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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红三军、红四军和总部连以上干部在漳州戏院开祝捷庆功会。毛泽
东十分风趣地说：“有人说，我们只会关上门来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不能
打仗，可你们看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
1932 年7 月，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到前线，中央局书记由任粥时代
理。当时，毛泽东只是以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份指挥红军作战，
这对前方统一指挥十分不便。为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
电苏区中央局：
我们认为，为前方便利作战指挥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
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
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
有决定权。
此前，苏区中央局决定周恩来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7 月29 日，周恩来
又单独写信给中央局，陈述如自己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
府主席无事可做”。而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
“泽东的经验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并强调说：“有泽东负责，可能指
挥适宜。”
在周恩来的一再建议下，苏区中央局最后同意。
1932 年8 月8 日，中革军委发布《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军中工
作的命令》，向全军宣布了这一决定。《命令》还决定在前方组织最高军事
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处理
前方的行动计划与作战方针。毛泽东一上任，即在一系列军事行动上，与中
央局的方针大相径庭。
毛泽东一贯的作战原则是不啃“骨头”而吃“豆腐”。漳州一役后，毛
泽东又把攻击目标对准了赣东宜黄、乐安一带孙连仲部高树勋第二十七师。
该师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曾被红军歼灭过半，遇“朱毛”有惊弓之鸟之恐
惧。这一选择，也正是江口会议毛泽东所提及将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联成
一片的战略目标。
乐、宜战役，完全在周恩来、毛泽东意料之中，进展顺利。8 月16 日凌
晨发起攻击，17 日拂晓乐安城头便飘起红旗。
19 日傍晚再接再厉，20 日晚高树勋率残兵弃宜黄而逃。
乐、宜两仗，歼敌五千，缴枪一千七百枝，高树勋师基本被歼。按中央
局的意图，紧接着应打南城，这也是原在毛泽东的计划之中。但后来情况发
生了变化：南城守敌一下子集中了毛炳文等三个师十七个团两万余众，且构
筑工事，防备红军攻坚。
红军兵临城下，试图引敌出城，在运动中歼灭之，但守敌龟缩不动。南
昌方面，陈诚迅速集中二十个师向南城开来，企图与红军决战城下。
旷日持久，屯兵坚城之下，乃兵家之大忌。毛泽东和前线总部当即立断，
决定撤离南城，分散兵力，待机而作。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不从实际出发，却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
上，威胁南昌。
于是，以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为一万，以在前线的周恩来、毛泽东、
朱德、王稼祥为另一方，在作战方针上形成了尖锐对立的看法。
9 月23 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
央，陈述看法：“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的一部，以便各个击破
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
第二天，周恩来又从宁都给苏区中央局写信，再次强调前线总部的观点。
这一来，临时中央、苏区中央局同前线军事领导人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
9 月25 日，任粥时、顾作霖以苏区中央局名义复电周、毛、朱、王，不
同意前线总部分散兵力，待机歼敌的做法，认为这是退却，而不是积极进攻，
并指出这样做可能造成严重错误。
前线总部接到电令的同日，周、毛、朱、王再次致电任、顾，坚持原看
法。
当天，毛泽东、朱德发布《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
的训令》，提出对第四次反“围剿”要做充分的准备工作，在宜黄、乐安、
南丰之间布置战场，造成更有利于与北面之敌决战与消灭敌人的条件。
中央局深感前方总部失控，其行动方针屡与临时中央和中央局相违背，
几乎是顶着于，于是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
9 月29 日、30 日和10 月、日，中央局连续三次致电前方，指出“我们
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坚决不同意，
也不准执行朱总司令、毛总政委联名发布的《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
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命令前方“停止一切行动”，等待中央局赴宁
都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几天后，任弼时、顾作霖、项英和邓发从瑞金赶赴宁都，召开苏区中央
局全体会议，这就是宁都会议。临走时，还拉上了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
刘伯承等，让他们列席。。
这次宁都会议上，后方中央局成员之所以能占上风，把毛泽东压制得喘
不过气来，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左右为难”，是因为他们手中有“尚
方宝剑”——临时中央的支持。所以，会议所涉及的关于打赣州、江口会议、
打漳州、乐宜战役、南城撤围、朱毛训令、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准备等
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对毛泽东的“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
等“错误”进行了总清算。而这样做的实质，就是要毛泽东离开军队，交出
