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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军事委员会一致通过，洛甫和毛也是同意的。
面对出乎意料的博、洛之争，周恩来、项英等人没有表示意见。
这次会议，几乎是博古和张闻天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不休，毫不相让，唱
完了一台不欢而散的戏。
但博古对李德的信任却丝毫未减。
这一次书记处会议后不久，李德受中革军委的委托，制定了1934 年5
月～7 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
这个计划要求：
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
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
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以利于在苏区内开展更灵活的行动。
这个计划还包括：储备粮食，冬装，新建兵工厂，加强武装动员工作及
部队的整编等等。最后，还草拟了一个战略战术指示，这个指示在夏天传达
给了军队的高级领导人。
5 月～7 月的军事计划，已提出了“大转移”，即后来长征的初步意向。
“大转移”的问题，在5 月下旬的第二次书记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会议批
准了5 月～7 月的军事计划，同时决定把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寻求外线
作战。用李德自己的话来说：“此时此刻还要寻求在苏区内进行决战是毫无
意义的。”
大决战伊始，李德和博古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游击战、运动战，提出所谓
新的军事原则，即打堡垒战、阵地战、短促突击，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
到如今不过半年工夫，红军节节败退，苏区日见缩小，当初的豪言壮语仿佛
痴人说梦一般。
但博古、李德并没有从一连串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从主观上找原因，
相反，认为失利的原因主要是敌人过于强大，苏区物质条件不好。但事实是：
从力量对比来看，第一次反“围剿”，敌军十万，红军不足四万，敌我
力量是2。5：1；第二次反“围剿”，敌军二十万，红军仍不足四万，是6：1；
第三次反“围剿”，敌军三十万，红军三万多，是10：1；第四次反“围剿”，
敌军三十余万，红军四万多；是8：1；第五次反“围剿”，敌军五十万，红
军四万多（未计地方武装），也是10：1。
另外，第五次反“围剿”时有十九路军在福建和蒋作战，还有广东军阀
陈济棠宣布自由行动，对蒋威胁。第一至四次反“围剿”时，则无此有利条
件。
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口号下，中央政府领导后方倾尽一切力量支援
前线，支援红军，基本保障了前方的物资、粮食和兵员供给。
由此可见，李德、博古为自己推诿的理由难以成立，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5 月下旬的书记处会议，李德提出的“大转移”，并非后来“二万五千
里”那么遥远，只是迫于内线作战失利，而企图到湘西会合第二、六军团，
寻求无堡垒的外线作战而已。
其实，寻求无堡垒区域外线作战，早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初，毛泽东、
彭德怀等人就提出过。前前后后，还不只一次，但都被博古拒绝了。
博古、李德、周恩来——至高无上的“三人团”
“大转移”计划的保密极其严格。最初只有博古、周恩来和李德掌握。5
月间，党中央常委会成员张闻天、项英和军委领导人朱德、王稼祥可能知道。
8 月间，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陈云、刘少奇及候补委员邓发、凯丰等才
知道。担任中央组织局主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李维汉，是个别透露给他的。
直到9 月初，才个别向主力军团首长透露。
林彪和聂荣臻9 月3 日打完温坊战斗后，奉命回瑞金待命，军委副主席
周恩来找他们谈话。
聂荣臻回忆说：
“周恩来同志找我们单独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我
们秘密做好准备，但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没有说明转移方向。”
“三人团”把保密工作看得万分重要。
李德这样回忆：
突围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
的成功，这是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因此，当时关于突围的传达范围
只限于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其他。人，包括政治领导干部和部
分高级干部，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必要措施。但是从9 月初开
始，中央红军的军团已经陆续回到休整地点。9 月底10 月初，最后的决定作
出后，这些军团被调到待命地点。同时，向主要干部进行了相应的传达，而
中层和基层干部，不管是民政干部还是军队干部，直到最后还不知道上面提
到
的政治口号以及关于蒋介石企图大举进攻的情况说明，出发前一星期，
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含义。
1934 年夏天，为准备中央红军主力撤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
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
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
这一临时性的组织，实际上是统一指挥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务的
最高权力机构。在“三人团”开会时，他们不用翻译。博古精通俄语；李德
会讲德、英、俄三种语言；周恩来英语最为流利，法语、日语次之。他们用
俄、德、英、汉四种语言，可自由地进行交谈。
博古即秦邦宪，江苏无锡人，出身书香家庭。1921 年考入苏州省立第二
工业专门学校，在这里，他受党的杰出宣传家恽代英、萧楚女影响，开始变
得热情活跃起来。1925 年，博古成为苏州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上海
五卅惨案，他热血沸腾，表示：“国之将亡，焉顾我身，宁愿生为中华人，
死为中华鬼。”在声讨会上，博古登台演讲，情绪激昂，当场口吐鲜血不止，
听众莫不动容。同年秋，博古考入上海大学。在这里，他听取了瞿秋白、恽
代英、李达等人讲授马克思主义。他刻苦学习，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
克思主义者。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博古被军阀逮捕。获释后派
苏联学习。从此，开始了博古革命生涯的巨大转折。
博古极具读书的天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以优异的成绩，与王明一
道博得校领导米夫的赏识而受到器重。1930 年5 月，他从苏联回国，先后任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央局书记。1931 年1 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扶持
