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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不在多言”，政绩不政绩，宣扬不宣扬，要看政策的本身需不需要民众理解、或者谅解，需不需要支持。个人荣誉是其次，重要的是基于工作性质的考虑。我是抱着这个务实态度的，心安理得。
您舍弃自己的专业和优厚的收入来为政府服务，每天还要处理复杂的人事关系，甚至还要面对责难和攻击。您有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绝对没有后悔！我反而觉得非常幸运，有机会为更广大的人民服务。我曾经希望做个好医生，对人民有一定的贡献，但后来我感到靠自己的一双手，每天最多也只能治好20个病人，因此我就决定在医学院教书。我回到香港后就加入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成为该院第一任眼科教授，希望把我的技术和经验传给更多的人。如果培养出10个学生，每个人每天能为20个病人解除痛苦，每天就可以为200个病人服务，有更多的人可以受益。但后来我了解到，这个过程还是太漫长了，我就思考如何尽快地把我的知识让最大量的人可以受益，最好的途径就是参与政策的制订。这就是我为什么加入政府的动因。
加入政府以来，有过挫折感的时候。做医生毕竟你是专业人士，病人都是听你说的；作为政府官员，最好是多听多做少讲。同事们给了我很多意见，我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许多。
2002年7月18日，何志平第一次步入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办公室。从这天起，他已预计到未来的日子将是波澜起伏，绝不可能再有自己过去在眼科医生诊所那样的平静舒适。他强调自己的职责是“为小市民解决小问题”，将“尽心尽力，无怨无悔”。
何志平弃医从政前，1988年就成为全港首位眼科全职教授，曾任香港眼科医学会会长，拥有英美等国的专业资格，并就“玻璃体切割手术治疗视网膜脱离”著书立说，是国际公认的眼科权威。他曾为邓小平诊治过眼病，1989年还亲自操刀为前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摘除白内障。
在出任民政事务局局长前，他担任的公职不仅限于医疗方面。他曾任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和选举委员会委员，临时市政局议员，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香港政策研究所副主席，他还曾服务于香港中医药发展筹备委员会等机构，是2001年董建华竞选连任助选班子的成员。1993年至今，他连续三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何志平上任后的政绩，仅从立法会的记录中就可见一斑。《香港康体发展局（废除）条例》、《2001年赡养费欠款利息条例》、《村代表选举条例》、《种族歧视条例》以及《赌波（球）规范化条例》等，这些争议多年、分歧颇大的法例，均在何志平与同事们的努力下，赢得议员和社会的支持。
何志平笑称他所承担的工作就是深入地区基层，举凡文化、艺术、康乐体育、基础设施、博彩、人权、绿化工程，等等，都是在地区层面落实、推行，旨在提升市民生活的质量。百溪成河，润物无声，潜移默化之功，却对香港社会的稳定和谐大有裨益。
赌波（球）规范化是何志平一上任就接到的烫手山芋，社会上反对、支持的声音各有理据，难分高下。他深知一些团体最担心病态赌徒和赌波（球）规范化后可能引起的青少年赌博问题，就频频现身各大团体，与教育界、宗教界、区议会和社会福利界深入讨论，并向市民清楚解释政府政策的立场和方向。为体察社会福利界的忧虑，他还在深夜造访戒赌中心，了解病态赌徒的情况，为日后设立专门为之支援服务的“平和基金”打下基础。
村代表选举改革阻力重重，对何志平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他走访各区居民，进行解释游说。他说，“民政工作就是要做人的工作，就要与人多接触，建立更多更广的社会网络，与居民建立伙伴关系。”虽几经波折，《村代表选举条例》最终顺利通过，正是何志平与同事们做足工夫的结果。
地区工作具体烦琐，市民的需要也很细微。何志平不厌其烦，微中入手，为市民做了一件件实事。振兴粤剧、筹办2009东亚运动会、成功争取协办北京奥运马术比赛、解散康体发展局成立体育事务委员会、保护文物古迹、恢复抢包山民俗活动和国际龙舟赛等，看起来虽多少有些庞杂，却无一不是市民关心的话题。
何志平是特区政府中最早力主推动与内地融合的主要官员之一。他上任以来，不仅与泛珠三角地区签订了一系列文化体育合作协议，而且与国家体育总局就体育合作达成协议，还与内地许多省市建立了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关系。
