面身份”，正好可以在趋于两极化的基层和商界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让商界看见有需要帮助的大多数人，同时令社会基层看见有承担的商家。为此，2002年我们创办了“商界展关怀”活动，鼓励商界与社会服务界携手关怀弱势社群。这是香港首个以推动商界与社会服务界建立互惠和紧密伙伴合作关系的项目，得到了本地企业和跨国公司的积极回应，从开始时200多家商界的公司参加，到2005年5月已经增加到700多家。企业在参与过程中与社工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合作。比如天水围的新移民难以适应香港的生活，社工与商界合作教他们学习理发、烹饪等技能，无形中扩展了新移民的社交圈子，商界也在尽一个企业公民责任的同时，获得了建立紧密劳资关系、提升公司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等益处。起初政府对搭起这座桥梁并不看好，但现在也积极资助支持。
在事关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题上，您怎样看待香港商界的意见？
现在所谓的商界意见，主要以财团声音为主，甚至是以地产商的声音为主，并不能代表所有商界的声音。商界其实不单只有大财团，反而不少商家的利益，未必和大财团一致，例如他们不愿看到大财团垄断。商界其实和中产比较接近，主要希望在税务负担上，不要承担不合比例的重担。
随着香港人口老化以及市民对社会保障的日益重视，您如何看待保险业在未来香港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现在港人对市民社会保障方面的意识愈来愈重，而人口老化的问题，也令市民更重视自己的退休安排。预计在20年后，香港老年人口将占社会人口的20％以上，所以保险业未来在香港将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您担任45家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和17家公司的受薪董事。由于您有利益关系的公司比较广泛，因此有人认为您作为行政会议成员，很难回避所有利益冲突。您对此有何看法？
我其实只担任5家外面上市公司的董事，其余的大部分公司都是我集团的子公司。我担任公职后，申报了所有的公司名称。实际上，除去我的子公司，我真正任职的公司并没有那么多，而且我的子公司有的只有名称而并没有实际的业务。
按照规定，行政会议讨论的议题如与我的利益有关，就必须回避。我在行政会议上至今只碰到一次需要回避的问题，那是在讨论有关香港和泰国贸易问题时，由于我是港泰商会主席，我就回避了。仅此一例。假如我是做地产的，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麻烦。香港最敏感的问题往往跟地产有关。我是做保险的，但谈到保险的问题一般不会跟我自己的公司有关系，所以我很坦荡地面对这个问题。
您的座右铭是“珍惜眼前一切，不要令自己后悔”。这是否是您人生经历的总结？
回想18岁那年我不幸患上了血管收缩症，医生替我做过多次搭桥手术，过程很痛苦。现在我身上仍有5条贯穿脑部和肾脏的假血管，每天还要吃很多药。患病初期，我一度曾自暴自弃过。亲戚、朋友的关心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压力，总觉得那些叫你别多想、接受现实的话是骗人的。但日子久了，我问自己：自己的状况是否如想像中那么差呢？其实比自己病情严重、年纪比我小的病人有的是。我相信人生中总有些事情在等着自己。经过三四次手术后，我更加珍惜生命。为了保持身体健康，我现在不但滴酒不沾、不吃煎炸食物，而且坚持每天抽两个小时做运动。从好的角度来看，这个病让我变得更加成熟，如果没有这个病我未必能做到立法会议员。
我不是一个顾家的人，正因为这样，我更加感觉自己做得不够。以前什么都想去做，什么都想去尝试，如今我觉得下一个机会应该给家庭。世上许多事情，这次没有了，还有下一次，但家庭，错失了机会就没有了。我不想将来日日后悔。在出任行政会议成员之初，我针对媒体有关下届特首人选的猜测时曾表示：4年之后我将不做下届特首、不做立法会议员，让其他有兴趣的人参与。我有两个儿子，一个5岁，一个两岁多。未来的三四年正是他们成长的重要时期，需要花更多时间，我在专心完成这届立法会议员任期后，想与太太共同承担教育他们的责任。当然，如果社会有需要，我仍然乐意担任一些公职，为市民服务。