军权。
会议在讨论毛泽东是留在军中，还是调回后方问题时，争论进入了高潮。
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一致认为，“前方同志以等待为中心，泽东表现最
多。”而这种观点是“极不正确的观点”，“是动摇并否定过去胜利成绩，
掩盖了领导上的错误”，是“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点的错误”。因此，
提议：“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前方“由恩来同志负战争
领导总责”，以求得前方战争领导能够“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
朱德、王稼祥不同意这一提议，坚持要毛泽东留在前线。
毛泽东不愿意离开军队，不愿意放弃兵权。这不是从个人名利出发，而
是以党和红军的利益为重。他据理力争，郑重地说：“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
局在过去七个月的军事战略方针都是错误的。红军不能积极进攻，而应该积
极准备；不能冒险攻坚，而要打有把握之仗。。”
毛泽东话音未落，便掀起了轩然大波，责难声四起。有人责问：“中央
错了，中央局错了，就你毛泽东对了，红军听你的，还是听中央的？”
作为会议的主持人和苏区中央局书记和前方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周恩来，
认为后方同志太过分了，很不赞成后方同志对毛泽东的态度，也不赞成他们
的提议。
周恩来竭力宣扬毛泽东的长处：“泽东同志的多年经验多偏于作战，他
的兴趣也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周恩来提出在两种办法中选择其一：“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
东仍然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
执行。”
两种办法都是一个目的，让毛泽东留在前方。
任粥时、顾作霖、项英和邓发等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
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
列席会议的刘伯承等也同意多数人的意见。
毛泽东见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便坚决不赞成周恩来提出的后一
种办法。
在周恩来一再坚持下，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办法，并批准毛泽东
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苏区中央局的一些人对周恩来仍很不满意，致电临时中央，抱怨他在会
上“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认为他“在
斗争中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展开了的斗争战线”。又说：“恩来在斗争
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
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也说：“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
了温和态度。”‘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
宁都会议后不久，10 月12 日，中革军委通令：“工农红军第一
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
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宁都会议，毛泽东兵权失落。
前方战事，他再也没有发言权。
残酷打击，醉翁之意不在罗明，而在毛泽东
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被剥夺了军权。对“左”倾领导人说来，这是至
关重要的一步。然而，他们也明白，毛泽东苦心经营中央苏区多年，其思想
不仅在红军中，而且在地方上也根深蒂固。临时中央的路线要在苏区贯彻执
行，还必须清除毛泽东在地方上的拥护者和支持者。
博古选中了罗明——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拿他开第一刀！
罗明，何许人也，值得临时中央总书记大动干戈？
罗明，广东大浦人，原名罗善培。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1
月任中共闽南临时特委书记。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经福建上杭，罗明前往迎
接。周恩来、朱德指示他筹措物资，配合起义军作战。八七会议之后，特别
是获悉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他当即仿效，在上杭、
永定、龙岩、平和等县，建立农村据点。1928 年2 月，罗明赴厦门任中共福
建临时省委书记。同年4 月，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11 月，从莫斯科归国，
深入闽西，更加积极地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区。1929 年1 月，毛泽东、
朱德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新的根据地。从此，罗明归属了毛泽东。他的闽
西游击队，发展成了主力红军；上杭、永定、龙岩等游击区，成了革命根据
地。闽西，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在革命斗争实践中，罗明认识到毛泽东路线
的正确，成了毛泽东路线坚定的拥护者、支持者和执行者。
1930 年6 月，中央推行“立三路线”。为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
胜利”，不顾一切地命令各地红军以攻取大城市为目标。朱毛领导下的
闽西苏区被划归广东省委领导。罗明接到中央命令，要他率闽西红军主力向
广东东江出击。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的闽西代表
和省委宣传部部长回来传达中央精神，要求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罗明反对，
认为：厦门、福州工人运动正在恢复，不同意在城市发动武装暴动，不同意
将闽西苏区划归广东，不同意把红军主力拉去打东江。几个不同意，与中央
唱了反调。李立三看了罗明的报告后大发雷霆，指责福建省委“右倾保守”。
1931 年1 月，罗明奉命到上海，听候中央分配工作。此时，中共六届四中全
会刚刚闭幕，王明、博古上了台。临时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找罗明谈话，
说：“福建省委受‘立三路线’影响所采取的一些过左的做法，倒不是什么