中学时代一起就读香港男拔萃书院的同学说，何志平是个奇才，他是读完音乐再读医的，居然成了眼科权威。何志平学生时期曾醉心小提琴，中六时夺得电台举办的音乐节奖学金，1968年赴美国进修音乐，其后改念化学、物理，最后在田纳西州温德宝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博士学位完成后，他在美国当了一段眼科医生，之后在哈佛大学任教，1984年返港在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当教授，1994年起私人执业。据他当年的助手说，他把音乐融入医疗，“同病人做手术时一定会播古典音乐给病人听”。
而音乐还使他体悟到如何从政：“初期接触时可能感到辛苦、气馁或艰难，但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不同的体会。”在九龙油麻地板房里长大的何志平，12岁那年在学校第一次观看管弦乐表演，就爱上了小提琴。但由于家景不宽裕，当他提出想学小提琴时，遭到了妈妈的反对。后来，在他的苦苦哀求下，妈妈终于答应他借学校的琴来练习。当时的何志平个子小，手也小，拉弓时很吃力。几经辛苦，才找来一把相当于成人用琴四分之三大小的小提琴来练习；等到长大后改拉成人小提琴，又要重新调整所有的姿势。“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当时确实吃了不少苦头。”
弃医从政，何志平失去的不仅是丰厚的收入，还要承受从专业权威到每天面对责难甚至人身攻击的落差。但对他来说，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冷落了家中至爱的妻小。2005年6月18日父亲节前夕，他在题为《寄女儿》一文中写道：
我并不是一个很成功的父亲。最失败的就是没有很多时间陪伴我5岁的女儿。有时候半夜回家，带着内疚静静地倚在床边，看熟睡的女儿，是那么美丽，一日的疲累减去大半，更会决定明天一定要抽时间陪她玩，但这是一个很难实现的承诺。
……
因为公务繁忙，很多时候都觉得对不起她们。但太太非常支持我的工作，我要向她说一声多谢。可能只有零碎的时间在一起，所以更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的相聚时间，彼此的感情都显得特别浓烈。每天最快乐的时间，就是早上上班之前与太太和女儿围在一起的时光，在完全属于我们的私人空间里谈谈情，说说笑。
多年前，何志平与前妻生下一子一女时，正专心为事业冲刺。“当时还年轻，以为还有很多日子，对与子女的相处没有现在这样珍惜，心思也没有花那么多。”1997年他与影星胡慧中结婚并生下爱女后，一家三口非常恩爱。笔者2003年初第一次采访他时，他特意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和太太及女儿的影集给笔者欣赏，还一边不停地介绍拍摄的时间和地点。如今，有心多些时间陪伴妻女，却由于公务繁忙成了奢望！“现在要为整个香港服务，加上民政范畴很广阔，特别是周末社会活动特别多，差不多一星期要做足七天。”话语中带着莫大的遗憾和歉疚。
2005年7月，在香港一份时常对政府官员很不客气的报纸上，一天竟破天荒登出了一篇赞扬何志平的署名文章，基本上如实反映了他的情况和特点。兹摘录如下：
我对何志平的直觉感受，是善良有诚意的人，我觉得一个新时代的中国高官，最主要的是具有品格和文化内涵，而不是像西方政界那种无人格又满口正义的政客。何志平起码在先决条件上，似是具备这些特质。过去我只和他下属高官交往过，发觉均能开明而听民意，对海外关系也做得不错。
最近因一个巧合，却有机会认识这位香港高层人士。……他的太太胡慧中走过来介绍我们认识，就是如此会面了。
与何太胡慧中已有多年未见面，从前在艺人之家认识，她曾和我讨论《左传》与四书，使人惊讶这位艺人的才学知识与众不同。后来一别多年，知她嫁了何医生，如今再见面，风采依然，而其先生亦非等闲之辈。与何志平谈，发觉没有官僚味，似乎甚有真诚而不具心机，像朋友多过高官。
在特区政府高官中，何志平也是一位敢于公开表明自己政治观点的人。2005年母亲节，他在香港媒体上有感而发撰文说： “亲恩如大地，宽厚慈祥，不论你如何作为，大地都支持你，包容你，不计较你坐在肩上，踏在身上。一家如是，一国又何尝不是如此？祖国在香港回归后，何尝与香港计较过？香港的吵闹喧哗，只要是儿女发出的声音，我想国家都不会觉得难听，都会包容，毕竟是刚回家的孩子，欢喜还来不及哩。孩子病了，或者生活有了困难，国家马上出手援助，救子女于水火脱离灾难……”
在香港多元化的环境里，为官不易。对此，何志平有自己的认识：“不被别人所了解，或被人误解，甚至遭受不公正的对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依法施政，以民为本。”
