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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不仅是综合国力的较量，而是在争取制定国际竞争规则的较量，专业力量就是制定国际竞争规则的力量。例如在国际评级方面，香港一直是俯仰由人，任何其他国家的评级机构，可以今天说一套话，三个月后又是截然不同的说法。今后评估中国的企业竞争力，必须有专业服务和金融两个关键组成部分；评估整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也必须有这两个部分。
面对挑战，惟一的出路就是内地与香港专业人士携手，建立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专业团队，利用香港专业人士百多年来在市场化、社会化的环境下提供专业服务的经验，结合内地的专业技术，才有可能与外国的庞大事务所竞争。否则，我相信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在未来的五年十年间，整个内地的专业服务市场会被外国人全部垄断，到时香港专业界也只能俯仰由人。
您曾以水库落差比喻深圳和香港两地人流、物流扭曲的现象，您可否具体谈谈您的见解？
我觉得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加以深入的、全面的研究。以往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学校以及研究机构，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都不多。这也是为什么我把港深和珠三角地区的卫星图挂在办公室里的原因。
深圳今天人口1000万，香港将近700万，距离只有一个小时车程，世界上、历史上从来没有两个这样规模的城市距离这么近。欧洲、美加边境上也有一些临近的城市，但规模都很小，同时工资、物价、房价等水平差距这么大的更是没有。这好比两个大水库，中间有一条坝，但两水库的水位落差大，香港由于交通需要在坝上开了一个又一个洞。单这个问题就值得研究。
其次，由于我们生产、生活所需，两地之间的往返不管是手续上，还是基本建设和交通运输上，必然会越来越方便。西部通道2006年通车，九广铁路落马洲支线到深圳皇岗两年内要通车，这将对两地的经济、社会、民生带来什么影响？是好还是坏，对不同阶层和界别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更需要研究。从制订政策的角度看，我们可以通过对发展过程中两地互动关系的深入了解，以及比较长远的部署，使两地共同发展的势头更好。就像一艘巨大的油轮，它的动力很大，掌舵的人怎样稍微摆一下，调正航向，是很重要的。
由于边界管理政策的关系，两地人员、货物流通的自由度是单向的，因此出现扭曲现象。每天有大量香港居民从深圳几个口岸过关进入内地，香港货车也川流不息驶进深圳；而深圳市民则需要办通行证才能过关，广东货车仍不能进入香港。
您怎么看待在人数、人才或技能等方面，香港人才结构与社会急速发展出现错配的现状？对输入内地专才有怎样的建议？
从主观方面说，香港人的适应能力非常强。上个世纪90年代，有数以百万计的工人离开工厂转到服务业，一些人转业后工资低了，有些工厂的熟练工人原来每月工资过万，但到酒店打扫房间只有8000或7000块。这个转型在社会上默默地进行，没有引起社会问题。香港有这样的文化和传统，不管我们将来需要经历多少次转业，这都是我们很大的本钱。
香港土地少，各方面的成本高，因此，不管做哪个行业，我们都必须向上爬升，侧重于那些高产值、占地面积小、成本小而且不能是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必须朝知识型社会的方向发展。在这方面特区政府也做了不少努力，包括再培训和职业教育等，我个人是很有信心的。
同时也要看到，香港是一个有150多年历史的移民城市，香港人有今日今时的地位，与源源不断的外来人才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假若以“保障本地劳工就业机会”为由，将外地人拒诸门外，不但贻笑国际，更是香港本身的损失。输入内地专才是适当做法，香港应发布清楚的信息，让内地人知道香港有哪些职位给他们申请，另外还要简化入境手续，以吸引内地人才。
您在推动国民教育和把基本法纳入学校课程方面，对新任行政长官有怎样的期待？
在美国，十四五岁学生的教科书中，已经有《美国良好公民》、《什么是外国人》等书目；反观香港，很少听到提及“国家利益”这个名词。如何增强国家观念？主观上应认识中国的历史，了解其发展过程；客观上随着国家的日益强大，青年人的民族自豪感也将油然而生。