下，六届四中全会上，他与王明一道进入了党中央领导层。顾顺章叛变，总
书记向忠发被捕，王明自感危险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周恩来又早已决定赴
中央苏区。就这样，博古被不正常的历史巨手在仓促而偶然的情况下，推上
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峰巅，担任了党中央总书记。
1945 年5 月，在党的“七大”上，博古这样描绘自己当年登上
总书记位置时的情形：
在上海中央破坏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
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时，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
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包袱：反对李立三的英雄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
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
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
步，这又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
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更发展了自己品质坏的方面，目空一切，看
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
的想法，那就是我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听人家批
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也因为这样，在临时中央到了苏
区以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
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笑声）所以这个时期，我
是中央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
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
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三人团”中，李德掌握着军事指挥大权。李德有很高的威望和权力，
他在军事方面的特长是能言善辩，他举例时可以引用凯撒、塔西陀、拿破仑、
弗雷德里克大帝、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等一连串名人的话。他决定问题从不犹
豫不决。据熟悉李德的人们介绍，李德并不是只知道堑壕战和只赞成打阵地
战。但是，李德确实顽固地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运动战，确实反对红军将
领们继续开展或恢复毛泽东那种随机应变的作战体制。
博古不懂军事，完全迷信这位共产国际的街垒战专家，把红军指挥权拱
手让给了一个不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一局中国象棋，请来了一位国际象棋
高手。李德还未弄清车马炮的关系，便仓促上阵
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棋局”的处处被动和失利，乃至于最终失
败，无可挽回，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人团”中，周恩来的职责范围仅仅限于监督军事计划的实施。政治
决策权在博古手中，军事决策权在李德手中，周恩来实际上只相当于一位“总
参谋长”。
周恩来是中共久经考验的领袖之一。他的一生与中国共产党探索和领导
中国革命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密不可分，可以说是这一历程的一个缩
影，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则是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党在这一时期自身尚未
成熟的特点，同样也在周恩来身上表现出来。身为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他
亲身经历了党内发生的三次“左”倾错误。
周恩来是在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形成之时，即十一月扩大会议后，
开始参与中共中央核心领导的。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是中共中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导
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所犯三次“左”倾错误中的第一次，是在大革命失败后，
中国革命处在危急关头，坚决纠正和结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实行土地革
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总方针的过程中发生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是
对历史的矫在过正，是党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在实行正确的战略转变的同时
而走过的一段弯路。
当时，周恩来并未参与中共中央领导，而是倾其全力领导南昌起义，打
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十一月扩大会议召开前夕，才奉命
赶来参加，并且在会上遭到惩办主义的打击，以他为首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
会受到警告处分。只是由于周恩来投身革命以后，特别是在领导南昌起义过
程中所显露出来的才干为党内所公认，才被增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
委，并开始参与中央核心领导工作。
在“左”倾盲动主义形成以后，作为已经参与中共中央核心领
导的周恩来，对此负有一定责任。体现“左”倾盲动主义主要论点的《中
国现状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是十一月扩大会议一致通过的，作为
会议的参加者，周恩来是举了手的。
“左”倾盲动主义是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以后，作为全党的指导方针，贯
彻到各地执行的。这一点，从周恩来在这一时期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议、通
告和给一些省委的指示信中也可以看出。在对中国革命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
上，周恩来与党内绝大多数人基本上处于同一认识水平上。
在革命性质问题上，周恩来同意十一月扩大会议提出的“无间断的革命”
的口号。
在对革命形势的估量上，周恩来同样接受了“不断高涨”的提法。
如果说对于革命性质、革命形势这一类抽象的理论问题，周恩来一时未
能弄清的话，那么对于在实践中导致严重后果的举行全国武装暴动的“现时
的总策略”，尤其是其中一些过火的做法，周恩来则是从一开始就有所察觉，