何志平简历个人背景：1950年生于香港；赴美留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家庭状况：妻子为息影女星胡慧中，育有一女任职履历：1984年，回港任教香港中文大学；1988年任眼外科教授，其后历任国内多所著名大学眼科医院教授曾任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和选举委员会委员、艺术发展局主席、管弦乐团监察委员会委员；曾服务于中医药发展筹备委员会及临时市政局等机构2002年7月，出任民政事务局局长
马时亨：香港特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长（1）
马时亨出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不到一个月，就碰上了香港有名的“仙股事件”，成为首位问责制下在镜头前“鞠躬谢罪”的局长，其民望一度跌至三司十一局的倒数第一，创下特区政府官员支持度的最低记录。“出师不利”，使他更加勤勉努力，如今他已成为民望最高的问责高官之一，金融界对他多有褒扬。
香港更上层楼
您在2002年7月上任之初，提出致力推动香港债市发展的目标，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债券市场是一个有效的融资管道，国际上其他的金融中心如纽约、东京和伦敦等都有蓬勃的债券市场。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在这方面的发展可以加大一点力度。亚洲的公司，包括香港公司，过去习惯于向银行借贷，很少通过债券市场取得长期的资金，所以在亚洲金融风暴受到的冲击很大。香港在发展债券市场方面拥有很多基本优势，也有充足的流动资金支持债券市场的发展。债券市场发展起来了，香港的公司就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去筹措长期的资金，对他们的稳定发展有好处。
香港人口持续老化，令香港有需要发展债券市场。现时的人口多属二战以后出生的，总体比较年轻，因此过去几十年里普遍对投资股票兴趣较大。但随着人口慢慢老化，就需要选择一个长期、稳定的投资机会。像我一样，20多岁的时候，喜欢买股票，到了40岁以后，因为要安排家庭的各种需要，不可以冒太多风险，就侧重选择债券了。发展债市可以给投资者多一个选择。
从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角度看，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发展债券市场，可以为亚洲特别是内地企业提供融资的平台，并有利于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您推动发展债券市场的成效如何？
特区政府过去两年透过提供金融基础设施、简化发行程序、提供税务优惠、鼓励公营机构发债等，为债券市场营造了有利环境。一些过去从未发过债的机构和企业，纷纷开始发债；银行看见有商机，也加大力度向公司推广；另一方面，投资大众对债券的认识亦加深了不少。特区政府2004年发行的“五隧一桥”证券化债券和200亿元政府债券的零售部分，受到老百姓热烈欢迎，认购超额多倍。
“五隧一桥”债券和200亿元政府债券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反映了国际市场对香港未来的信心，也显示香港已具备必要的专业技能和基础设施，成为亚洲的发债中心。我非常高兴见到内地企业踊跃到香港发债。到2005年7月，已有超过20家内地企业在香港发债并将债券挂牌上市，筹集约560亿港元的资金。更令我们鼓舞的是，当中300多亿是在最近一年多集资的，为市场发展增添了动力。
您怎样看待香港资产管理业在内地的商机？
香港资产管理业在内地的商机庞大。内地近年来储蓄率高，有相当庞大的资金可引向海外投资。我们也见到内地开始采取措施，逐步容许内地资金，包括保险公司和社保基金到境外投资。可以预计，越来越多的内地资金将会转移到海外投资以分散风险和争取更好的回报。
香港的资产管理业务在亚洲区内名列前茅。2004年年底，在香港管理的资产达3600多亿元。香港在这方面的发展潜力很大。我们将把握内地的机遇，配合国家的政策，互惠互利，达至双赢。
香港在争取成为国际和国家首要的资产管理及金融服务中心方面，具备哪些条件和优势？
香港金融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拥有多方面的优势。
在制度方面，香港多年获选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例如我们没有外汇管制，资金可以自由进出香港，外币自由兑换。此外，香港的金融体系灵活稳健，市场在有效和具透明度的监管下自由运作，监管制度达国际水平。
在人才方面，香港拥有国际级的金融专才，包括银行家、会计师、律师、基金经理、分析员等，他们具备相关的专业资格、国际视野和丰富的经验。相比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服务从业人士，香港的专才过去多年服务内地，与内地有共同文化、共同语言，更容易掌握服务内地企业的学问。