大不了的错误，严重的是你们福建省委犯了右倾错误，在农村搞游击战争！
你承认路线错误，中央就给你分配工作；你不承认错误，中央就不给你分配
工作。”
罗明立场依然如故，自然未能被委以重任留在中央，而被派回闽粤赣特
委任组织部长。
福建省委书记卢德光携巨款潜逃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任命
罗明为临时省委书记。1932 年3 月，在福建省苏区党代会上，罗明又一次被
推举为省委代理书记。
崇拜毛泽东，热衷于搞游击战争，这就是罗明！无怪乎博古要拿他开第
一刀。此时，毛泽东离开红军，来到闽西汀州傅连暲的福音医院疗养。
说来也巧，罗明也在这里治伤。这年4 月，罗明在配合中央红·军主力
进攻漳州时，跌伤了腰部，进医院开刀治疗。
真可谓因祸得福，罗明与他敬仰的毛泽东住进了同一所医院，难得这么
好的机会与毛泽东再次相逢。此时，第四次反“围剿”正在较劲的时候。蒋
介石亲率五十万大军，已兵逼中央苏区北大门，寻求与红军作战。
人在“休养”，心系战事。毛泽东牵挂着前线，牵挂着第四次反“围剿”
战争。
罗明常到毛泽东房里坐坐，聊聊。一天，毛泽东竟和罗明谈了整整一个
上午。
毛泽东说：“我们同蒋介石打了不少仗。第一、二、三次‘围剿’，他
都失败了，我们胜利了。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实践证明，这些经验都是正
确的，比如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
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等等。”毛泽东掰着指头，详细地总结了几次反“围剿”
作战的胜利经验。
“福建和江西一样。”毛泽东渐渐把话题移到罗明负责的工作上来，“应
该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打运动战。在上杭、永定、
龙岩老苏区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牵制和打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粤军陈
济棠部队，保卫中央苏区的后方，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毛泽东把想到的都谈了出来，谈了很久，很多。
罗明听着听着，后来干脆拿出纸笔，把毛泽东的话记录下来。他觉得，
毛泽东说得很对，很重要，应该让省委其他同志都知道并把它贯彻到省委工
作中去。
第二天一大早，罗明再也等不及了，伤还未痊愈，就匆匆告别了毛泽东。
回到省委，罗明立即召开会议，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刘晓、
张鼎丞、谭震林、李明光、郭滴人、李坚真等党政军负责人一致拥护、支持
毛泽东的主张。
会后，罗明作为省委特派员，去上杭、永定、龙岩具体领导游击战争，
省委由组织部长刘晓主持工作。
罗明辗转长汀、新泉、上杭、永定等县，分别召开了各县县委扩大会议，
向当地干部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检查、部署工作。随后，和方方、谭震林等
在杭、永、岩前线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具体领导政治
动员和军事行动。
福建省委如此不折不扣地搞毛泽东那一套，而把临时中央的新指示、新
精神撂在一边，自然引起了“左”倾领导人的极大不满和恼怒。博古刚到闽
西，就觉得“空气”不对，一见到罗明，就一肚子火
气。
1933 年1 月，傅古从上海向瑞金转移途中经过福建上杭白砂村，秘密交
通站负责人告诉他，省委代书记罗明也在这里。
博古很奇怪，问：“罗明在这里干什么？”
“主持前敌委员会，很长一些日子了！”
“胡闹。”博古一听就不舒服，“你去把罗明找来。”
博古等人到达白砂，罗明还不知道。听说总书记来了，他匆匆赶到博古
下榻处。
见到博古，罗明很兴奋。尽管这位总书记比自己年轻四五岁，但罗明仍
然毕恭毕敬。一坐下，罗明就准备详细汇报闽西的工作。
还没等罗明开口，博古便一本正经地问道：“罗明同志，你是省委代理
书记，不在省委领导全省工作，跑到杭永岩来干什么？前敌委员会是怎么回
事？”
罗明未加思索，开口就搬出了毛泽东。
“我们是按毛主席指示搞的。”见博古有些茫然，罗明赶忙解释：“就
是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省委开过会决定的。前敌委员会主要领导开展闽西的
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博古又皱了一下眉头，他显然不高兴听到这个词，更不
满连省一级领导干部都这么热衷于毛泽东的一套。临时中央早已推行新战争
原则，即进攻路线，下面却还这么津津乐道游击战争。
“你对中央新的指示精神有什么意见？”博古又问道。他没有具体指哪
一方面的新指示精神，以为这早已是尽人皆知了。
罗明有点摸不着头脑，支吾着：“新精神？。。还没有听到传
达。”
博古颇为不悦。堂堂一个省委书记竟然不知中央最新指示的精神。
“你对当前的斗争有什么看法，我们应该怎样领导这场斗争？”博古又
问了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回答，即共产党与国
民党的斗争，或共产党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显而易见，博古是指后者。这
能检测一个人的政治嗅觉是否敏感，立场在哪个位置。
罗明未能领会年轻上级的真正含义，脱口道：“苏区的革命战争要和白
区的斗争结合起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关于抗日、民主、停止进攻
苏区三个条件很明确。我们要同各党派、各军、地主要力量联合起来，共同
抗日。。”
“好了，好了。”博古摆摆手，很不耐烦：“不谈了，吃饭罢！”
罗明与中央总书记的第一次会晤，第一次谈话不欢而散。罗明给博古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太右！
不久，一道命令从瑞金传到福建省委，要罗明立即纠正错误，彻底改变
“退却主义”的游击战术，执行中央新原则的进攻路线。
福建省委和罗明未执行博古的进攻路线。
博古到瑞金后，正值第四次反“围剿”决战时刻，为了实行进攻路线，
变被动为主动，临时中央提出了“扩大百万红军”的口号。
命令如山倒。整个中央苏区扩红运动热火朝天。罗明领导的闽西苏区被
硬性分配了3000～5000 个扩红指标。由于时间紧迫，杭永岩地区被迫把各
县、区独立团、营、连，连人带枪编送到主力红军。
地方武装全给拉走了，一时来不及补充，敌人乘机大举进攻。闽西苏区
又被敌烧杀劫掠，损失惨重，群众产生了很大的恐慌情绪。闽西苏区干部群
众对这种改编地方武装，扩大主力红军的做法，意见很大。
针对闽西的实际情况，1933 年1 月21 日，罗明在新泉给省委写了一封
信，即《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接着又写了《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
的报告》，由省委转呈中央。
不约而同，闽西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也给省委写了封意见信。
罗、杨的报告，省委很快呈送给了中央。
罗明、杨文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