我赞成将基本法纳入中学课程。在宣传基本法方面，特区政府在电台拥有的时间不多，学校教基本法的时间很短，教材、师资也不足够，与英、美学生学习宪法相比有差距，这些都要加把劲。
您在1997年第一届行政长官选举时就是热门人选，当时您表示“第Ｎ届都不会选”。现在您的态度有无变化？
1997年的时候，我确实没有选特首的想法，现在也没有。目前最重要的，是恰如其分地做好行政会议成员的工作。
讲到“穷人孩子早当家”，香港许多人都以您作为范例。可否介绍一下您的成功之道？
我不能算成功，不过是由于公务的原因，抛头露脸多了，所以大家说起来都知道我。其实，我走过的路，跟我许许多多同学或同龄人一样。香港许多成功人士，有不少是白手起家的。念中学的时候，班上40多个同学，很多人都是走路回家吃中午饭，连自行车都没有，两毛钱的巴士都坐不起，5分钟10分钟把午饭解决了，就赶紧往回走，夏天一个来回都是大汗淋漓的，大家都一样。
正好我们出来工作时，碰上香港经济起飞阶段，经济发展比较快，在我们上面有很多空间，就硬着头皮上去干。所以，年轻时候就有机会坐在比较高的位置上，一干就干到今天。
说到成功之道，我有两个体会。一是每过一天，就要把当天的事情做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二是人生犹如站在一面镜子面前，你做什么就会在镜子里看到什么。香港这个地方机会是平等的，每一份投入都会有比较公平的回报。
在特区行政长官人选中，梁振英的呼声一直是很高的。但在记者的追问中，他却回应了一句：“第Ｎ届都不会选。”如此斩钉截铁，让人印象深刻。
梁振英年纪轻轻就在政治上崭露头角：34岁当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秘书长，42岁就是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45岁就当上了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面对多年来外界持续不断的关于他将成为未来特首的传言和猜测，他以孙中山的名言“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作答，强调自己只想恰如其分地做好行政会议成员的角色。
1993年，他创立测量师行，如今在香港、内地和台湾设有10多个办事处，是中国内地首家独资境外房地产服务公司。他担任主席的戴德梁行是三家在亚欧各占鳌头的公司的强力组合，为客户提供获得全球公认的高质素房地产咨询服务。他个人事业的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过人的眼光。“因为当时工作的公司，一个英国股东对香港回归不看好，人在香港但是心不在香港，心都回到英国了。而且英国是一个很骄傲的民族，历史上英国的殖民地很多，他们放弃殖民地的时候，不回国的例子很少，对我们这些没有移民的人提供了一些发展的机会。”据2005年7月最新申报资料显示，在特区行政会议7名非官守成员中，梁振英荣膺“地王”。他目前拥有5项物业，并担任7家公司的受薪董事，27个需要申报利益的团体成员。
他还是香港专业联盟主席，代表全香港10个专业团体5万多专业人才。为发挥香港作为中国内地之外最大专业力量集结地的优势，梁振英过去几年不断组团北上，与内地对口单位互相交流，成功推动两地有关专业的资格互认、内地开放市场与香港专业人士联营等。
讲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香港许多人都以梁振英为范例。和曾荫权的出身很相似，梁振英的父亲也是警察，当年靠300元月薪负担一家人生活，日子过得十分清苦。梁振英3岁就到一个教会办的学校上学。“个个同学年纪都大过我，大哥哥、大姐姐，六七岁都有。父母不管教学是否正规，总之有人能帮助看着孩子就好。我每天背着个绿色帆布书包，里面装个面包，书包上挂着个红色的胶茶杯，在教会学校捏奶粉冲着喝，吃面包，那就是一顿午餐了。”直到读中学时，他还因为吃不起学校饭堂，午饭不得不回家吃；为了节省坐巴士的两毛钱车费，来回步行一个多小时。
五六岁时，梁振英来到孙中山曾就读的西医学院旧址荷里活道警察子弟学校读书。后来曾任香港特区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的吕孝端，在那里教过梁振英。吕孝端回忆说：“当时的荷里活警察子弟学校，上午是中学，下午是小学，有时我放学后，会为请假的小学老师代课，于是我就有机会教过当年只八九岁的梁振英。”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梁振英那时候已经表现得鹤立鸡群。“有一次我向他们讲一个关于岳飞打金人的故事，之后问同学谁能够站起来再讲一遍，梁振英就主动举手，聪明而有技巧地重新演绎了一遍，又能好清楚地向同学提问，反映出他当时已很有领导才能。而他和他姐姐、妹妹，也就读同一学校，成绩一样好，对师长又有礼貌。”因为一家三个学生均学业出众，吕孝端还亲作家访。“当时和另一位老师去探梁振英的父亲，梁父这位忠厚长者，特以名贵的碧螺春茶叶来招待我们。梁振英说话清楚谨慎的风格，就最像他爸爸。后来梁振英成名后，在一些公众场合碰见他，大家都会闲聊几句，他还以‘吕生’来称呼我。”