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汇聚了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以银行为例，香港是全球第十四大、亚洲第三大的银行中心，全球最大的100家银行中有70家都在香港有办事处。我们的股票市场以市值计算，全球排名第九，在亚洲是第二。在2004年，以集资额计算，香港的股票市场更超越伦敦，位列全球第四，全年集资超过360亿美元。在保险业方面，香港是全球最开放的保险中心之一，到2005年3月底，香港共有180家保险公司，当中87家是来自海外的。
香港的金融市场还成功吸引大量海外投资者和资金。在2003年到2005年7月，海外投资者占香港股票市场总交投量35％～40％。2004年，香港基金管理业的资产总值中，来自外地投资者的资金占63％。这充分反映海外投资者对香港的认同和信心，也使香港有充足的资金支持金融市场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服务内地，我们将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精益求精，以巩固香港作为内地企业融资和投资平台的地位。
内地企业利用香港股票市场融资的前景如何？
香港的股票市场属于国际级，发展成熟。香港股票市场的市值到2005年7月已经超过7万亿港元，是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5倍多。这个比例高于英国的1。3倍、美国的1。4倍和日本的72％。香港的股票市场近年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内地发行人。自1993年首家内地企业青岛啤酒在香港上市以来，内地企业已在香港集资超过9000亿港元。到2005年7月，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内地企业超过300家，占在港上市公司总数的28％（在香港总共有1100余家上市公司）；总市值占香港股票市场总值约三成；2005年首六个月的成交额占香港交易所总成交额的四成。内地企业的参与，深化和扩大了我们的股票市场：香港的股票市场以往一直倚重地产类股份，内地企业的参与使我们上市公司的类别多元化，有能源、电讯和工业等。在此，我特别感谢国家及各省市对香港金融市场的支持，让不少内地企业利用我们的股票市场集资。
事实上，相比其他海外市场，香港股市对内地企业更有吸引力。香港的投资大众对内地企业的认识较海外投资者为多，兴趣也较浓。因此，内地企业在港上市的流通量，远比其他国际金融中心高。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中，只有少数同时在其他海外市场挂牌，而这些企业的股份交易，多达七成是在香港进行的。
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除了可筹集资金以促进企业业务发展外，更可向国际投资者作“质量保证”，显示他们已达到国际金融中心的上市标准。更重要的是，企业可透过市场力量，更有效地推动企业化改革和完善企业管治，为企业打好基础，走进国际市场。我衷心希望有更多内地企业利用香港股票市场集资，将企业做强做大。
香港在证券市场方面的经验，对内地来说有哪些借鉴意义？
投资者的信心，是维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首要条件。记得2002年7月我初上任时，香港股市很差，每日大市成交曾低至40亿元，与现时每日成交超过200亿元比较，当时的市场可以说是处于谷底。曾有记者问我，香港是否应学习有些国外市场的做法，将公司上市的门槛降低一些，让更多公司在香港上市，以此搞活市场。我明确地告诉他。香港必须保持市场的高素质，而降低上市的门槛，对长远只有负面影响。香港采纳的信条，是政府、法定规管机构、交易所本身以及其他执法机关共同携手努力，建立公众对市场的信心。
除了国际水平的规管外，香港也可与内地企业分享企业管治方面的经验，一起进步。
马时亨也是从社会底层打拼出来的。
马时亨幼年时代，家境与当时香港大多数人一样——“很穷”。一家６口蜗居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板间房里，与好多户邻居共享一个厨房和浴室。“当时大家都有君子协定，谁家几点用厨房、几点用厕所，都要预先约定。最难以忍受的，是住户将盛粪便的马桶放在厨房里，但当时许多香港人都是这样生活的。”
由于居住环境很差，“连看书的地方都没有，要上床钻进被窝里看书，考试要去图书馆温习功课。”和那个年代的许多学生一样，马时亨曾经沉迷金庸的武侠小说，“可惜生活迫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