并且在实际工作中有所制止和纠正。周恩来在批评共青团内存在的先锋主义
倾向时指出：青年团大部分主张试验，认为失败也不要紧，这也是孤注一掷
的错误。
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一些省委的指示信中，对暴动的定义作了
明确的规定，指出：“暴动这一个名词必须用在群众斗争发展到最高点，以
武装形式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这一意义上。”“暴动的发动是要在工农群
众继续不断的斗争中才能产生，暴动的时间也要依着环境情形、斗争程度、
革命情绪、组织力量如何而定。”如果“斗争还没有起来，暴动便先决定，
不是误解暴动，便是玩弄暴动。”
促使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在全局上对实行武装暴动的
方针有所修正，并且开始实行转变，是由于广州起义的失败。这一转变突出
地表现在对待武汉暴动的问题上。这是实践
中认识深化的结果。
在讨论共青团湖北省委控告罗亦农和长江局制止武汉暴动问题的政治局
会议上，周恩来批评了共青团湖北省委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可能，轻率举行暴
动的做法，指出：“估量时局，共青团实有无动不暴的意见，可见他们的暴
动观点并未成熟。”
稍后，周恩来等又决定停止原定的两湖年关总暴动，并对两湖的暴动重
新加以部署。
周恩来对“左”倾盲动主义的认识和制止，为我党后来纠正“左”倾盲
动主义准备了思想基础。这就是后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
的议决案》传达到中国后，中共中央能迅速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基本结束
“左”倾盲动主义的内在原因。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下，王明等人打着“反对
立三路线”和“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开始夺取中共中央领导权。周恩来、
瞿秋白等对这种反对中央的非法组织活动，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并且在尽可
能范围内，抵制了共产国际扶持王明上台的做法。
1930 年11 月18 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共产国际来信。周恩来针对王明等
人的活动，特别强调指出：
“已经知道了国际来信的同志，必须召集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
帮助中央的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
上去。”
其后，周恩来又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以及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上，一再点名
批评王明、博古等进行反对中央的非法组织活动和拒绝组织分配的错误，指
出他们联名写给中央的信，“中心是不承认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反没
甚揭发”，“他们把这认为紧急任务，简直可以放弃中心任务”。揭露王明
借以为资本的与李立三争论中的许多“左”倾观点，“与立三同志同样是错
误的。”强调指出：“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害工作。”目前“尤其
要反对有小组织倾向的
同志之超组织活动”。
在12 月9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上，周恩来坚持按照原先的组织决定，要王
明到中央苏区去接受实际工作的锻炼。
然而，立三路线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央的领导威信，周恩来的这种努力已
经无力扭转整个局面。更为严重的是，党内许多对立三路线出于激愤的同志，
也纷纷卷入了王明等人掀起的反对三中全会，要求改组中央的风潮。
为了消除党内分歧，周恩来舌干唇焦地到处做说服解释工作，但仍无济
于事，而且许多人的矛头越来越集中对准三中全会的主持者瞿秋白、周恩来
二人。
党陷入了一场面临严重分裂的空前的危机之中。
周恩来看到了这一点。面对党内斗争中对自己的种种误解和泼来的污
水，他没有作什么辩解，没有计较个人的荣辱毁誉，而是忍辱负重，竭尽全
力维系党的团结。这一心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照顾大局，相忍为党”。
正是在这一思想支配下，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的一段日子里，他表现得近
乎软弱，不仅对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错误”承担了责任，甚至对种种
恶意中伤，也报以忍受和缄默。他努力说服党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不应意
气用事，而应转变态度，在中央的领导下团结起来，避免党的分裂，帮助党
度过这一困难时期。
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于1930 年12 月中旬来华后，周恩来与瞿秋白又一
道提出退出中央政治局。
对于共产国际在六届四中全会支持王明上台，意味着党因此陷入了一次
危害更大的全局性“左”倾错误这一点，周恩来也不可能超越历史条件的限
制，在这一危害的全部后果尚未充分暴露前，从政治上得出这一结论。
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性，党的组织原则的约束以及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
况，构成了周恩来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接受并执行王明
“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基本原因。应该说，这种个人的失误，更多的
是历史给整个党造成的悲剧，是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领袖和成熟的
领导核心之前，无法摆脱因历史原因而形成的过分依赖共产国际这一状况的
必然结果。
应该看到，对“左”倾错误的贯彻执行，周恩来往往是被动的和不得已
的，即使执行，也并不是简单机械地照搬，而是在执行的过程中，根据自己
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力所能及地在实际工作中有所抵制和补救。这构成
了周恩来在这一时期，乃至整个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对于王明路线的错误，周恩来在进入中央苏区后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
也可谓上海中央来的“钦差大臣”，但周恩来担任了中央苏区最高首长——
苏区中央局书记后，并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开展以反右倾为主的反倾向斗
争，而是首先纠正了肃反扩大化。为·此，他受到上海临时中央的多次斥责
和指名批评。
军事上，周恩来更是赞同毛泽东的一套军事原则，而每每与中央闹顶牛，
于是乎才有了宁都会议，有了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辉煌胜利，有了
反对“两个拳头打人”的建议，有了与博古、李德唱反调的支援十九路军的
意见，有了不同意阵地战、堡垒战打法而主张运动战的一系列电报。。
正因为此，周恩来在1934 年初奉调回瑞