梁振英的童年时代，正是梁羽生和金庸等武侠小说应运而生的时候，而他却一本都没有看过。“父母管教严厉，认为武侠小说属于‘闲书’之流，不准看，免得浪费时间。”梁振英的课余时间都花在了阅读上。他形容自己小时候像个“小老头”，喜欢学大人读报。“父母很大年纪才生我。出生时，父亲44岁，母亲40岁了。我记得，3岁的时候父亲抱我在怀里，教我读用一元钱买回来的《工商日报》副刊。读完后，我就拿到报摊去补5毛钱换儿童报纸，看报上的漫画。”
父母不准看武侠小说，中国四大名著倒看了三本，除了《红楼梦》。“我嫌它太女性化，太枯涩了。”等到去英国上大学，梁振英反而将《红楼梦》带上路，陪伴他度过那段寂寞的留学生涯。随身带去的，还有一本《山东民间传奇》。“我父母都是山东人，他们在家里总说山东话。我们听得懂话中的意思，可是不知道怎样写出来。看了《山东民间传奇》以后，才恍然大悟。我每星期都写信给姐姐，告诉她我的‘新发现’，分享喜悦。”比如，“刘姥姥带外甥进大观园”，其实她带的是外孙，因为山东话里“外甥”指的是外孙。根据山东习俗，不论辈分，在外面生的全是外甥。
梁振英学成后，放弃英国一份等待他上班的高薪位置，毅然返港。“我可能看中文书太多了，受到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觉得父母年老了，应该多陪伴他们。”
重视中文，却不能轻视英文。梁振英在与青年学生的交流中多次强调，香港人必须在全球一体化中放眼世界，要具有国际视野。“如果英文程度高，可以涉猎的书籍种类更多，接触新鲜事物更直接，视野和选择更广阔。”
因为业务的需要，梁振英经常要到世界不同地方工作，他发现“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同时也越来越大”：“现在不少香港的工程设计和计算，是由内地的建筑师负责，再用传真送回香港；也有印度医生，通过互联网为美国的病人在夜间作初步断症，可见世界越来越小。同样，9·11事件发生后，世界各地很快便收到消息，甚至使10多小时飞行距离之外的香港人感到不安。科技进步，交通方便，令我们可买到来自非洲的观赏鸟，吃到来自印度的螺头，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大。在世界变大和变小的同时，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出现了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局面。”
是什么促成全球化和一体化？梁振英笑言，这与客运、物流和通讯的发达有关：“1974年我去伦敦读书时，飞机不能穿越中国和俄罗斯，还要避开越战，所以要停泰国、印度和中东，才到达伦敦，单程票也要3000多港元。我1977年回港工作，每周打一次电话给还在英国念书的女友，3分钟要100元，等于我一天的工资。今日，不少人到国外工作或进修，一年回来好几次，天天在公司打长途电话，开视像会议，所费也不多。客运和通讯的发展，加速了全球化的发展。”
全球化带来了什么？梁振英说，“在互联网和通讯发展的影响下，促成人类对共同语言的需求更大，英语变得更为重要。我们以为通过互联网和参考书已知道世界上很多信息，其实我们只是明白更多事物的更小部分。香港的优势，就是中西文化兼备。要将这种优势发挥下去，就要站在香港，看世界不同的地方如何为香港所用。”
在香港名目繁多的酒会、典礼等应酬中，很少看到梁振英，有人因此说他“比较高傲”。他对此的解释是，“家中有三个孩子，责任比较重。尽量在晚上陪他们做功课、聊聊天，早上只要我没有早餐会，又在香港的话，我就开车送他们去上学。中国有句话‘忠孝两难全’，我觉得亲情还是很重要的。”梁振英的太太是英国留学时的同学，他们是在校友的活动中认识的。太太念的是法律，曾是一名优秀的律师，有了第三个孩子的时候，不当律师了。“由于结婚后忙自己的事业，我们比较晚生孩子，1989年有了第一个孩子，过两年有了老二，再过两年有了老三。当爸爸的要尽责任，所以很少到外面应酬。”