您出任立法会、行政会议、金融保险和社会福利等多项公职，以致在香港有“公职王”之称。您是怎样支配自己的时间的？又是如何适应不同领域的工作的？
其实我已尽量在减少公职的数目，但不少公职都是相关的，我只好尽力而为。最初当然要花时间学习和适应这些工作，我还聘请助理帮我分担一部分工作。但最困难的工作不在公司和立法会里，而在我自己的家里。作为父亲和丈夫，我就不好假手于人，一定要亲力亲为。
您曾经批评香港传媒很多报道“扭曲了原本故事”，呼吁市民“要以批判性对待新闻报道”，为什么？
我差不多每天坚持阅读全港的十几份报章，但又不尽信报章的报道。我们享有新闻自由，这是我们文化和生活的重要部分，但新闻报道并不百分百准确。传媒希望得到销量和吸引听众，他们为追求趣味和卖点扭曲原本故事，对于事物的本来面目反而不注重。有一次，我就一个问题发表意见，同一句话在4份报纸上却有不同的演绎。因此，我们只有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新闻报道，才可以了解不同媒体的立场，以免被误导。
曾经在死亡边缘徘徊的陈智思，虽懂得生命可贵、享受人间喜乐，却不得不经常接近“天堂”。2005年5月，当香港一家媒体请他向读者推荐一本书时，平日很少读小说的他，一下子就想到了《在天堂遇见的五个人》。
被誉为“公职王”的陈智思，多年来虽与书本咫尺相对，但高高堆起的文件却总让他与它们无法接近。而这本美国作家的小说竟有这份魔力，单凭它的名字就能让陈智思毫不犹豫地细读，相信也是这本百万畅销书的普遍趣味所在。而陈智思更有一番个人的体会：自己生命中的一些经历，一些感受，与这本书联系上了。
书一开头，就倒数主人公、游乐场维修员艾迪在生命的最后一小时，为救一个小女孩而丧命。悠悠八十载，他找不到生存价值，直至上了天堂，先后遇到五位与他或擦身而过或亲密非常的人，他们告诉他如何各自与他的生命交错，他才渐觉不再孤独，放下怨恨冷漠，拾起爱和生命的意义。
艾迪来自低下层家庭，没有机会离开小镇外闯，战争又为他带来一条瘸腿；而陈智思乃泰国盘谷银行创办者的孙子，到美国留学，后来接掌父亲经营的保险业务，如今成为香港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
相比起来，艾迪得到的很少，陈智思被给予的很多。但是，两人曾经有着相同点——艾迪对生命的抱怨与失落，就是18岁进入手术室前的陈智思；他们都站在死亡的镜子面前，找到了生存的自己。
陈智思在精力最充沛的年华，患上血管收缩症，先后3次接受“搭桥”手术，换了五条人造的脑部和肾脏的血管。“等待、埋怨、期望，不同阶段，我统统试过。”“手术前的深夜，才后悔没珍惜和家人一起的时间……”陈智思如今投身社会事务、热衷体育运动，在外人眼中他总是那样精力充沛、日理万机，还不时在报章和电视上发表高见，其实十多年来他的烦恼未休——2003年，医生又发现他通往肾脏的血管再次出现收缩的情况，需要做手术，每半年还要例行做身体检查。
书中，艾迪上了天堂才顿悟一切。陈智思在多次手术，也即在死亡边缘来来回回间认识到，每个人所扮演的人生角色，未必是自己喜爱的，甚至无感觉。但就如该书主人公经历过战争、伤残等过程，被迫做自己不愿意做的工作一样，直到他到了天堂，才知道自己扮演的角色竟然帮助过很多人。
陈智思的家族事业是由爷爷陈弼臣在泰国白手创业，凭着不眠不休的拼劲，从一个普通职员成为亚洲当时最大银行泰国盘谷银行的创办人。上个世纪60年代，陈家代理德国宝马轿车，还是香港最大的米商。父亲陈有庆是亚洲金融集团董事长，曾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在陈智思眼中，爸爸很开明，从来不会以“指指点点”的方式教导他如何处事。“不论读书选校、选科，以至找太太，我都可以完全自决。”虽然如此，他还是深感来自家族的无形压力。“因为家族从事的是金融行业，诚信要长时间建立，而一个小错就可能使诚信尽毁。”他说，虽然有钱是一个很好的成功指标，但最重要的还是别人怎么看你，是否尊重你。
回想当年在泰国出席爷爷的葬礼，那个场面令人感动。当时成千上万的市民在街头排队，为的是进入殡仪馆鞠躬行礼。要陈智思二选一，在爷爷与爸爸中选出一位对他影响最深的，实在有点难。尽管与爷爷相处的日子不多，但对他来说，爷爷、爸爸对他影响之深，并非他们在商业和财富上的成就，而是他们得到社会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