话虽如此，也有例外的时候。有一次香港山东商会晚宴的当天，正碰上太太的生日，他为了出席此次晚宴特意与太太提早庆生日，足见他对乡情的重视。晚宴上，他罕有地提及自己的“家世乡情”，说小时候就跟随父亲参加冀鲁旅港同乡会活动，当时家乡土特产山楂、红枣、海参、海蛰等，只有在同乡会中才能买得到。父母战前从山东威海移居香港，在香港认识后结婚，他们总觉得自己的家在山东，不在香港。梁振英小时候常听父亲说“回家”，但由于过去半个世纪里的各种变故，老人家至今未曾踏足过家乡。他希望自己将来能带着太太和子女回家乡走一走。仔细观察和感受梁振英的为人处事，他确有“山东人的淳朴、直率和豪爽”。
热爱家庭的梁振英，常在假日里带家人外游。但2004年的圣诞节，他们一家却体验了一次劫后余生的经历。南亚发生海啸时，他和太太带着三个孩子在马尔代夫度假，他们身处的小岛经受四五次海啸的冲击，如果规模再大一点，整个岛就会被淹没。当时他收到香港朋友的短信，知道他们担心自己的安危，但岛上的对外通讯完全隔绝，电话无法打出，小岛外发生什么事，他完全不知。其后他知道震中在东南亚，曾一度担心香港会受波及。几日几夜，整个岛上没电没水，500多名来自不同国度的游客，同命相怜，彼此关怀、互助。“孩子也明白了大自然的威力和人类的渺小。”而在海啸的前一天，他和孩子玩浮潜时已看到“异象”——珊瑚死亡。劫后余生，梁振英觉得与家人的关系更加亲密：“对子女，这是一次难得的体验，让他们明白在灾难中要顾及他人的需要。”
梁振英的口才在香港政界公认是一流的，而他和笔者的谈话，始终是以快速流畅、逻辑严谨的普通话进行的。问及他普通话何以讲得如此之好，他说从没有跟老师学过，从1978年开始与内地的来往中，一点一点学会的。
访问稿整理出来后，考虑到涉及许多数字和专业问题，笔者就用电邮发给梁振英审核。没想到几个小时后，他的秘书就通过传真把他亲笔修改过的稿件退还给我，不仅修正了若干事实，连不合适的标点也一一做了更正。
梁振英简历个人背景：1954年生于香港；1974年毕业于香港理工学院建筑测量系，1977年获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测量及物业管理学学士学位家庭状况：与妻子育有一子二女曾膺殊荣：1999年获香港特区金紫荆勋章任职履历：1988年起曾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1997年起任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行政会议召集人，香港特区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及长远房屋策略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香港专业联盟主席2002年7月，出任香港特区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
陈智思：香港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1）
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最年轻的行政会议成员，这就是陈智思。
董建华辞去行政长官后，陈智思在报章和其通讯刊物中撰文赞扬他对基层的关怀，对社会福利的承担，表达对董建华的感念。陈智思因此被媒体称为政坛“稀有动物”。
专访：凡事不能看表面利益
您从1998年33岁时当选为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之后连任三届，2004年10月又成为最年轻的行政会议成员，在香港可说是绝无仅有。您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路是人走出来的，最重要是自己要把握机会，放眼世界，终身学习，不要只顾眼前利益。
我15岁离开香港到美国求学，毕业后在当地工作了一年，便回港任职保险公司的投资部。1998年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选举时，保险界有一个席位。这是保险界第一次在香港的立法机关有席位，当然要有人参选。一开始报名参选的几个人是来自外国公司的，香港本地的公司就觉得我们怎么可以没有人参选？但大部分本地公司的老板年纪都较大，于是就有人找到我，结果顺利当选。当初根本没想过连任三届，那时我不要说对政治，即使对保险业也完全没有认识。我所有的选民也都知道我不是做保险的。正因为此，我惟有经常走访业界，虚心向前辈请教，边学边做，可以说天天都学新事物，才能适应自己的角色。
我当社会服务联会主席其实也很偶然。2002年当时的立法会议员李家祥先生当了四年主席后要退下来，希望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来接替他，据说找了很久找不到。他和我是老朋友，是当时立法会里的“早餐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